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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其重要表现即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伴随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一系列有待解释的新现象，急需解决的新问题也产生了。本书即探究新时代青年群体的抗日史观所呈现出的一系列问题，并尝试提供相应的解决对策。
“青年”指的是人生的一个年龄阶段，关于其年龄的划分，不同机构给出的标准差别甚大：联合国在1985年将15—24岁的人群划分为青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标准则更宽泛，16—45岁皆可称为青年。不同国家对青年的界定也有差异，如俄罗斯为14—30岁，德国、波兰为15—25岁，罗马尼亚为15—29岁，美国为12—25岁，拉美国家为15—24岁，日本为12—25岁，新加坡为15—30岁。
具体到我国，实际上不同机构之间也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个组织界定“青年”的标准分别是15—34岁、18—40岁、15—28岁。
综合以上标准，可以发现15—25岁年龄段是争议较少的关于青年时期的界定。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本书对“青年”的界定采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标准，即15—28岁的人群。追溯他们的出生年代，可以发现此群体出生于1990—2003年间，这一群体即媒体常说的“90后”“00后”。
由于相似的生理特征与心理状态，身处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及地区的青年群体会表现出一些共同特点。例如：一、青春期生理方面的迅速发育，以及由此带来的对自己躯体形象（body image）的过度专注与负面性评价；
二、逐渐摆脱儿童、少年时期的幼稚形象，解决“同一性混乱”问题，“在摆脱其幼稚形象时，青少年必须全身心专注于找到一个关于‘我是谁？’这一问题的令自己满意的答案。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尝试’各种同一性；他们在不同角色中、或通过各种关系寻求经验”；
三、骚动、叛逆、疏离于主流文化，而追求同龄人所共同分享的各种亚文化。
由于所处时代、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青年群体又会呈现出相应时代与文化氛围中所固有的特征。中国的新时代青年群体，出生于改革开放以后，生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并迅速发展的时期，他们大部分还是独生子女，从小即开始通过网络获取信息、聊天与游戏。这些时代印记烙在了他们精神深处，使他们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追求个性化。新时代青年群体出生、成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并迅速发展的时期，相比于之前同质化、集体化色彩浓厚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更强调不同经济主体在市场上的个体化竞争，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自然更加自信，同时也更追求个人思想观念上的个性化，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别具一格。
二是凸显自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精神层面形成了一种崇尚个体竞争的文化氛围，在物质层面则极大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使我国在短期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绝大多数新时代青年没有感受过物资匮乏之苦，城市里的青年大部分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享受着父母和祖辈的双重关爱。物质的丰富与家人的宠爱，很容易使其更加关注自我的感受与想法，形成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模式与凸显、张扬自我的人生态度。
三是“网络原住民”。“90后”“00后”新时代青年的童年时期恰逢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互联网大潮，青春期又赶上了以智能手机为终端的移动互联网迅速普及，可以说他们从小就生活在互联网的环境中，是“网络原住民”。作为“网络原住民”，他们一方面习惯于从网络中获取信息，甚至认为网络信息比从老师、书本等传统渠道获取的信息更可信；另一方面乐于通过网络这一媒介来形成自己的亚文化社群，疏远、调侃甚至消解主流文化。
“历史观”即人们对历史总的观点与看法，“抗战史观”是人们对于抗日战争这段历史的观点与看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在2014年7月至2015年9月，短短14个月里，总书记就围绕抗战主题先后发表过7次重要讲话，它们分别是：2014年7月7日为纪念“七七事变”七十七周年发表的“七七讲话”；同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九周年座谈会上发表的“九三讲话”；同年12月13日在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公祭仪式发表的“南京讲话”；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研究；2015年9月2日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发表的“九二讲话”；201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阅兵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抗日战争的系列讲话，为我们指出新时代抗战史观的一些重要特点：
1．“十四年抗战”的整体史观
长期以来学界和公众皆习惯于“八年抗战”的提法，即将1937年7月7日视为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的日子，将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日子视为抗战胜利日。“八年抗战”史观固然有其合理性——“七七事变”以前，日军侵略中国的行为还是局部性的，其规模尚不能同全面侵华后的战争规模相比，但是其弊端也是明显的：一方面，日本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即有计划地逐步侵略、蚕食中国。“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经侵占了中国东北全部，并将华北大部置于自身势力范围之下，可以说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罪行绝不始于1937年7月7日；另一方面，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并不局限于1937—1945年这8年时间，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即积极反抗日军的侵略暴行，1933年开始，冯玉祥、吉鸿昌等人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在华北地区展开了驱逐日寇，收复国土的军事行动，成功收复了多伦等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更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即开始抗击日军侵略。
针对以往“八年抗战”提法的弊端，习近平总书记正确指出：“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8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14年抗战的历史，14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要以事实批驳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论。”
“十四年抗战”的整体史观既可以更深入、完整揭露日军的侵华罪行，又可以更全面反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凸显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随着2017年教育部规定教材中以“十四年抗战”取代原有的“八年抗战”提法，“十四年抗战”的整体史观逐渐成为共识。
2．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求实史观
真实是历史学最核心、最本质的要求，“历史学科对史料要批判地进行检查，并要提出对事件诸原因的解释”
，这里所谓的“对史料要批判地进行检查”，即辨别史料之真伪，如果历史学丧失了真实性原则，也就泯灭了同文学之间的界限。然而历史虚无主义者常常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实质上进行着篡改与歪曲历史事实的行为。在抗日战争研究领域中，一些日本右翼分子便积极从事着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活动，他们或不承认日军侵华战争的“侵略”性质；或辩称南京大屠杀中，被屠杀的中国人并不到30万；更有甚者直接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某些日本政客进一步配合其国内篡改侵略历史的行为，多次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一系列行为极大程度上破坏了中日之间的外交关系，威胁着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
针对抗日战争史领域这一系列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与行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仪式上指出：“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南京大屠杀惨案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任何人要否认南京大屠杀惨案这一事实，历史不会答应，30万无辜死难者的亡灵不会答应，13亿中国人民不会答应，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都不会答应。”
历史虚无主义并不是简单的篡改历史那么简单，如果任由其泛滥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以至于直接威胁到当今的和平稳定。“一切罔顾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一切美化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论，不论说了多少遍，不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都是对人类和平和正义的危害。对这些错误言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反对。”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意味着追求历史的真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中强调，研究抗日战争，一定要“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实质上即最大程度地回到历史事实，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来驳倒历史虚无主义的歪理邪说，这鲜明体现了新时代抗战史观的求实特点。
3．崇尚英雄的人民史观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具体到抗日战争，贫弱的中国之所以能够打败强大的日本，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国人民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
。抗战中的“人民”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千千万万有血有肉的个体汇聚成的钢铁长城，这些个体中对抗战做出杰出贡献者即英雄。左权、杨靖宇、彭雪枫、张自忠、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人都是抗日英雄中的杰出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的讲话中大力褒奖了抗战英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英雄精神，指出“在抗战英雄身上，充分展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在抗战英雄身上，充分展现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在抗战英雄身上，充分展现了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在抗战英雄身上，充分展现了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这种伟大的英雄精神，一方面是促使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也是激励今天的我们努力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可缺少的精神资源。因此，我们这个时代格外需要英雄精神，呼唤英雄的出现，“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崇尚英雄并不代表接受“英雄史观”，英雄史观指的是一种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把个别杰出人物夸大为主宰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我们这里崇尚的“英雄”并不是脱离人民群众的“帝王将相”，而是来自人民群众中的杰出代表。坚持崇尚英雄的唯物主义人民史观，既是对为人民群众、为历史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英雄们的尊重，又是激励今天广大人民群众努力奋斗的重要方法。
4．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发展史观
历史是已经发生的过去，抗日战争结束距今已经70余载，为什么今天的我们还要时常提起它，纪念它呢？在新时代抗战史观看来，抗日战争虽已成为过去的历史，但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只有铭记中国人民在抗战中付出的巨大代价，才能更好地珍惜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只有人人都珍爱和平、维护和平，只有人人都记取战争的惨痛教训，和平才是有希望的”
；其次，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是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篡改歪曲侵华历史，并企图借此达到特定政治目的之丑行仍在继续，因此牢记历史，用客观详实的史料反驳右翼分子诸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与行为，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后，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民族英雄永远活在我们的心目中，而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英雄精神则是激励每一个国人奋勇向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
上文概述了新时代抗战史观的主要内容及特征，为什么还要将“青年群体”单列出来，考察他们的抗战史观呢？换言之，研究青年群体抗战史观的意义何在呢？笔者认为至少具有以下几点意义。
第一，青年群体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因此研究青年群体的抗战史观自然就比研究其他群体抗战史观更具有现实价值。
梳理学术史可以发现，历史观研究的成熟著作更多集中于西方史学界，美国历史学家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的著作《德国的历史观》即相关著作中的杰作，该书考察了德国历史观与德国民族主义史学的传统，清晰梳理了德国历史主义思潮的发展脉络，并探讨了历史观与政治思想之间的互动。王晴佳的《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一书则梳理了西方历史学界自古希腊以来2000余年间历史观的变迁过程。中国史学界的历史观研究大多以论文形式呈现，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后现代主义等西方思潮的历史观、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和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历史观四大领域。具体到抗日战争领域，相关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在近几年，研究主题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习近平的抗战史观研究，例如《习近平抗战史观重大特点概述——纪念2017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
《习近平的抗战史观及其重大意义》
《十四年抗战：习近平抗战史观的重要论断》
等；另一类则是“十四年抗战”的史观研究，例如张云健发表在《文史天地》上的系列文章《重探一·二八淞沪抗战——十四年新抗战史观下的中日第一战》《重探长城抗战——十四年新抗战史观下之鏖战关东军》《重探绥远抗战——十四年新抗战史观下之中国主动出击的第一次胜仗》等。
由此可见，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虽多，但有关抗战史观的研究则较少，而具体到青年群体的抗战史观研究，笔者目前检索到的论文仅有两篇：一篇是《大学生抗战历史观调查研究》
，该文作者面向北京三所高校大学生发放450份调查问卷，通过分析问卷发现在大学生抗战史观方面主要存在着“对抗战历史的了解不够全面系统，了解抗战历史、缅怀抗战英雄的主观意愿不强”等问题，认为应从加强大学生历史观教育和情感教育，完善社会宣传媒介引导形成合理历史观，完善爱国主义景点设施，协调经济文化发展关系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等四个方面来加以应对。另一篇是《当代大学生抗战史观及其影响因素探析》
，该文认为大学生抗战史观具有多元化、感性和非理性化的趋向，存在民族主义史观、实用主义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史观交互影响这一群体和个人，从而导致价值观出现了娱乐化、虚无化与现实性等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则必须“以客观的抗战史实和史识为基础，将推进高校爱国主义教育改革为手段，明确理性开放的抗战史观目标”。两篇文章均较为准确地指出了大学生群体抗战史观所出现的问题，对本书研究有一定启发，然而囿于文章篇幅等因素，两篇文章对抗战史观问题的归因分析尚不够深入；另一方面，针对问题的相应对策也过于简单和抽象，缺乏实质性的对策与方法。
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即本书研究的创新空间之所在，解决这些不足之处即本书研究的理论意义之所在。
第二，前文所述的“新时代抗战史观”与本书重点考察的“新时代青年群体抗战史观”并不是简单的前者包含后者的包含关系，而是更接近于“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勾勒出的新时代抗战史观是我们应努力去树立的理想史观，然而现实中青年群体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所秉持的抗战史观与此理想史观存在距离。因此找出青年群体抗战史观存在问题的成因，并提供相应对策，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最终实现同理想抗战史观的耦合，此即本书研究的另一重要意义。
第三，一个人的青年时期正是他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这就意味着青年群体具有极强的可塑性，意味着我们可以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其错误的历史观，帮助其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此外，新时代抗战史观崇尚英雄、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特点有助于青年们形成对民族、国家英雄的崇敬之情，有利于促进青年们学习英雄，以英雄的精神武装自己、激励自己，最终形成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这可以视为本书研究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