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人死于心碎

去年，在我舅舅贝恩（他的大名叫本诺·克莱德尔，是一位知名的植物学家）经历人生中的一场危机期间，他给我看了查尔斯·亚当斯的一幅漫画作品。这幅作品平淡无奇，适足一笑，可贝恩舅舅的心思却一直萦绕其上，想要和我好好地讨论上一番。我不大喜欢对一幅漫画详加分析。他却过不去。好几次他说着说着就把话题又引到这上面来了，弄得我不胜其烦，动了把这幅漫画裱上画框送给他当生日礼物的心思。我心里想的是，索性把它挂上墙，一了百了。贝恩有时会让我心烦，是那种在你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的人才能让你感到的烦。他在我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我爱舅舅。

让人奇怪并且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亚当斯的其他作品并不怎么在意。他曾粗略地翻过亚当斯的一本作品大合集《怪物大聚会》，到头来令他意兴阑珊。为黑色幽默而黑色幽默，千篇一律，实在是没劲。打动他的只是那一幅作品。画面上是一对恋人——常见的带着凄凉与邪气的一对儿，场景也再典型不过：墓碑林立，紫杉森森。男的一脸凶相，女的一头长发（我想粉丝们管她叫墓地霞吧），穿了件女巫的袍子。两人坐在墓地的长椅上，手握着手。下面配的文字很简单：

你不开心吧，亲爱的？

哦，不开心，不开心！不开心极了！

“为什么这幅画会打动我？”舅舅问。

“是啊，我也纳闷儿呢。”

他对我抱歉道：“一天里要和你聊到五次，肯定让你烦透了。我很抱歉，肯尼斯。”

“考虑到你的处境，我可以表示同情。要是换了别人钻牛角尖，我才懒得管呢。你这个我还能再扛一会儿——可你要是想看讽刺画或漫画，为什么不去看杜米埃或戈雅那样的大师呢？”

“人不是任何时候都有得选择的。我不了解你们的文化。在我们中西部，心思要慢一些。我看得出来亚当斯不在大师之列，但他给出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表达，我喜欢他这种疯疯癫癫的表现爱的方式。他没有想要去操控任何人。不像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舅舅对希区柯克很反感，“从希区柯克那儿你得到的是一件产品。亚当斯是循着自己躁动不安的本性来创作的。”

“几百年来爱情让我们变成傻瓜，所以这也不仅仅是他躁动不安的本性。”

舅舅的肩膀沉沉地耷拉着，一言不发。我的话他没有听进去，他要是不想听进去便是这副样子。过了一会儿他开口道：“如果希区柯克站在我面前，我连跟他说上两分钟都不乐意，可要是换了亚当斯，我愿意跟他好好聊上半天。”

“我觉得不大可能。他不会跟你搭腔的。”

“虽说你比我小了二三十岁，可其实你在生活上的见识比我广。”舅舅说，“这我是认的。”他指的是我在法国出生并长大这件事。他每次跟人介绍我的时候都说“这是我的巴黎外甥”。他喜欢称自己不谙世故。他当然见识过很多，但或许他见识得不够用心，又或许没有带着功利的目的去见识。

我说：“你必须得跟亚当斯承认，你喜欢他的只有这一幅作品。”

“一幅，对。可它直指人心。”

然后，就像身处危机之中的人都会的那样，贝恩开始跟我讲他看到的人心是怎样的。由于被自己的麻烦事（他在婚姻上不愉快的尝试）弄得晕头转向，他对人心根本弄不明白。

“每种生活都有其基本的、各具特色的难处。”他说，“一个主题生出成千上万的变化来。变化，又复变化，直到你巴不得自己死了才好。我觉得你其实不该用‘钻牛角尖’。我对弗洛伊德没有任何不敬，但我也不喜欢用‘强迫性的重复’这个词。即便换 ‘执念’ 也不对，因为它也可以指掩饰难以启齿的可耻之事。有时候我会瞎想，不知道我的主题会不会跟植物形态学有什么关系。但或许与干什么职业无关。要是我成了花店老板，或如我母亲所愿成了药剂师，我依然还会听到那同样冷酷的‘邦邦邦！’的命运敲门声……在抵达生命的尽头前，你有一张关于痛苦的清单得填满——那单子长得像联邦文件，只不过那上面要填的是你得去受的苦。有无数种分类。首先是肉体上的痛苦——比如关节炎、胆结石、痛经什么的。下一类是丢面子、遭背叛、上当受骗、遭受不公正对待。但所有项目中让人最难熬的必然与爱情有关。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如此，为什么每个人依然要坚持呢？如果爱情伤得他们那么痛，而且到处都可以见到为情所伤的惨象，那人们为什么不理智一点，早早抽身而退呢？”

“因为不死的向往，”我说，“或者只是希望得到幸运的眷顾。”

舅舅总是想着要来上一场重量级的对话，所以跟他说话你要当心才行。如果把什么想法表达得不清不楚，只会增加他的不快。所以我对自己也得保持警惕，因为我也有相似的弱点，非得把什么事都说明白了才行，而我也知道揪住不放其实于事无补。但在舅舅上次经历危机期间，我对他屡屡想要自我反省的作风必须加以容忍。我的工作——我全部的责任——就是要令他振作起来。他在哪儿出了问题于我来说是一目了然的，我简直可以把问题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给他听。这样做增加了我的自得。在历数他一桩桩肉眼可见的过错时，我发现自己单就此事而言像极了我父亲——无论是手势、语调、不失亲和力的优越感，还是对于能弥合所有分歧、填平所有沟壑的自信。骤然醒觉自己说话腔调像的是谁令我心中为之一震。我父亲自有其过人之处，但我仍下定了决心要超越他。按照大家惯常的说法，他是“用更好的尘土制成的” ；他智慧过人，跟大家“不在一个级别的赛事联盟” 。在某些方面他的确胜我不止一筹——网球、参战记录（这玩意儿我根本没有）、性能力、谈吐、长相等。但也有些方面（我自认为是一些更高级的方面）他毫无建树，而我却遥遥领先。因此，在应对舅舅的时候，听到自己竟然冒出了父亲的口音，乃至冒出了那些他为了让你明白而会用到的法语词（在某些英语显得不够精妙的地方），这对于我的人生规划而言，不啻一个重大的挫折。我最好对那些方面再重新审视，以确定它们的确算得上是一些方面，而不是虚幻的泡影。不管怎么说，舅舅跌倒的时候，我也跟他一起跌倒。我也会一蹶不振，这是无可避免的。我想我应该一直在场。我也的确一直在场，只是方式当时根本没有预见到。

贝恩的专业是植物解剖学和植物形态学。一位标准的专家应当是这样的，他对自己这一行该知道的全都知道，但除此之外便再也不会承担任何责任与义务。比如：“我是修油位表的，别找我修里程计。”或者就像那句玩笑话所说的：“我不是给人修面的，我只管打肥皂沫。修面请去街对过。”有些专业具有更为严苛的要求，从而令人与世隔绝，这是可以理解的。它们顺理成章地令投身其中者拒人于千里之外。我通过贝恩认识了一些投身此类精密科学的人，他们身上的怪癖宛如天赋特权。贝恩从没想过要得到这种与人类保持距离的特权。要是他杜绝了这种“对外的关联”，便不会像现在这般从女士们那里惹来这么多伤心事了。

对于这种杜绝对外关联的现象我这儿倒是能举出一桩实例来：我们曾经跟一位顶级科学家一起在大学的教工俱乐部里用午餐。过来帮我们点单的侍者是勤工俭学的学生。贝恩的同事对那位年轻人说：“我点奶油白汁鸡。”那孩子回答道：“您已经连点了三天奶油白汁鸡了，爸爸。为什么不尝尝墨西哥辣肉酱呢？”

那孩子自打出生以来见到的就是这副样子的父亲，早就对此安之若素了。其他的用餐者为之莞尔。我也感到有些好笑。这是一个所谓灵光乍现的时刻。我一边在笑，一边在脑海里闪过这样一个画面：我此时的侧面轮廓像极了一把真人大小、下颌张开着的活动扳手。此类画面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袭入我脑海。当下的这幅画面绝算不上美化，究其起因，怕是因为陪在我身边的这位身上散发出了金属感吧。

这位科学家朋友极端的心不在焉在他和自己同事相处时无伤大雅。这意味着他在遥远的地方，在他的学科前沿尽着自己的责任，因此亲戚朋友什么的只能再见了。顶级科学家是君王般的一族。毕竟，他们是两个超级大国最核心、最前沿的机密。我们有我们的顶级科学家，俄国人也有他们的。这实在是一种相当高的特权。

心不在焉其实还不算什么大事。所有的人都能理解，在掌控大自然的时候，显然有权可以把平庸乏味的人性撇到一边，因为人性既非绝对，也非四海皆然。我们正在看着的是一群后历史精英，或诸如此类的说法。但舅舅在这方面就跟在其他方面一样与众不同。他并没有要求让自己免于作为生灵所应受的磨难。这一点让他显得非常引人注目，也许会令他的同侪觉得是迟钝。甚至我有时候也觉得他迟钝，对于人性比许多天资平常的人还要糊涂。没有人因为迟钝而怪过他。在他自己的专业上，他的出类拔萃是公认的。在专业之外他善于观察，阅读广泛——光看样子有点像恺撒说卡修斯的，“颇谙人事”。如果我扮演恺撒的话，这几句台词我会念得满含嘲讽。在恺撒这样的伟人眼里，常人会引以为豪的那些成就根本就不值一哂。他是比他们聪明太多的人。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舅舅并不谙女人事。但要是他下一番功夫，判断力不会太差的。

因此，在他开始要谈论存在之复杂性时，最好（为他自己好）不要去搭理他。尽管在植物王国中他是一个天才，但他那种凡事都爱较真的劲头会令人大感头痛。他有时候让我觉得就像是一个拙劣的司机在倒车入库——一连试了十次，幸运还是没有降临，让你真想一把把方向盘从他手里夺过来。然而当他不再试图“条分缕析”，貌似有思想的胡扯也停止的时候，他是能令你感到惊奇的。他有一种很少见的天赋，能直截了当地对自己加以描述。就最简单的层面而言，他能非常详细地把自己的感觉告诉你——一片阿司匹林在他身上起了怎样的效果、对他的后脖颈或是口腔内部产生了什么作用。我对此大感诧异，因为大多数人穷其一生都说不清楚自己身体内部发生的事。酒精或毒品让人头脑太过混沌，疑病症患者是他们自己的恐怖分子，我们中的大多数能意识到的只是一阵新陈代谢的喧嚣。物质的确正在我们的体内，在有机组织的回旋加速器中分解。但如果舅舅服下了治高血压的β-受体阻滞剂，他不仅能够对身体上的反应，还能对自己情绪上的反应做出非常细致的描述。而若是你能够小心翼翼地等待时机，他最后甚至还会把自己极隐秘的心理感觉都告诉你。诚然，我有时得在确认这些心理感觉上帮他一把，但他一旦抓住了这些感觉却是非常乐于宣之于口的。

他身体各部分都长得相当大。造化的这种安排令他极易被人打趣。我父亲，他其实并不如自己所想的那般具有幽默天赋，总喜欢说他的这位小舅子长得像一座俄罗斯教堂——俗称的“洋葱头”。舅舅从血脉上来看算是个俄罗斯犹太人，长着一张经典的俄罗斯人的脸庞，矮鼻梁、蓝眼睛以及浅色而又稀疏的头发。如果他两只手再大一点的话，他就几乎和钢琴家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长得一模一样了。里赫特在弹奏钢琴的时候，那双手的重量仿佛把他的双臂从燕尾服的袖子里拖曳了出来，乃至于等他站起时双手都可过膝了。在舅舅身上，最引人注目的倒不是他那双手，而是他的眼睛。这双眼睛的颜色很难确定，大的方向来说是蓝色的——苯胺蓝，湛蓝（该色颜料由天青石研磨而成）。比起颜色来更撼人心魄的是凝视，在他用诚挚的目光盯着你的时候。有那么几次你能明显地感到他那种注视的力量在你身上起了作用。他的两只眼窝像侧躺着的数字8，这有时候会产生让人神魂颠倒的效果，让你想入非非——比如：这是一种视觉的能力；这是眼睛看见自己的能力；这才是眼睛真正该派的用场。又或者：光为了其自身的目的而把这些器官从我们这些生物的身上剥离了出去。你当然不想让光这样的力量弃你而去。因此在贝恩大声叨叨着存在之复杂性，说着“社会决定因素”时，你并不把他当回事，因为在他全力对你施加影响的时候，你看到的那种凝视的目光并不属于一个由“社会决定因素”构成的人。不过他并不经常对人施加影响。他更喜欢扮无辜——无辜而又迷茫，甚至看着有点傻。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这招都能管用。这套蓄意的或精心选择的“无辜”把戏也真是奇了怪了，不过我不准备在这里详细展开。

显然我对他的观察是很仔细的。我守护着他，监看着他，研究他的需求，也替他抵挡威胁。作为一个天才，他需要特别的照看。奇怪的人会有奇怪的需要，我的任务便是令他保持他那弥足珍贵的怪。我不远万里从欧洲赶来做这件事，来守在他身边。我们之间的联结是双重的，乃至多重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俩都没有其他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因此失去他是我无法承受的。他在行事上并不像天才，他不喜欢高调，对之尽力避免，追求独立达到了怪异的程度。他甚至不允许物理学或生物学的“定律”来阻止自己。那家伙从来没有提到过“科学的世界观”。我一次也没有听他提过诸如此类的东西。他尽力避免展现出我认为他具有的那种“弥足珍贵的怪”，也不在意我对他的监看或管理。他会说：“我可不是从垫场表演里跑出来的怪佬。”这样的话足可暴露他所属的时代。狂欢节上的垫场演出中那些打扮夸张的蠢蛋，那些长大胡子的女人，那些嘴唇又厚又大的非洲乌班吉人，都已经消失好些年头了。有时候我怀疑这些形象转入了地下，当他们在私生活中再度出现时，就成了所谓的“心理类型”。

据他的某个同事说（一般而言同事最不可能说这种东西），贝恩是个“非常卓越的”植物学家。我觉得这种话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没有多大意义。为什么他们要在意叶子的组织发生，或是不定根呢？若不是因为舅舅的关系，我自己就不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科学家？除非他们进行癌症研究或者像卡尔·萨根那样在电视上带着大家穿越宇宙，否则科学家对于大众有什么意义呢？大众需要的是心脏移植，需要治愈艾滋病，需要逆转衰老。他们对植物的结构连半毛钱的兴趣都没有，为什么要有呢？当然，对于研究这些东西的人他们是能够包容的。一个强大的社会总能容得下几个这种类型的人。他们相比较而言也不算太昂贵。在史泰特维尔惩教中心拘押两个罪犯的费用都要多过为植物学家设一个教席的费用。但是罪犯能带来的刺激却要多得多——他们会在监狱里暴乱，纵火，他们能勒死守卫，也能用尖棍戳穿监狱长的脑袋。

在美国当大学老师还是挺不错的。你们可以相信我的话，因为我自己就是个大学老师。我没说我热衷于当大学老师，只说我是个大学老师——暂时是，而且挺边缘——我是教俄国文学的助理教授。俄国文学对我来说很精彩，但和诸如歌星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卡扎菲上校或是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相比，有多少人会对这样的研究发生兴趣呢？我跟贝恩舅舅在同一所大学任教。对，他的确运用自己的影响力让我获得了教职。但我并不是一个真正适合大学的人。这里的大学指的是大家心目中的、传统的“象牙塔”，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东西了。那里的确还有博学的学者，不过他们已经不十分起眼了。大学的一部分已经介入了“意识提升” 事业之中。所谓“意识提升”意味着有需要消除的麻木状态。旧有的麻木不仁结束后，人们便有资格过上意识更加丰富的生活。比如，对黑人长期的麻木不仁随着民权运动而结束，黑人就此被拖进了意识群体，在这个意识群体中必须要发展出一套“观念语言”。没有概念的话是无法发展或宣传你的利益的，而大学成了那些绕不开的行业术语的一个主要来源，这些行业术语通过法庭、教堂讲坛、家庭咨询、犯罪学、电视网络等渠道流入公共生活。这只是整个图景的一部分。大量的权力从大学流进政府——国防部、国务院、财政部、美联储、情报机关、白宫。现代大学同样还是生物技术、能源生产、电子工业的权力基础。大学教师将偏振光应用到复印机上，他们从霍尼韦尔、通用磨坊、通用电话电子那里得到风险资本，他们是极广大意义上的公司型创业者——顾问、一流专家、国会各委员会在举行有关军备控制或外交政策听证会时的技术证人。即便是我，一个俄罗斯方面的专家，偶尔也会参与其中。

可是，我舅舅却远离所有这一切。同样作为一个博学的学者，他几乎一点都不了解那些权力玩家、那些拿巨额资金来博弈的人、那些工科人士和商学院精英们的活动。他（貌似）代表了许多种麻木被攻克前的岁月里那种老派的天真无邪。其实我在这里只需要说他醉心于植物研究就够了。在这种以植物为基础的满足感之外，他还想要加上一些属于人类的满足——正常的、普通的满足。他这么干了。于是痛苦清单上的项目就开始出现了。几个简单的事实就能说明这一点。在当了十五年的鳏夫学者后他又结婚了。他的第二位妻子跟第一位相比很不一样。她比第一位更漂亮、更难伺候、更会折磨人。自然不会这样看自己，但事情就是这样的。她是个美人儿。美貌和魅力是最吸引眼球的，没有人会想着要去看看妍皮下面裹着的是不是痴骨。舅舅正愿意以她想要展示的形象来看她。他想要的只是平静的生活。两个人类怀着爱与善意结合到一起，这是世上所有人的向往，实现起来不应该这么难的。不管怎么说，在西方，人们依然在为此努力尝试，为他们享受到的诸多好处添上圆满的一笔。至于其余的人类，他们尚在较低的发展阶段挣扎抽搐，我就不能在这里谈论了。

由于“陷入非理性的热情或被莫名其妙地吸引”——这是“痴迷”一词在词典中的第二义项，第一义项则是“变蠢”——贝恩在提到自己的新娘时仿佛她是埃德加·爱伦·坡某首诗中的“爱人”：“你风信子的柔发，古典的面孔。” 第一次听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实在无法保持风度。我的反应是一言不发。我离开了一阵，去看我身处国外的父母，而他利用我不在这儿的当口，事先不和我商量便和这位女士结了婚。他心里清楚，他该跟我先商量一下的。我们的关系是到那个分儿上的。我做梦也没想到过他会这么不负责任，这么不靠谱。在如同抽了我一个耳光般把消息突兀地告诉我后，他为了让我消气居然马上就用如此浮夸的词语宣称他的爱人是“风信子的柔发”和“古典的面孔”！天啊，你让我到底该说什么好！我无法忍受这样的事情强加到我头上，心中大为光火。我从来不会阻碍别人表达他们的感情。由着他们去吧！他明白我的原则一向是顺从别人的情感，对别人的反常极尽体谅，因为即便是一个心智很成熟的人，在陡然遭遇比较强大的感情时也会陷入笨拙或粗鲁。即便是一位平日里深受其北约同事们尊重的四星上将，在因爱而来的松弛和软弱时刻，也会哼上一段平·克劳斯贝那首《噗噗噗噗》的副歌。对于这种极高成就与私下里极笨拙表现之间的巨大落差，最恰当的说法就是“野蛮”！舅舅为我奉上坡的《致海伦》：“你的美貌对于我/像古代奈西亚的那些帆船……”想要对我稍加抚慰。我倒宁可他唱平·克劳斯贝的歌呢。我的沮丧和愤怒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碰巧认识那位新娘。她叫玛蒂尔达·莱亚萌。我想对于“古典的面孔”你会表示认可，而学植物学的他会想到“风信子的柔发”也属自然。这让我想起华兹华斯诗中那位在其母亲的坟墓上研究植物的冷酷的科学家，我想舅舅说他妻子“风信子的柔发”该不会就是这类人不再在坟墓上研究植物，他们的心回归正常之后的作为吧！

把舅舅归入此类人并不是很公正。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在今时今日，要保持鲜活的情感，某位中国圣贤将其称作“初心”，绝非一件易事，这是任何有过人生阅历的成年人都能告诉你的。即便“初心”没有在认知的过程中遭到扭曲，它也被扔进自我的熔炉中，以保证温饱所需不致冷却。但舅舅的确是一个重感情的人，特别是家庭亲情。他对自己的双亲极为孝顺。有一次他找了个借口把我叫出去，带我到公墓，还在坟墓边哭了一会儿。环绕墓地的植物是他亲自挑选的：一种墨绿色的、形状像拇指的多肉植物——没有什么特别的科学价值，他说。这是题外话，却也值得一提。本来任何一种植物都能让他点评上两句的。我甚至觉得这些多肉植物起着灵媒的作用，从逝去的父母那里为他传递着什么。

我不由得展开了遐想，我若是比父母活得长，不知道会不会在他们的坟墓前落泪。我的体格不算壮健，而我父亲在生物学上却十足是个成功者，魁梧昂藏，快七十岁的人了，还是很有女人缘。两三年前他拿自己的这一点打趣，说以前的老情歌里唱的是“到了十二月，你还会像五月那样爱我吗？”，到了他这儿该把歌词改成“到了十二月，你还会像十一月那样爱我吗？”。他不是一个很善于自嘲的人，但偶尔也的确能说出一句好笑的话来。至于我母亲，她看上去就是她那个年龄该有的样子，甚至还略微显老。就身体而言，她已经越来越不行了，一点都谈不上强健。她比自己的弟弟大十岁，两个人一点都不像。

我得预先告诉你，我基于这样的想法来尝试解决舅舅的问题，即如今人人都想要获得的，是一种新鲜的体验方式。人们提出这种要求，将其看作一种权利，几乎纳入人权的范畴。“给我一种新的体验方式，不然就给我滚。”这在个人心理中绝不是很少见的一种……请不要领会错我的意思。我很少以卖弄理论为乐，也不是要用理念来砸你。我曾经对理论感兴趣，但后来发现，如果你对这些理论进行一番不带任何偏见的思考，就会发现它们除了麻烦什么都不是。对于我们正在研究的事情，将其上升到理论并不能带来任何的解决方案。尽管如此，你还是不想错过正在你眼皮底下发生的事情，因为你意识不到那些熟悉的体验方式已经变得多么令人失望。

所有这一切，不要再拐弯抹角了，指的正是我们人类发现自己所处的堕落状态。人们虚构了海量的事件，意在转移我们对此的注意力，或给予我们补偿。这些海量的虚构事件经常被误以为是“信息”，其实是戴着假面的低级庸俗的娱乐。死亡亦是如此，当你作为一个旁观者可以超然其外时，死亡也是极具娱乐性的，比如在罗马帝国，或是在1793年的法国。在当下，萨达特被谋杀，英迪拉·甘地遭暗杀，教皇也在圣彼得广场被枪手击倒，而你则丝毫未受伤害，活着看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死亡，直到在许多次的延宕后，死亡甚至和你也发生了密切的关联。如同跳伞长对伞兵们所说的那句：“你，下一个。”

出于好奇，我问舅舅：“舅舅，你是怎么想象死亡的——你想到过的最糟糕的死亡景象是什么？”

“怎么说呢，从一开始就不停有画面——里面的外面的都有。”他说，“对我来说最糟糕的是这些画面会停止。”

舅舅并不担心什么新鲜的体验方式，因为他总是自己来阐释体验。他布置自己的图画。

继续说点题外话：事件很多，但（这正是“堕落状态”所表示的意思）能容纳这些事件的个人空间非常有限。一位与艾森豪威尔将军相熟的优秀观察家暗示说，艾克组织与负责的欧洲登陆计划对他个人而言是一件没有切身感受的身外事。他心中没有一个与欧洲战场相对应的内部战场。或许为欧洲而进行的艰苦斗争对于丘吉尔来说也没有太多的个人意义，而戴高乐或许会觉得对他来说这正是天降之大任——他可以装下整个文明史，而他或许也是其最中意的容器。

好了，且让我们把想要上升到理论这一部分给切除吧（这有点像一个不太严重的麻风病病例——你有时会失去一个脚趾，但身体的其他主要部分就不用担心感染了）。

作为对这个最重要的现代主题的入门，我向每一位推荐海军少将伯德的回忆录。这本书叫《孤身一人》，是一部奇怪的作品。我之所以读这本书是出于贝恩的强力推荐，他也曾到过南极。在谈论到漫长的极夜期间被隔绝成小群体的人们时，伯德说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要不了多久就能看透彼此。那他们很快就看透了的是什么呢？“很快便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一个人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向别人揭示，甚至连他尚未成形的想法也能被料到，藏在心底深处的念头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傻话。”这让人想起了查理·卓别林的《淘金记》。在卓别林和他的大胡子伙伴为大雪所困，忍受着饥饿的折磨时，他在陷入幻觉的伙伴眼里变成了一只公鸡。这里多少掺杂了一点滑稽幻想。然而真正的事实是残酷无情的，伯德直截了当地将其呈现到你面前：“你无处可逃。你被自己的缺陷和来自伙伴们的压力四面包围了。”于是，就在地表最冷的寒冷中，连X光都用不着，文明人人格中的畸形与弊端就以灰色和白色呈现，而你自己的就位于中心。如果你必须在月之暗面孤独地过上六个月，不停地在自己的心里翻检，你以为你能翻出什么丰富的东西？

俄国人也有这个现代主题的翻版，其侧重点略有不同。我作为俄罗斯文学迷，在诸如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等书中都发现过这个主题。科雷马是地处远北地区的劳改营。劳改营当局跟囚犯们玩一个很奇怪的游戏，将他们始终保持在死亡线的附近。其中两个偷偷跑去某个最近刚下葬的官员位于永久冻土中的坟墓，去偷尸体的袜子和内衣。除了尸僵外，尸体还被冻成了硬邦邦的冰棍。这些衣物换成面包后，可以让他们又多活上几天。劳改营当局的政策是将你维持在生存水平之上一点点。这样一来，你便会受到挑战，必须对究竟是否想要生存做出形而上的思考。生存的意义何在？有时候你对自己是否真的存在也不是很清楚。如果要你交一份宣过誓的证词，你或许都无法充满自信地说自己的确还活着。但这套东西是苏联体制自身发明出来的，既然所有的恶都是当局作的，每个被强迫劳动的个人就没有什么好指责自己的。遭受流放和奴役的只是他处在外部历史中的身体。而西方，睡在羽绒枕头和高级密织棉布床单之上，需要面对另一种极为不同的严峻考验。

我说不上来我为专业而读的俄国文献是否真有价值。这不该由我来判断。我能告诉你的是，这些东西有时候会提供很奇妙的视角。此时此刻我在想，斯大林的朋友潘特列伊蒙·波诺马连科所作的一些非正式的陈述，他现在依然为斯大林辩护。他说，政府的任务像一座污秽的大山压在革命接班人的头上，为此而必做的残忍之事如此众多、如此卑鄙，必须要犯下的罪行如此令人发指，以至于无辜的群众必须被他们的领导人保护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行动必须要“封档”。能对老百姓提供的“公开的”事实将他们封闭在一个美好环境构成的世界里，就像桑尼布鲁克农场的丽贝卡。官僚机构作出的牺牲就是像听人忏悔的牧师一般把所有的秘密都承担了下来。如此一来，群众都被屏蔽在了无辜这面盾牌之后，可以保持天真无邪的欢乐。所有的政府或多或少都像这样——扮演着保护意志不坚的大众的宗教大法官角色。（当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会大肆屠杀自己的无辜百姓。）因此这只是一套“把他们蒙在鼓里是为他们好”的说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俄国人会被密不透风地与世界的其他部分相隔离。这种关于保护人民之无辜的粗暴煽情是政客的虚构。很有可能没有人是无辜的，大众真的认同其统治者那套愤激的说辞。精明的习性流传极广。外部的强力注入我们，穿透我们的神经系统。待到某个人在自己的头脑中发现这些强力时，它们的样子在他看来已经完全自然了，它们的说辞他能真正理解，就像希特勒和全体德国人民在用共同的语言说话。那些声音，无论是现场的还是录音的，从空中传来，对你说，或是为你说。这些声音若是在极度的隔离状态下听到，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情绪低落时，你拨通一个号码，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声音，那声音通过聊天让你放弃自杀的念头，那声音为你背诵一段祈祷文，或为你带来一次性高潮。许多报纸上都列着这样的号码。根据你特殊的性需求，一个声音会刺激你，对你说甜言蜜语，说脏话，直到让你达到高潮。只要报上你的万事达卡或运通卡号码，费用就会计入你每月的账单，跟任何其他的服务一样。你躺在床上，拿着工具——你的无线电话，就像是重新进入自然状态，再次回到了最初。这多少让你想起了霍布斯和洛克，只是霍布斯根本没想到过在新的孤独中你可以拨哪些电话号码。

我取出舅舅的一本书看了起来，这几乎令我感到解脱。我看到的是卷柏和石松或舌形叶和多中柱茎的异同，或者雌配子体是如何靠储存在大孢子中的物质为自身提供营养的。现在我置身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纯粹，纯粹，纯粹！但我不想在这里多说这件事了。我有更为急迫的项目要继续下去。

舅舅曾在南极洲度过一季的时间，因此对伯德海军少将怀有极大的敬意。伯德的书改变了舅舅对海军的看法，之前他一直觉得海军就是水上的高科技。不管怎么说，南极对于舅舅起到了有益的镇静作用，因为这里绝看不到一点植物。丰富的植被在极大刺激他想象的同时也会影响他的判断力。但是在南极，是由不得你心游物外的。一个不当心，手指就会少掉几根，鼻子就会冻掉一截，因此虽然周遭的景色如梦幻般壮丽，但夺命的寒冷却让人不敢浮想联翩。在南极，你可以看到这个星球呈现出别处绝看不到的纯粹形态与色彩。贝恩曾经坐了直升机到厄瑞玻斯山的山坡上去采集苔藓，他说在白雪的映衬下一片片苔藓鲜亮夺目。我有一张他们在那里降落后拍的照片。照片中他被防寒服捂得严严实实，活像科幻小说中的人物或是登月的宇航员。美中不足的是苔藓丰富的色调没能照下来。

在我还是个小孩儿的时候，舅舅在我眼里是个有魔力的人，不知怎的我到现在还觉得他是。在我父亲眼里他是个蠢蛋科学家。如果爸爸碰巧在家里吃饭的话，会令我和舅舅的关系出现裂痕。他对舅舅的各种姿态进行滑稽模仿，表演贝恩怎样一个劲儿地晃着大拇指表示拒绝，或者把手探进外套里去检查衬衫有没有掖进裤子。爸爸的模仿秀很拙劣，只有家里人才会觉得好笑。我当然会笑，过后我会走进卧室，用墨水在我读公立中学那会儿记的私密日记上画上一道杠，表明我做下了背叛的事情。有时候母亲会表示异议：“这不公平。你把他演得太怪了。他的脚不是这样戳出来的。”然而她也很享受这种乐趣，提出的抗议并不是十分强烈。爸爸的拙劣模仿反倒更增强了我对舅舅的忠诚。舅舅对我来说具有那叫什么来着——克里斯玛。我对这个词总有点将信将疑。听着像是一种病。“那个家伙是怎么死的？”“我想他死于‘克里斯麻’吧。”这个词就跟艾滋一样听着有种邪恶的感觉——顺便提一句，舅舅以他长久不变的科学作派把了解疱疹、艾滋等疾病当作自己的职责。他会用一副很纯粹的临床医生口吻，跟人进行很恐怖的谈话，谈论直肠和咽部的淋病，谈论巨细胞病毒，谈论肠道内传播的原虫感染。他有时候还会加上一句说，你可以通过某个时代的疾病的本质来评价该时代——艾滋病导致的死亡跟伯德宣告的对人性缺陷的判断极为相似，是人性缺陷的一种精巧而又可怕的有机形象。我之所以会在这里提到舅舅的这种临床兴趣，是因为它预示了他后来把性爱看成魔鬼的偏见。他试图用婚姻逃避性生活。

通过评估我认识的人，看他们之中哪些人能获得传统形式的爱情，我断定贝恩舅舅会是竞争中的领先者。他生来就具有那种越来越稀有的能力。我想，他是真的会坠入爱河。在我眼里他有“魔法”。这是我用来替换“克里斯玛”的词。亨利·詹姆斯很喜欢“魔法”这个词，就跟他喜欢用“浩繁” 一样，这个词在我知道的其他作家笔下都没有用到过。舅舅在我眼里具有魔法，每次爸爸贬损他，他的魅力只增不减。

爸爸有点纨绔子弟的派头，现在也还是。我跟他很像，这是不可避免的。儿子注定会学会爸爸的举止和做派。我在还没搞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之前便已经在用他那套谈话的小伎俩和说话的样子了。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我或许看着像是在取笑他。否认也没有用。即便在最美好的感情上，也总是能找到一点怨毒，所以咱们也就不要指望有谁能如皎月般完美了吧。父亲原籍美国，老家在印第安纳州的瓦尔帕莱索，向往法国，铁了心要做巴黎人。二战延迟了他奔赴巴黎的脚步，但二战刚一结束他就去了那里。在海军允许他离开，德国人也被赶跑后，他得偿所愿——成了一个巴黎人。我母亲在巴黎也很开心，只要还让雇用仆人就行。而对我来说，我觉得在哪儿都无所谓，成为巴黎人跟成为纽约人或波士顿人没什么两样，成为朝鲜人和柬埔寨人也可以。所以选择法国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看上去只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转变罢了。据说，单在罗马就定居着八万名美国公民。有些巴黎人会跟你说，除非死了，否则离开巴黎就等于流放，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纽约也住得好好的。我父亲去巴黎的动机或是出于浪漫，或是出于冲动。他是学法国文学和政治学专业的，也许是法国人疯狂的反犹主义一直横亘在他的心上，又或许是他想起了德雷福斯冤案时期为了抗议反犹的记者德鲁芒在《自由论坛报》上写的《毒害法国的犹太佬》一文而引发的暴乱。不过说句公道话，吸引他的并不是德鲁芒，而是司汤达和普鲁斯特。还有塞纳河、餐馆和女人。

舅舅虽然还有一些魔法有待细述，但爸爸也有他自己的魔法，而如果我选择了贝恩的道路，这并不完全是一个出于力量考虑的选择。从体格上来说，我和父亲很像。我是特拉亨伯格家族中那些体形瘦长成员中的一个，脸窄，黑色头发，脑袋长长的。贝恩长着一张圆脸，身形也比我更阔一点。爸爸在壮年的时候走起路来昂首阔步，摆出一副你在纪录片中能看到的，比如火鸡或任何一种长腿鸟类在求偶时展现性魅力的样子。（雄鹳通过上下敲击鸟喙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来吸引雌鸟。）爸爸在女人中称得上是个万人迷。我不是万人迷，却也有样学样。我分享了他对高级衬衫和奢华领带的强烈爱好，尤其是红色的生丝领带。我会因为自己的身高而戴高级领带。个子矮的男人戴起领带来要么显得领带结太大，要么有半条领带都挂到了皮带以下。现在的平均身材已经比过去更高大了。但我的身材相对于我的性格来说却太高了。我并不拥有需要如此身高的性格，这种不匹配使我成了一个缺乏自信的人。之前我曾把自己比作一把人形的活动扳手——作此想象时我并不抵触。但经常会有人跟我说我长得很像演员约翰·卡拉丁。在西部片里，他曾演过一个有教养的结核病患者。在过去的好时光里，人们相信如果你来自东部，那么怀俄明或亚利桑那的空气能治愈你的哮喘或肺结核，让你身体棒到能去当总统。但骨瘦如柴的卡拉丁是不该活的，他已经有点皮包骨头了，因此总是死于枪战。他是一个极度虚弱的人。如果比较得细一点的话，会发现我们俩并没有太多相似之处。我的确是略长的中分发型，浓密的头发垂在脸颊两边，和他很像，而且略略驼背的憔悴身形也跟他一样。有一点稍稍不同：因为法语，我的母语，有很多唇音，所以口腔肌肉变得发达。因此不妨把我想象成一个法国版的约翰·卡拉丁。我本可以有一副与我这般爱好的男人更合适的外表，我的爱好其实与贝恩舅舅的更相仿。而且我也不是演员。贝恩的身材倒是与他的性情很相衬。

我已经说过，舅舅身上有点俄国人的味道，许多俄国的犹太人都是如此。应该有人来写一本专著，写犹太人被流放到不同地方对土地的反应。有的土地令他们身心舒畅，有的土地令他们处处生畏、步步惊心。德国越是拒绝他们，他们就越是急切地想要让自己融入德国，变得和德国人一样。俄国的环境极其恶劣，但犹太人还是对俄国怀着强烈的向往之心。斯拉夫人的观念很适合舅舅。他甚至拥有俄国人身上最常见到的宽阔的虎背，而且这种身体曲线并不是由他的学者习惯造成的。我观察到一辈子从没读过书的斯拉夫人也有这种身体曲线。他们看上去就好像在衣服下面背着放翅膀的鞘似的。此外还有那副怯生生的样子，对于那些身怀强大禀赋却不想让人知道的人来说，这是一种适应性的伪装。作为一个身居巴黎的小男孩，我感受到了俄国人对我的吸引，并逐渐对此有了明确的意识。借助我父亲的交往圈，我曾经拜访过鲍里斯·苏瓦林，那位写出了《斯大林传》的了不起的作家。要想了解任何事情，最快的方法便是跟那些最了解此事的人进行私下的接触，并想法子令他们开口。苏联最伟大的黑格尔专家亚历山大·科耶夫也曾来过我家。聆听这些伟人的谈话给我这样一种教育，即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接受教育，而只是在顺着对俄国的兴趣迤逦前行。我很早就学会了俄语，长大后还成了这方面的专家。等我在舅舅的大学找了工作并且搬去中西部之后，我的父母很生气，因为那里正是他们好不容易才离开了的地方。他们觉得我有点在和他们故意作对，好像他们唯一的孩子在批判他们对欧洲的崇拜。母亲和舅舅都是在那个城市里出生的，移民而来的外祖父母埋葬在了那里，我的舅公维利泽是民主党核心层的一位顶级掌舵人。这里是一个如此美国的地方。初到那里的时候，我感到自己身上的外国气质太过扎眼。但其实伊朗人在那里开出租，韩国人和叙利亚人拥有菜市场，墨西哥人在餐桌旁侍应，给我修电视的是个埃及人，选我俄国文学课的是日本留学生。意大利人呢？他们啊，他们到这儿已经足足满五代人了。亨利·詹姆斯曾为自己在意大利见到了意大利人而欣喜若狂，却又为在康涅狄格见到意大利人而大感无趣。美国已经把所有的事情倒了个个儿，赋予了异域气质一层新的意义。说到异域气质的话，其终极形式只怕得是死亡了。

闲话打住吧，我的舅舅贝恩成了我最亲近的朋友，没人比他更近了，实际上他是我唯一的朋友。在我这代人里，如此亲密的家族内部关系是不常见到的。叔叔舅舅，姑妈姨妈——在这件事上得把父母也一起算上——都像过季的圣诞卡，只是放在壁炉架上惹灰用的。七月里注意到了，你会跟自己说一句是时候该扔掉了，却又一直不得空。最终是变皱发黄，付之一炬。但在舅舅和我之间，出于尚未弄清的原因，却不是这般情形。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是真的，是一种令双方都乐此不疲的友谊。

“叶绿素教授。”我小时候曾这样叫他，还觉得他干这份职业是天经地义的。现在，意识到他是一名真正的植物学家，也意识到植物是非常奇怪的生物后（这点认识也是拜他所赐），我倒对此觉得有点难以理解了。在他降生前后，肯定有超过一百万个孩子在这座城里出生，而在所有这些人之中，只有他成了一名植物形态学的教授。其他人有的进入了酒业，有的卖二手车去了，有的卖家用电器，还有的进了街道和下水道事务局。他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人，这是从这个词好的一面来说的，他的离经叛道对他造成了影响。他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投到了植物上。暂且不提他是我舅舅这层关系——让我们这么来说吧，我这位最亲密的伙伴、我心灵中的同居者、我的朋友，是一位犹太人植物学家。“应用科学”不是他的研究领域——他搞的不是农艺学，也不是基因学。远在内盖夫有许多实验人员在研究高蛋白的水藻。那些看着像是从水洼里长出来的黏糊糊的东西可以拯救乍得或印度乡村那些受着饥饿折磨的人。舅舅并没有如此有用的研究方向。抛开那些想象性的活动外，你看不出他对植物都做了什么。你只能把他想成是一个投身到了植物王国之中的犹太人，一个纯粹为了研究而去研究叶子、树皮、根茎、心材、边材和花的人。这多少带着点德鲁伊的气息。当然，他并不是崇拜植物，只是对它们进行思考。思考也得有资格才行——他能把植物看明白，看透。他把植物当成自己的奥秘。所谓奥秘不只是简单的秘密；奥秘是你必须去了解的东西，只有这样你的创造性追求才能硕果累累，才能有所发现，才能准备好与精神上的神秘事物建立起沟通。（请原谅我的语言。我有点匆忙，无法停下来字斟句酌。）如果我是一个画家——我画的肯定只能是亨利·卢梭那一路的原始风格——我会把舅舅跟一棵树画到一起，像一对儿，像伙伴或哥们儿。一个宁静的绿色圆圈，树林中的一片空地，背景是齐腰高的蕨类植物，画面上一个身材结实的男人（这是代表稳定的形象，尽管实际上他是个极喜欢一惊一乍的人）和一棵巨大的树相依共存，且想象这是一棵枫树吧——上了年纪，患了关节炎，肥硕，朝着树冠方向越来越膨大像一把巨型大号，一个古老而又高贵的生命，行将被自己的重量压塌，却依然能生出数以百万计的树叶来。我画的这幅现代版的伊甸园将会把安宁、恒久或圆满与20世纪的不稳定结合到一起——来自堕落世界的各种冲动包围着这片绿色的方外净土。

在世俗的观点看来，“堕落”云云完全是废话，是宗教兮兮的玩意儿，对这类东西，强烈的个性如果偶尔出现尚可忍受。一个健全的、奋发向上的人应当投身于政府、市场、电脑、法律、战争，投身任何有男子气概的行动——最重要的是应当投身于公共生活和政治：超级大国的武装力量、中东地区、中央情报局、最高法院。或者相同事物在金钱上的对应。或是在性方面的对应，可与超级大国政治相匹敌的亢奋性欲。一个心智成熟的人同样会注意到，我刚才所展现的这幅伊甸园般的图画中不包含任何女人，只有我那沉思着的舅舅，而卢梭那幅有名的林中空地图则在画面中央画着一位裸女，躺在一张贵族式的卧榻上，几只象征欲望的老虎在边上眈眈而视。这是一幅晦涩难懂的景象，但却更像真事。

正是如此。那正是我心目中的景象。

再回过来说我舅舅，就在刚刚我说到了一种极具影响力的不合常规之处，现在我来对此加以解释。让我们从童年开始说起。你是一个生活在贫穷街区的孩子，父母是移民，你只能在后门廊上玩玩牛奶瓶，研究空中飘荡的芥子微尘之美，坐在马路牙子上发呆。渐渐地你下定决心，长大以后要干这个干那个。我现在说的可不是当医生或搞电气，甚至也不是街道和下水道事务，而是那些奇怪的选择。你决定了要做某件奇怪的事，后来你做成了。就这么简单？你怎么知道那件事里会有前途、有未来？你不知道。但这就是波普尔教授所谓的“开放社会”，在一个开放社会中有什么会来阻拦你呢？什么都没有，除了那些常规的想法，随着你越长越大，越变越狡猾，这些想法在你心中占了上风。你怎么会信任一个有着怪异癖好的小孩子呢？就连神庙中的小撒母耳也没有意识到是耶和华在叫他，还以为是祭司在叫他，半夜里想要喝水。先知们反正有上帝罩着，我们身处的时代却是更有风险的。这个好冒险的孩子就像在太空中行走的宇航员，他身上的绳子有从母船上松脱的危险。但是三十年过去了，那个怀着诚心的学生一头扎进了裸蕨门植物、节蕨门植物、蕨门植物，他没有被炸飞到月亮的另一边去，而是得到了大学里的一个教席。他本来也许是无法生存下来的，或许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救了他。

会有轻狂的思想家说，这当可视作资本主义的一项成就。但这就像是说雅典造就了亚西比德。亚西比德心里有雅典，这是肯定的。然而为了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他会立刻改换门庭，转而投效斯巴达或波斯。

说着说着又跑题了，言归正传吧。我跑去中西部，这在我父亲眼里简直就是把他抛弃了（请原谅我的这个说法，很容易让人想偏）。随后抛弃又变成了双重抛弃，因为母亲在威胁了多年之后也离开了他。“把我给蹬了。”这是父亲的原话。他从来就不是个爱抱怨的人。于是他独自住在了波拿巴街上，那可真是让人羡慕的好地段。母亲搬了出去，以抗议他带给她的那种生活。但如果说他变成孤家寡人，那可绝对是说错了。他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着一份优渥的津贴，手上还攥着匹兹堡一家公司的股票，那家公司早年曾雇用他为公司在第三世界法语区的代表，那些曾留法的政府官员们都盼着能有人来跟他们好好聊聊加缪最新的剧作或是格诺的《扎姬》。上帝啊，他们整天都望穿秋水地盼着有人来跟他们聊聊文明的八卦。而父亲正精于此道，他脑子聪明，温文尔雅，谈吐大方。整个非洲和东南亚的王公贵人和军事独裁者都将他引为密友。这些海外关系令他很受用。别人捧着他，他也捧他遇到的大多数人。我不能说没人说他坏话，经常会有言辞刻薄的人说他是好色之徒，性格孟浪轻浮。不过他并不是一个肤浅的人。过去所谓的“风流浪子”的标签根本不能往他身上贴。许多出类拔萃的男人都和好些个女人保持着关系。不管怎么说，他拿着自己的津贴，日子过得很滋润。你无法让鲁迪·特拉亨伯格离开巴黎和那些友善的街道哪怕一步。他有自己的朋友圈，然后还有女人，四十年岁月中的女人——那是一个慈善团体、一个粉丝俱乐部、一个资深人士的组织。

母亲加入了医疗志愿者团体，驻扎在吉布提附近，那里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人被饥饿夺去生命。她穿斜纹布裙子，廉价的斜纹棉布，那是她所能得到的最接近麻袋布的布料了。那里不再有最新款的山羊绒和丝绸服装，不再有女装设计师，也不再和爸爸的前女友们按照巴黎的规矩举行下午茶约会了。从她那些自索马里写来的信中她要我代她向舅舅问好，却一点也没问起过他的生活详情——沉浸在植物学之中，或是和女人们沦陷在面粉般的关系当中，那些女人要是有心的话，个个都能把他弄成面拖鱼给炸了。爸爸也有信来，一直想用移居巴黎的苏联异见分子的消息引诱我回巴黎去，还不时在信中提到那些巴黎老住客的名字，如果我依然计划要研究勃洛克、别雷和茨维塔耶娃的话，这些人或许会成为我研究材料的富矿。他可以带我找到胁迫茨维塔耶娃的丈夫为GPU 工作的那个间谍。此人已垂垂老矣，在塞瓦斯托波尔大道背后的一所房子内奄奄一息。得赶快，如果你想要采访他的话。（我可以看到自己在盘问这个濒死的老间谍，把脑袋贴在他胸口，竭力想听清他的临终之言。）父亲自己对这些俄国佬不感兴趣，但他能帮我牵线搭桥，让我见到他们。或许能忽悠到哪个基金会拨款，让我能出上一年的国。我到底为什么会想要住在中西部呢？一个文化如此落后、俗而不自知的地方。“那儿的人连‘财神’两个字都不会写，不过那倒正是财神喜欢他们的地方。”我回答他说，如果身边的俗气哪天太过迫人了，我会连夜回到巴黎去的。如果普惠发动机的金属疲劳没能让你送命，阿拉伯的恐怖分子没有在停机坪上把你击倒，或是一枚锡克人的炸弹没有让飞机坠入爱尔兰海，那么旅行并不是问题。

在某些圈子里，整天忙忙碌碌，日程排得满满当当，脑子里仿佛装了部繁忙的电话总机，似乎对于满足自尊必不可少。我手头有许多块放在炉火中要打的铁，如果我有一百根手指的话，我会愿意每一块都兼顾到。跟之前我父亲一样，我到处旅行。不过比不上贝恩舅舅，他是一个旅行狂魔，实在是多到过分了。对俄国人的了解会让你陷入政治（卷入其阴暗面），如果你热衷于觉得自己身处幕后的话。那么多的研究所、情报机构、顾问职位都在等着你。如果想要的话，我可以每周都去参加一次学术会议。自孩提时代便认识了不起的苏瓦林，还有诸如马内斯·施佩贝尔等其他人，这对我来说是没有坏处只有好处的事。虽然没有成为专门研究苏联政体的学者，我还是很自然地跟踪着与斯大林继任者们相关的政治等内容。因为我对异见者团体很熟悉，所以不时会有人请我提供背景文件。我一直跟《大陆》和《关联》杂志，以及与索尔仁尼琴、马克西莫夫、辛亚夫斯基和列夫·尼沃佐夫等人有关的活动保持着关系——这些人有的很有威严，有的则极具天赋。我还始终关注俄国的右翼势力——狂热分子、法西斯分子、偶尔的双重间谍（对谁效忠？又对谁不忠？）。上面没有哪一样是我的根本性关注，只是次要的“职业活动”，让我始终有事可干。在我干这些的同时，贝恩舅舅也在到处旅行，时间都比我长得多。他到处飞来飞去，但他与周围存在的“思想差”如此明显——我指的是他的个人兴趣与当代生活热衷事物之间的鸿沟——所以他还不如骑上一头驴绕着死海打转转呢。若不是他如此频繁地外出旅行，我本来会有更多时间待在家里的。（我有那么多严肃的事情想要跟他讨论！）我大多是到华盛顿或纽约过上一夜，而他的旅程很长。我是为了能待在他身边才移居国外的，离开了欧洲，选择了美国的腹地（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和太平洋之间的广袤陆地）。我偶尔会有受伤的感觉。我的牺牲没人放在眼里。时间从数以百计的缺口中流逝。他为什么就不能老老实实地待着呢？

他当然有他的理由。莉娜，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的时候，他开始绕着世界跑了起来（就好像那是一个静电场，一个能让他的粒子充满能量的回旋加速器）。

因此，在午饭的餐桌上，当他从对面伸手过来拿面包卷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印度航空的小票夹从他口袋里冒出一截来。

“又是公费旅游吗，舅舅？这回你又要去什么地方了！”

在他那双湛蓝的眼睛上方，开始为了解释而聚出了几道皱纹。他准备用不失尊严的回答来搪塞我。“哦……当时心不在焉，去年秋天，想也没想，我就接受了一个邀请，后来都忘了，结果这张已支付的机票就送到了。”

有人需要他，这让他感到荣幸。这些公费旅行其实在科学上并没有多少非去不可的理由。针对这些具体的目的，其实其他的专家比他更适合去，这他自己也承认。他那些第三世界的同事们肯定冲着他是一个“信不信由你”节目里那种记忆怪咖而邀请他的。只要有人点播，他便会闭上眼睛，把某一种植物贮藏器官的所有部分一丝不差地一一道出。他在午餐时表演这个，在世界各地都表演，在印尼的西里伯斯岛或是哥伦比亚的波哥大，餐桌上的其他人则来回传阅着教科书见证神奇。他甚至比教科书还要完备！他自己所在的院系则对他这种旅行秀很不以为然，觉得他不务正业。他更应该老老实实地待在教室和实验室里。但他写出了很多书和文章，有些很扎实，有些颇具神秘气息，没几个人能看懂，所以他名声显赫。他跟世界各地那些想法古怪的人通信，让他们觉得他支持他们的想法。像这样飞往澳大利亚或是南极（尽管他的确对苔藓所知甚多——这是真的，苔藓、水藻、真菌，他都知道）业已成了他人生计划的一部分。

我唯一的目标是保护他那该死的生活。他正走在一条危险的路上。每次有哪架波音747坠毁，我都会仔细核对乘客名单。我对于获得有意义的解脱之憧憬和希望都受到了威胁。我和他有一个重大项目在进行。因此如果他不在了，会对我造成双重的损失：第一层，事情没人干了；第二层，个人的。他也想念我。他会从西里伯斯岛，甚至从南美的巴塔哥尼亚给我打来电话。对，有一次他从巴塔哥尼亚打来电话，我问他：“你什么时候回来？这里需要你。我等着呢！”

对于三十多岁的人来说，流露出这样的依赖可不好。舅舅在跨越大陆的天空中纵横穿越，在世界各地的大机场中步履匆匆，这或许是为了进行他在静坐时无法进行的思考。或许是从我的身边逃开。那个，我应该也是能够忍受的。我应该专注于更重要的自我满足。我对自己说：“柯尔律治的信天翁究竟为什么会跟着那艘该死的船呢？它应当满足于独处暴风雨之中。它为什么要追着海上的食物？正是那些水手和他们污秽的英国饼干酿成了它的死。还有，渴望人类的陪伴会成为一种致命的错误。”由此可以明显看出，我所担心的并不仅仅是旅行的危险，还有舅舅的基本判断。我害怕他会采取糟糕的举动，某种“听了馊主意”后的“鲁莽之举”。说得更直截了当一点，我是怕没有我在他身边拦着，他会把自己的命都赔进去。

他会从巴塔哥尼亚吼着回答我——你仿佛都能听到两地之间隔着的几大海洋的波涛汹涌——“就说到这儿了，肯尼斯。我乘坐礼拜六的飞机回来。”

久别之后总是会有一次盛大的重逢。我们会去他最喜欢的意大利餐馆，喝酒喝到很晚，然后第二天一起来就继续昨天没聊完的话题，然后又是一顿长长的午餐。有那么多可讨论的！这些谈话是我的节日，也是我精神生活的核心。

贝恩因为没有孩子，周末是无事的。我有一个小女儿，有一段时间周六下午都和她一起度过，直到她母亲突然决定搬去了西雅图。自那以后，我承担着一个孩子的花销，却既无须负责任，也得不到乐趣——我承认这种乐趣是复杂而又矛盾的。我没有小女孩可以带到动物园去看狗熊和老虎了。动物园里的动物自己是绝不会知道的，但它们的确是离婚世界的一部分。

说起来，其实并没有离婚。我和特雷姬就没结过婚。她一直说要到市中心去办结婚证，可一直没办成。渐渐地她开始对这座城市生出怨言来，寻找它的种种不是，心里做着离开的准备。事情恶化得很快，这里人办事比较粗暴。一打开报纸就会读到年轻女人被绑架、强奸、挨枪柄、被淋上汽油点着。西雅图的生活肯定会更令人愉快。

所以在中西部，除了跟谁都不怎么来往的维利泽舅公和他的家人，我和贝恩舅舅是关系最近的亲戚了。

我们的关系不止于此。我和贝恩合作的“重大项目”，其特殊与非凡显得如此怪诞，乃至于没有什么简单的话可以将其解释清楚。我想过，有没有可能把舅舅带给植物生命的东西带进人类世界呢？这个主意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他曾经说过：“你觉得我对人也能拥有我在植物学领域同样的能力吗？”好吧，他没有。“我会变成不知所措的人。”他说。在他身上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一些不知所措了，因此要是他表现出堪堪躲过一劫的样子，那么他如释重负的感觉是可以理解的。那他是怎么会出现在这个项目中的呢？他在某个王国里具有天赋，而其他人或许会具有属于另一个王国的天赋。消除意识中的幽闭恐惧（伯德海军少将的伙伴们正是深受其苦）：经典的现代性挑战。如果你能想象它，那么你就已经上路了。对幽闭恐惧的想象使你成为取得这一成就的可能人选。要想消除幽闭恐惧，必须要依靠一种生命的力量。靠深思熟虑和步步推演是无法达成这一目的的。那种生命的力量我每天都能在舅舅的身上见到，我希望能在他的影响下以自己的方式去获得这种力量。那正是我来到这里的目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成了我的父亲。我母亲可以说是发了安贫誓了。爸爸曾经总给她买华丽富贵的衣服，以弥补对她的冷落。她的胸部一点都不丰满，但她穿上漂亮衣服后很有型——她也很喜欢穿昂贵的丝绸和羊毛时装。在年纪大到这些衣服穿不出去后，她摇身一变成了特蕾莎修女。我不忍心批评她。我还记得自己尚是小男孩的时候被带到马伯夫路上的裁缝店里的情景。那天我父亲收到了他父亲的死讯。特拉亨伯格爷爷的葬礼定在中部标准时间的十一点。于是母亲说：“我们得让鲁迪振作起来。我们要带他去一家好点的餐厅。”她为父亲点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他最喜欢的牡蛎配一瓶很好的红酒。吃完饭我们到女装设计师那里去试衣。正是在这里，他像普鲁斯特那样，摆出一副女性时尚权威的派头来，有点不受控制了。他不仅提了母亲在胸脯方面存在的问题，像一个真正的法国人那样，还跟店里的姑娘们勾勾搭搭、眉来眼去。他是个很有女人缘的家伙，一个招蜂引蝶的人。作为一个拥有耀眼魅力的人，他颇能履行“执子之手”的承诺。把手交给他的女士绝不会后悔。她甚至不会后悔再回到丈夫身边，因为但凡有头脑的人就会明白，我父亲不是能长久拥有的，就像秋天，就像诺亚方舟。在和人谈话方面他才华有限，但他肚子里的话题却令人叹为观止，这往往能令他无往而不利。他曾经短期培训后在一艘驱逐舰上服役，也曾经近距离见过罗斯福、哈里·霍普金斯、丘吉尔和蒙哥马利。在红海，伊本·沙特曾和他的宫廷人员登上舰来，把帐篷搭在船尾甲板的凉篷下，烤着他们自己的羊，还把杯子倾倒过来，把咖啡渣倒在他们自带的精致地毯上。爸爸有一次还曾跟他们的大穆夫提聊过天，此人甚至闪烁其词地提到自己曾乔装进奥斯维辛集中营，还视察了那里的毒气室。在巴黎，爸爸曾在许多场合与马尔罗会面。萨特曾戏谑地指控我父亲是美国间谍，就因为他的法语说得实在太棒了。我不想开始说我父亲，但要是想稍微理解我对我舅舅所怀的深厚感情，那么他是绝对绕不过去的。有时候甚至贝恩都会以羡慕的口吻说起我父亲，因为他在女人方面实在是太成功了。贝恩喜欢描述或模仿我父亲走进餐馆时的样子（他们在彼此模仿时做得同样糟糕），模仿他对斟酒服务生的百般盘问，模仿他要给主厨带的关照。如果他带着普鲁斯特去吃饭，后者准会被他逗得不轻且留下长久的记忆。

我父亲（唉，他那双要命的眼睛啊！）舞艺高超，从狐步舞和查尔斯顿舞一路下来的各种舞步他无一不精。华尔兹、伦巴、康茄、探戈——只要他对一个女人张开双臂，她就会有宛如回家的感觉。他所呈现的身姿体态，会使得她那在性欲的荒野中寻找路标的身体长长地吁出一口气来，直到她停止呼吸。而对男人，爸爸的举止，他与人接近的方式，则显得品位不佳。不过女人们不那么介意艺术的问题。很显然，他是个自成一派的人。我甚至不能望其项背。无法按照他的模子来塑造自己，我真不是那种能让女人着迷的男人。不过在我三十岁之前，我是努力过的。不过没能说服女孩们接受我在性方面的十二平均律（这就是我父亲的说法）。对了，他说起话来很纯洁，很干净，没有冒犯的言辞，没有对性行为的具体描述。诚然，情场老手的那套惯有说辞说顺嘴了不时还是会漏出来：“ 她见了我的家伙不禁发出了惊叹 ”“这简直像是一场宗教体验”。诸如此类。他的天赋并不在语言表达上。然而女人们在遇到鲁迪·特拉亨伯格之后都和过去再也不一样了，而她们在跟我分手后都还完全是她们自己，跟以前一模一样……为什么我女儿的母亲不愿意嫁给我呢？如果换了我父亲，她还会拒绝吗？

我之前提到过，我学会了很多我父亲的作派，这些作派都透着精致。这套作派我知道怎么开始，却不知道该怎样妥善收场。到了我身上，味道就全变了。就好像不是我在召唤女孩们跟我去，而是我在求她们带我走。

爸爸并没有沦落为一个无可救药的淫棍——就像人们描述的卡萨诺瓦那样，面颊浮肿、满口蛀牙、口气恶臭、性病缠身。其实我父亲身体倍儿棒。我倒才是伤痕缠身的那个。

我家老头子从来没意识到，他这一辈子主要是为女人而活的。在他看来，自己对女孩子的兴趣在正常的范围内。他并不整天把女人挂在嘴上。他阅读广泛，所有当代的主要问题他都能聊上几句。杰出的人物拿他很当回事。几年前，格诺曾到我们家来过几次。我们家能从美军基地贩卖部弄到波旁威士忌，当时这可是很紧俏的东西。格诺的确好一口波旁威士忌，但他来我们家却不单是来喝酒的。当时常来我们家的还有亚历山大·科耶夫，他是不愿意跟傻瓜同桌吃饭的。我提到科耶夫是因为他在书中描绘过，黑格尔是如何在最恰当的历史瞬间完成了《现象学》一书，当时耶拿战役的炮声已耳力可闻——这个时代以拿破仑的胜利而达到顶点，还完成了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栋巍巍巨厦，从这栋巨厦之中，绝对知识（直到现在才）得以观照所有的存在。

我们家在餐桌上讨论的话题是，举个例子：大写的人在到达历史终点时会不会还是以动物的身份而存活着；他是不是到了该成为“纯粹自然”的时候了。这和其他类似的话题一样，在争来辩去中蜿蜒穿过事件的迷宫。我长大的过程中一直听到希特勒和斯大林对欧洲的分割，后来又变成了斯大林和西方诸强来分割；听到华沙的犹太人隔离区和“转运中心”；还听到种族灭绝，“欧洲的吉卜赛人被纳粹像咖啡豆一样烤”；听到特雷布林卡灭绝营和古拉格劳改营，还有其他令人毛骨悚然的地名。一个经常谈起的话题是，人类时代的终点、自由的“历史性个人”的创始是否即将到来。谈的都是极其严肃的东西。没有席间漫谈常涉的色情、施虐受虐或鸡奸等淫邪内容。若你的思考不是从一个正确的历史概念一路推断过来，若你不是生活在自己所处的时代，那么思考只会令你感到迷惑——它会把你逼疯。过度活跃却没有聚焦的意识活动，其可怕的后果更导致我们人类的衰退。

这事你必须得这么来看：启蒙的人是一个小宇宙，能将普遍意义上的存在都包容于一身，条件是他得位于普遍知识之巨厦的顶端。不用说，我自己是做不到的。然而，如果你不知道世上存在着一种东西叫作伟大的黑格尔的大局观，那么你便永远也无法对这些反常的时代作出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判断。

现在来设想一下，你所拥有的不是拿破仑的军队，而是你的女人们，不是耶拿而是你的卧室，不是大炮而是你知道的那玩意儿——这样你就能开始以一种更为真实的眼光来看待爸爸的生活了。那件历史性的事，那件数以百万计性欲勃发的男人努力想干并且正在搞砸的事，他干起来轻松无比，他是一个天生的赢家。你是因为无法在历史的罗盘上找到精确的读数而迷失的。而爱神厄洛斯即是固定的磁极。爸爸的天赋便在于成为爱神的化身。母亲对此极为窝火，但她明白，摊上爸爸这样的丈夫，婚姻和家庭生活不可能干净整洁。他从来不会恶语相向，也不会举手动粗，就性情而论他慷慨而又善解人意，他有温度，是个温情脉脉的父亲。不过我想你能看得出来我为什么要从巴黎抽身。因为他不是常人，是个特例。他不用像其他人那样“锻造自己的灵魂”。他的灵魂是特殊的力量专门为他定制好的。而我，因为“灵魂正在锻造中”，必须为了这一目的而远赴美国。此事的前景目前尚不明朗，但肯定会有所成的，我把话放这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