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对兄弟姐妹之间关系的影响非常重要,这一观点在临床和发展心理学中都有广泛的应用。实际上,亲子关系和兄弟姐妹关系之间的联系有多广泛,以及哪些因素可以调解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这些问题目前都是研究争论的焦点。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孩子对父母依恋的安全感是否与他们后来兄弟姐妹关系的质量有关呢?依恋理论的预测是,那些不安全地依附于父母的孩子会对他们的兄弟姐妹更有敌意,因为他们会在彼此的互动中“重新扮演非抚养者的角色”。这种观点认为,孩子的“内在工作模式”,即在母子关系的背景下形成的关系,将被推进到兄弟姐妹关系中。有证据表明,当弟弟妹妹和哥哥姐姐都牢牢地依附在母亲身边时,他们更有可能发展出非对抗性的关系,而当他们的关系不牢固时,他们的关系就可能不太和谐。然而,目前还不清楚,依附状态本身是否在调解这些联系中起了因果作用。例如,孩子的人格特质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每个孩子在他的每一个二元关系中都会产生类似的反应。此外,在泰蒂(Teti)和阿布拉德(Ablard)(1989)的研究中,兄弟姐妹行为的大多数研究维度实际上并没有显示连接到依恋状态。
与依恋理论的预测相一致的是,在童年中期父母积极的照顾与良好的兄弟姐妹关系之间有联系。博尔(Boer)等人(1987)的发现推翻了父母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相反的关系,证明了在没有父母参与的家庭中长大的兄弟姐妹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班克(Bank,1982)讨论了“父母关怀的缺失”,有可能这种“补偿”模式主要存在于极端群体中,如班克所研究的人群,而不是像博尔和他的团队所关注的非临床人群。
关于亲子关系和兄弟姐妹关系研究的第二个主题是父母对于兄弟姐妹个体的差别对待。博尔等人评论说,最近的研究中有一个观点值得人们注意,即母亲的差别对待与更多的冲突和敌对的兄弟姐妹关系有关。这些联系在以下压力非常大的家庭中显得尤为突出:父母离婚,有癌症患者的兄弟姐妹,以及有残疾的兄弟姐妹家庭等。父母差别对待和孩子们关系的调整之间的联系表明,家庭生活状态在兄弟姐妹关系的发展中是相当重要的。
当然,这种关系的证明也是相互关联的。正如博尔和他的研究团队在书中所强调的,人们必须非常谨慎地对这些联系作出因果推论。因果影响的问题也出现在亲子关系研究的第三个主题中,即父母在兄弟姐妹冲突中的角色。通常情况下,父母参与会使矛盾和冲突更为突出,因为孩子和其兄弟姐妹会为了让自己获得父母的关注而争吵。而且,如果父母干涉,他们的孩子就没有机会学习如何自己解决冲突。沙赫尔(Schacher)和斯通(Stone)(1987)认为,在极端情况下,缺乏解决实际冲突的机会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病理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会成为恃强凌弱、反社会和自我寻求的人。对此,研究人员也找到了相关的证据。首先,相关研究表明,兄弟姐妹的冲突频率实际上是与父母的干预频率有关的。但不确定的是,父母的介入是否一定会导致兄弟姐妹频繁的冲突,因为也有可能与父母干预兄弟姐妹的争吵太过于强烈和频繁相关。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第二个证据来源,即干预研究,则显得尤其重要。然而,迄今为止,此类研究规模较小,存在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因此,父母干预程度的大小多少是否影响兄弟姐妹冲突的问题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不同类型父母干预的影响。
父母兄弟姐妹研究的第四个主题是兄弟姐妹出生的影响。兄弟姐妹的出生伴随着父母与孩子关系的急剧变化,这些变化与兄弟姐妹之间关系的质量有关。这些联系被视为是在兄弟姐妹出生后问题的普遍增加,而且与亲子互动的变化有关。
综上所述,关于亲子关系和兄弟姐妹关系机制的一些一般性理论问题,是由上述研究提出的。首先,在父母、孩子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系列非常不同的发展变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随着兄弟姐妹的出生,家庭成员的情绪波动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两项独立的研究结论表明了亲子与兄弟姐妹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例如,母亲与长子女和年幼子女的交流方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些证据说明家庭有了两个以上孩子后,亲子和兄弟姐妹的关系更加需要反思和归因。
第二个问题是博尔(1987)和他的研究团队所探讨的,关于补偿与协调关系模式的概念。显然,补偿性模式是否仅仅是极端群体的特征,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第三个问题是父母的依恋安全性和差异治疗可能存在交互作用。一些结果表明,差异治疗对不安全依附的儿童尤其有影响。
第四个问题涉及到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相互独立的,而不是以补偿或一致的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最近关于社会认知技能和家庭关系发展的研究表明,管理和解决儿童冲突的技能与母亲和孩子们之间的争吵之间是没有关系的。这些发现不仅很难与当前的社会能力作为个人能力的观点相融合,而且也很难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社会能力之间的关系相协调。
孩子的兄弟姐妹关系和他们与朋友和同伴之间的关系是否有联系呢?这一问题引发了许多关于考虑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中介关系的问题。许多不同的理论表明,人们应该期待这样的联系:社会学习理论可以预测孩子们在家庭关系中学习特定的相互影响的行为和态度,然后推广到他们与家庭以外的孩子的关系中去。依据依附理论,可以预测,孩子与父母关系的家庭内部存在模式将影响他们与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还有一种可能是,孩子的性格特征会引起不同社会伙伴的相似反应。尽管这些问题是不同的,但每一种理论立场都能够引导人们期望同胞关系和同伴关系具有相似的个体差异模式。
同胞和同伴之间不同类型的关系也是研究人员感兴趣的方向之一。例如,虽然同伴友谊和同胞关系都是亲密的二元关系,但它们之间有显著的区别。兄弟姐妹之间经常排斥,或者不信任,甚至互相喜欢,也可能为了“争夺”父母的关注和兴趣而激烈竞争。在这种关系中,冲突和敌对的根源很可能与同伴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截然不同的。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同胞和同伴之间的冲突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都有所不同。与同胞兄弟姐妹相比,互为同伴的孩子们会选择彼此作为伴侣,他们彼此信任,彼此相爱。
同胞、同辈之间的关系和受欢迎程度的差异是很大的。同伴群体作为一种最广泛使用的社会关系的衡量标准——明显不同于同胞兄弟姐妹关系的亲密程度,可能人们也不应该期待去比较同胞兄弟姐妹关系和同伴地位之间的异同。
如何支持上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呢?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学前班或5~10岁之间,同伴关系和同胞关系有必然的联系,然而,在7~8岁的儿童中,兄弟姐妹的攻击性或者亲密的积极关系是与同伴之间的相似行为有关的。到了青少年时期,男孩和女孩之间的联系可能会有所不同,例如,经常被同伴忽略的女孩与兄弟姐妹之间有更为积极的关系。
在关于友谊的研究中,更多的结果发现同伴与同胞关系的联系,然而,除非是非常年幼的兄弟姐妹,否则,这种有联系的模式并不是简单的从一种关系到另一种关系的“过渡”。克雷默(Kramer,1990)发现,3~5岁并与朋友关系很亲密的孩子,对待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要比朋友关系不亲密的孩子更友好。然而,在兄弟姐妹关系出现的第一年之后,研究报告显示,那些对自己的兄弟姐妹有竞争性和控制力的孩子对他们的朋友来说却是特别积极的。
这些结果可以用一系列不同的中介理论来解释。一种解释可能是构建补偿性机制。例如,与兄弟姐妹相处有困难的儿童特别需求与其朋友建立亲密的关系。另一种解释是,通过这种有竞争力的同胞关系的经历,使孩子们发展了社会认知能力,帮助他们与朋友建立亲密的关系。然而,在解释这些发现的过程中,应该认识到,理论模型只是预测了孩子与家庭成员关系的简单联系,以及他们与同龄人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