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历史”与“记忆”有着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形象地体现在希腊神话中，记忆女神的女儿克丽奥即历史女神；这种联系更体现在西方史学的传统中：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其《历史》的开篇就说，他之写作此书，是为了“希腊人和异邦人所创造的令人惊异的各个成就，不致因年代久远而湮没无闻”；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认为，人类文化的不同部分与心灵的不同功能有着对应的关系，诗歌关涉想象，哲学关涉理性，而历史则关涉记忆；美国现代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认为，历史关涉过去，人人都有关于过去的知识和记忆，并且以此指引自己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记忆与历史发生联系，然而个体的生命历程毕竟短暂，个体的记忆难以超过百年，因此个人同长达数百年上千年的历史发生联系，则需要通过另一种历史记忆作为中介——集体历史记忆。
集体历史记忆并非个体历史记忆的简单相加，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集体的记忆”，“作为人脑对过去经验的心理反映形式，集体记忆所蕴含的物质客体和象征符号相互交织，形成附着于和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为群体共享的东西”。
以对秦始皇的集体历史记忆为例，显然该记忆并不会随着见过秦始皇本人或对其有直接个体记忆的个人之消亡而消失，至少会随着口耳相传、史书记载等方式流传下来。那么对于秦始皇的集体历史记忆是不是即所有对其有个体记忆者留下的历史记载之简单相加呢？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对秦始皇个体记忆的记载全部在史书上，而今天人们愿意或者读过史书上对于秦始皇记载的一手史料者少之又少，在更多情况下，普通人对于秦始皇的集体历史记忆来源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各种传说、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中秦始皇的形象塑造，而这些皆非个体历史记忆的简单相加，而是“物质客体和符号相互交织”的产物。由此可见集体历史记忆往往受到社会媒体等多种因素影响，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是特定社会机构借助文字、图画、仪式、节日、纪念场所等实体形式创建的记忆。”
既然个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通过集体历史记忆同悠久的历史发生联系，那么个体历史记忆又有何存在价值呢？如前文所述，集体记忆往往受到传说、谣言、艺术作品、想象加工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最终呈现出的面貌很可能同历史事实本身具有较大差距。而作为历史参与者的个体，他们对于所参与历史形成的记忆与感受则更加接近于历史事实，因此个体历史记忆具有纠正集体历史记忆的作用，这也是个人口述史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人只有对某一事物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后，才能形成对该事物的看法与观点，对于历史，同样如此。历史观是人对于历史的观点与看法，而要形成观点与看法就必须对历史有一定的了解，了解历史的渠道有很多，但对于大多数非专业历史研究者而言，最重要的则是上文所提到的集体历史记忆。具体到抗日战争史领域，绝大多数公众不会去读战争期间中日双方政府的档案，不会去看战争要人的回忆录、书信、日记，也少有机会听到战争亲历者的亲口讲述，他们接触到的抗日战争“历史”很大程度上是相关传说、小说、电影、电视剧塑造出来的集体历史记忆。因此，考察青年群体的抗战史观，必须深入分析其史观形成的基础——青年群体对抗战的集体历史记忆。一方面，分析青年群体抗战集体历史记忆可以找出形塑其抗战史观的若干因素，有助于对不利于正确史观形成的因素采取相应对策；另一方面，针对抗战集体历史记忆的偏差，可以采取挖掘抗战亲历者——抗战老兵群体的个人历史记忆之方法，形成抗战老兵口述史，以此来纠正抗战集体记忆的偏差。
21世纪以来，抗战老兵口述史调查越来越成为抗战史研究领域中一道崭新的风景线。通过对相关数据库的检索，以“抗战老兵”为主题的相关文献较为丰富，而以“抗战老兵口述史”为主题的相关文献则较少，其中，可发现与本书相关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关于抗战老兵口述调查的现状研究。张连红在《抗战老兵口述调查与抗战研究》中，指出以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为契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抗战老兵的口述历史调查，出版了许多口述资料。在寻访老兵的过程中，民间团体和志愿者是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同时，张连红也指出目前所进行的口述历史调查工作仍有许多不足：首先是抗战老兵口述史调查的内容不够丰富，数量远远不足；其次是抗战老兵口述历史调查过程中，历史学专业人员参与访谈少，严重制约口述访谈质量；最后是缺少全国统一的组织，访谈工作较为分散。除此之外，叶铭在《口述资料与抗战史研究》中提到，资料性不强的窘迫现状是当下老兵口述史调查的最大局限，其原因主要在于：一、口述访谈调查各行其是；二、口述访谈结果很少得到专业人士认同并在自己的研究中运用。对此，叶明强调在新史学的视角下，从关怀历史中的“人”的作用层面而言，口述资料的调查获取自身就有学术意义，另外老兵口述资料调查有其理论与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2．关于抗日战争集体历史记忆的研究。集体历史记忆是建构国家认同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资源，而抗日战争经历作为一种重要的集体记忆，其如何被构建与重构意义，乃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对于其重要性，王卫星在《共同建构民族历史记忆——读〈中华民国专题史·抗日战争与战时体制〉》中强调，历史是曾经的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所改变，而历史记忆却随着话语体系和语境的不同被人们不断地重新诠释及建构，并赋予新的现实认知和时代内涵。共同建构历史记忆，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
当前，国内对于抗日战争记忆的研究主要是结合大众传媒的发展阶段或不同载体对战争记忆做出多元化的研究，认为媒介是构建历史记忆的主要途径，重点探讨分析媒介表达历史记忆的不同模式，或媒介在建构历史记忆时的现实困境。余霞在博士论文《大众传媒与历史记忆：新时期传媒抗战记忆研究》，研究的是1978年以来中国大众传媒对抗战记忆的建构，认为中国的大众传媒在建构历史记忆时，会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形成的社会框架的制约，它们的合力规定了传媒建构历史记忆的内在结构，制约着传媒的表达方式的立场。周静在硕士论文《〈人民日报〉对抗日战争集体记忆的媒介建构——以抗战胜利纪念日为例》，则调查分析了《人民日报》新时期以来在抗战纪念日的新闻报道情况，阐释《人民日报》在新闻报道的框架、文本和话语上是何如建构以及建构怎样的抗战记忆。向倩芸在《媒体如何建构历史记忆——以“抗战老兵”的相关报道为例》中提到，媒体对于抗战老兵的报道主要包含“老兵生活困顿”“关爱抗战老兵”“重聚、重访与追忆”“授勋”这四个框架。
综合已有同类课题研究现状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抗日战争口述史的研究中，仍存在调查不系统、内容不全面、形式较为零散等问题，其相关的文献仍以报纸资料为主，学术成果缺乏。另外，在抗日战争集体历史记忆建构方面，仍局限于探讨大众传媒对于抗战记忆的宣传与建构的现状及作用影响方面，很少有从调查各群体（尤其是大学生等青年群体）对于抗日战争的历史认知现状角度出发，分析当下集体历史记忆建构过程中的问题，而在抗战老兵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对比研究方面更是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