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径流广远、流域开阔的长江,人们对其生态状况的认知有一个由片面到全面、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现以对长江径流干道和源头的认识为例,略论国人“长江观”的演进。
古人受限于视野和测量手段,对长江主干和源头的认识曾有误解。随着社会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关于长江主干和长江源头的认识才逐渐清晰。
在距今三四千年的夏商时期,江汉交汇处的江汉平原一带的早期文明较为兴盛,荆楚先民驾舟穿行于云梦泽的湖泊、河网之中,有感于“汉之广矣”
,不免产生江、汉谁为干流的困惑(见图2-1-1)。
图2-1-1 江汉形势图
汉水作为长江最长的支流,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就有“天汉”“云汉”之称。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雅、颂三部分都有涉及汉水流域的诗篇。如《诗经·大雅·江汉》有“江汉浮浮,武夫滔滔”“江汉汤汤,武夫洸洸”;《诗经·小雅·四月》有“滔滔江汉,南国之纪”;《诗经·国风·周南·汉广》有“汉之广矣,不可泳思”等。其中,十五“国风”中的《周南》和《召南》,被历代学者认为是以汉水流域为轴心的南国诗歌。汉水流域在先秦时期就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区之一。秦末征战间,项羽封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
随后,刘邦以汉水流域的汉中为基地,征讨攻伐,终于建立汉王朝,由此,汉水流域成为汉文明的发生地,“汉人”“汉字”“汉语”“汉服”等名称应运而生。汉水在汉文明中的特殊地位,直接影响到近邻朝鲜半岛诸国。大约14世纪,仰慕中华文化的李氏朝鲜就将流经其统治核心区的大河命名为“汉江”,沿线的诸多城市也多有与中国汉水流域名城相合者,如丹阳、襄阳、江陵、汉城(古称“汉阳”)等。
汉水古又称“江”,多见于古文献,石泉先生的研究表明,从先秦直至南朝时期,多有误以“江”为“汉”的记载
。如《史记·周本纪》云:“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此“江”是指长江还是汉水,历来有争议。而早出的《竹书纪年》载周昭王南征云:“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周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又《吕氏春秋·音初》载其事曰:“周昭王亲将征荆……还反涉汉,梁败,王及蔡(祭)公抎(陨)于汉中。”《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云:“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无论昭王之死因桥梁垮塌抑或胶船溶解,可确知其死地为汉水,则《史记·周本纪》之“江”“汉”皆指汉水。这便是古人混淆江、汉的一例。
至汉末三国时期,史籍已见“长江”之名。但从《三国志》的几条记载来看,至少江东孙吴政权的部分士人认为长江的上游是汉水。据《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载,公元200年,鲁肃在与孙权的密谈中提出要孙权立足江东,等待时机吞并刘表的势力,取得全部长江天险,以此为基业来谋取天下。
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当时黄祖驻守长江之畔的夏口(今武汉),而刘表则坐镇汉水之滨的襄阳,鲁肃所谓“竟长江所极”就是要在己方占据长江中下游的基础之上,夺取其所认为的长江上游,即从今武汉到襄阳的汉水河段。《鲁肃传》后文又载,(公元208年)刘表死后,鲁肃进言曰:“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与其前文对照,进一步印证鲁肃认为的长江水道上游乃是位置偏向北方的汉水,而非今日之荆江河段。
赤壁战后,刘备留关羽镇守荆州,东吴吕蒙图谋夺占之,其中有“蒙为国家前据襄阳”“不如取羽,全据长江”(《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之语。当时关羽在荆州的中心区是长江北岸的江陵(今荆州市)和长江南岸的公安,又《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云:“是岁(公元220年),羽率众攻曹仁于樊。”襄阳与樊城隔汉水相望,同为汉末汉水中游重镇,参考关羽在赤壁战后即获封襄阳太守,可确认关羽此时仍据有襄阳。则吕蒙心中的“全据长江”,很可能既包括汉水襄阳以下河段,又包括今长江荆江段。这又是典型的古人混淆江、汉之一例。
到东晋、南朝时期,江汉之间的云梦泽进一步萎缩以至消失,演变为大浐、马骨等湖泊、陂池,虽然在夏季涨水时期仍会出现“萦连江沔”(《水经·沔水注》)的盛况,但江、沔(长江、汉水)之间的区别在大多数时段已变得较为清晰。虽南朝早期仍有混淆江、汉的零星记载,如南朝刘宋盛弘之《荆州记》云:“襄阳,旧楚之北津。从襄阳渡江,经南阳,出方关,是周、郑、晋、卫之道。”从汉水南岸的襄阳所渡之“江”,显然指汉水。但大抵而言,古人江、汉谁为干流的困惑已趋于消除。
不过,由于从先秦到南朝时期部分古人存在混淆江、汉的情况,所以自唐初《括地志》以来,关于古代荆楚地理的传统解释(以断定先秦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在长江北岸、今湖北荆州市境内为核心)也就有了一定的修订空间。石泉先生通过爬梳史料和严密考证,结合实地调查,得出一系列关于荆楚地区古地名的新解,其核心是认为郢都及其后继城市秦汉至齐梁江陵城并不在长江边,“而是在汉水中游以西、蛮河下游今湖北宜城市南境;与此相应,古荆楚地区一系列著名山川城邑,也都在汉水中游两岸的宜城及钟祥两平原上”
。若其学说能够得到确认,将从根本上改变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荆楚历史地名体系。其说法虽未得学界普遍认可,但仍对长江中游,尤其是汉水中下游地区的古荆楚历史地理研究产生了极大推动。孰是孰非,尚待相关考古发掘工作的进一步证实。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最早的地理书《尚书·禹贡》有“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和“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语句,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了汉江是长江的支流,认为岷山是长江的发源地,大概同时代的《山海经》也有类似说法。《山海经·中山经》云:“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荀子·子道》云:“昔者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孔子家语·三恕》亦云:“夫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滥觞。”《尚书·禹贡》认可长江出于岷山的说法,后世遂多以为长江发源于岷山,尤其是在汉武帝确立了《尚书》五经之首的地位后,“岷山导江”的说法就更加深入人心了(见图2-1-2)。如《淮南子·地形训》曰:“江出岷山,东流绝汉入海。”
图2-1-2 岷山导江
关于岷山的位置,《汉书·地理志》载:“蜀郡湔氐道,禹贡崏(今按:崏、岷为通假字)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东南至江都入海。”明确说明岷山位于湔氐道,即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其地处今川西青藏高原岷山以东,正为岷江发源地,则当时人们所认为的长江正源确为今之岷江无疑。
而嘉陵江为长江正源的说法的依据乃是北魏郦道元注《水经·江水一》篇首“岷山在蜀郡氐道县,大江所出,东南过其县北”曰:“岷山(今按:“山”当为“江”),即渎山也,水曰渎水矣。又谓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导也。”氐道县在今甘肃武山县与天水市之间,即嶓冢山所在地,而嘉陵江上游重要支流西汉水源头齐寿山的古称正是“嶓冢山”,且汶阜山即“汶山”,“岷”“汶”音通,遂有研究者认为古人初以现代嘉陵江上游支流西汉水(今按:此河道原属汉江流域,后被嘉陵江袭夺,西汉水亦为嘉陵江别称)为长江正源。殊不知此乃经文在传抄过程中出现讹误而已。清代学者杨守敬已指出:“《经》《注》皆脱湔字耳。观《禹贡山水泽地》篇称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知此《经》本作湔氐道……后人不知脱湔字,遂于道下各增县字。”
具体尚可参看《尚书校释译论》(顾颉刚,刘起釪著)“岷嶓既艺”及“岷山导江”条,此不赘述。总之,自《禹贡》以来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世人皆以今之岷江为长江正源。北周、隋唐以迄明朝先后在岷江源头地区设置江源县、江源郡、江源镇等行政单位
(古人以“江”为长江专名),明确岷江为长江正源。直至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罗洪先在《广舆图》(迄今为止能见到的最早的综合性地图集)上仍明确标有“岷江为江源”“松潘入岷”等文字注记。
对于金沙江,国人至迟在汉武帝通西南夷时即已知晓。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载:“绳水(金沙江)出徼外,东至僰道入江,过郡二,行千四百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绳水出徼外,山海经曰:巴遂之山,绳水出焉。东南流,分为二水……其一水南径旄牛道至大莋(今四川米易)与若水(雅砻江)合,自下亦通谓之为绳水矣。”
唐贞观十四年(641年),文成公主出嫁,松赞干布亲至柏海(今青海省扎陵湖)迎接送亲队伍。此后200余年间,汉藏往来频繁。金沙江上游的通天河玉树一带是重要的汉藏通道,国人也因此对金沙江之上的通天河有所了解。但晚唐《蛮书》仍将岷江认定为“外江”。
宋代,由于政府在西南地区采取收缩政策,故宋人对大渡河以上长江干支流的认识往往还不如汉唐之人。蒙元时期,随着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设立以及八思巴喇嘛被尊为帝师,吐蕃的对内交流增多,国人对金沙江上游的认识大为增进,确认其源出吐蕃。《元史·地理志》曰:“路因江为名,谓金沙江出沙金,故云。源出吐蕃界。”
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罗洪先在《广舆图》上首次绘出云南北部的金沙江河道。《广舆图》虽仍囿于“岷山导江”的经典之说,但已“不自觉地采用硕大的马湖指代与卡日曲河源(今按:黄河源)遥相呼应的长江江源——金沙江”
,明正德年间《杨子器跋舆地图》甚至出现了标‘大江源’于岷江,而另标‘江源’于金沙江的新气象,这表明明代中期已有学人逐渐认识到金沙江应为江源之一。
至明代万历五年(1577年),章潢在其皇皇巨著——300万字的《图书编》中首次指出岷江并非长江正源,金沙江才是长江正源。
水必有源,而源必有远近小大不同。或远近各有源也,则必主夫远;或远近不甚相悬,而有大小之殊也,则必主夫大;纵使近大远微而源远流长,犹必以远为主也……江水出岷山,……然岷山在今茂州汶山县,发源不一,而亦甚微,所谓发源滥觞者也,及阅《云南志》则谓金沙江之源出于吐蕃异域,南流渐广,至于武定之金沙巡司,经丽江、鹤庆,又东过四州之防州、建昌等卫,以达于马湖叙南,然后合于大江,趋于荆吴……况金沙江源出于吐蕃,则其远且大也,明矣。何为言江源者止于蜀之岷山,而不及吐蕃之犁石,是舍夫远且大者,主夫近且微者……江之源亦发于西,转西南,入中华,过云南诸郡,南流过四川马湖合大江,转东南荆吴,至正东入海。
可惜同书卷30中的《中国地理海岳江河大势图》仍有“江虽发源岷山”的论断,观点并不统一。数十年后,明末地理学家徐霞客循金沙江而上,直至云南丽江,经过实地查考,探寻到金沙江比岷江更长,明确指出岷江为长江支流,金沙江才是长江干流。徐氏曰:
余按岷江经成都至叙(今宜宾),不及千里,金沙江经丽江、云南、乌蒙至叙,共二千余里,舍远而宗近,岂其源独与河异乎?非也!河源屡经寻讨,故始得其远;江源从无问津,故仅宗其近。其实岷之入江,与渭之入河,皆中国之支流,而岷江为舟楫所通,金沙江盘折蛮僚溪峒间,水陆俱莫能溯。既不悉其孰远孰近,第见《禹贡》“岷山导江”之文,遂以江源归之……故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
但因徐霞客并无官方身份,其说法并未在当时被普遍认可。清初的重要地理书《读史方舆纪要》和《禹贡锥指》仍坚持“岷山导江”的观点。直到随着西方先进制图技术的逐步传入,康熙皇帝才正式肯定了徐霞客的说法,金沙江遂被定为长江源头(见图2-1-3)。
江源发于科尔坤山之东南,有三泉流出:一自匝巴颜哈拉岭流出,名七七拉噶纳;一自麻穆巴颜哈拉岭流出,名麻穆七七拉噶纳;一自巴颜吐呼母巴颜哈拉岭流出,名古科克巴哈七七拉噶纳,合而东南流,土人名“岷捏撮”。岷捏撮者,译言岷江也,是为岷江之源,南流至岷纳克,地名鸦龙江,又南流至占对宣抚司,会打冲河,入于金沙江,东流经云南境,至四川叙州府,与川江合,是真江源。
图2-1-3 金沙江为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