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德皇的世界

世界政策将是“一种和平意义上的……拿破仑式霸权”。

——德皇威廉二世论德国的“世界政策”

欧洲的极轴正在慢慢校准。德国和奥匈帝国真真切切地意识到了他们在未来战争中可能的敌人。最大、最具威胁性的那个敌人就在正东方。早在1888年春天，德国就认为与俄国的战争就算不是必然，也是很可能发生的，德军总参谋部讨论过预防性打击，以便挫败俄国崭露头角的军事强权。俾斯麦坚决反对这一主张，并坚持自己维持欧洲势力均衡的核心目的。

俾斯麦继续着他的和平方针，对挡在路上的任何人都冷漠以待；重要的是高远的政治目的。他利用魅力、欺骗、暴力，以及不屈不挠的绝对意志——任何能够增加他的手牌厚度并得到预期结果的牌。但最重要的是，他的方法包括准确预测同场竞技者的动向。“俾斯麦独有的政治天分很适合用来在头脑中排演对手种种可能的行动。”乔纳森·斯坦伯格总结道（他的俾斯麦传记对传主毫不留情，他笔下的俾斯麦几乎没有其他的优秀品质），“他曾经是，并且一直是微妙协调的外交策略的宗师……他可以胜过其他国家最聪明的人，无论是拼技巧还是拼智谋 ¹ ……”

德国先发制人的构想并没有打动这位骄傲的普鲁士贵族，他的外交政策，如果说有什么用意的话，那就是保持和平，即使是德国在欧洲和海外扩张时。正是这种自相矛盾——和平夺权——引出并挑战了俾斯麦对政治的著名定义，“可能性的艺术”。

他在1888年2月6日向帝国议会发表的伟大演说中提出了这个主题。这是在祈求披着德国国旗的和平，发表于他将此前一直秘而不宣的德奥同盟条款公之于众的三天后。这次披露让德国人民欢欣鼓舞，却被俄国以最恶意的方式解读，它立刻认为自己是被针对的目标。因此，俾斯麦强调了他对自卫战争的信念，却把他的和平意图用暴力语言表达了出来。他的演说诉诸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德国人身份，并确认了德国人的不安全感和对未来疑神疑鬼的根源，即这个国家挤在法国和俄国之间的地理位置，从而激起了强烈的爱国情绪：

当我说我们有责任尽力在任何时候、为所有紧急情况做好准备时，我的意思是，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必须付出比其他民族更大的努力。我们位于欧洲的中心，至少有三面可能受到攻击。法国只有东面，俄国只有西面可能受到攻击。上帝将我们置于此地，多亏了这些邻居，我们才不至于变得懒惰、迟钝。他把所有民族中最好战、最不安分的法国人放在我们身边，他还允许俄国的好战意愿变得比以前更加强烈。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受到了来自两边的鞭策，并被迫做出了在其他环境下可能不会做出的努力。欧洲鲤鱼池中的狗鱼，让我们在两边感觉到它们的利齿，从而阻止我们成为鲤鱼……

如果我们德国人希望倾举国之力发动一场战争，它必须是一场能让所有参加战斗的人、所有为之奉献的人，总之是全体国民都满意的战争。它必须是一场全民战争，一场以1870年我们受到卑鄙攻击时的那种热情进行的战争。如果合法当局认为有必要而宣战的话，确实会发动一场有违人民意志的战争；我们曾经闻过硝烟、尝过鲜血，在那之后，我们甚至会很大胆地发动这样一场战争，还可能取胜，但它从一开始就会缺乏在我们受到攻击的战争中才有的那种勇气和热情。在这样一场战争中，从梅梅尔到阿尔卑斯山湖区的整个德国都会像火药雷一样突然爆炸；那将是枪林弹雨，没有敌人胆敢迎接我们受到攻击时油然而生的条顿人之怒。

因此，我不赞成任何形式的侵略战争，即便战争只能因我们的进攻而起——那也必须有人来点火，我们不会去点这个火。无论是对我所描述的自身实力的认识，还是对我们签订的条约的信心，都不会阻止我们将此前为维护和平而付出的努力继续下去。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允许自身受到烦恼或嫌恶的影响。外界的种种威胁、侮辱和非难，无疑也激起了我们的愠怒情绪，这在德国人身上并不容易发生，因为他们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不容易产生民族仇恨。我们德国人敬畏上帝，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正是这种对上帝的敬畏使我们热爱并珍惜和平。尽管如此，如果有人破坏和平，他会发现1813年那种热情的爱国主义，让当时还很弱小、一穷二白的普鲁士全体人民众志成城的爱国主义，如今已经成为德国全体国民的共同财产。随便在什么地方攻击德国，你都会发现，这个民族已经武装到了每个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上帝与我们同在 ² 。

最后这段话引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帝国议会的代表们起立喝彩。

俾斯麦在1890年下台后，他的继任者们放弃了这种克制政策。被解职前的几个月里，宰相显得很孤独，他的意见被边缘化，他的同侪疏远或蔑视他。他失去了皇帝这座靠山。1888年3月9日，年过九旬的德皇威廉一世驾崩，随后，他病重的儿子腓特烈三世当了三个月皇帝后也撒手人寰，皇位传给了腓特烈之子，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的直系外孙威廉二世。

这位二十九岁的新皇帝反复无常，性情暴躁，心智不健全。据为调查战争起因的帝国议会委员会撰写了《欧洲政策与七月危机》（1930）的德国公务员赫尔曼·卢茨称，皇帝最亲近的朝臣都认为他很孩子气，或者说疯狂。 ³ 斯坦伯格称，德皇的“浮夸作风、他那些咄咄逼人的言论、他的公众形象和穿着打扮、他的小聪明和创造口号的能力、他对制服的过分执迷和好战”，使德意志帝国在19世纪9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爆炸式发展具有了“威廉的”性质。 ⁴ 像新皇帝这样一个能力有限的人，很难说他能体现出这么多东西；就算没有他，爆炸式发展也还是会出现。但他的冲动、情绪波动和残忍无情，必定对新政府产生了惊人的早期影响。

较为明智的政客们后来试图控制这位任性的君主，堵住他的嘴，他的出言不逊让许多国宴不欢而散。最终，事实证明威廉是个无法胜任其职的胆小鬼。在战争年代，他的将军们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但是就目前来看，德皇的统治正值他年轻气盛之时，他恐吓任何与他意见相左的人，并且深得民心。他这种矫揉造作的男子气概，或许是源于童年时因臀位出生而落下的残疾，他的左臂萎缩，比右臂短15厘米，这使他无法参加运动或者在军队服役。他学会了持剑柄或手杖来掩饰那只残废的胳膊，“让人感觉这是一只有用的胳膊，摆出了威严的角度” ⁵ 。

俾斯麦这位老人习惯了威廉一世统治下较大的自由度，很快便觉得为新皇帝工作简直无法忍受。他在1892年10月向一位朋友透露道：

在我被解职前的最后几个月里，有一个问题一直在不眠之夜盘桓在我的脑海，那就是我到底还能不能继续忍受在他（德皇威廉二世）手底下做事。对祖国的热爱告诉我：“你千万不能走，你是唯一一个还能与他的意志相抗衡的人。”但另一方面，我也了解陛下的精神状态，正因如此，展望未来，只有让人扼腕长叹的麻烦事儿……皇帝也暗示他不再需要我了，以此亲手了结了我内心的挣扎 ⁶ 。

俾斯麦的退场使德国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到目前为止，俾斯麦尽管有种种“铁血”言论，普鲁士人的豪言壮语，但他推行的是一种绵柔的方法，精明、渐进，最重要的是和平。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奏效了。他试图避免的是一场欧洲战争，在普鲁士统治阶级高层中，似乎只有他一个人能够领悟到这样一场战争的残酷规模。

威廉二世最初的行动中，有一件事将把这个噩梦拉得更近。在新宰相莱奥·冯·卡普里维和其他反对俾斯麦的大臣们的建议下，德皇拒绝续订与俄国的秘密《再保险条约》。该条约自1887年以来一直是俾斯麦世界的基石。它使德国和俄国不得不在对方参战时保持中立。症结在于，它要求德国在俄国占领达达尼尔海峡时袖手旁观——新政权发誓要杜绝这种情况。实际结果将斩断脆弱的德俄关系的最后一根筋。与此同时，德皇也强硬地表示赞成与俄国打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尽管俾斯麦坚决地劝告他不要走上这条路（并没有多少人把威廉的好战言论当真；他今天大肆宣扬战争，明天又会大肆宣扬和平）。

俾斯麦的远见和他将欧洲玩弄于股掌之间的高妙“戏法”被一举推翻。19世纪90年代，德国走上了一条“新路”，即德皇著名的“世界政策”，其定义不过是基于德国自诩的、作为世界最终统治者的天命，厚颜无耻地争取全球霸权。这种宏大的妄想源于德国自视为大英帝国篡夺者的想法。以俾斯麦曾经的门徒荷尔施泰因和新宰相比洛为首的德皇大臣们，此时正着手拆除俾斯麦遗留下来的每一个支撑物，以执行世界政策。

德国像被宠坏的孩子一样，认为自己有资格拥有一个帝国。德皇为“一种和平意义上的……拿破仑式霸权”的梦想而欢欣鼓舞。 ⁷ 比洛说：“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想不想殖民，而是我们必须殖民。” ⁸ 换句话说，“说德国应当终止世界政策，就像是父亲对儿子说：‘你这个讨厌的小鬼，要是不长个子就好了，那样的话我就不用给你买更大号的裤子了！’我们只能执行世界政策，别无他法”。 ⁹ 诸如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海军上将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更进一步：在他看来，德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是必然的，就像“自然规律一样不可抗拒” ¹⁰ 。

争夺殖民地的竞赛造就了1890年柏林和伦敦之间短暂的英德“殖民联姻”。它使人们对一段持久的友谊，甚至是英国加入三国同盟的情形寄予厚望。这些殷切的期望也使联姻失败后的决裂更加彻底。东非的一份殖民地协议使双方的关系达到顶点，根据这份协议，德国将获得黑尔戈兰岛，作为交换，在东非和桑给巴尔要向英国的利益让步。这虽然只是一笔相对较小的买卖，却标志着英德在非洲战利品上的合作达到了最佳状态。肯尼迪写道：

从范围和目的上看，它都是与1904年的英法协定最接近的：但后者标志着一份历久弥坚的协约的开始，而《黑尔戈兰——桑给巴尔条约》签订后没过多久，双方就对彼此感到失望，互不信任 ¹¹ 。

条约毫无结果，友谊也破灭了。曾经有过稍纵即逝的善意表达（《泰晤士报》很没说服力地报道称“德国，我们的天然盟友”），但英国的光荣孤立政策在1892年格莱斯顿的新自由党政府领导下得到了加强。在德国看来，英国只是在处理帝国的边角余料。柏林开始明白，英国与德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组成某种四方同盟的想法完全就是白日做梦。不出几年，英德关系就恶化了，彼此间的极端敌对使德国的世界政策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

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1891年成立的极端民族主义政治组织泛德意志联盟的推动下，德国发起了一场新的争夺殖民地的竞赛——不管对手中包不包括英国。该联盟不仅追求德国在欧洲和海外的利益扩增，还追求德国在种族和文化上的优越。它的成员迅速增加，他们认为德意志民族的地位理所当然要高于被视为低等的“种族”，主要指的是斯拉夫人、犹太人和拉丁人。对他们来说，社会达尔文主义意味着德意志民族的积极繁衍和保持德意志血统的纯洁。

表现泛德意志优越性时，却要面对大英帝国这个难以忍受的地理障碍。德皇经常对英国人的两面三刀、骄傲自大表示愤怒。在1895年12月29日关于南非的一次小小的争论中，他以一种惊世骇俗的方式暴露了本性，这次争论也使英德关系陷入了十年来最糟糕的境地。它是由“克鲁格电报”引发的，德皇发电报祝贺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斯特凡努斯·约翰内斯·克鲁格击退利安德·斯塔尔·詹姆逊指挥的600名英国士兵的进攻。“我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德皇对他的荷兰朋友说，“您和您的人民没有请求友好大国的帮助，便对入侵贵国的武装团伙采取了积极有效的行动，并取得了成功 ¹² ……”

德皇的电报，尤其是“武装团伙”这一贬称，激怒了英国外交界和新闻界，并揭示了德国世界政策令人不安的新面貌：富有侵略性的扩张主义，并愿意去争夺英国对世界的推定权利。在柏林眼中，英国人站在帝国的高地上，很容易被触怒，目睹他们那傲慢的脆弱简直让人拍手称快。这一事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政策影响。格奥尔格·冯·米勒海军上将是德皇在大战前和大战期间的顾问，他在1896年的一份著名备忘录中正式言明了这些问题。备忘录中说，德国的目的是瓦解“英国对世界的统治，以便为需要扩张的中欧国家腾出不可或缺的殖民地”。 ¹³ 不过它并没有以战争相威胁，尽管首次正式讨论了英德开战的可能性。

世界政策对国民心态产生了一种普遍的影响。德国人民开始意识到，他们的时代已经到来。在普鲁士军官俱乐部、学术界、军队、帝国议会和啤酒馆，能够明显察觉到这种时代精神和幸福感。德国的知识分子、作家和经济学家欣然为德国的天命摇旗呐喊，仿佛德国不知怎么着，从种族或神圣的角度，注定会获得“作为世界强国应得的份额，那是人性和更高的天意分派给文明民族的”。 ¹⁴ 哲学家马克斯·韦伯，以及他在自由派帝国主义团体和泛德意志运动中的同僚，为这种新政策提供了知识上的定海神针。1895年，韦伯在弗赖堡大学的就职演讲中表示，德国的统一如果不是德国世界扩张的“起点”，就将被视为“年轻人在犯蠢 ¹⁵ ”。

追求这些宏大的幻想，是否会使战争成为必然呢？德国宰相比洛（以及之后的贝特曼——霍尔韦格）谨慎地避免使用好战措辞。他和俾斯麦一样，希望德国的帝国能够通过和平手段得到。甚至连德皇也小心翼翼地往他的好战言论中添加和平的补充材料。另外一些人则相信，如果德国未能履行“天命”，战争必将随之而来。他们通常是知识分子、记者或危险的军国主义者（见第十四章），旁敲侧击地发出好战的声音，但并不能直接左右政策。例如，历史学家汉斯·戴布流克在1899年表示：

我们想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并大张旗鼓地推行殖民政策……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无路可退。我们民族在大国之间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此。无论是否和英国一道，我们都可以推行这一政策。与英国一道，意味着通过和平的方式；与英国对抗，则意味着——通过战争的方式 ¹⁶ 。

与认为德国霸权必将导致冲突的那些人的想法相反，这并不意味着战争是必然的。迄今为止的大多数殖民地冲突都得到了控制，或者通过谈判解决了，例如在葡萄牙、萨摩亚、西非问题上，还有其他很多例子。柏林——巴格达铁路曾经一度涉及一个英国投资财团。克鲁格电报的危机逐渐消退。即使是布尔战争，虽然加剧了英德之间的紧张关系，却并没有导致战争威胁。如果说欧洲要发生战争，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也不太可能是为了殖民地。事实上，在1898年至1901年间，布尔战争最激烈的时候，英国政府企图与德国结盟，以应对法国对殖民地的威胁——却被拒绝了！试图调解全球与欧洲大陆的紧张关系时，政治关系就是这么善变。

到了1900年，德国似乎正在将它在经济意义上的天命化为现实，即使还没有实现帝国意义上的天命。统一后的三十年里，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令人羡慕的经济成绩，仅次于美国。对本国工业的巨大投资使德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制造业基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兴旺发达的本地市场，全凭人数力量推动。德国的人口从1871年的4100万增加到了1900年的5600万；而法国和英国的人口数量在这一时期几乎纹丝不动，世纪之交时各有3800万。新的民众聚集在工业腹地的各大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导致了德国的迅速工业化，特别是在鲁尔河流域、洛林、萨克森和西里西亚这些主要的采矿和制造业地区。

德国国家支持的“新重商主义”政策使工业繁荣发展：1878年至1905年间，纺织品产量增长了10倍。弗里茨·费舍尔总结道，自1871年以来，煤炭和钢铁产量加速增长，“其速度之快是欧洲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 ¹⁷ 在那段时间里，德国的煤炭产量增长了8倍，而英国的煤炭产量仅仅翻了一番。20世纪的头十年，只有美国的煤炭产量超过了德国。1912年以前的二十五年里，德国的钢铁产量轻而易举地超过了它在欧洲的那些对手。原铁矿石产量从1887年的400万吨猛增至1912年的1550万吨，增长率为387%，相比之下，美国的增长率为368.5%，英国仅为30.6%。德国钢产量的增长率领跑世界，在此期间增长了1335%，从1886年的90万吨增至1360万吨。1912年以前的五十年里，进口和出口量暴增，分别增长了约240%和185%，德国也轻松成为欧洲最大的进口国，而英国和法国的增长率还不及德国的一半。

这反映了德国对来自拉丁美洲和其他外国市场的进口商品的巨大需求，以便推动其扩张，这种急剧增长堪比一个世纪后的中国。19世纪末，德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是英国和法国的两倍多。德国银行在海外发展的融资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英国商人银行手里抢生意。正如弗里茨·费舍尔在其巨细靡遗的分析中所展示的那样，德国四大银行通过海外子公司为非洲西南部的奥塔维矿业和铁路公司、小亚细亚的巴格达铁路、中国的山东铁路和矿业公司、津浦铁路和其他主要铁路，以及罗马尼亚（当时的拼写为Roumania）和伊拉克的石油企业融资 ¹⁸ ——所有这些项目历来都是要落入英国、法国或俄国囊中的。

如此惊人的增长、对海外合同的抢夺、货物和人员的大量流动、对全球市场的全面投入，驱动了打造一个庞大的商船队、用现代轮船取代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老式帆船的需求。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产生这样一种认识，即德国必须建立一支新的海军，不仅要保护它的海外利益和商船队，还要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德国的海外利益需要保护，而柏林也一直对英国的海上霸权既眼红又恐惧。这样一来，德国就有了借口，可以建立一支即使不能实际威胁到英国海军，至少也能恐吓他们的海军。世界政策不只意味着拥有更大的阳光普照之地的梦想（见第三章），铁证在此。

德国海军的规划与德国港口的发展齐头并进——建造港口是为了处理商业和军事航运的巨大周转量，在截至1912年的二十五年里，这个数字增长了300%，虽然以英国的标准来看并不大，却超过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增长率。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国是要通过承认彼此的实力，强行与英国交好。费舍尔说：“德国海军要强迫英国把德国视为与自己旗鼓相当的理想盟友和朋友，从而成为德国有资格称雄世界的象征” ¹⁹ ——关键词是“强迫”。

19世纪快要结束时，德国也因此逐渐打消了与英国结成殖民同盟的想法。英国对德国初生的外交政策无动于衷，或者说是未能参与其中，因此激怒了柏林。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一个同盟的经济利益在英国的贸易优先事项中根本排不上号。柏林努力和高于自己重量级别的对手较量，自己却没长出殖民地的肥膘。无论如何，对德国做出回应都绝不是白厅的优先事项。改善对德关系的讨论，与政治压力、媒体反对和与德国迅速激化的海军军备竞赛相冲突。英国与法国、俄国、美国的殖民地交易比这重要得多，往往会把“德国问题”置之不理。

这才是伦敦拒绝与柏林结盟的真正原因。与英国结盟的前景破灭，是因为德国太弱，而不是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因为德国太强。伦敦认为这样的同盟没什么价值。“说到底，是英国人和德国人一起扼杀了结盟的想法，”尼尔·弗格森解释说，“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德国开始对英国构成威胁，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德国构不成威胁。” ²⁰ （强调为弗格森所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头十年，当德国崭露头角的财政和军事力量确实开始让英国、法国和俄国感到担忧时，它们会走到一起，加入三方协约，以便更好地维护它们的帝国……并且把德国晾在一边。 veGL5O26oXhMCRrNCTxrULO//I7eY7x2qsXPisVI5Tr7wAdJ8QdkBTPwJz/cH9O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