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法国受到德国攻击……俄国应动用全部可用兵力攻击德国。如果俄国受到德国攻击……法国应动用全部可用兵力攻击德国。
——《法俄同盟协定》第一条
阿尔萨斯和洛林:学童们有多少次听到它们被拿来充当大战的原因?但它们到底有多重要呢?德国在1871年普法战争胜利后对法国施加的苛刻条件使欧洲警觉起来,注意到它们之中存在着一个强取豪夺的军事贵族统治的国家,热衷于掠夺和没收邻国的领土——这实际上与八十年前的拿破仑很像。
普鲁士在《法兰克福条约》中的解决方案激怒了法国人民(同理,1918年的《凡尔赛和约》也将激怒德国)。尤为屈辱的是失去了东部边境省份阿尔萨斯和洛林,它们被并入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俾斯麦本人反对吞并,但被皇帝威廉一世支持下的老赫尔穆特·冯·毛奇将军和他手下的将军们驳回了。宰相正确地指出,法国“将永远仇视” 1 德国,因为它抢走了法国的两个省份,并强行将那里的居民“德国化”。在奉行孤立主义的英国,甚至连首相威廉·格莱斯顿都谴责这一行为是“暴力撕裂” 2 。
法国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造成了严重的军事后果。若是再与法国开战,德国就有了一个防御“缓冲带”和进攻“跳板”。拿破仑战争的记忆从未远去。这两个省份交出资源,以满足德国贪得无厌的胃口。洛林的主要吸引力在于巨大的铁矿石储量,其产量在过去的十年里增长了四倍,还将随着一种新冶炼方法的发明而进一步加快。这些铁矿石流入了德国的铸钢厂,法国的矿山却要为德国将来的对法战争出力,如此让人痛心疾首的前景也随即浮现。
在这两个省份,可以强烈感受到情感和政治上的后果,至少一开始是这样。即使一些阿尔萨斯人讲的是一种德语方言,“他们仍然坚定地忠于法国,德国人对他们的同化从未成功”。 3 另一方面,《法兰克福条约》允许阿尔萨斯人和洛林人在1872年10月1日前做出决定,是迁往法国,还是留在家乡,接受德国国籍。到了1876年,大约有10万人选择移民并保留法国国籍,仅占阿尔萨斯——洛林居民的5%。 4 大多数人更愿意留住他们的家园,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些新“德国人”中的大多数拒绝接受他们的身份。19世纪80年代,两省派往帝国议会的15名代表始终反对吞并,拒绝接受他们的新国籍。他们被称为“抗议代表”,他们以这样一项动议来反抗吞并:“提请帝国议会决定,没有被征求意见就被《法兰克福条约》并入了德意志帝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居民,必须特别站出来反对这次吞并 5 。”
法国人对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感情随着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起起伏伏。政客们例行公事般地呼吁收回这些地方,以煽动爱国热情。这并不总是一种政治策略。一些政客——主要是那些为了保留法国国籍而被迫背井离乡的人——坚定地致力于收复这两个省份。
在普法战争之后的十年里,法国的赔款很快便付清了,国家的经济也得到了惊人的复苏——这证明了法兰西民族的自信和经济实力。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人们重新开始讨论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事情。德国还要继续控制这两个省份,这着实激怒了法国和英国。伦敦对这种肆意亵渎法国主权的行为感到“震惊”——当然,英国并没有将这一标准应用在自己的帝国征服上 6 。
民众要求两省回归的呼声在19世纪80年代逐渐消失了。即使大多数法国人民仍然盼望它们回归,也很少有人愿意为收回它们而打一场复仇战——一场新的收复失地战争。事实上,法国和德国享受了几年的缓和期(1878——1885)。共和派在1877年的法国大选中获胜,粉碎了君主主义复辟的可能性,俾斯麦对此喜闻乐见,对“复仇战”的恐惧在他掌权的最后几年里一直困扰着他,此时也彻底消退了。
实际上,在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为了将巴黎的注意力从“失去的省份”上引开,还曾鼓励法国的殖民扩张。这构成了缓和的基石。“我希望能走到这一步,你们不再对色当耿耿于怀,就像你们不再介怀滑铁卢一样,”俾斯麦表示,“放弃莱茵河吧,我会帮助你们在其他任何地方获得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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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言而有信,支持法国在19世纪80年代向突尼斯、摩洛哥、西非、埃及、马达加斯加和东京
扩张。
19世纪90年代,很多法国人开始厌倦关于“复仇战”的讨论。与德国更紧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几乎将这个问题从法国的政策中剔除。历史学家约翰·凯格写道:“19世纪的最后十年,阿尔萨斯——洛林迷思显然已经严重式微,法国几乎没有人建议为了将这些省份收归法国而开战。一些人仍然希望它们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和平回归,但真正的‘复仇战’已经没有市场了 8 。”
法国和德国成了重要的贸易伙伴,尽管在德国商品入侵法国市场后,法国人还会定期抗议这场“经济上的色当之战”。到了1890年,德国已经是法国的第三大供应商和第四大买家。 9 法国人对德国的情绪也并非全然敌对。法国知识分子对德国同行十分钦佩,与他们多有来往。瓦格纳的音乐,以及从康德到尼采的德国哲学家,无不让法国的文化精英为之着迷。
甚至连阿尔萨斯——洛林的情况也并非一边倒。即使许多阿尔萨斯——洛林人梦想着他们的省份能在某一时刻回归法国,也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派对他们的新家长感到满意,急速发展的德国提供的经济保障给他们带来了慰藉。19世纪90年代末,在阿尔萨斯和洛林15名当选的帝国议会代表中,有少数人支持地方自治。一位前阿尔萨斯人保罗·德勒斯伯爵在他的《法德关税同盟下的和平》一文中提出了建立法德内部市场的构想,领先时代一个世纪。
确实,正如凯格的研究所示,缓和时代逐渐进入了修好阶段,甚至还讨论起了法德结盟。“有了这样一个联盟,法国将一举恢复往日的地位,”法国前战争部长让——巴蒂斯特·康珀农将军说,“法国和德国联合起来,将会统治世界。”虽然茹费理的两届政府对这种新的关系表示赞许,但他没有把这样一个联盟说出来。法国公众只能容许与德国进行“偶尔的合作 10 ”。
法国政坛的激进派和保守派两端都不吃这一套。他们厌恶茹费理政府的亲德政策。法国保守派从未放弃对那两个省份的追索,这种追索在1882年茹费理与极端爱国者、爱国者联盟创建者保罗·德鲁莱德的著名交锋中达到了高潮。茹费理宣称:“到最后,您给我的感觉是您喜爱阿尔萨斯——洛林甚于法国。”德鲁莱德在回应时说出了那句名言:“我失去了两个姐妹,您却给了我二十个女仆 11 。”
但左派对法国与德国眉目传情的抨击最为猛烈。未来的总理乔治·克列孟梭作为一个年轻的政治玩家开始进入状态,指控茹费理政府犯有叛国罪。这已经是极限伤害了。茹费理在1885年的大选中失利,加速了缓和期的结束和法德紧张共处的新时代的开始,在此期间,法国民族主义时不时地爆发一阵子,几乎使两国兵戎相见(例如新任战争部长布朗热将军咄咄逼人的姿态,以及德国警察在德国边境逮捕了一名法国海关高级官员的施奈贝勒海关事件)。
然而,随着19世纪的终结,欧洲的秩序恢复和平的均势状态,阿尔萨斯——洛林再次失去了重要性,进一步滑入德国的轨道。德国人现在占到了斯特拉斯堡人口的40%,占梅斯人口的一半以上。在这两个煤炭资源丰富的省份,通婚现象蔓延开来,曾经强烈的法国人身份认同也变得模糊,被德国化了。到了1900年,阿尔萨斯和洛林几乎都无法在晚宴上引发争论了,更不可能将这两个国家推向战争。正如德国驻巴黎大使在1898年报告的那样,大多数法国人开始“忘记阿尔萨斯——洛林 12 ”。
随着新的民族主义势力再次集结起来,要求归还失去的省份,这种情况将在20世纪头十年中期再次发生变化。法国涌现出两位青年才俊,他们蔑视色当的罪人和法国人骄傲的残害者,为复仇主义立场带来了生气:他们分别是出生在洛林的知识分子雷蒙·普恩加莱,他的家人在这次吞并中失去了家园;以及费迪南·福煦,他在普法战争中作为一名年轻军官,目睹了德国人在阿尔萨斯对法国军人的羞辱。普恩加莱将在1913年成为法国总统,而福煦将在1914年的马恩河战役中担任法军第9集团军司令,成为巴黎的救星(见第四十三章)。
1897年,法德关系恶化为一种冷战,一直持续到1914年宣布真正的战争时。那一年,法国政府透露了法国和俄国在1892年8月17日签订的一份秘密军事协定的存在。它是作为回应三国同盟的另一个“防御性”条约而构想出来的,它的存在和个中条款一直是保密的,以至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甚至没有多少法国部长了解详细情况 13 ”。
费迪南·福煦
雷蒙·普恩加莱
东西两大强邻出于怎样的战略谅解而结合,德国看得一清二楚。俄国意欲通过塞尔维亚这个小弟控制巴尔干半岛,法国则力求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在这两件事情上,德国都是终极障碍。
俄国更广义的战略利益在于遏制德国势力。如果德国再次打败法国,就会让德意志世界腾出手来全力东扩。法国则拒绝允许一个新统一的、与它接壤的强大德国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很难不把俄国和法国视为法俄之虎钳的两片夹板。
即便如此,沙皇起初对与法国结盟还是犹犹豫豫。他的专制政权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满腹猜忌。但他对夹在两国中间、德国领导下的大国集团的深切怀疑压倒了他的忧虑,两个大国很快就在遏制德国的政策上找到了共同立场。当然,俄国和法国早已是共犯了。它们在金融和外交领域关系密切。自1888年以来,俄国在法国证券交易所筹集低息贷款,为军火采购提供资金,两国共同开展军事演习,俄国贵族也钟情于法国文化(法国往往不会投桃报李)。这种友好关系伴随谈判始终。德皇拒绝与俄国续订《再保险条约》一事成了最后一根稻草,圣彼得堡热切地寻求与巴黎正式结盟。
1892年8月7日缔结的法俄同盟,通过签订一份极具挑衅性的防御性条约宣告了缔约国军事孤立的终结。它的步子迈得比柏林与维也纳和罗马的条约大很多;它正式将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认定为敌人,从而加深了这道纵贯中欧的裂痕。它简单粗暴:俄国和法国要在受到攻击时互相保护。它明确将德国或德国支持的侵略认定为威胁。在更隐晦的层面上,《法俄同盟协定》似乎是预料到了欧洲的全面战争,因为它在不经意间假定了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协定内容如下:
法国和俄国出于维护和平的共同愿望,仅为满足因三国同盟的军队攻击其中任何一方而引发的自卫战争需要之目的,就以下条款达成协定:
1.如果法国受到德国(或德国支持下的意大利/奥匈帝国)攻击,俄国应动用全部可用兵力攻击德国。如果俄国受到德国攻击……法国应动用全部可用兵力攻击德国。
2.如果三国同盟的军队……动员,法国和俄国应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的第一时间……立即动员,同时尽可能地将全部军队(转移)到边境。
3.对抗德国可动用的兵力,法国方面为130万人,俄国方面为70万或80万人。这些兵力应完全投入进去,其速度要能够使德国不得不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
4.两国军队的总参谋部在任何时候都应互相配合……和平尚在之时,它们应互通已经掌握或将要掌握的有关三国同盟军队的所有情报……
5.法国和俄国不得单独缔结和约。
6.本协定与三国同盟的期限相同。
7.以上所列的全部条款应绝对保密。 14
该协议将大差不差地以这种形式持续下去,直到1914年,到了那时,它很快就将因缔约国受到大军来袭而被视为作废。
谈判的一个关键时刻是对“动员”意味着什么的讨论。俄国将军们的意思很明确。尼古拉·奥布鲁切夫将军说,动员“现在已经不能被视为和平行为了;相反,它现在是再明确不过的战争行为;也就是说与进攻分不开了”。他的同行拉乌尔·德布瓦代夫尔也表示同意:
动员就是宣战。动员就是要迫使邻国也这样做……如果允许100万人在自己的边境上动员,而自己却不马上做同样的事情,就等于放弃了如法炮制的全部可能,就等于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自己口袋里有枪却不掏、任由邻居用武器顶着头的位置上。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也表示赞同:“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15 。”
1914年,俄国人将坚持对动员的一种不同的定义。根据这种新的含义,将100万人调到德国边境并不一定会导致战争。考虑到1914年以前人们对动员的普遍理解,怎么能指望德国或任何大国相信这一说法呢?在普鲁士人的心目中,动员士兵与把他们送上战场是分不开的。1912年,俄国杜马在试图将这一过程分为几部分,在部分动员或全面动员之前还有一个叫作“备战”的时期,但完全没有澄清这一问题。德国人看不出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