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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担心有些严谨的批评者还无心承认这种新鲜的诠释会让跟魔鬼签约的意义变得清晰。他们可能提出两点反对意见。
首先，他们会说，没必要把此约视为两方业已做出承诺的契约书。相反地，他们会辩称，其中所载的只有画家一方的承诺；至于魔鬼的承诺则在文本中已被省略，且宛如“有此含义”（sousentendu）：画家写下了 两种 承担——其一是作为魔鬼的义子九年，其二是在死后则全部归他所有。以此而言，我们的立论前提之一就已被清除了。
第二个反对意见是说：我们没有理由特别强调“魔鬼的义子”，因为这只不过是一种惯用的修辞，任何人都可像神父那样诠释此词。因为在拉丁文的翻译中并没有提到在契约书中承诺为子的关系，而只是说画家要“mancipavit”他自己——让他成为约定的奴仆——臣属于邪灵，且要步入一条有罪之路，否认神也否认圣三位一体。既然如此，那又何必闪避对于此事显然且自然的看法呢？
此立场，简单说，就是：这个人在忧郁的折磨和困惑中，和魔鬼立约，他自认为这是具有最大疗效的力量。他的忧郁和其父之死同时发生，但这两者之间是无关的，这时也可能发生任何别的事情。
这些意见听来可信且颇有道理。精神分析又一次必须面对这样的指责，说它老是在最单纯的事情中作出细如毫毛的复杂分辨，然后从中看出许多奥秘和难题，其实根本不存在。而分析这么做，就是一直强调随处可见的没意义且不相干的细节，然后就据此导出遥不可及且怪异的结论。如果我们指出，对我们的诠释作出上述那些拒斥，许多惊人的类比都一扫精光，并打破我们在本案中能够证明的一些微妙的关联。我们的反对者会说那些类比和关联事实上都不存在，而是由我们以根本用不着的鬼灵精把它们罗织到案情之中。
我不必在回答前面加上“老实说”或“坦诚地说”，因为每个人对于这些事情本来就该如此，而不必事先注明。我反而要简单地说，我很清楚，不相信精神分析思想模式是有理可循的人，没有一位会从这个十七世纪画家克里斯多夫·海兹曼的事例中获取信仰。我也无意利用此案例来作为精神分析效度的证据。相反地，我已事先接受其效度，然后要运用它来阐明画家的魔鬼学病情。我能这么做的理由在于我们对于神经症本质的整体探究已获得的成效。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今天即令是我们的同僚以及同行的中人以下者都开始晓得：神经症的状态若没有精神分析之助是很难理解的。
这些箭可以征服特洛伊，就只凭这些箭。
如同奥德修斯（Odysseus）在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菲罗克忒忒斯》（
Philoctetes
）如此自叹。
如果我们的看法是对的——画家和魔鬼的签约乃是一种神经症的幻觉——那就没必要为精神分析的推敲作进一步的辩解。即令是很小的迹象也有其意义与重要性，而当它们会关联到神经症的起源条件时，会显得更为特别。其实，它们的价值可能被高估或低估，至于我们可以在此论据上走多远，那就是判断上的问题。但任何人若不相信精神分析——或以此事而言，也就不相信魔鬼——对于画家的个案都必须尽其所能，无论是他自己能否给予解释，甚至可能看不出哪里需要解释。
于是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假设，画家是跟魔鬼签了约，以他作为父亲的直接替身。而魔鬼的形象，就其第一次向画家现身而言，证明了这一点——是个诚实的年长公民，满面棕须，身穿红色斗篷，右手拄着拐杖，身边跟着一只黑狗
（参照第一图）。到了后来，他的形象变得愈来愈恐怖——也许可说，更接近于神话。他头上长角，有鹰掌、蝙蝠翼。最终他在教堂现身为有翼的飞龙。我们在底下再回头来谈谈身体形象的一处特别的细节。
听来确实奇怪的是为何需选择魔鬼来替代慈爱的父亲。但这只是在乍看之下如此，因为我们还知道很多别的事情，会减少我们的惊讶。首先，我们知道神（上帝）就是父亲的替身（替代物）；或更准确地说，他即是被人尊崇的父；或再进一步，他乃是幼儿的父亲体验之复制品（拷贝）——以个体人而言是其自身童年时期的父亲，以人类而言则为史前原始群落或部族中的父亲。在后来的生活中，个人会将他的父亲视作不同的、不那么重要的存在。但是属于童年的理念形象留存了下来，会和遗传记忆轨迹中的原初父亲（primal father）合并，而形成个体观念中的神。我们也知道，从分析所揭示的个人秘密生活来看，画家和父亲的关系也许在一开头就是模棱两可（ambivalent）的
，或者，无论如何，不久就变成了这样。也就是说，其中包含两套相互对立的情绪冲动：不仅是亲昵与顺服的天性所带来的冲动，还另包含着敌对和挑衅的冲动。我们的看法是这同样的模棱两可也支配着人和神的关系。在这双方之间有未曾解决的冲突，一方面是对父亲的孺慕，另一方面则是对他的畏惧以及子对父的挑衅，这就为我们解释了宗教的重要特点，以及其中具有决定性的周期兴衰。
至于邪魔（Evil Demon），我们知道他被视为神的对立面（antithesis），然而在本质上仍与神非常接近。他的历史不像神那般得到好好研究；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把邪灵这个神的对立者收入其中，而其在个人生活中的雏形，到目前为止也都还停留在暧昧状态中。不过，有一事是可确定的：当旧神被新神驱逐之后，他们可转变为恶鬼。当一个民族被另一民族征服之后，他们那些落败的神在征服者眼中，很少不转变为魔鬼的。基督信仰中的恶鬼——中世纪的魔鬼——根据基督教的神话，他自身就是落败天使，
拥有神一般的本性。在此不必动用需要很多分析的洞察力就可猜到，神和鬼本是同一回事——是同一个人物，后来分裂成两个带有对立性质的人物。
在宗教的最早时期，神本身仍拥有各种恐怖的特征，后来集合起来形成自己的一个对立面。
我们在此就有了我们都熟悉的此一过程之实例，透过此例可看见一个具有矛盾的观念——一个模棱两可的内容如何裂变为两个反差尖锐的对立者。然而，在神的本性之中的矛盾，只不过是支配个人与其父亲之间关系的那种矛盾情绪的反映。如果慈祥而正直的神是在替代他的父亲，那么，不令人意外的是他对父亲的敌对态度，亦即对他的怨恨与畏惧，对他的抱怨，应该会在创造撒旦时表现出来。因此，看起来，父亲是兼具上帝和魔鬼两者的个体原型。但我们应可预料，宗教中一定带有不可磨灭的事实标记，即上古原初父亲乃是一个毫无节度的邪恶存在——不像上帝而更像魔鬼。
事实上，要在个人的心灵生活中呈现出这种撒旦式的父亲观的迹象，那并不容易。当一个小男孩在画鬼脸和讽刺画时，我们无疑会看出，这是用来嘲弄父亲的；还有，无论男孩或女孩在晚上会怕有小偷或强盗，那也不难辨认此类人物是从父亲形象中分离出来的一部分。
同样，出现在儿童的动物恐惧症中的那些动物，最常就是父亲的替身，有如远古时代的图腾兽。但魔鬼是复制的父亲，且可作为他的替身，这在他处都不如在这个十七世纪画家的魔鬼学神经症中这么明显。那就是为何在本文的开头，我预告了这类魔鬼学个案史会以纯金属材料的形式出产，而在后代的神经症中[不再是迷信但更多像是虑病症（hypochondria）]则必须用分析工作，从自由联想和症状的矿脉中，才得以辛苦抽取这些材料。
对于我们这位画家的疾病分析作更深入的穿透，很可能会更增强我们的信念。一个人会因为父亲亡故而患上忧郁症以及工作抑制，这本非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当这一事态发生时，我们得到了结论：这个人在对父亲的依附关系中带有强烈的爱，而且我们也记得强烈的忧郁症经常以神经质的哀悼形式出现。
我们在这点上无疑是对的。但我们若进一步得出结论道，这只是一种关乎爱的关系，那我们就错了。相反地，他对于丧父的悲痛越有可能转变为忧郁症，那么他对父亲的态度越是带有矛盾情绪的这般强调，为我们预备好一种可能性，即父亲会遭受由尊转卑的过程，正如我们在画家的魔鬼学神经症中所见到的状况一样。假若我们对克里斯多夫·海兹曼的了解，也如对跟我们一起做分析的患者那样详尽，那么，要诱发出这种矛盾的情绪，亦即让他回忆起在何时，以及在什么状况的激发下，让他对父亲产生畏惧与忿恨，那就不是件难事了；还有，更重要的，是发现何种意外因素加进了这套典型的恨父动机中，而这套动机必定是遗传自父子之间的自然关系。也许我们还可继而发现特殊的解释，用于说明画家的工作抑制。很有可能他的父亲曾反对他成为画家的愿望，果如其然，那么，他在父亲过世后就不能实践他的艺术，一方面这是一种熟悉现象的表现，叫做“延宕的服从”（deferred obedience）
；另一方面，使他不能自营生计，那会使得他益发渴望父亲这位保护者来照料他的生活。就延宕的服从那方面来说，那也同时表达了他的懊悔以及成功达到的自我惩罚。
不过，既然我们不能把这种分析实施于1700年过世的克里斯多夫·海兹曼身上，我们应可满足于能在他的个案史中带出某些特点，亦即可用以指出他对于父亲的负面态度有其典型的诱发原因。我们发现的特点虽不算多，也并不特别惊人，但却非常有意思。
我们首先就来推敲一下数字“9”所扮演的角色。
[1]
他跟邪灵所签的约，为期九年。在这点上，波腾布鲁恩乡下神父那可信无疑的报告写得相当清楚：“他递出一封契约书，签的期限是九年。”（pro novem annis Syngraphen scriptam tradidit.）写这封介绍信的日期为1677年9月1日，其中也含有这样的信息，即这份期约即将在几天后到期：“……到期日就近在本月的24日。”（quorum et finis 24 mensis hujus futurus appropinquat.）因此这份契约书的签订日期应在1668年9月24日。
就在同一份报告书中，还有另一处用到数字9。画家宣称在他最终降服之前，自己对于邪灵的诱惑，曾经抵挡过九次——“nonies”（9）。这个细节在后来的报告书中都未再提起。在修道院院长的证词中用到一个片语“post annos novem”（在九年之后），而编辑者在总结摘要中也重复了一次“ad novem annos”（有九年）——证明了这个数字并非无关紧要。
“9”这个数字，我们都已从神经症的幻想中熟知。那是怀孕期的月数，不论它在哪里出现，都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怀孕的幻想。在这位画家的案例中，很显然，这数字指的是年而不是月；且要说“9”在其他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数字，这势必遭到反对。但谁能否认它通常很大程度上能将其圣洁性归于其在怀孕中扮演的角色？我们也不必因为从九月到九年的转变而自乱脚步。我们从梦
里知道，“无意识心理活动”可以多么自由地运用数字。举例来说，在梦中出现“5”这个数字，这就一定可以追溯到“5”在醒着的生活中有何重要；但是醒时“5”是指年龄差五岁，或是指一群五人，而在梦境中指五张钞票或五颗水果。也就是说，数字保留着，但用它来指称什么，就会随着凝缩（condensation）或误置（displacement）的需求而改变。梦中的九年因此很容易对应于现实生活中的九个月。梦作对于醒着时的数字还有别的玩法，因为它可以完全不在乎那些“0”，因而根本不把它当作数字来看。梦中的五块钱可以代表现实中的五十、五百或五千块。
关于画家与魔鬼的关系，还有另一个细节，会带有性的指涉。关于他第一次与魔鬼的会面，我曾提过他看见邪灵以诚实公民的模样现身。但第二次，魔鬼已经不成样，是裸体的，而且有两对女性的乳房。
在他往后几次的显现中，乳房都没消失，有时一对，有时两对。其中只有一次，魔鬼除了乳房之外，还展示了特大的阳具，呈蛇形。通过下垂的大乳房来强调女性的性征（没有任何地方涉及女性的生殖器），这会给我们带来惊人的矛盾，因为我们的假设是：魔鬼对画家的意义在于他是父亲的替身。其实，以这种方式来呈现魔鬼，本身已经很不寻常了。对一般意义上的“鬼”以及一群鬼而言，描绘女鬼并不奇怪；但
这个
魔鬼，作为一个重大的个体，是地狱之主，上帝之敌，不应该被呈现为寻常男性的样子，事实上，应该是超级男性，头上长角，有尾巴，有很大的蛇形阳具——这些模样，我相信，是前所未见的。
这两项微薄的迹象给了我们一个观念，亦即决定了画家与其父之间负面关系的典型因素究竟是什么。他要反抗的乃是他对其父的女性态度（feminine attitude）
，这一态度最终导致了一场幻想，亦即他为其父生了一个孩子（在九年中）。我们从分析经验中确知这种阻抗，也知道它会在传移（transference）
中采用各种奇异的形象，并对我们造成极大的麻烦。在画家对失去父亲的哀悼中，以及他对父亲高涨的孺慕之情中，重新激活了他长久以来一直压抑着的怀孕幻想，而他必须以一场神经症——以及通过贬低他的父亲——来保护自己。
但是为什么他的父亲既然已被贬低到魔鬼的地位，还要在身上带着女性的性征？这样的特征在乍看之下难以诠释；但很快地，我们发现了两种互竞而不互斥的解释。一个男孩子对于父亲的女性态度遭到压抑，就是在他了解他和一个女人要成为情敌，互相争夺父亲的爱时，其先决条件就是会失去他的阳具——换言之，遭到阉割。对于女性态度的拒斥因此而成为反抗阉割的结果。经常找到最强的表达形式就是一种反过头来的幻想——把父亲阉割——把
他
变为女人。由此，魔鬼的乳房就会对应于主体本身的女性气质（femininity）在父亲替身上的投射。这第二种解释是，魔鬼身上的女性添加物不再带有敌对的意思，反而充满深情。在采用此形象时已指出一个孩子对于母亲的爱慕被误置到父亲身上；其中暗示了此前对母亲有强烈的固着，而这也是在欲望的轮替中承载着孩子恨父之情的一部分。
大大的胸脯正是母亲的性征，即使是在女性的负面特征——她没有阴茎——尚不为孩子所知时。
如果我们这位画家对于要接受阉割之事一直怀恨在心，使得他不可能平息对父亲的孺慕之情，那就完全可以理解他为何需要转而向母亲的形象寻求帮助和拯救。他宣称只有马利亚采尔的圣母才能解除他跟魔鬼的约定，以及他会在圣母诞辰之日（9月8日）重获自由。至于签约之日——9月24日——是否也以类似的方式决定，我们当然无从知晓。
在精神分析对于儿童心灵生活的观察中，很罕见的是一个孩子对于正常成人而言，几乎没有什么听起来会像有男孩对于父亲的女性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怀孕幻想那样令人反感和难以置信。我们只能在萨克森州最高法院的法官丹尼尔·保罗·史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出版了他的精神疾病以及康复过程的自传
之后，才能了无挂碍地讨论这个议题。我们从这本价值连城的书中读到，这位法官在他大约五十岁时开始死命相信上帝——清楚地显现出他父亲的特点，亦即可敬的史瑞伯医师——决定要将他阉割，把他当作女人来用，并让他怀孕生下“来自史瑞伯精神的新品种人类”
（他自己的婚姻没生下小孩）。他反抗神意，在他看来那是非常不公平并且“悖逆了天地万物的道理”，在此过程中他患了带有妄想症状的病，在其中缠斗多年后，只留下一点点后遗症。这位禀赋不凡的作者写下了自己的个案史，但连他自己都没料到，竟然揭露了一种典型的病因。
这种对于阉割或对于女性态度的反抗，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竟把它从有机的脉络中割裂。他把它肤浅或虚假地连结到权力渴望中，并将此设定为一种独立的“男性抗议”。因为神经症只能起于两种趋势之间的冲突，那就有理由在男性抗议中看到“每一种”神经症的病因，就像在针对女性态度而来的抗议中看到的一样。这说法很正确，即男性抗议在性格形成中都扮演一定的角色——在某类人身上还扮演占比很大的角色——我们在分析神经症男性时所碰到的生猛的阻抗。精神分析对于跟阉割情结相联的男性抗议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但不接受其全知全能及其在神经症中无所不在的性质。我在分析中遇到的最鲜明的男性抗议案例，其带有所有显著反应和性格特质。在这一案例中，这位患者前来寻求治疗是因为他的强迫性神经症，在其症状中，男性态度和女性态度之间难解的冲突（阉割恐惧和阉割欲望）清楚表达了出来。在此之外，患者还发展出受虐幻想，这完全是衍生自接受阉割的愿望，而他甚至越过这些幻想而进入泛转后的真实处境中。他的整个状态就建立在——正像阿德勒的理论本身这样——对于婴儿时期固着的爱所作的压抑和否认。
史瑞伯法官发现了一条康复之途，就在他决定放弃对阉割的阻抗，且将自己委身于神为他打造的女性角色之时。在此之后，他变得神智清明与安详，也能够通过疗养的过程而出院去过正常生活——唯一的一点例外，就是他每天都奉献几个小时来培养他的女性气质，且逐日精进，达到他深信是神为他决定的目标。
[1] 译注：对于数字在无意识中所扮演的角色，弗洛伊德早在《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 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 ，1901）一书中已有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