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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把具体计划交给丁日昌那天起，容闳就开始计天数，一天，两天……
两个月过去了，丁日昌终于来信，但这封信带给容闳的却是大大的失望。文祥不能给他代奏了，不是老头不愿意，而是人家得去“丁忧”。
这一年是 1868 年，容闳已年届不惑，他感到十分沮丧。
同样陷于失望的还有丁日昌。文祥那里没戏了，他便把主意打在曾国藩身上。
作为名满天下、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曾国藩的能量并不比当朝宰相差，所上奏折朝廷很少会不采纳。不说别的，就凭他能把容闳这个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的一介布衣一下提拔到五品实缺，便不是一般官员能做到的。
可曾国藩听丁日昌说完后，只回了三个字：“得等等。”
容闳留美是通过美国传教士私人的关系，如果是大批官派留学生，则必须依靠两国政府的外交渠道才能予以解决。
其实曾国藩所说的还只是表面理由，外交上的事可以通过外交方式解决，真正的难处，恐怕还是思想上的。
作为洋务派领袖，曾国藩可以凭借“师夷长技以制夷”超越叶名琛，甚至超越林则徐，但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他眼中的美利坚，绝对不可能像容闳所感受到的那样亲切。说来说去，他们这些人要搞洋务、造机器，都是被动地学习，现在你要让他派遣大批幼童主动地去新大陆“取经”，这第一步还是很难迈出去的。
能够仿照“夷国”制造坚船利炮已经可以了，何必再去尝试如此惊世骇俗、绝无先例可循的计划呢？
不过曾国藩的回答已经足够让容闳重新振作了，在他看来，理想又有了实现的希望。
那就等吧，既然大人物都愿意等，自己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由于不再是曾府幕僚，容闳已经很少能直接见到自己的偶像了，他能做的就是一有机会便去丁日昌府上坐坐，然后不厌其烦地提及他的官派留学计划。
“你得经常在曾老面前提啊，要不然，时间一长他可能就淡忘这件事了。”
没有想到这一等，竟等了三年。三年里，容闳的心始终悬在半空，无所着落。
他等得到吗？
到了第三年，也就是 1870 年，容闳等到的不是留学计划的实施，而是丁日昌的相邀。
天津出事了，没人能摆平，朝廷不得不指派以曾国藩为首的四大臣前去调停，丁日昌亦在其中，他需要容闳前去担任翻译。
容闳即将涉入的这场风波，就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如果非要给“天津教案”加上定语，那么它是一个由馒头引发的血案。
天津一带的贫民家庭因无力养育儿女，往往将其抛弃，或扔在道旁，或沉于河中，法国天主教堂看到了便予以收养，并将其培养成天主教徒。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总比让无辜的生命冻死、饿死、淹死强，可老百姓不懂，又有谣言说天主教会把小孩弄进教堂，是要挖眼剖心制药，如此便造成了民间与教堂的对立。偏偏此时又跑出来一个傲慢的法国领事，还要求当地官府派兵镇压，在遭到拒绝后竟开枪射杀了知县的侍从。一场大祸已无法避免。
天主教会到底有没有“挖眼剖心制药”，搜一下天主教堂就一清二楚了。最终，人们从中仅找出两只瓶子，说是装小孩眼珠子的，结果打开来一看，不过是腌制的洋葱头。
“天津教案”的原发地“天津望海楼教堂”。
在“天津教案”中，包括法国领事在内，共有二十多名法国神甫和修女、三十多名中国教民和雇员被愤怒的百姓打死，天津的教堂、育婴堂、领事署皆被付之一炬。
教案发生后，不仅法国，西洋各国都震惊了，七国联名提出抗议，并把军舰开到了天津大沽口外，战争一触即发。
无论派谁调查，“天津教案”的真相都不难查清，难的是如何处理。曾国藩等人到天津后，基本采取了妥协的办法——赔钱、“惩凶”。虽然更坏的局面没有上演，但国家已然蒙受巨大损失。
在容闳看来，“天津教案”完全是由谣言和误解造成的，堪称大不幸，然而令他完全意想不到的是，恰恰是这场大不幸，带来了另一个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