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导读

这本弗洛伊德著作精选集，在最早的编辑计划中，曾被定位为一本精神分析的“入门读物”，但更准确地说，这可能是一本“可以引导读者深入堂奥的作品”。

弗洛伊德自己为“入门”这个目的，先后写了好几种大小不同的作品，譬如《精神分析五讲》（1910）、《两篇百科全书条目》（1923）、《精神分析引论》（1916—1917）、《精神分析大纲》（1940）等，其中没有包含本书所选的四篇在内。我的想法是：如果不是为了浅尝辄止的意思，那么，这四篇作品，对于后弗洛伊德时代的精神分析发展，以其出版的先后而言，确实都别有一番深意。

《论自恋：导论》一文是美国分析师柯湖特（Kohut）“自体心理学”系列作品的主要轴线；

《哀悼与忧郁》一文是英国精神分析第二代“客体关系学派”得以发展的导火线；

《超越享乐原则》是弗洛伊德迈入晚期时具有起承转合意味的集大成作品，曾被俄国心理学家维果茨基（Vygotsky）赞誉为精神分析和唯物辩证法的接合之作；

《十七世纪魔鬼学神经症》，则是要把精神分析拿来跟汉传的鬼神、巫术信仰相互贯通时，最不可忽略的作品，虽然弗洛伊德本人无此用意，但中文读者却可在此找到真正便于走进精神分析的“入门之钥”。

对于这四篇文选，编排顺序如下：

《十七世纪魔鬼学神经症》（1922，1923）

《哀悼与忧郁》（1915，1917）

《论自恋：导论》（1914）

《超越享乐原则》（1919，1920）

依此顺序，在我的心目中，是最能读出本书特色的方式，也是中文读者理解弗洛伊德学说的一种特殊方式，可概括为一套主题式想法（thematics），亦即选译本书时主要的编织轴线——“魔鬼学：从自恋、忧郁到死本能”。

其中的内在关联，就作品出版的年代来看，是逆时性的，也就是比较像一种倒叙法——《十七世纪魔鬼学神经症》是进入晚期时写的一个特殊案例，其病情包含了自恋和忧郁；但对于病因的解释就得在《论自恋：导论》和《哀悼与忧郁》两篇中期的作品中才能看得仔细。同时也看出弗洛伊德为何在临床病例的描述中必须发展出他的后设心理学（metapsychology）理论；《超越享乐原则》是他迈入晚期时的一次理论整合——这些理论后来会逐渐演变出我们比较常见的“本我（‘它’）/自我/超我”的理论结构。这样的读法，等于把一篇晚期作品当作序论，然后用倒叙法来连接中期的两篇后设心理学作品，展开本书理论的启发式（heuristics），亦即把弗洛伊德的整套精神分析理论浓缩在自恋和忧郁这两个关键性的病理学课题中，最后以较长篇的《超越享乐原则》（死本能的发现）来当作理论的压轴。但如上所言，这还不是弗洛伊德著作的总结，而只是晚期思想的开始。

这样一本“精选集”虽然篇幅短小，但已展现了一些特别精致的内容，用来凸显弗洛伊德所处理的“神经症”（旧称“神经官能症”）问题，看看他如何开创他不寻常的洞见。也就是说，在神经症中，弗洛伊德发现：自恋症和忧郁症这两种形式正是神经症的核心问题所在，而精神分析也必须在此发展出一套前所未有的理解方式，以及使用特有的语言来进行阐述。所以说，这本选集不同于理论入门或概论，而是走向进阶理解的过门。

在展开此一问题的讨论时，弗洛伊德重要的创见，就是利用“力比多”（libido）的“后设理论语言”来呈现自我（ego）与对象（object）之间的关系。“力比多”在拉丁文中原是指一种“羡慕、欲望”的心态，弗洛伊德特别将它转换为一种结合着本能与精神的能量，它会以“投注”（cathexis）的动态与对象产生连结。而这种连结又可用三种不同的观点来加以理解：经济论的、动力论的、地形学的（topographical）。首先以经济论的观点来看，那是就有机体而言，力比多会以某种能量的交易与收支平衡（也就是找到对象，衡量其投注的强弱多寡）来维持自我和对象的关系，在此，财务处理的概念（如投资/撤资）反而形同一种有助于理解的类比（analogy）。在这个理论构想中，能量的投注（投资），在失去对象之后，会从对象中撤回到自我本身，这就形成了“自恋”的现象，我们因此对于“忧郁”（丧失对象）到“自恋”（以自我为对象）的观念，就会在这样的理论语言中既分化出两种力比多（对象力比多/自我力比多），又结合成一套新的力比多光谱。

对于力比多的投注，弗洛伊德在《超越享乐原则》一文中甚至回到神经学研究的根本之处，利用原生质、胞芽的生理学来解释神经元的活动与享乐原则的关系；但在此又可看出：这是另一种理论类比。因为自我属于一套“心灵装置”（mental apparatus），而不只是个生理上的有机体。以生理心理学作为基点，必须再跨越一步，以地形学和动力论来观察心灵装置的种种功能及作用。心灵装置跟对象或跟自我的“连结”似乎像某种黏胶般的物质，也像日常语言所说的“如胶似漆”那种“黏法”，会跟对象（或自我）粘黏在一起，很难拉开。这样的语言用法使得精神分析具有隐喻上的灵活性，得以一方面脱离唯心论，另一方面又可大量使用经济论的、动力论的、地形学的类比法，而避免陷落在狭隘的唯物论思维之中。

以上只是扼要说明弗洛伊德所创造的“力比多理论”以及如何从中衍生出一套“理论语言”，来让精神分析可以承载着新视野，而得以优游于心灵的新空间之中——精神分析发明了这个心灵的新空间，使得精神分析能够在心理病理学和临床实践上独树一帜，让人类文明可以对于“人的意象”获得崭新的想象境界。这是为何精神分析在发展了一个世纪后，不但屹立不坠，甚至还会与时俱进的缘故。我们也可由阅读这种古典的原创作品而开启一条途径，来跨过深层心理学的门槛，直入其堂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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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精选集的四篇作品都译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标准版》（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1961，后简称《全集标准版》）。英文的《全集标准版》出版早于完整的德文《全集》（Gesammelte Werke，1968）。事实上，弗洛伊德于1939年逃离维也纳，移居伦敦，当年在英国去世。把他的所有著作编成全集，是英译版和德文原版同时分头进行的工作。英译版之所以称为“标准版”，是因为这个版本在后来的精神分析学术界变成国际交流的通用版本，世界各国的译本也有不少是从英译版转译，而非据德文版原文翻译。德文原版是否一定比英文版更具有“原汁原味”？这问题一方面是当然，另一方面也未必然。怎么说？英译版中所有重要的术语都必须附上德文原文，并且仔细解释翻译的理由，因为弗洛伊德是用德文写作，他的所有用语都必须在德文的语境中才能获得原始的理解，不过，原始的理解未必就是完整的理解。以此观之，英文标准版全集把弗洛伊德一生的思想发展用地毯式的交叉参照（cross references）把每一篇作品（无论长短）从头到尾全部贯串起来，也用全集末卷做成各种精密的索引，让使用者很容易找到任何概念从最初的发生到后来的种种演变，也就是说，《全集标准版》所有的交叉参照，加上第二十四卷的索引，让弗洛伊德一生作品可以整套串联成“一大本”的方式展现，就读本的性质来说，它的读者友善性（reader friendly）就会高过德文《全集》。本书采用英文《全集标准版》来进行翻译，每一篇的每一页都保留着该篇在《全集标准版》各卷中的原始页码，就是为了要让读者容易回头翻查《全集标准版》。

在本书中，除了《十七世纪魔鬼学神经症》一文之外，其他三篇都已经有过一种以上的中文译本。对于一个精神分析的学术研究者而言，我自己在先前选译评注《重读弗洛伊德》 一书之时，主要的选材都是未曾出现过中文译本的弗洛伊德著作，其目的就在于拓展中文的弗洛伊德著作书目，期望有助于中文《弗洛伊德全集》的早日出现。 但除此之外，关于翻译本身，在翻译和研究过程中，我还发现不少特别的问题，因此，做出新的译本就是要跟既有的译本做个比较。

读者可看到本书中有一些“译注”，用来说明几个弗洛伊德常用的关键词译法问题。譬如出现在《论自恋：导论》一文中的这样两则注脚：

译注（4）：“perversion”一词在本书中不采取“性变态”“性倒错”的译法，而改用“性泛转”……

译注（49）：……关于id译作“伊底”而不用“本我”的译名问题，请参见译者导读中的说明。

还有在《哀悼与忧郁》一文中也有个注脚谈到：

译注（11）：“对象关系”正是object-relationship的恰当翻译……

诸如此类，例子还很多。我在《重读弗洛伊德》一书中已作过详细的说明，即指出惯用的译名中有好几个不妥的译法，并提出理由来予以更正。由于那些误译是出自早期译者对于弗洛伊德理论的不解，甚至可以肯定是误解，而这样造成的误译相沿成习，对于读者会造成严重的误导，因此我在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念念不忘，要把更正译名视为精神分析学术传承中的一件大事。

本书中需要做这种更正的译名，最主要的几个如下：潜意识（unconscious）、本我（id）、移情（transference）、性变态（sexual perversion）、性错乱（sexual inversion）、客体选择（object-choice）/客体关系（object-relationship）。

以下列出英文（德文）原文、中文误译、更正的译名，以及更正的理由。

英文（德文）： Unconscious (Unbewusst)

中文误译： 潜意识

更正的译名： 无意识

更正的理由： “潜意识”原应是subconscious的译名（又可译为“下意识”）。此译名与“前意识”（preconscious）的译名完全同音，容易引起理论讲述上的淆乱——譬如有位专家说：“我们得对前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互动应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这样的说法谁能听懂？——“[qián]意识”是指哪个意识？两个“应进一步了解”的术语，在发音上竟然完全相同，谁还能听懂什么是要“进一步了解”的？“Un-”在德文、英文中都是用作否定之意的字首，可译为“不”或“无”，没理由译为“潜”。

英文（德文）： Id (das Es)

中文误译： 本我

更正的译名： “它”；伊底

更正的理由： Id（德文das Es），直译为英文应是“the It”，在人格结构或心灵装置中是指自我之外的我，但也是自我所不知、不及的他者。译为“本我”就会把这种意思完全颠倒，成为一个实体化的，“本来就在那里的自我”。此误译非常严重，同时也常跟荣格理论中的“本我”（Self）混用同一译名，相当淆乱。改译为“它”是一种还原；至于改译为“伊底”（“不知伊于胡底”）就是一种音义兼顾的翻译艺术了——最早使用“伊底”的翻译者是高觉敷，可参阅《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33）。

英文（德文）： Transference (Übertragung)

中文误译： 移情；转移

更正的译名： 传移

更正的理由： 这个重要的精神分析术语在中文里有好几种译法。其中译者最不建议使用的就是像“转移”这样漫不经心的译法。同时，还有一种常见的译法叫做“移情”，这也很值得商榷。因为1930年代，朱光潜的艺术心理学（美学）翻译作品已经使用“移情”一词来作为“empathy”（Einfühlung）的译名（见朱光潜[1936/1969]《文艺心理学》，台北：台湾开明书店）。为了尊重前辈，以及不要和美学文献的用语混淆，我们也不宜再用一模一样的“移情”一词来译“transference”。因此，多年来，我在讲授和写作精神分析理论时都不采用“移情”一词来翻译“transference”这个关键性的术语。另外，在《精神分析辞汇》（沈志中、王文基、陈传兴译）一书中是把此词译作“传会”，大概是依照法语的读音加上译者们特别的理解而作此译法，我们可以欣赏，但也不一定要照此使用。近来，包括沈志中在内的精神分析研究者，都开始使用另一个译名，叫“传移”。斟酌过后，我觉得这是迄今为止最中肯的译法，因此在本书中一律使用“传移”。至于“counter-transference”，那就顺理成章地译为“反传移”了。

英文（德文）： Sexual perversion

中文误译： 性变态

更正的译名： 性泛转

更正的理由： “性变态”一语带有浓厚的贬抑之意，但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只是用来描述驱力的一种误置的转向，由于其转向没有一定规则可循，故改译为“性泛转”。

英文（德文）： Sexual inversion

中文误译： 性错乱

更正的译名： 性逆转

更正的理由： “性错乱”一语带有更浓厚的贬义，变成一个不必要的污名，在弗洛伊德的讨论语境中只是配合“性泛转”概念的另一种驱力转向——不朝向对象，而转回自己，故应译为“性逆转”。

英文（德文）： object-choice / object-relationship

中文误译： 客体选择 / 客体关系

更正的译名： 对象选择 / 对象关系

更正的理由： “对象关系”（object-relationship）这个概念是弗洛伊德之后的第二代精神分析开展出“对象关系理论”（object relations theory）的起点。目前常见的译语“客体关系”以及“客体选择”，实系刻意模仿哲学的用词。德文、英文中使用的“object”，在这个语境中不一定要翻成“客体”。拿中文的通常用语来说，谁会把“爱的对象”说成“爱的客体”呢？让这种语词在我们的语言中得到适当的位置，还是译为“对象关系/对象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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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全书的译例（编写形式），说明如下：

本译稿的初稿是用繁体字编写，再交由果麦文化编辑转换为简体字版。由于电脑文书的自动转换常会出现差错，因此，简体字版的全文也经过了译者的再次校对。

本译稿使用的分节、分段形式与标号原则上一概与原文相同——其中不包括标点符号，因为在中文使用习惯上不可能如此。

原文中作者强调之处用斜体字表示，在本译稿中均用黑体字。

在繁体中文里，带有性别等指向的第二人称单数、复数，譬如“妳”“妳们”，以及复数第三人称，譬如“祂们”，这些虽然在一般书写中很常见，但就语法学而言，都是不必要的画蛇添足，本书一概不予采用。但对于指物而非指人的复数第三人称“它们”则予以保留。

关于注脚：

弗洛伊德的原注，不用特别的记号注明；

英文标准版的译者注，用六角括号〔〕，但只选择对原文有补充说明的意义者，其他作为全集的交叉参照（cross reference）则一律删略；

本书译者所加注者，则一概在注脚前标有“译注”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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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编译，始于果麦文化编辑的约稿。这位编辑先建议选译三篇弗洛伊德原作，就是：

《哀悼与忧郁》（1915，1917）

《论自恋：导论》（1914）

《超越享乐原则》（1919，1920）

她对于本书有很多理想的期待，而我们之间的通信，其实已是在相当专业层次上的讨论。后来我建议再加上第四篇：

《十七世纪魔鬼学神经症》（1922，1923）

然后再谈编辑时该如何安排先后。这样来来回回讨论的编辑前置作业，在我过去长期从事的学术翻译工作中，也不是常有的经验。值得一提的是，我和这位编辑素不相识，但由于她曾在台北求学，也因此有机会通过友人的间接介绍，得以和我联系上。

对于这份专业的翻译作品，我觉得不该用“不揣浅陋”或“才疏学浅”这类的套话来先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但当然得承认，即便用了不少功夫，翻译中仍难免有思虑不周或推敲不足之处，译者除了应自负文责之外，仍望读者诸君能不吝给予赐正。

宋文里
志于新竹
2020年秋 Ag9pt8CZNq1tvQF4PgeuvRDVfajf+uTitXBEps7TOwM0QmmTLIoENfMmfHGbjQ6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