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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再也没有回到我们这边。他们反而去了我们的敌人那边。
——德国历史学家埃里希·勃兰登堡
英国是个变数。没有人能够预见到英国的孤立主义将如何结束；如果它真的结束了，大英帝国又将在欧洲和谁眉来眼去。大多数情况下，英国在它的岛屿堡垒中安然旁观，被大海和自愿实施的光荣孤立政策隔绝在外。但英国人很快也将不得不做出选择。在伦敦观望和等待的同时，法国和英国在非洲一处偏远之地发生了另一场殖民地冲突。它的影响将重新调整伦敦在欧洲的敌友关系，使英国人摆脱孤立。
与俄国的军事协定给了法国行动自由，它带着重燃的信心投身于殖民竞赛，以全新的活力投入对非洲的瓜分。这项由法国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尔·阿诺托牵头的政策，使巴黎在对东非，特别是埃及和尼罗河上游长期秉持的主张上与伦敦发生了冲突。在苏丹河流域的法绍达的对峙，将这两个大国推到了战争边缘。
1898年9月，英法两国军队在位于英国的开罗——开普敦轴线和法国的达喀尔——索马里兰轴线交叉点的这座孤立的南苏丹要塞相遇，法绍达危机达到顶点。法军从布拉柴维尔出发，经过十四个月史诗般的长途跋涉穿过非洲，他们的人数超过了英军；但英军的火力超过了法军。两军都试图控制埃及的水源、对农作物灌溉至关重要的尼罗河上游——最终控制埃及本身。自1882年以来，英军已经占领了埃及的大部分地区，而法国拒绝接受这一殖民地主张的合法性。
在这次事件中，双方并没有在法绍达开火，但对峙激起了国内的沙文主义，消息灵通的法国和英国新闻界对他们认为的对方的侵略行径大加指责。两个帝国都不准备在埃及的权力分掌一事上做出让步。但英国人显然占了上风：他们已经占领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自认为有资格代表亚历山大港发言。伦敦声称，英军占领尼罗河源头，是为了“埃及的利益”。就算不是所有的埃及人都相信这套说辞，那些比较精明的法国人、老谋深算的帝国主义者还是接受了。法国新任外交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认为，在非洲的一处偏远地区与一个控制着海洋的敌对大国打一场陆战纯属徒劳。这场争端以对英国有利的方式解决了。1898年11月3日，法国人承认了英国在埃及的自主权，乖乖地撤军了。
法绍达危机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深刻影响。从短期来看，这场冲突伤害了法国和英国的关系，并驱使这两个大国毫无节操地寻求与德国这个舞会上不受待见的小可怜恢复友好关系。法国突然间萌生了亲近德国的想法，支持它的殖民野心。但正如凯格向我们展示的那样，这个问题将法国奇异的两面派作风暴露在了众目睽睽之下。一方面，巴黎向柏林献殷勤，想要阻止英国在海外的野心；另一方面，巴黎又求助于圣彼得堡，想要遏制德国在本土的扩张。法国做不到两手抓，在非洲与英国人的冲突中也没有得到德国的支持。法国对殖民地和欧洲大陆的渴望，在政治上是无以为继的。
伦敦也提出要让德国当自己的第一位舞伴。法绍达事件爆发前，伦敦一直在央求德国签订一份殖民地协议，与法国对埃及、尼罗河上游和非洲其他地区咄咄逼人的主张叫板。法绍达事件加速了这些努力。1898年、1899年和1901年，索尔兹伯里联合政府的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也是未来那位绥靖者内维尔的父亲）曾三次力劝英德结盟，均以失败告终。这三次，德国都拒绝了英国的提议。
张伯伦坚信英国的未来与德国人息息相关。1899年11月30日，他在莱斯特发表了一场著名的演说，将德国和英国的利益捆绑在一起，甚至号召建立一个包括英国、德国和美国的“新三国同盟”——“德意志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横跨大西洋的两大分支”——目的是遏制法国和俄国的势力 1 。
这个构想让未来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痴迷了一阵子，他设想出了“世界上最大的舰队”和“世界上最大的陆军”联合的样子。 2 不过就算德皇青睐这一构想，德国民众和新闻界也不买账。英国和德国的新闻界都没有忘记过去的那些芥蒂（例如克鲁格电报），也没有释怀。由于鲁莽地使用了“同盟”一词，张伯伦在《泰晤士报》上受到了猛烈抨击。德国报纸也把这个构想贬得一文不值。在这样的持续攻击下，宰相伯恩哈德·冯·比洛拒不考虑英德修好，并放弃了给张伯伦答复的承诺。
相反，仅仅过了两个星期，比洛就在帝国议会面前为《第二海军法案》辩护。他刻意不提张伯伦的结盟提议，并愚蠢地将英国描述为一个日薄西山的国家，对德国眼红。他宣称，德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到足以威慑任何大国的海军，这是在直接叫板英国的海上霸权：“在即将到来的世纪里，德国要么做铁锤，要么做铁砧 3 。”
在这样的时刻，门关上了，再也不会打开。张伯伦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商人，言出必行，他放弃了与德国结盟的信念。“关于比洛对我的态度，我在这里就不再多言了，”他在1899年12月28日给一个朋友写信说，“但无论如何，我都认为我们必须放弃关于结盟的所有进一步谈判 4 ……”
因此，从长远来看，法绍达危机迫使英国和法国认识到了它们真正的利益之所在：说来也怪，这利益竟然是相互依存的。这两个大国都控制着大片的海外领土，两国都想要保护这些领土。德国拒绝了它们的恳求。它们决定转而采取一种互相妥协、彼此和解的新方针，正如它们在法绍达事件中的做法，而这也成了处理未来殖民地争端的样板。
确实，即使法国的“法绍达综合征”有时会引起法国人对英国人的愤怒，它终究还是巩固了两国的关系。这两个拳击赛中的老对手就像维恩图上的圆圈一样共存：在一些地方重叠，他们在那里争吵、打斗；在另一些地方各自独立，保持原样，他们在那里伸出友谊之手。从这个角度来看，法绍达事件的影响对英法关系大有裨益。它们的私利，对各自帝国的维护，依赖于合作和共存，而这种认识将让这并非天生一对的伙伴走到一起。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1904年《英法协约》的签订，正好可以追溯到法绍达事件之后这两个帝国的和解。《英法协约》将让使欧洲分裂的大国关系完成站队，并使德国产生自己正在被渐渐包围的痛苦感受。
比洛和德皇着眼于长线，这使他们成了无人搭理的弃儿。他们坚持认为伦敦会继续“（向我们）靠拢，正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1901年1月，威廉向他的宰相保证。比洛回答道：“陛下觉得一定得是英国人向我们示好，这完全正确 5 。”他列举了所有的原因，为何英国需要一个像德国这样更强大的伙伴，以便“在这么多对手面前……维持他们的世界帝国”。他驳斥了英国可能决定放弃孤立、与法国或俄国联手的前景——张伯伦曾以此相威胁。比洛写道：“英国与（俄国或法国）达成协议的威胁，只是英国人多年以来一直用来吓唬我们、胁迫我们的幽灵。”这些交流显示出德皇和比洛对英国的决议误解得多么深。
1901年1月22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她的德国外孙怀里与世长辞。未来英德同盟的所有希望都随她而逝。新王爱德华七世蔑视威廉，支持旨在孤立他外甥的王国的反德政策。英国和德国都不愿意将当时正在进行的关于“防御性条约”的小声会谈继续下去。会谈戛然而止。
年迈的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最终拒绝与德国或其他任何大国结成军事同盟，因为如果发生战争，英国政府要对自己的选民负责，而不是对某个外国政权负责。他在1901年5月29日的一份著名备忘录中宣称：“如果政府承诺为一个不受舆论欢迎的对象宣战，那么这个承诺就会受到唾弃，政府也会被赶下台。” 6 没有比这更能界定英国与德国政体差异的声明了。伴随着这份声明，与德国结盟的前景彻底告吹，英国人背过身去，再也不会回来。
德国历史学家埃里希·勃兰登堡一针见血地总结道：
我们的政治领袖试图……规避被英国利用完之后又被遗弃的危险，却招来了比这严重得多的危险，那就是把我们的天然盟友送入对手的怀抱，自己却陷入孤立。然而他们始终坚信，他们的行为是明智的，因为英国最后一定会回来……英国人再也没有回到我们这边。他们反而去了我们的敌人那边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