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曾国藩如此处理，实在也是无奈之举。
从调查情况来看，并不完全是法国人的错，而且人家死了那么多人，不给一个交代，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就算犟起脖子决定兵戎相见，那也要打得过才行。在攻克天京后，曾国藩自行将湘军大部遣散，所谓湘军主帅早已成为过去，仅凭那些“八旗绿营”显然无法与法军尤其是“七国联军”相抗衡。
再说了，天津离北京那么近，战争一旦失利，势必殃及大清的政治中心。要知道，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等事，刚刚过去不过十年。
如果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又何必再启战端呢？问题是，他不知道怎么做才能让国人和洋人都满意。
国人口诛笔伐自不必说，洋人竟也认为“以命抵命”不可理喻，觉得这是祠堂中古老的族长才能想出的主意。人家要的不是中国人血淋淋的头颅，而是对今后维护秩序及遵守双方条约的保证。
要不是欧洲正好爆发普法战争，法国人无论如何都不会轻易接受这个处理结果。
自“天津教案”后，曾国藩在国际社会的名声与他在国内的处境一样，跌入了谷底，外界谓之：“名不副实，才能平平。”
可怜“一代宗师”真的不可能做到更好了。
秩序、条约、公平、合理，纵使他是洋务派的顶尖人物，也与这些国际理念隔着千万里，他能想到的，不过是中国传统的“杀人偿命”而已。
面对舆论的责难，这个年近花甲、浑身是病且瞎了一只眼睛的大吏痛苦不堪，他用八个字概括了自己当时的心境：“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事实上，以曾国藩为首的洋务派已经代表了当时清政府的最高水平，即使被称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魏源，在其名著《海国图志》中，亦载有“洋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
要说愚昧，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
曾国藩唯一一张存世照片。这是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使用容闳从美国带回来的相机，在南京两江总督府为父亲所拍摄。
这个时候，容闳的“植柳计划”真正让曾国藩眼前一亮。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连棺椁都已制好，只希望在自己咽气前尽全力促成此事。
容闳在获知消息的两天后，一封请派幼童赴美留学的奏折就递交上去了。在这封奏折上，由曾国藩领衔，其余三位大臣附后署名，此事完全依赖曾国藩的声望和分量。
但是，大清的效率太慢了。
1870 年冬，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这时他才收到批复，奏折上批了四个字：依议钦此！
终于搞定了。曾国藩立即写信把容闳召到南京，着手组织和安排具体事宜，除了亲自商定每一个细节外，还把自己府中最信得过的幕僚介绍给容闳，帮其打点一切。
“天津教案”两年后，即 1872 年 3 月，曾国藩病逝南京。
史书记载了天津事件对他身体摧残性的影响：“既负重谤，疾益剧。”而他本人，则把自己的失败和不幸归咎于对洋务钻研得不够，以至于不能做到知己知彼。
比之于前行者，他终究没能走得更远，而且同样没能逃脱“洋务不力”四个字的魔咒。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曾国藩已极少谈论或触及洋务，而是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那些即将出发的幼童身上，临终时仍对此念念不忘。
可惜他最终没能看到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出洋，也没能亲眼见证自己手栽桃李的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