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梦的感觉

“天津教案”虽然已经了结，但钦命四大臣仍留在天津。

一天晚上，已经睡下的容闳被丁日昌叫醒。

丁日昌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幼童留美的事，曾公已经同意了，四大臣将联名上奏朝廷！”

消息太突然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直到丁日昌离开，容闳仍没有缓过劲儿来，躺在床上，双眼圆睁，恍惚中仿佛飘飘然飞腾起来，化为一只雄鹰翱翔于夜空中。

从萌生“植柳计划”开始，十多年来，他碰了无数次壁，遇到难以想象的危险，更体会过刻骨铭心的辛酸，一切的付出都是为了这个梦想能够实现。现在，苦难有了价值，付出有了回报，试问人的一辈子能有多少次这样的瞬间呢？

激动之中，容闳还来不及细想曾国藩突然如此鼎力支持的原因所在。

丁日昌所知道的是，大家原来担心的外交障碍已经不复存在。

在当时的世界列强中，美国是对中国态度“最好”的一个，一直提倡对华进行“公正外交”，而不是“武力外交”，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就是这一外交政策的极力倡导者。

据说在他担任公使期间，曾有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犯了法，蒲安臣确认属实后，立即下令将其吊死。渐渐地，这个蒲安臣得到了清政府的信赖。

蒲安臣一身事两国，既是美国驻华公使，又是能够代表中国的全权大使。因为此时清政府既未设驻外使节，也找不到一个懂外交可以跟世界各国打交道的人。

正是这个美国人，为中国设计了第一面能够代表主权的国旗，并于 1868 年 7 月，代表清政府同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虽然是同自己国家签约，但蒲安臣并未借助该条约为美国谋求不当权益。《蒲安臣条约》是对等条约，双方在公平合理的前提下签订。

按照条约，两国可以互派留学生，因此在法律上早就为幼童留美开了通行证，只是一直以来没有人愿意去推开那扇门。

曾国藩这个时候能够以老迈之躯毅然决然地加入到留学计划的启动行列，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天津教案”的刺激。

在曾国藩之前，处理此案的是通商大臣崇厚。崇厚主张“严惩凶手”，结果灰头土脸地被轰下了台。

曾国藩抵津后，天津民众对其期望甚高，认为这位湘军大帅、理学宗师会一反崇厚所为，对法国采取强硬态度，并调兵与之抗衡。可曾国藩并不比崇厚高明，最后拿出的方案是“以命抵命”：从监狱找二十个死囚押赴刑场处决，以给被打死的洋人“抵命”。

虽然军队调到天津来了，却不是要与法国作战，而是准备防范“习气浮嚣”的天津群众闹事。这下不只天津人，全国人民都愤怒了。道德圣人一下子变成了汉奸卖国贼，曾经引以为傲的湖南同乡自己动手，将湖广会馆中悬挂的曾氏匾额砸了个稀巴烂。

一代名臣多年积攒下来的清誉就此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