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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到处是各种不知深浅的码头。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香江法律界便成了英国人的码头。
一个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小伙，在旁边老老实实做翻译，打打下手也就算了，偏偏还要跟我们一样戴披肩假发，穿黑色长袍，你算什么东西？
有人危言耸听地说：“这姓容的横跨中西两界，既会‘ABCD’，又会‘之乎者也’，以后凡华人诉讼案件，岂不是要被他一个人所垄断？这是在砸大伙的饭碗啊！过不了多久，我们这些英国的正牌律师，就只能收拾行李回老家了。”
于是，在港英国律师对容闳群起而攻之。
没有拜码头，后果已经很严重了，而没有拜码头上的大哥，足以致命。
这位大哥是总律师，权力和名头远在一干普通律师之上。其实，他本来特别看好容闳，按照殖民地法律制度，原先不允许居港的中国人取得律师资格，但为了让容闳能当上律师，此君曾专门上书英国政府请愿，从而解除了这道禁令。
人家肯出这么大力气，当然不是一时冲动。当时律师分大小两种，那些有资格站在法庭之上进行辩护的是大律师，而小律师不能出庭，只能为大律师准备辩护材料，刚入行的人必须从小律师做起。
容闳是耶鲁大学的首位中国毕业生，如果能当上律师，会创造一个之最。这样的人，假如能招致麾下，无疑会使自家门庭更加显赫。
总律师是这么考虑的，可容闳并没有主动上门递帖子，而是跟随另外一个大律师。
这个中国人如此不懂“江湖规矩”，令洋人又羞又恼。他一反之前着力提携的态度，每次在法庭上都对担任译员的容闳吹毛求疵。
初入社会的容闳为自己的少不更事付出了惨痛代价，律师梦自此破灭，港岛也待不下去了，只好前往上海。
容闳在耶鲁大学的毕业照。青年时代的容闳，有一股难得的傲气，不管个人境遇如何，始终拒受大染缸的诱惑。
这次他是去海关上班，依然做翻译，不过薪水比在香港时高，而且工作也没那么累。
能借此谋生，也不错了。
工作待遇虽好，但有一件事让容闳忍受不了：船上的商人和海关职员狼狈为奸，一方行贿，一方受贿，从上到下，人人习以为常。
这是一个大染缸，长此以往，自己肯定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年轻人不愿与之为伍，他决定辞职，不过这次得找个“正当”的理由。
某天，容闳径直闯进税务司办公室，当面提了一个问题：“请问，我在海关将来的前途如何，能升到您这样税务司的职位吗？”
税务司是一个英国人，他马上答道：“绝对不可能。”
容闳二话不说，扭头就走，回去后就写了一封辞职信。
我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生，和阁下接受的是同样的教育，而且我是中国人，为自己的祖国服务，然而却不能享受同等的权利，乃至拼死拼活，也不能当上税务司，那我还有什么奔头？
接到信后，税务司愣住了，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中国人辞职会这么有底气。别说在洋人高过一切的中国海关，就是在英国，这样尥蹶子走人的例子也很少。
税务司见多识广，立即回过神来：嗨，什么权利不权利，这小子肯定是嫌工资低，所以拿辞职来要挟我。
这样一想，就比较好理解了。在西方职场，当着老板的面要求加薪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早说嘛，何必如此，那就加，加到两倍。
一众同事的眼睛瞪得像牛铃，以为容闳会因此触怒上司而被炒鱿鱼，不料因祸得福，不但没事，还加了薪。
可容闳的反应出乎所有人意料。对加薪他不仅不高兴，反而很气愤，气愤于税务司对待中国人的态度。
这些洋人是不是都这样，以为中国人个个贪小便宜，给点儿小恩小惠就可以打发？你为什么不明确地答复我：“容Sir，只要你好好干，总有一天会当上税务司。”
不过想到这里，容闳自己也笑了。他知道，就算是这样，他也不会留下来。
站在轿子旁边的西方旅行者。
耶鲁会曾忠告自己的每位学生：“廉洁是你自信的基础，这座大堤一垮，就什么都完了。”
一个要做大事的人，必须守住底线。容闳不是不知道钱好，然而他有更高的目标，染缸与自守之间，他只能选择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