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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中国文化，孔子所编的《礼记》是不能不看的。它是我国传统文化初期包罗万象的著作。以现代学术来讲，包括了哲学、政治、军事、经济、卫生、医学等各方面的学问。当然，是原则，不像现在分得那么细。所以《礼记》这部书，并不是只讲礼貌，我们的礼节礼貌，只是礼的一种表现而已。
中国文化的“礼”字，拿西方文化来讲，就是哲学。哲学大致可分两个范围，以中国道理来讲，一个是形而上的，一个是形而下的。所谓形而下的，是宇宙万有的一切学问，都包括在内；形而上的，在中国人叫作“道”，在儒家思想叫作“天”，“天道”也就是“本体论”。形而下的，在西方哲学，就是“知识论”“人生的价值论”。西方哲学大概是这样分类的。“形而上”这个名称，来自《易经》，日本人翻译希腊哲学时，借用了《易经》上孔子所说的这个短语——“形而上者谓之道”。
什么是“形而上”？就是宇宙来源的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男或是先有女？究竟这个宇宙万有是谁创造的？宗教家说是一位主宰创造的，哲学家就问这个主宰是从哪里来的？创造主宰的又是谁？假使创造主宰的是主宰的妈妈，那么主宰的外婆又是谁？哲学家是一路追到底的。讨论这形而上的道，就是“本体论”。“形而下”是讲宇宙万有形成以后的各种现象和各种知识。西方“本体论”的探讨，最早发源于希腊，也已经两三千年了。当时大概又分作两派：一派是唯物思想，一派是唯心思想。这个唯心与中国固有文化所讲的唯心，又不相同。讲到哲学，这个基本上的思想来源问题，首先要认识清楚，以免混淆。
后来哲学家认为，人为什么会知道宇宙的来源？是靠知识来的，靠思想来的。那么，思想的本身是不是靠得住？就先要研究了。于是产生了知识论。假使思想的本身都靠不住，那么用思想所了解的“宇宙的本来”，也是不完整的。这就是哲学的范围了。一直经历了上下几千年的这一学术，中国人根据日本人的翻译，叫它为“哲学”。
另外一部分是“人生哲学”——研究人的价值问题。
在西方哲学家看来，中国人没有哲学，至少过去中国没有像西方人一样，追究宇宙的本体。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文化这个系统是很严谨的，他们的哲学思想最初是宗教，宗教只教人信，而且是专制强权，绝不容许你怀疑。你想知道上帝怎么来的，但是你不能问，只要“信”就得救。哲学家说，你要我信可以，不过你要把那个幕拉开给我看看，我看到了以后，绝对信！这是哲学精神。
后来，因为哲学的发展，又形成了科学，科学家更进一步说，光看一下还是不行，我要摸到以后，我才相信的确有这个东西。所以由宗教而哲学，而科学，是今日西方文化发展的步骤。
中国人真的没有哲学吗？有！所有哲学是“人生哲学”。只讲做人伦理的道德，讲做人应该怎样。西方人认为我们没有哲学，过去我国的一些学者也跟着人家这样讲，是不对的。事实上，中国哲学思想，都包括在《礼记》《易经》等书里面，而且最多了，不过需要大家努力整理。我国学者，在这几十年来，所整理出来的哲学思想，还是不够的，太不够了！而且有所偏。这还要我们自己温故而知新，多向这方面努力。
十年前，有一位外国的神父来和我研究中国宗教思想问题，他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我说中国绝对有宗教信仰。第一个是礼，第二个是诗。不像西方人将宗教错解成为“信我得救，不信我不得救”的狭义观念。我说这一点的误解，使我绝对不能信服，因为他非常自私嘛！对他好才救，对他不好便不救。成吗？一个教主，应该是信我的要救，不信我的更要救，这才是宗教的精神，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
其次，谈到中国“诗的精神”，所谓诗的文学境界，就是宗教的境界。所以懂了诗的人，纵使有一肚子的难过，有时候哼呀哈呀地念一首诗，或者作一首诗，便可自我安慰，心灵得到平安，那真是像给上帝来个见证。
第三个是中国信多神教，这代表了中国的大度宽容。出了一个老子，还是由东汉、北魏到唐代才被后人捧出来当上个教主——老子自己绝对没有想过要当教主。孔学后来被称为孔教，是明朝以后才捧的，孔子也不想当教主。总之，世界上的教主，自己开始都不想当教主，如果说为了想当教主而当上教主的话，这个教主就有点问题，实在难以教人心服。因为宗教的热忱是无所求，所以他伟大，所以他当了教主。我们中国，除了老子成为教主以外，孔子的儒家该不该把它称为宗教，还是一个问题。但是中国人的宗教，多是外来的，佛教是从印度过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也是外来的。我们中国人从古至今对于任何宗教都不反对，这也只有中华民族才有如此的雍容大度。
以宗教思想来说，中国人信仰的是多神教，什么神都信。卫国的权臣王孙贾有一天对孔子说出：“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为什么他们拜灶神？如果以政治哲学的思想来讲，“民以食为天”，这是管子讲的名言。因为饮食最值得重视，值得注意，所以拜灶神。“奥”是古代的家神，代表中国政治组织的理想。家里有家长，就有家神。
王孙贾问孔子奥与灶的问题，是非常幽默的，他的意思是告诉孔子：你老是跟诸侯往来，我们这些士大夫如不在君王面前替你讲几句好话，是没有用的呀！你拜访了诸侯，还是该来向我们烧烧香。孔子却做正面的答法：“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就是中国人宗教思想的精神。他说一个人真的做坏人、做坏事，怎样祷告都没有用，任何菩萨都不能保佑你。所谓自助天助，神是建立在自己的心中。换句话说，人有人格，尤其要在心理上建立起人格，不靠外来的庇护。
从上面的话也可知道，由周代开始的文化，和孔子的教化，始终走人文文化的路线。所以孔子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就是中国夏、商、周三个朝代文化的演变：夏尚忠，殷尚质（鬼），周尚文。夏的文化偏重于忠诚、朴实。殷商的文化仍是重质朴，但是宗教观念很强。周代文化呢？我们今天讲孔孟思想中的中国文化，就是周代文化，重在人文文化。孔子在此自称他的文化思想，是承先启后，发扬周代的文化精神。孔子认为只有人文文化这个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谈到人文文化，是靠经验而来的，尤其中国历史，多少失败，多少破碎，一直到现在，才完成了这个文化系统。
孔子对于时代风气的衰变非常忧虑，所谓忧国忧民，他忧的是什么？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就此四项的内涵，已足以陈述孔子当时忧天下、忧国家、忧民族、忧文化衰颓变乱的心情。这种心情，到了现在，又压在我们的心头。孔子说，那个时代不得了，一般人不讲修养自己的品德；只讲现实，不讲求真正的学问。
正像这个时代，尽管教育普及，可是人们都不喜欢读书，甚至连买书都不愿意。现在的背书，并不是以所背诵的书成为自己的学问，而是作临时应付考试之用，偶然也启发了许多似是而非的思想，知道了很多的知识。过去是读书，现在是看书，看过就行了，其实不深入。
知识不一定就能成为学问。最可怕的是，听到了义之所在，自己也知道这道理是对的，只是自己的劣根性改变不了，明明知道自己走的路线不对，又不肯改。为什么不能改？时代环境的风气，外在的压力，自己又下不了决心，所以只好因循下去。孔子说的他担忧的四点，也是每一个人和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通病。尤其碰到衰乱的世局，任何一个国家、社会，都可能有这四种现象出现，由此可见他的心情，所以说孔子是淑世、救世主义者。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怕亡国，因为亡国可以复国，最怕是把自己文化的根挖断了，就会陷于万劫不复。这里所记孔子的感慨，也就是担忧人文文化迷失了的后果。我们再看古今中外的历史，一旦国家文化亡了，即使形态存在，但已动摇了根本，难以翻身，这是一定的。犹太人虽然亡了国，他立国的文化精神，始终建立在每一代犹太子民的心目中。文化看起来是空洞的，但它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脉，孔子在这里不谈国家政治而谈人文文化，实际上这正是民族历史的重点。国家天下，尽在其中。
另外一个观点，我们中国文化里，宋代大儒张载——横渠先生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名言已成为宋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目标。学者为这目的而学，应该如此。谈到这位先生，是孔孟以后的儒家，宋明理学家中，影响力很大的一位。尤其他所标榜的那四句话，非常深远。今天我们要谈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可以拿他这四句话为主。我们如果以这四句话来研究，学者又应该是为人，不只为自己求学，同时也为人求学。这个“人”扩而充之，为国家、为社会、为整个人类文化。
（选自《论语别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