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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兄弟姐妹在成年和老年时存在并保持联系，因此有机会继续兄弟姐妹之间的影响。然而，大多数关于兄弟姐妹影响的研究都是针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的，因此在以后的生活中影响的证据并不多。
有两种兄弟姐妹的影响是可以区分的：第一个是兄弟姐妹结构变量的影响。在这里，孩子可能因年龄、性别和兄弟姐妹的地位而受到不同年龄、性别和地位的不同对待。罗特巴特（Rothbart，1971）提出了一个由父母引起这种差别待遇的例子，证明了孩子的性格和行为是根据家庭结构而形成的。第二个影响来自兄弟姐妹之间的直接影响，这些也可能是由兄弟姐妹结构组成的。奇奇雷利（Cicirelli，1972）在一项对年长的兄弟姐妹的研究中显示了这种直接的兄弟姐妹的影响。与一组年幼的无血缘关系的儿童相比，在教学任务上的交互作用中，兄弟姐妹与非血缘关系的同伴是不同的，学习结果也会受到影响。到了成年和老年时，没有关于兄弟姐妹影响的实验证据。
许多关于兄弟姐妹在成年后影响的研究都涉及到出生顺序和精神状态之间的关系。斯库勒（Schooler，1972）对这些研究提出了批判性评论，认为这些影响大多是虚假的，因为缺乏对其他变量的控制。
托曼（Toman，1976）的著作论述了这样一种理论，即一个人越复制其兄弟姐妹的行为，其婚姻就越成功且没有冲突。因此，对于他来说，哥哥姐姐最好的婚姻伴侣模型是妹妹弟弟。托曼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临床证据来支持他的复制定理，以及为不同的兄弟姐妹结构位置而开发的个性“肖像”。然而，几乎没有其他来源的支持证据。
在奇奇雷利（Cicirelli，1980c）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家庭变量相关的控制点是在200个年龄在60～90岁之间的老年人。结果发现，与兄弟相处较多的被试者更可能有一个外部控制点，而与兄弟接触较少的则更可能有一个内部控制点。此外，那些与兄弟姐妹有频繁接触、亲密感和价值共识的老年人更有可能拥有一个内部控制点。因此，兄弟姐妹关系的质量被认为是维持内部控制点的重要因素。老年人在家庭互动方面的努力通过满足情感和其他需求而得到加强，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着更大的效率感。由于兄弟们在家庭生活中传统上不那么积极，那些有更多兄弟的人不太可能通过兄弟姐妹的接触来获得这些社会和情感需求的满足。因此，在以后的生活中，亲密的兄弟姐妹关系可能被认为是一种适应机制，使个体能够感受到对事件的更大控制，并感到更有动力去为自己改善条件。
在早前的一项研究中，奇奇雷利（Cicirelli，1977）调查了64位年龄在65～88岁之间的老年男性和女性的问题和担忧。这些问题和关注是通过被试者对刺激图片在老年认知测试中的反应的内容分析来确定的，数据分析同时考虑了老人的兄弟姐妹的数量和性别。结果呈现两大趋势：首先，在老年人的情感和关注方面，女性同胞比男性同胞有更大的影响力；其次，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姐妹对年龄的感觉和关注的影响是不同的。有更多姐妹的老年男性在生活中更能感受到幸福的感觉，在影响他们生活基本安全的领域中有较少的担忧或威胁，比如缺钱、失去工作岗位、失去家庭关系或者与年轻人打交道方面。姐妹们似乎为这些老人提供了一种基本的情感安全感。对老年妇女来说，姐妹们在处理重要的问题时更关心社会关系。有更多姐妹的老年妇女表达了对维持社会技能、与家庭之外的人的社会关系、在社区中帮助他人以及能够应对年轻人的批评的担忧。因此，姐妹们似乎在刺激和挑战彼此，以维持她们的社会活动、技能和角色。
通常来讲，小学生是能够自然形成等级层次的群体。大多数的兄弟姐妹在等级分明的情况下相处得更好，这样他们能知道谁是谁，谁负责什么，谁来做决定，否则，他们很可能会争吵。成人往往希望在没有任何指导的情况下，年长的孩子就会懂得负责任，因为争夺主控权和控制权的斗争往往会变得很危险。
当一群女孩在一起时，拥有较高社交技巧的高地位女孩通常会成为领导者。年幼的兄弟姐妹很自然地会去寻找年长的孩子，而父母们则通过期望哥哥姐姐以更负责任的方式来确认他们的地位，并经常性地让他们承担“照顾者”的角色。但如果年长的孩子不擅长领导，弟弟妹妹可能会试图取代哥哥姐姐。一些年长的姐姐们会尽量对弟弟妹妹们保持冷静的评价，或者讽刺，又或者试图对弟弟妹妹发号施令。甚至，年长的姐姐可能会威胁说要散播恶毒的谣言或揭露可耻的秘密，比如向朋友透露弟弟妹妹尿床的问题。年幼的孩子则有时会拒绝服从哥哥姐姐，试图寻求报复或疏远。在大家庭中，一些较年幼的孩子会聚集在一起互相保护并形成自己的群体。
对于专横的姐姐们来说，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教她们成为优秀领导者所需要的技能。在女孩的世界里，领导者不会试图强迫别人，她常常把别人的感受、愿望和意见都考虑进去，并试图达成共识。
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试图通过告诉长女“这是不好的”，或者直接剥夺她的权力，又或者说“不，你上次去了，这次轮到你妹妹了”。父母可以尝试在不产生任何伤害的情况下解决这些问题。《你就是不明白》（You Just Don't Understand）一书的作者底波拉·坦嫩（Deborah Tannen）说，有效的女孩领导者会回避直接挑战权威，并为了达成共识而做出妥协。当争端出现时，如果姐姐要求有限，可以通过回避兄弟姐妹之间的矛盾，而向她解释一下，可以考虑让她自己解决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并学会在分歧出现时为妥协而努力。这样，年长的姐姐们才更有能力解决那些真正重要的问题。“弟弟，你真是个孩子！你先玩吧！”她会通过教她的弟弟妹妹而同时也说服了自己。“我真的想先玩，但没关系，你玩吧。”这样的交流方式使得姐姐们在继续掌权的同时也建立了信誉。如果她们能避免对诽谤评论做出反应，并用一两个星期控制负面情绪的发作，她们通常可以巩固自己作为领导者的地位。当一个姐姐突然说：“通常我都是让你先玩，如果我这次先玩呢？”如果年幼的孩子反对，姐姐需要尝试找到一个能让每个人都满意的妥协方案。也许年幼的孩子得到其他的帮助，那么她常常就会同意。作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姐姐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年幼的孩子会模仿她们，变得不那么苛求，更体谅他人的感受、意见和愿望——包括对他们的姐姐。通过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一个姐姐能够帮助更小的孩子长大。
根据坦嫩（Tannen）的研究，男孩通过做决定并让自己坚持下去，保持他们在等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而且他们要通过积极进取和良好的领导才能实现。在操场上，男孩们很有竞争力，对于他们而言，爬到顶端的挣扎永远不会结束。处于顶端的年轻人必须不断地努力保持自己的位置和状态，因为那些在图腾柱上较低的人正在努力取代他们。在家里蛮横做决定是不可接受的。
有些父母试图通过购买拳击手套来引发男孩子们的攻击性，并教导他们在比赛时要遵守规则。但是，在男孩的世界里，没有一种胜利是永恒的。在一场拳击比赛一小时后，失败者很可能会再发表一份关于顶级地位的声明。
因为父母有更好的立场来做出自己的决定，一些人试图解决所有的争端。但是争夺第一的斗争永远不会结束，因此，更多的争端爆发了。男孩们的游戏通常听起来像战争，游戏中经常出现各种矛盾、争斗、不满或愤怒，此时的成年人往往会扮演“智者”或“救世主”，第一时间出现在男孩们的游戏中解决问题。如果你的孩子看上去很沮丧，那就对了，因为此时的他们和你一样，是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个体，而且他们经常“辩解”自己喜欢争论或享受矛盾。成年人应该坚持让孩子们在紧闭的门后享受这种“乐趣”，这样你作为领导者的权威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争吵结束后，你可能需要与孩子们沟通“如何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
对于临床医生、家长和发展心理学研究人员来说，兄弟姐妹之间亲密和竞争的显著差异是相当有趣的。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了这些差异呢？人们似乎更想知道的是影响兄弟姐妹之间的敌意和冲突的因素，而不是什么导致了其感情和亲密。
首先，很明显，两个兄弟姐妹的人格特质是影响他们之间冲突水平的很重要的因素。性格活跃、紧张或者不太合群的孩子们，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会有更多的矛盾。因此，两个孩子气质的匹配很重要。
第二，特殊事件对家庭关系影响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线索来解释兄弟姐妹关系中的个体差异。例如，研究表明离婚后，继父的存在与兄弟姐妹关系不好有关，而伴侣关系的质量对兄弟姐妹关系的质量也有重要影响。据报道，在至少有一个男孩的家庭中，父母离婚后兄弟姐妹之间的不融洽关系更常见。生活状态的转换如何影响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还没有获得系统的信息，例如，中学阶段的转学似乎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兄弟姐妹的关系。
在多大程度上，兄弟姐妹之间关系的个体差异与其他家庭关系的差异有关，这一问题目前备受关注，尤其是关于亲子关系质量如何影响兄弟姐妹关系的问题。应该注意到的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就有证据表明，家庭的情感氛围包括婚姻冲突和满意度，都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质量有关。正如詹金斯（Jenkins，1990）所描述的，在不和谐的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的冲突更为常见，但兄弟姐妹也会在婚姻不幸福的家庭中为彼此提供真正的支持。
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动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幸福感、适应能力以及社会认知能力呢？这一问题也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
首先，兄弟姐妹对彼此的幸福感和适应能力有多大影响呢？举例来说，根据最近的发展研究，兄弟姐妹可能会扮演一个影响对方的重要角色，特别是在攻击性行为、自尊、内化和外化等方面。相关研究数据已经表明，敌对、好斗存在于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动影响中，从他们相处开始的第二年一直到儿童中期，一个孩子的攻击性行为与另一个孩子的侵犯行为是相关联的。帕特森（Patterson）和他的团队（1984）的详细观察研究显示，兄弟姐妹彼此在临床和非临床样本的攻击性行为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那些对兄弟姐妹非常好斗的孩子很可能也会被同龄人拒绝。除了上述研究外，很多调查结果都将不和谐的兄弟姐妹关系和其他行为问题关联在一起。虽然人们还不能假定兄弟姐妹互动发展的绝对因果作用，即兄弟姐妹关系的问题很可能是另一个行为问题的干扰指数。不过，很明显，孩子们与兄弟姐妹的经历是否与其他家庭因素影响有关，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最近一种关于兄弟姐妹影响的新方法，考虑了他们在家庭中的经历的不同。家庭内部角色的评估也很重要，其中一个孩子经常被成年人评价，并与其兄弟姐妹比较。例如，3岁的哥哥糖豆见证了母亲对他妹妹糖果的评价。糖豆是个谨慎、焦虑、敏感的孩子，他有一个热情洋溢的小妹妹糖果，14个月大。他无意中听到了母亲对妹妹的夸奖，并对自己作了一些比较低调的评论：
妈妈对糖果：糖果，你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小恶魔！
糖豆对母亲说：妈妈，我不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小恶魔。
妈妈对糖豆（笑）：不，你当然不是！那你是谁呢？你是一个老男孩！
证据表明，儿童在家庭中非常敏感的社会比较过程从幼儿时期就开始了，人们应该认真对待这种交流的、潜在的发展，因为此时期的儿童正在不断地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最后，孩子的出生调整也有间接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报告称，兄弟姐妹的出生会对孩子的适应和行为产生直接影响，最近的研究已经证实并扩展了这些发现，如身体机能紊乱、攻击性、依赖性和焦虑。人们认为这些变化与第一个兄弟姐妹和母亲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平行变化有关。
兄弟姐妹在孩子的适应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可以在压力下成为彼此重要的支持来源。例如，如果孩子们有良好的兄弟姐妹关系，在和谐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会更少出现问题。他们似乎既能从安全感中获益，又能从他们的兄弟姐妹那里得到理解、包容和安慰。与兄弟姐妹倾诉是一种更常见的应对机制，而不是与朋友倾诉。
儿童之间的互动对其社会和道德理解的发展起着特殊的作用，这一观点是广泛存在的。如果这样的论点是合理的，那么似乎典型的代表群体就是兄弟姐妹，他们彼此都很熟悉，而且至少在早期的儿童时期，他们彼此交流，因此，兄弟姐妹的互动很可能是影响这些能力发展的有力来源。最近的研究表明，孩子与他们的兄弟姐妹之间的经历，以及他们的社会认知发展的各个方面，至少在幼儿阶段是有联系的。例如，学前阶段的亲社会和合作行为、角色扮演行为和冲突管理能力等方面都与兄弟姐妹的互动有关。此外，儿童早期和中期的社会认知评估的表现也与其兄弟姐妹的经历有关。例如，一项长期跟踪的调查研究显示，孩子们在33个月的时间里，与兄弟姐妹进行合作，并且与他们的哥哥姐姐之间有很好的感情交流，7个月后，研究人员发现孩子们对情感角度的评估和理解信仰与行为的能力更加突出。当然，在所有这些研究中，这些关联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因此，影响的方向是不十分明确的。可能的情况是，擅长情感交流的兄弟姐妹，其关系会更有效、更有趣，而这些社会认知技能会促进他们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广泛合作。同样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对年幼兄弟姐妹的研究报告显示，孩子们从观察和模仿他们的哥哥姐姐中获益。
总之，随着兄弟姐妹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广泛，有一些重要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儿童作为家庭成员的变化，承认了儿童对差别待遇的敏感性和家庭内部的差异经验的显著性，并且儿童的态度和行为在关于亲子关系和兄弟姐妹关系之间的讨论中表现得很明显；越来越多的人也注意到儿童对他们的兄弟姐妹及其家庭关系的看法和解释，对兄弟姐妹关系的不同维度有了一种新的意识，包括兄弟姐妹在彼此的生活中可以发挥积极的支持作用，以及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发生在兄弟姐妹关系中的发展变化。
在将系统理论的观点引入到儿童发展研究之前，临床医生报告了兄弟姐妹之间关系的质量和父母照顾的质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个临床报告中，有两个概念尤其突出。首先，有一种常见的假设，即父母的角色缺乏可能被称为“补偿同胞假设”。这一假设认为，当兄弟姐妹相对缺乏父母关怀时，他们可能会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一个更流行的假设是关于父母偏袒一个孩子会引起兄弟姐妹关系的不良影响，称其为“偏袒滋生敌意假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兄弟姐妹研究的兴起并没有让这些假设过时。相反，它们在当代的理论研究中是突出的，尽管现在看起来要比以前要复杂得多。
在他们对大家庭的经典研究中，博萨德（Bossard）和博尔（Boll）（1956）写道：
当父母感到疲惫不堪、负担过重时，他们可能没有时间、兴趣、精力或资源来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们自然会转向其他的人，通常就是其他的兄弟姐妹。
里特沃（Ritvo，1967）指出，当父母无法实施他们的养育和保护功能时，一个年长的兄弟姐妹可以行使父母的角色。班克和卡恩（1982）总结了相似的结论且分析了其他观察数据：“很多研究在过去的50年里都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即父母的过分投入会减少兄弟之间的忠诚，反之亦然。”然而，这些都在提醒我们，不要轻率地使用这一“规则”，父母的缺失也会导致截然不同的、不快乐的、充满冲突的兄弟姐妹关系。
这些观察主要基于临床印象，具备全球的普遍性。在过去10年进行的实证研究中，其结果必然局限于研究的具体某方面，通常仅是有限的概括。然而，关于补偿兄弟姐妹的假设，一些实证结果似乎反映了父母与子女关系的质量和兄弟姐妹关系的质量之间的补偿或反向联系。然而，其他的发现指向了两者之间更和谐的联系与发展，并指出有更积极的亲子关系的家庭中会有更积极的兄弟姐妹关系。
布赖恩特（Bryant）和克罗肯伯格（Crockenberg）（1980）发现，在实验室情境下，母亲的忽视程度与两姐妹在中年时期的亲社会行为的增加有关。而在一项纵向研究中，研究人员报告说，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母亲的疲惫或抑郁状态预示着第一个孩子和第二个孩子在14个月后会有更积极的关系。赫瑟林顿（Hetherington，1988）发现，在同一个家庭中长大的姐妹，彼此之间没有太亲密。所有这些观察，尽管不同，但似乎支持了父母教养质量和兄弟姐妹关系质量之间的反比关系。
另一方面，研究人员也发现母亲的反应能力与兄弟姐妹的亲社会行为（如分享、谦让、帮助、友爱、尊敬、关心等）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例如，母亲的鼓励成就行为会影响儿童的合作行为和助人行为。研究人员报告说，母亲与大孩子的谈话与孩子之间的感情有正相关关系，孩子之间的友好行为会在6个月以后发生。赫瑟林顿（Hetherington，1988）发现了兄弟姐妹之间的“伙伴”关系与权威的、温暖的、有反馈的父母之间存在正相关。这些观察来自于之前提到的研究，但似乎反映了养育质量和兄弟姐妹关系质量之间的一种一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