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英国摆脱孤立

是的，（德皇）喜欢让自己被人议论。我们谈判达成的协议没有带上他，没有得到他的允许和帮助，让他惊呆了；这些协议使他产生了一种受到孤立的感觉，他因此烦躁不安、心情恶劣。

——英王爱德华七世论德皇对《英法协约》的反应

在新世纪的头几年里，英国放弃了长期以来的光荣孤立政策，寻求与欧陆强国建立新的关系。伦敦的目的是通过寻求与站稳脚跟的帝国主义者法俄互相纵容来保护自己的帝国。它关心的次要问题是要压制来自中欧的世界政策的怪异冲击波。伦敦别无选择，只能摆脱孤立。由于它的殖民地受到威胁，这个独来独往的老牌帝国主义者在一个冰冷的世界里需要新的朋友。英国与欧洲大陆重新接触是迫不得已：只为找到一种和平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帝国。

欧洲列强一开始并不欢迎这个老拳击手重回拳击场。法国和英国在它们漫长、血腥的历史中几乎未曾有过相安无事的时候。没有人忘记滑铁卢。而在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和远东地区的一系列殖民冲突之后，俄国和英国也绝不是朋友。非要说的话，英国和德国才是天生的合作伙伴。这两个国家曾经一起对抗拿破仑，共同信仰新教。它们既不属于拉丁人种也不属于斯拉夫人种，就这一点而言，它们在种族上也很相似。然而它们结为同盟的尝试却失败了。英国打破了与德国的“天然”友谊，这是一个漫长的、让人肝肠寸断的过程，好比与一个被赶出家门的家庭成员断绝关系。“必须陆续斩断这千丝万缕的联系，”未来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写道，“英国对俄国在亚洲动向的猜忌，与法国的世仇，对布伦海姆 、明登 和滑铁卢的记忆，在埃及和殖民地范围与法国持续不断的纷争，德国与英国密切的商业联系，两国皇室之间的亲属关系 ¹ 。”

在1902年1月30日缔结的英日同盟的加持下，英国开始染指欧洲大陆。这为英国的大陆外交设立了一个框架：一种通过相互承认而不是枪炮来维护帝国的和平手段。英日同盟的缔约国分别承认对方对中国和朝鲜领土的主张（双方都没有问过中国或朝鲜是否愿意被占领），并同意如果对方受到攻击则保持中立。这次在亚洲取得了成功后，英国开始毅然决然地与最有可能威胁它全球利益的两个欧洲大国——法国和俄国——重新接触。

20世纪头十年初的德国面临着一个大不相同的世界，它被德皇的唯我论狂言和世界政策的混乱方向扭曲了。德国想要一个帝国，却根本不懂如何取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显然并没有转变为德国的所有物，“世界政策”这个词也失去了它本可以具有的任何意义。该政策的设计者、宰相冯·比洛从未提出过立意明确的政策声明。1900年1月，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将军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应该推行世界政策。我要是知道这应该是怎么一回事儿就好了 ² 。”

德国似乎给自己套上了与自身不符，并且可能永远不符的定义。它不是法国或俄国的朋友。它不是世界强国。这种观点滋养了一种常年处于劣势者的弱者心理。如果法国和英国成为新的朋友，那么在德皇的心目中，这件事情本身就意味着它们的友谊是反德的，不管缔约国是否对德国怀有恶意。这种受围心态不断加剧，促使柏林在1902年6月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续签了三国同盟。这又加剧了最初造成这种心态的分裂过程，并将法国和英国进一步推入彼此的怀抱。然而，英王爱德华七世在1903年乘船前往巴黎，开启英国与法国那次著名的修好时，根本不在乎德国会怎么想。

从对欧洲关系的影响来看，国王在1903年5月1日对巴黎的访问事后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王室旅居。他受到的接待一开始并不友好，布洛涅森林车站零星响起了“布尔人万岁”和“法绍达万岁”的喊声。不过即使法绍达危机将法国和英国推向了战争的边缘，人们的记忆也并不长久，这些大煞风景的提示并没有对王室的魅力攻势造成太大的妨碍。国王把亲善和全盘亲法的态度表现得很了不起，比职业外交官更迅速、更有效地诱惑了他的东道主们。

国王对他的东道主们说：“我们都对法兰西民族和他们的光荣传统感到友好和钦佩，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感情可以发展成为两国人民之间最热烈的钟情和依恋。实现这一目标是我不变的愿望。”次日，他在爱丽舍宫为他举行的国宴上重述了这些情感；1903年7月6日，在伦敦为当时的法国总统卢贝举行的答谢宴会上，国王再次重申并进一步强调了这些情感，表达了他“对两国修复的友好关系地久天长的殷切希望 ³ ”。

国王的愿望得到了满足。爱德华时代外交的圆滑路线施展了王室的魅力。两国努力寻找共同点，达成了一项旨在保护和巩固两国殖民地财富的协议。结果便是1904年4月8日签订的《英法协约》。它标志着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持续至今的和平共处关系圆满结束，并正式确立了英法友好的新时代，在被几乎习以为常的冲突、阴谋、入侵和反入侵所充斥的一千年里，这两个大国之间很少有过这样的友谊。

《英法协约》并不是任何法律意义上的条约或同盟。正如贝纳多特·施米特所解释的那样，与法国正式结盟会逼得德国人铤而走险，并且有可能毁掉阿斯奎斯的自由党。 ⁴ 它更像是一份协议，字面意思即为“挚诚协定”，根据这份协定，签字国承认彼此对争议殖民地的主张。例如，法国承认英国在埃及的势力，作为交换，英国则承认摩洛哥为法国所独占。从表面上看，《英法协约》似乎只是解决了一堆乱七八糟的殖民地问题。然而，它将在法绍达、纽芬兰和暹罗（泰国）的争端中本已心照不宣的默契正式化了。因此，这份协议开启了一个符合帝国扩张利益的愉快和解期，这在两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严格来说，《英法协约》并不是一份反德条约——“至少从白厅的角度来看并不是，而是一份旨在缓和与法国因殖民而产生的紧张关系的条约。”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写道。 ⁵ 《英法协约》也没有军事约束力。这两个大国都没有承诺在发生战争时保护对方。这样一来，如果德国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再次入侵法国，英国的立场仍将待定。英国既不中立，也不对法国承担义务，而是继续持观望态度，直到1914年8月，这就埋下了一个会曲解两国关系的隐患。

然而，《英法协约》的精神会演变为一种准军事义务，至少在未来的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心目中是这样的。对他来说，《英法协约》将保护法国，正如他后来向俄国外交大臣萨宗诺夫解释的那样，“根据这份协约，英国已经表明准备在德国进攻时对法国出手相助了”。 ⁶ 英国人在这件事情上还远远没有下定决心。英国外交部似乎认为《英法协约》只不过是一种心态，一份口头协定，只要它能保证英国资产不受法国干涉就行了。

然而在德国人眼中，《英法协约》却是一笔居心叵测的交易。这可不是英国和法国抛硬币决定几块殖民地的归属那么简单。对柏林来说，它发出了英国未来在欧洲对谁忠诚的最明确信息。它回答了19世纪末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发生欧洲战争，英国会支持谁？而答案让柏林大惊失色。主要的保守派人士认为，德国完全有理由担心自己被老牌帝国主义列强包围。

宰相比洛对这样的事态发展故作镇定。他驳斥了说他的政策使德国陷入孤立的指责，并假装对“法国与英国冰释前嫌”表示喜闻乐见。 ⁷ 他试图让帝国议会放心，德国在摩洛哥的商业利益（“这份协议的要点”）不会受到损害。

如果说比洛是强颜欢笑，那么《英法协约》则让德皇目瞪口呆，他在一系列近乎疯狂的演讲中发泄着自己的愤怒，其中一次在卡尔斯鲁厄的演讲中，他甚至为1870年至1871年对法国的胜利而欢呼。德皇的好战态度对英国王室起了作用。国王爱德华七世于1904年6月25日访问基尔，想要让他这个正在气头上的外甥放心，英法之间的协议并没有恶意。

两个多星期后，国王回来，告诉法国驻伦敦大使保罗·康邦，他发现威廉的宫廷“对我们的亲密关系深感不安”。他接着说：“我让他们放心，提醒他们英国和法国有许多并行不悖的共同利益……两国达成充分谅解，欧洲的和平就又多了一份保障 ⁸ 。”

在答复中，康邦将国王的注意力引向“似乎让威廉深受其苦的紧张情绪的真正原因”：

几个月来，（德皇）从不相信英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他继续猜测我们两国之间的误解，就像他猜测列强之间存在的所有不和的根源一样；他试图让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欧洲最高仲裁者、天下太平的捍卫者和担保人；总之，他希望在所有的地方唱主角。他痛苦地看到陛下从他手中夺走了这个角色 ⁹ 。

对此，爱德华回答说：“是的，（德皇）喜欢让自己被人议论。我们谈判达成的协议没有带上他，没有得到他的允许和帮助，让他惊呆了；这些协议使他产生了一种受到孤立的感觉，他因此烦躁不安、心情恶劣 ¹⁰ 。”

德国的反应越来越慌，开始了一系列注定失败的尝试，想要与列强建立新的关系。德国失败了一次又一次。1905年，它未能建立俄德同盟，就是那胎死腹中的《比约克条约》，德皇单方面修改了该条约，将其适用范围限制在欧洲，不包括亚洲。威廉在外交上的胡闹使该条约与三国同盟不兼容。正如沙皇（在条约签署后）耐心地表明的那样，如果法国和德国开战，它要怎么才能适用？沙皇的声明实际上已经废除了该条约。

这一整段经历使人们注意到了德皇对实际情况的把握有多么差劲。历史学家阿尔贝蒂尼感叹道：

世界命运的这么大一部分被托付给了这样一个人！那些为他效力的人——以比洛为首——多次自问，他的心智是否健全，是否应该管管他，但他们从来不敢这样做。他们不敢，因为无论是聪明还是迟钝，他们作为政治家之前，首先都是朝臣，俾斯麦除外 ¹¹ 。

德皇很快就以夺人眼球的方式展示了他冲动的、爱出风头的本性。《英法协约》引发了德国和法国就后者对摩洛哥主张的激烈争执。得到了英国对这块领土的首肯之后，巴黎迅速采取行动，巩固法国的占领，于1905年1月派出一个外交使团。这激怒了德国人，不是因为柏林对摩洛哥有什么特别的主张（它并没有），而是因为法国外交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没有提醒德国注意法国对摩洛哥的占领——这是巴黎习惯性的政治礼节。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写道：“德尔卡塞决定排挤德国人，这就在他的北非政策中加入了完全没有必要的挑衅意味……” ¹² 德尔卡塞的同僚们对这种乱来的挑衅感到惊讶，并恳求他至少与柏林交涉一下。但这位外交部长拒绝与德国人产生任何关系，他认为德国人“很讨厌”，是“骗子” ¹³ ——甚至连法国殖民党领袖欧仁·艾蒂安都认为这种立场太欠考虑。

德国对这样的事态发展越发愤愤不平，1905年3月31日，在法国人登陆并向地方当局索要对摩洛哥军队的控制权三个月后，德皇本人对丹吉尔进行了一次盛大访问。面对热烈的欢迎，威廉提出了德国对该殖民地的经济要求，然后匆匆离去。他的访问持续了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激怒了法国人——根据以前的公约，他们必须承认德国在摩洛哥的利益，如果有的话。这场风波导致德尔卡塞被免职。暂时取得了胜利的德国人坚决要求在国际会议上解决这场争端。

阿尔赫西拉斯会议对德国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法国人准备充分，还得到了其他欧洲大国的支持。俄国人支持他们的盟友，英国人同样也希望看到法国能保住伦敦在《英法协约》中应允的东西。在这次事件中，摩洛哥获得了半独立，代价是法国人对关键机构的控制，包括“独立”的警察部队，以及对国家银行的控股权，这让法国有效地控制了该国的经济发展。

会议结果又一次羞辱了德国。“三国同盟的无效性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克拉克写道，“德国的决策者们把事情搞砸了。” ¹⁴ 这次失败对德皇来说尤为严重，他以为自己耀武扬威的摩洛哥之行会是一种将英国排挤出北非的办法，这也是威廉更疯狂的议程的一部分。他忌惮英国的国力，竟打算组织一个欧陆反英联盟。一切都要回到神秘的世界政策上来，奉行这一政策的威廉“渴望成为大西洋海军司令和耶路撒冷国王”。 ¹⁵ 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的失败将德国放逐到帝国权力大博弈的赛场外，并使英国壮起胆子寻求与当时正威胁着它的远东殖民地的俄国建立更牢固的关系。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等待德国的是一次更大的冲击，因为英国逐渐被拉上了法俄的轨道，在1907年与之缔结了被世人称为“三国协约”的三方协议。伦敦和圣彼得堡都在引诱对方加入这个昔日敌人之间的特殊条约。俄国是在狼狈不堪的状态下来到谈判桌前的。由于在1904年至1905年的那场战争中输给了日本，再加上1905年的革命，俄国被严重削弱，正寻求一切机会改善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抵御德意志人的威胁。伦敦则抓住这个机会，向一个受到重创的大国伸出援手，作为交换，俄国放弃了对英国远东资产的所有要求。

英俄的协定为英国节省了不得不保卫印度帝国免遭俄国入侵而产生的巨大支出。按照基钦纳的说法，保卫印度不受“俄国的威胁进逼”，要花费“2000万英镑，还要加上每年150万英镑的费用”。 ¹⁶ 这笔账单让1905年掌权的自由党政府心烦意乱，新任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决心把俄国拉到自己这边，通过和平劝导消除俄国对大英帝国亚洲边陲的威胁。

他成功了。格雷和外交部打消了圣彼得堡对中国、印度和波斯的兴趣，确保俄国承认阿富汗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并使俄德结盟的前景尽数化为泡影 ¹⁷ 。

英俄之间的协议必然导致被称为“三国协约”的三大国所组成的松散联盟。英帝国与法国和俄国团结一致、和平共处，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迄今为止，俄国和英国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宿敌；现在，他们在这份自私自利的友谊中故作热情地欢迎彼此。英国的法俄盟友怀着几乎不加掩饰的喜悦之情看待它们的新朋友，并一厢情愿地想象着有朝一日英国会与它们结成三方的、完全的军事同盟。爱德华七世则欣然接受了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它使英国不再受到冷落，而是站到了法国和俄国一边。

然而，这三国之间的协议使德国民族主义者惊恐万分，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深刻地感觉到自己受到了藐视和排挤。德皇对发生这种事情怒不可遏。英国竟然向它在亚洲的死对头俄国靠拢，他认为这简直令人震惊、不可理喻。即使《英法协约》和《英俄条约》都不被认为是明确反德的，这三个大国也都十分清楚，这些协议会对德国人的想法产生怎样的影响。仅仅是排斥德国这一行为，便激起了德国政府的初期妄想症。对三大国来说，维护它们的帝国并保证它们在欧洲的安全值这个价。

就这样，欧洲在十年内演变成了两个大国集团：三国协约和三国同盟。它们曾一度起到威慑作用。套用丘吉尔的话说，它们是“肩并肩，而非面对面”。历史学家们称，三国协约是“和平的”，没有恶意。 ¹⁸ 问题是德国显然并没有把三国协约视为友好或和平的。怎么可能呢？这种三方关系将世界上最大的几个帝国团结在一起，相比之下，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经济不景气，政治上也乏善可陈。

事实上，三国协约将俾斯麦最害怕的事情变成了现实，他曾在1885年5月27日写道，倘若英法俄达成协议，“就将为一个反对我们的联盟打下基础，这比我们国家可能要面对的其他任何联盟都要危险”。 ¹⁹ 三大国让他一语成谶，而这位暴脾气的普鲁士老人鬼魅般的声音也回来在他的苦主身上作祟了。三国协约像一把巨大的虎钳作用在德皇身上，使柏林那种无依无靠的强烈感觉加剧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诚然，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是柏林的朋友，但意大利在三国协约的牵引下摇摆不定，看起来像是抛弃了同盟国。

在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把柏林的恐惧看作一个封闭的、过于敏感的专制国家的偏执狂。不过德国的担忧显然也有一定道理。英国外交部的一些人——尤其是最有影响力的仇德者艾尔·克劳——把德国塑造成一个凶猛的掠夺者，或许是正确的。又或许在他们对普鲁士的优势所持的本能的反德观点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事实。例如，他们本可以试着去理解此时正困扰着德国的外界刺激。在三年的时间里，柏林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东有当时能够派出不知几百万大军的俄国的大量人口，西有复仇心切、心高气傲、越发想要报仇雪恨的法国，北有海上霸主、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拥有者英国——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意大利的跳槽迹象暴露无遗之时。意大利本应是德国的盟友，却在摩洛哥问题上支持了法国！从德国人的角度来看，法俄英的友谊极大地加剧了这个国家被敌对势力包围的感觉，以至于普鲁士军方的资深人士此时强烈要求打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以便突破在他们看来简直令人窒息、不堪忍受的包围。 U+Aqiw3SUzdkR44fHPjNyySjuk01/Rcmmcrxb0wFxQzeJKW7Cxa6wY95aY7iSbe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