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主干之辨

对于径流广远、流域开阔的长江，人们对其生态状况的认知有一个由片面到全面、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现以对长江径流干道和源头的认识为例，略论国人“长江观”的演进。

古人受限于视野和测量手段，对长江主干和源头的认识曾有误解。随着社会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关于长江主干和长江源头的认识才逐渐清晰。

一、江汉混淆

在距今三四千年的夏商时期，江汉交汇处的江汉平原一带的早期文明较为兴盛，荆楚先民驾舟穿行于云梦泽的湖泊、河网之中，有感于“汉之广矣” ，不免产生江、汉谁为干流的困惑（见图2-1-1）。

汉水作为长江最长的支流，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就有“天汉”“云汉”之称。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雅、颂三部分都有涉及汉水流域的诗篇。如《诗经·大雅·江汉》有“江汉浮浮，武夫滔滔”“江汉汤汤，武夫洸洸”；《诗经·小雅·四月》有“滔滔江汉，南国之纪”；《诗经·国风·周南·汉广》有“汉之广矣，不可泳思”等。其中，十五“国风”中的《周南》和《召南》，被历代学者认为是以汉水流域为轴心的南国诗歌。汉水流域在先秦时期就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区之一。秦末征战间，项羽封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 随后，刘邦以汉水流域的汉中为基地，征讨攻伐，终于建立汉王朝，由此，汉水流域成为汉文明的发生地，“汉人”“汉字”“汉语”“汉服”等名称应运而生。汉水在汉文明中的特殊地位，直接影响到近邻朝鲜半岛诸国。大约14世纪，仰慕中华文化的李氏朝鲜就将流经其统治核心区的大河命名为“汉江”，沿线的诸多城市也多有与中国汉水流域名城相合者，如丹阳、襄阳、江陵、汉城（古称“汉阳”）等。

汉水古又称“江”，多见于古文献，石泉先生的研究表明，从先秦直至南朝时期，多有误以“江”为“汉”的记载 。如《史记·周本纪》云：“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此“江”是指长江还是汉水，历来有争议。而早出的《竹书纪年》载周昭王南征云：“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周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又《吕氏春秋·音初》载其事曰：“周昭王亲将征荆……还反涉汉，梁败，王及蔡（祭）公抎（陨）于汉中。”《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云：“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无论昭王之死因桥梁垮塌抑或胶船溶解，可确知其死地为汉水，则《史记·周本纪》之“江”“汉”皆指汉水。这便是古人混淆江、汉的一例。

至汉末三国时期，史籍已见“长江”之名。但从《三国志》的几条记载来看，至少江东孙吴政权的部分士人认为长江的上游是汉水。据《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载，公元200年，鲁肃在与孙权的密谈中提出要孙权立足江东，等待时机吞并刘表的势力，取得全部长江天险，以此为基业来谋取天下。

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当时黄祖驻守长江之畔的夏口（今武汉），而刘表则坐镇汉水之滨的襄阳，鲁肃所谓“竟长江所极”就是要在己方占据长江中下游的基础之上，夺取其所认为的长江上游，即从今武汉到襄阳的汉水河段。《鲁肃传》后文又载，（公元208年）刘表死后，鲁肃进言曰：“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与其前文对照，进一步印证鲁肃认为的长江水道上游乃是位置偏向北方的汉水，而非今日之荆江河段。

赤壁战后，刘备留关羽镇守荆州，东吴吕蒙图谋夺占之，其中有“蒙为国家前据襄阳”“不如取羽，全据长江”（《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之语。当时关羽在荆州的中心区是长江北岸的江陵（今荆州市）和长江南岸的公安，又《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云：“是岁（公元220年），羽率众攻曹仁于樊。”襄阳与樊城隔汉水相望，同为汉末汉水中游重镇，参考关羽在赤壁战后即获封襄阳太守，可确认关羽此时仍据有襄阳。则吕蒙心中的“全据长江”，很可能既包括汉水襄阳以下河段，又包括今长江荆江段。这又是典型的古人混淆江、汉之一例。

到东晋、南朝时期，江汉之间的云梦泽进一步萎缩以至消失，演变为大浐、马骨等湖泊、陂池，虽然在夏季涨水时期仍会出现“萦连江沔”（《水经·沔水注》）的盛况，但江、沔（长江、汉水）之间的区别在大多数时段已变得较为清晰。虽南朝早期仍有混淆江、汉的零星记载，如南朝刘宋盛弘之《荆州记》云：“襄阳，旧楚之北津。从襄阳渡江，经南阳，出方关，是周、郑、晋、卫之道。”从汉水南岸的襄阳所渡之“江”，显然指汉水。但大抵而言，古人江、汉谁为干流的困惑已趋于消除。

不过，由于从先秦到南朝时期部分古人存在混淆江、汉的情况，所以自唐初《括地志》以来，关于古代荆楚地理的传统解释（以断定先秦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在长江北岸、今湖北荆州市境内为核心）也就有了一定的修订空间。石泉先生通过爬梳史料和严密考证，结合实地调查，得出一系列关于荆楚地区古地名的新解，其核心是认为郢都及其后继城市秦汉至齐梁江陵城并不在长江边，“而是在汉水中游以西、蛮河下游今湖北宜城市南境；与此相应，古荆楚地区一系列著名山川城邑，也都在汉水中游两岸的宜城及钟祥两平原上” 。若其学说能够得到确认，将从根本上改变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荆楚历史地名体系。其说法虽未得学界普遍认可，但仍对长江中游，尤其是汉水中下游地区的古荆楚历史地理研究产生了极大推动。孰是孰非，尚待相关考古发掘工作的进一步证实。

二、岷山导江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最早的地理书《尚书·禹贡》有“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和“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语句，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了汉江是长江的支流，认为岷山是长江的发源地，大概同时代的《山海经》也有类似说法。《山海经·中山经》云：“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荀子·子道》云：“昔者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孔子家语·三恕》亦云：“夫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滥觞。”《尚书·禹贡》认可长江出于岷山的说法，后世遂多以为长江发源于岷山，尤其是在汉武帝确立了《尚书》五经之首的地位后，“岷山导江”的说法就更加深入人心了（见图2-1-2）。如《淮南子·地形训》曰：“江出岷山，东流绝汉入海。”

关于岷山的位置，《汉书·地理志》载：“蜀郡湔氐道，禹贡崏（今按：崏、岷为通假字）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东南至江都入海。”明确说明岷山位于湔氐道，即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其地处今川西青藏高原岷山以东，正为岷江发源地，则当时人们所认为的长江正源确为今之岷江无疑。

而嘉陵江为长江正源的说法的依据乃是北魏郦道元注《水经·江水一》篇首“岷山在蜀郡氐道县，大江所出，东南过其县北”曰：“岷山（今按：“山”当为“江”），即渎山也，水曰渎水矣。又谓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导也。”氐道县在今甘肃武山县与天水市之间，即嶓冢山所在地，而嘉陵江上游重要支流西汉水源头齐寿山的古称正是“嶓冢山”，且汶阜山即“汶山”，“岷”“汶”音通，遂有研究者认为古人初以现代嘉陵江上游支流西汉水（今按：此河道原属汉江流域，后被嘉陵江袭夺，西汉水亦为嘉陵江别称）为长江正源。殊不知此乃经文在传抄过程中出现讹误而已。清代学者杨守敬已指出：“《经》《注》皆脱湔字耳。观《禹贡山水泽地》篇称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知此《经》本作湔氐道……后人不知脱湔字，遂于道下各增县字。” 具体尚可参看《尚书校释译论》（顾颉刚，刘起釪著）“岷嶓既艺”及“岷山导江”条，此不赘述。总之，自《禹贡》以来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世人皆以今之岷江为长江正源。北周、隋唐以迄明朝先后在岷江源头地区设置江源县、江源郡、江源镇等行政单位 （古人以“江”为长江专名），明确岷江为长江正源。直至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罗洪先在《广舆图》（迄今为止能见到的最早的综合性地图集）上仍明确标有“岷江为江源”“松潘入岷”等文字注记。

三、“金沙江源头”说

对于金沙江，国人至迟在汉武帝通西南夷时即已知晓。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载：“绳水（金沙江）出徼外，东至僰道入江，过郡二，行千四百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绳水出徼外，山海经曰：巴遂之山，绳水出焉。东南流，分为二水……其一水南径旄牛道至大莋（今四川米易）与若水（雅砻江）合，自下亦通谓之为绳水矣。”

唐贞观十四年（641年），文成公主出嫁，松赞干布亲至柏海（今青海省扎陵湖）迎接送亲队伍。此后200余年间，汉藏往来频繁。金沙江上游的通天河玉树一带是重要的汉藏通道，国人也因此对金沙江之上的通天河有所了解。但晚唐《蛮书》仍将岷江认定为“外江”。 宋代，由于政府在西南地区采取收缩政策，故宋人对大渡河以上长江干支流的认识往往还不如汉唐之人。蒙元时期，随着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设立以及八思巴喇嘛被尊为帝师，吐蕃的对内交流增多，国人对金沙江上游的认识大为增进，确认其源出吐蕃。《元史·地理志》曰：“路因江为名，谓金沙江出沙金，故云。源出吐蕃界。”

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罗洪先在《广舆图》上首次绘出云南北部的金沙江河道。《广舆图》虽仍囿于“岷山导江”的经典之说，但已“不自觉地采用硕大的马湖指代与卡日曲河源（今按：黄河源）遥相呼应的长江江源——金沙江” ，明正德年间《杨子器跋舆地图》甚至出现了标‘大江源’于岷江，而另标‘江源’于金沙江的新气象，这表明明代中期已有学人逐渐认识到金沙江应为江源之一。

至明代万历五年（1577年），章潢在其皇皇巨著——300万字的《图书编》中首次指出岷江并非长江正源，金沙江才是长江正源。

水必有源，而源必有远近小大不同。或远近各有源也，则必主夫远；或远近不甚相悬，而有大小之殊也，则必主夫大；纵使近大远微而源远流长，犹必以远为主也……江水出岷山，……然岷山在今茂州汶山县，发源不一，而亦甚微，所谓发源滥觞者也，及阅《云南志》则谓金沙江之源出于吐蕃异域，南流渐广，至于武定之金沙巡司，经丽江、鹤庆，又东过四州之防州、建昌等卫，以达于马湖叙南，然后合于大江，趋于荆吴……况金沙江源出于吐蕃，则其远且大也，明矣。何为言江源者止于蜀之岷山，而不及吐蕃之犁石，是舍夫远且大者，主夫近且微者……江之源亦发于西，转西南，入中华，过云南诸郡，南流过四川马湖合大江，转东南荆吴，至正东入海。

可惜同书卷30中的《中国地理海岳江河大势图》仍有“江虽发源岷山”的论断，观点并不统一。数十年后，明末地理学家徐霞客循金沙江而上，直至云南丽江，经过实地查考，探寻到金沙江比岷江更长，明确指出岷江为长江支流，金沙江才是长江干流。徐氏曰：

余按岷江经成都至叙（今宜宾），不及千里，金沙江经丽江、云南、乌蒙至叙，共二千余里，舍远而宗近，岂其源独与河异乎？非也！河源屡经寻讨，故始得其远；江源从无问津，故仅宗其近。其实岷之入江，与渭之入河，皆中国之支流，而岷江为舟楫所通，金沙江盘折蛮僚溪峒间，水陆俱莫能溯。既不悉其孰远孰近，第见《禹贡》“岷山导江”之文，遂以江源归之……故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

但因徐霞客并无官方身份，其说法并未在当时被普遍认可。清初的重要地理书《读史方舆纪要》和《禹贡锥指》仍坚持“岷山导江”的观点。直到随着西方先进制图技术的逐步传入，康熙皇帝才正式肯定了徐霞客的说法，金沙江遂被定为长江源头（见图2-1-3）。

江源发于科尔坤山之东南，有三泉流出：一自匝巴颜哈拉岭流出，名七七拉噶纳；一自麻穆巴颜哈拉岭流出，名麻穆七七拉噶纳；一自巴颜吐呼母巴颜哈拉岭流出，名古科克巴哈七七拉噶纳，合而东南流，土人名“岷捏撮”。岷捏撮者，译言岷江也，是为岷江之源，南流至岷纳克，地名鸦龙江，又南流至占对宣抚司，会打冲河，入于金沙江，东流经云南境，至四川叙州府，与川江合，是真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