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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尚被蒙在鼓里，有一个人却已十分焦虑，这个人就是李鸿章。在曾国藩病逝和丁日昌被保守派逼回老家养病之后，他成了洋务派重臣中留美幼童的唯一后台。
李鸿章与丁日昌同龄，性格十分相似，也属于不拘小节的人。
他是曾国藩的学生，但并没从老师那里全盘继承儒学道德。比如曾国藩坚持“不要钱”，可李鸿章没那么高尚，该他拿的钱一分也不会少；曾国藩一生“不恋官”，李鸿章却拼命向朝廷要官，在这方面他跟丁日昌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年轻时的李鸿章。
有一次，李鸿章在跟别人闲聊时说，大清就像一间破屋，不可能完全拆掉重来，于是他只好充任“裱糊匠”，这里裱一裱，那里糊一糊。
这活并不好干，得找很多帮手。在李鸿章眼中，赴美留学幼童就是未来的助手，可以帮着修修补补，有资质好一点儿的，没准还能培养成出色的接班人。
所以，李鸿章对赴美留学幼童十分重视。他发誓，就算大清再穷，也要勒紧裤腰带，帮助赴美留学幼童把十五年的学业顺利完成，以达成他和老师的宏愿。
当吴嘉善的告状密信送到案前时，李鸿章敏感地察觉到留学生管理层可能出了问题，但板子一时又不知道打在谁身上好。
光责备容闳吧，留美幼童在美事务可全靠他呢，吴嘉善等人根本就玩不转；怪罪吴嘉善吧，这帮老官僚别的不行，内斗个个轻车熟路，而且什么狠招都使得出来。
只好各打五十大板，去信让容闳给留美幼童多灌输些“之乎者也”，又劝吴嘉善不要因个人私怨而败坏大局。
刚开始，吴嘉善还很收敛，倒不是被李鸿章说服了，而是慑于李鸿章如日中天的声望，实在不敢背着他搞小动作。
不敢并不代表他不会，时机就出现在“清流党”的盛行。
所谓“清流党”并不是一个党派，说白了，就是“愤青”们自发形成的一个群体。只不过这些人不是普通的“愤青”，而是一群没有实权也没有做过什么实事的新晋官吏。
没有权，我还没有嘴吗？说出道理来，照样建功立业！
有的人咔咔咔一顿胡侃神说，果真引来“飞流直下三千尺”的舆论效果，一时名声大噪。
这下好了，人人模仿，你说我也说，大家一遇到什么事都要上去抨击一下，弹劾一把，这就叫作“清议”。
李鸿章作为大清的“裱糊匠”，天天忙得不可开交，也就成了这些人弹劾的重点。
清代官员合影。
修铁路，弹劾！通电报，弹劾！反正总能找到毛病。
那几年，李鸿章实际上确实干不了什么。人家在前面费尽心力促成一件事，后面却有上千个闲人在那里评头论足，说三道四，于是铁路修了都要被拆掉，电报工程更是迟迟上不了马。实在没东西可弹劾了，这时忽然有人想到李鸿章主持的幼童留学，于是大家争着上奏，要朝廷彻查一下幼童留学情况。
隔着重洋，清廷也不知道，得向留学生管理层进行了解，而容闳作为“外人”自然没份儿，有份儿的是吴嘉善。
吴嘉善这下来劲了，拉上陈兰彬，两人一道上奏，把幼童留学的“弊端”再次添油加醋叨了一遍，并直接提出将留美幼童全部撤回国内的建议。
其实无论吴嘉善还是陈兰彬，都是因幼童留美才为人所知，如果不是跟这段史实有牵连，没人知道这两个家伙是谁。这种人可恨就可恨在他为了损人可以不利己，反正不治到你服服帖帖，他就不会消停。
很快，吴嘉善的一面之词便在朝廷有了市场，就连那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也认为国家没有必要再花大钱，继续对已“误入歧途”的留美幼童进行培养。
朝廷下达旨意，考虑取消留学计划，撤回在美留学幼童。
李鸿章急了。他不是那种假模假式的人，内心深处也不一定认为留美幼童真的有什么大错，但事情到了这一步，变得分外棘手。
李鸿章和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终其一生都未进入象征大清最高权力机构的军机处。他们声望再高，能力再强，也只是地方上的“外臣”，跟一国之相相差甚远。一个“外臣”能有什么底气跟朝廷对着干呢？
然而，他自有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