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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突现属性，“相互联系”（interconnectedness）在我的分析中更多地居于中心的地位——在一个系统中，单元的命运以及它们与其他单元的关系会受到在其他地方和较早时期发生的互动的强有力影响。如果相互联系密集，系统就会变得复杂和难以控制，这时即使在事后去探寻一个变化所造成的影响也十分困难，更不用说提前作出预测了。 [40] 许多年以前，绰号叫“帽子”（the Hat）的哈里·沃克（Harry Walker）在反对改变棒球规则时曾对我们许多人说：“我认为胡乱干涉基础性的东西是危险的。因为这会在其他方面引起连锁反应（chain effect）。在改变规则上所采取的每一步骤都必须极为谨慎，因为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41]
正如沃克所暗示的，相互联系能够破坏有目的的行为。不仅行动会导致相抵触的行动，而且多个参与方和阶段也使得不可预料之结果的产生有了许多种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杰伊·福里斯特（Jay Forrester）假定这样的动态方式看似可以帮助城市穷人但却适得其反：建造补助性住房吸引了更多的穷人涌进城市，并且造成了税率的提高，因此使得城市对于商业活动的吸引力下降并因而导致了就业的下降。 [42] 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即人们面对系统效应如何有效地行事，以及实际上能否有效地行事，本书将在最后一章里进行讨论。
当一个系统因为新要素的介入而受到干扰时，相互联系的作用就突出了。生态学研究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
一些热心的园丁为了使夏威夷比以前更漂亮，引进了一种在其原产地墨西哥对任何人都无害的名为“马樱丹”的植物。与此同时，另一些人也出于美化环境的目的从中国引进了斑鸠。这种不同于任何本地鸟的斑鸠非常喜爱吃马樱丹所结的浆果。马樱丹的生长能力加上斑鸠对其种子的广泛散播，使得马樱丹大量繁殖开来，成为放牧区的一种严重灾害。另外一种叫做印度燕八哥的鸟儿也被引入了夏威夷，这种鸟也吃马樱丹的浆果。几年之后，这两种鸟的数量都有了很大的增长。然而，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面。先前，草地和新兴的甘蔗种植园每年都遭到大量黏虫的严重危害，但燕八哥同样也以这种黏虫为食，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控制了这些黏虫的数量，因而虫灾爆发的形势不似以前那样严重了。大约在这一时期，为了尝试抑制马樱丹的蔓延，一些昆虫被引入到夏威夷。其中有些昆虫……吃掉了马樱丹的大量种子从而使之开始减少。作为结果，燕八哥也开始减少，以致黏虫灾害又日趋严重。在那时人们发现，当马樱丹在许多地方被消灭以后，其他从外地引入的灌木植物又在这些地方繁殖开来，其中有些甚至比原来的马樱丹还难以根除。 [43]
由于大多数系统要么已有了应付灾患的设计，要么面对灾患发生了进化，因而在某一点上的损坏或超负荷极少会摧毁它们。然而，这种情况会在其他点上造成干扰。正因为这样，那种认为二战中德国铁路系统因具有如此大的过剩能力因而坚不可摧的观点便显得过于简单化了。德国的军事运输在总的运量中所占比例很小，而德国工业几乎完全以煤作为能源。煤需要通过铁路网进行大规模的运输，这意味着为了破坏德国的战争努力，没有必要把德国铁路系统的运输能力削弱到只能运输军用物资的程度。再者，尽管系统中广泛的相互联系使得系统具有灵活性，但也意味着干扰能够扩散到整个系统。当一组调车场陷于瘫痪的时候，运输就不得不通过其他地区进行，对于复杂的指挥和控制系统，这造成了负担、瓶颈和障碍。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单个的部、部门和行业都尝试拿出自己的解决办法，通常是储藏煤和分散货车车厢。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做法保持了铁路系统的运作，但过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它们就无效了。 [44] 如果一切运转顺畅，那么加强系统要素之间的联系将会提高效率，但也会使发生的问题扩散，就像航班乘客发现当他们坐在机舱中等候一个误点航班的转机乘客时，不知道自己的下一个转接班机是否还会等他们。 [45]
某些联系的安排使得系统对变化有抵抗力，而另一些安排则容易造成系统的不稳定。如果一种因素或关系只有在其他一些因素或关系变化时才发生改变，那么只进行小而慢的调整是无意义的，因为每一个因素对所有其他因素都是一种“否决”。在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例子就是，每个国家可能都乐于放弃专注于权力和狭隘自利的做法，如果其竞争对手也这样做的话。任何国家要改变，所有国家都必须改变，这意味着现实主义之所以可能存在，是因为现实主义确实存在：一旦它有了适当地位，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改变它。 [46] 让我们转向国内社会，许多专家都相信，如果更多地依靠铁路（包括城区的有轨电车）而较少地依靠飞机和汽车，那么美国就会拥有一个更加有效率的运输系统。困难之处在于，进行这样的改变不仅需要大量的投资，而且需要在态度、市政法规、税收法律以及津贴政策等方面作出相应的改变。再以大学的情况为例，图书成本的提高加上图书馆资金预算的减少，已经在许多学术出版领域造成了危机，因为大学出版社已无力承担出版许多优秀学术专著的成本。一个显而易见的替代方法，就是对那些包含了重要学术内容却少人问津的图书采用较为廉价的电子传播形式。但是，这样做需要对涉及出版社、图书馆、学者个人、系教员雇用委员会和终身教职授予部门等迥然不同却又相互联系的行为体的政策及态度进行广泛而且几乎是同步的调整。 [47]
在另外一些事例中，一个要素控制另一个要素，而该要素又控制第三个要素，由此就造成了巨大的间接影响。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如果美国愿意保证英国的安全，则英国就愿意保证法国的安全，这样就可能导致一种非常不同的国际政治模式。在另外一些不同的情况下，某些要素中的任何一个发生细微变化，都会引发同一方面的其他变化，从而导致系统及其要素的剧烈改变。
有些时候，由于连锁反应的链条短或是反应过程为人们所熟悉，相互联系是比较明显的。例如，由于每一国的武器都是对于邻国武器计划的反应，因此核武器扩散的危险就比较直接：巴基斯坦获得核武器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印度核计划的一种反应；印度的核计划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中国的核计划所引发的；中国的核计划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美国和苏联拥有核武器的反应；而苏联核计划的加速是因为美国成功地研发了核武器。
在国内领域，控制房租与住房短缺的联系是如此清楚，以致即使是热情的自由主义者也会避免采取此项政策。实际上，后果的可预见性常常是确定法律责任的因素之一。例如在纽约州，一个没有杀人的罪犯，如果其犯罪行为按照一个有理智之人的预期会导致死亡，那么就会因谋杀而受到审判。更有疑问的是，“五名青少年之所以受到谋杀指控……是因为当局认为他们逃离犯罪现场的尝试造成了两辆警车相撞，并导致了一名警官死亡”
[48]
。
当相互联系的链条长而复杂的时候，结果更可能令人惊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
土蜂对于三色堇（以及几种车轴草）的受粉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其他的蜂类无法采到这些植物的花蜜……在任何地方，土蜂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田鼠的数量，因为田鼠会破坏它们的蜂窝……众所周知，老鼠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猫的数量……因此……猫科动物的大量存在，通过先影响田鼠继而影响土蜂的方式，可以决定该区域内某些花的数量。 [49]
不过，即使这样解释可能还是低估了相互联系链条的复杂性。如果某一区域的猫较少，其他动物就可能进入这一区域。即使没有捕食者，老鼠的数量也会由于对地域争夺的增多或是疾病的传播而稳定下来。再者，猫对于环境可能有多方面影响。引进或消除它们可能会导致若干其他的变化。其中的一些变化会影响土蜂和花的命运，而另一些变化则会改变环境的其他方面。
相互联系可能有若干种类。 [50]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系统的组成部分是结合在一起的，以至于任何一种变化可以说都需要其他变化，或者说会禁止乃至约束其他变化。在某些生物系统和高技术项目中，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例如，军用飞机的研发者沮丧地发现，改动一个部分很可能需要进行一系列耗费大量时间和资金的层叠式变动（cascading alterations）。 [51] 采用一种武器，同样常常需要其他武器的改变，需要战术上的改变，而且在有些情况下，还需要战略和利益上的改变。
法国在20世纪20年代所面对的各种联系，尽管不是完全物质的东西，但却深深植根于经济规律之中，而它们也就成了经济规律。法国有两个基本目标，即从德国获得赔款并使德国保持孱弱。“唯有繁荣的德国才可能支付赔款和购买法国的产品，但繁荣的德国又会构成新的威胁，而如果法国的复兴仅仅依赖于德国的繁荣，那么德国人就有了完全不支付赔款的杠杆。” [52] 即使美国贷款给德国使其能与法国开展贸易，在德国依然穷困的情况下，人们也难以看到法国能够繁荣起来。在二战之后，对这种相互联系的理解为迥然不同的政策开辟了道路。
政治规律同样是难以逃避的。战略利益的重要性将导致国家尝试获得那些一旦被敌国控制就会威胁自身安全的领域，或者至少要使这些领域中立化。 [53] 例如，当煤取代了帆成为军舰的动力源之后，英国不得不在世界范围内获取和保护装煤站。其后石油取代煤的变化又导致英国在波斯和中东攫取油田并承担义务。英国在19世纪80年代末对埃及的占领（部分原因是要保证英国至印度航道的通畅），不仅获得了一块需要保护的新属地，而且也威胁了欧洲其他国家的殖民野心。其后瓜分非洲的过程满足了英国的要求，因为几乎没有什么天然屏障能够保护殖民地。 [54] 当英国人在需要保护地带的南非和马来亚建立军事哨所的时候，这一动态过程就在较小范围内起作用了，因为这些保护带又造就了新的不得不保护的边界。 [55] 如果处理腐败与欺诈的新法律所认定的违法行为只有通过密探才能发觉，那么一个相似的过程也会起作用，因为需要新的警察行为的惯例。 [56]
根据威慑理论（deterrence theory），声望（reputation）、承诺（commitments）以及他者的预期（others' expectations）造成了相互联系。正如谢林所言，“我们的威胁是相互依存的。我们有必要告诉苏联人，我们不得不在此处作出反应，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当我们说我们将在彼处作出反应时他们就不相信我们的话了”
[57]
。这一推论方法并不是两极与核武器时代所独有的：在世纪之交，英国的一位政治家论证说“如果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拥有权利与利益，却不准备去捍卫它，那么别的国家就肯定知道如何利用我们的弱点了”
[58]
。支持这些说法的信念是，行为体的行为是由其稳定的内在特性或倾向决定的，局势的改变并不会使其行为改变。即使这种信念是一种谬误，只要其他行为体相信它，它必定还是行为体的指导。
因此，其他人的推论可能需要有这样一点，即国家的对外政策有某种感觉到的整体性。例如，1938年春对英国外交大臣的忠告是：
必须把外交政策视为一个整体。在一个方面采取强硬路线，而摇摆不定地在另一方面采取明显软弱的路线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存在着某种危险，即我们对西班牙的政策最终会对我们的中欧政策和远东政策造成不利影响……在远东，日本人正密切注视着我们。假如在西班牙问题上他们认为我们受到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教训，那么他们就必然会对大不列颠在中国和中国海域的航运和利益等做同样的事。如果我们能延续在捷克斯洛伐克所获得的最初的成功，制止在西班牙针对我国航运的攻击，那么日本人就会怀着更大的敬意来看待我们。 [59]
按照这种看法，人们难以分开处理问题：由于世界是紧密地相互联系的，因此，不管问题多小，孤立地处理也会有很重大的后果。
冷战期间，感觉到的相互联系不但赋予美国一种世界性角色，还使这种角色成为可能。明显的困难在于，美国保护其盟国的巨大成本和风险与这些国家对美国微不足道的内在价值不相称，这使得美国的可信性打了折扣。然而，如果每个人都相信放任一个小小的失败会造成广泛的影响，那么他们便会预期美国即使为了保卫一个小国也愿付出高昂代价。实际上，通过承诺保护这些国家，美国强化了这样一种认识：通过信守诺言在某些特定地区采取行动而确立国家声望，承诺乃是一种能增加对外政策整体性的策略。 [60] 世界政治相互联系的程度与方式并不完全是由国际政治规律或他国的感觉强加于国家的，政治家们是可以加以改变的。 [61]
人们相信在现实中的确存在的各种相互联系对于政策偏好有着强有力的影响。一些人认为，经济一体化是如此重要，以致每一个国家都应当关注任何地方出现的任何经济问题；另一些人则认为，一个国家在一个领域的行为会成为其他国家的先例；那些相信和平不可分割的人们为了保证他们本国的安全将不得不在全世界阻止战争。 [62] 由于梅特涅（Metternich）相信革命——乃至自由主义——是可以传染的，因此他断言国家主权必须受到限制：“任何国家在其内部事务中采取的任何错误的或有害的做法都会搅乱别国的安宁……因而，每个国家——尤其是每个大国的元首——都有责任，为了每个国家独立的神圣典礼，监督较小国家的政府，并阻止它们在国内事务中采取错误的或有害的做法。” [63] 梅特涅随后看到了能造成一种整体性结果的联系，即整个世界可能保持保守状态或发生革命。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都是怀有相似的信念的。“勃列日涅夫主义”（Brezhnev Doctrine）宣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决定“一定不得损害它们本国的社会主义，也不得损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以及世界范围的工人运动……这意味着，每一个共产党都不仅要对本国人民负责，而且要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负责” [64] 。
美国同样将世界看成是相互联系的：这种联系不仅取决于美国的声望和信誉，而且取决于各国国内的发展。正如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1947年12月在国家战争学院（the National War College）对学生所讲：“我记得在美国人们接受的一个信条是这样说的，‘我们不在乎别的国家是否要成为共产主义国家，那没有关系，那是一个内政问题，是它们自己决定的事情’。”但是，之后美国又断定，共产主义政权“不可避免地会被纳入俄国的权力体系”，而其邻国则会受到共产主义的传染和颠覆的影响。 [65]
通过比较，冷战时期美国政策的批评者们认为，美国过于高估了各种事件相互联系的程度。在他们看来，地区争端的原因和后果是存在于当地行为体的行为之中。这些事件并不是对美国决心的检验，其后果也不会在整个国际体系造成反响。另一些批评者提出了内容迥然不同但却同样否定相互联系的论点：苏联行为的来源是在国内，苏联领导人的行为如果不是出于计划的话，遵循的就是意识形态的意旨。当时对美国的努力可能激怒苏联的担心是愚蠢的，因为苏联在作好准备的时候并且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可能寻求扩张。
人们不能说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联系。即便在现今的国际体系中，也并非所有国家都相互影响。一本论述阿富汗与玻利维亚关系的书可能很简短（尽管阿富汗的政局会影响该国的鸦片产量，从而能够影响玻利维亚的毒品贸易），而阿根廷与巴西关系的变化也几乎不会影响到西半球以外的任何人。从（美国）国内领域来看，近几年最高法院是以赞赏的态度关注这样的论点，即许多联邦法律，诸如那些在学校附近禁枪的法令，是违反宪法的，因为这对州际贸易的影响微不足道。
然而，表面现象不足以确定行为体是否正在相互作出反应。例如，当两个国家相继扩充军备的时候，它们可能都是为了应对技术机遇、国内政治或是官僚政治交易，而不是针对对方的竞赛。同样地，在另外一些领域，行为体可能是对相同的客观形势作出反应，而不是针对其他行为体的行为。因此，詹姆斯·乔尔（James Joll）指出，在1914年7月，“尽管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宣称本国的军事动员是为了应付他国的准备，但一旦认识到危机的严重性，各国的军事机器还是在很大程度上独立地运转了起来” [66] 。同样地，我们需要问的是，社会的流行潮和抗议潮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传播，在多大的程度上又代表了对于相似境况的相似反应。例如，1968年之所以对于某些国家而言是动荡之年，是因为这些国家受到了其他国家动荡形势的影响，还是因为不同寻常数量的社会感觉到了相同的紧张形势从而各自动荡了起来？
相互联系并非永远存在，这一事实与认为它们可能被忽略的论点并无矛盾。行为体常常会陷入超出其感悟的更广泛的网络之中。例如在一战之前，美国与德国的政治家都认为对于它们之间关系的主要威胁是双边的，两国都没有把目光集中到被证明是逐渐显示出来的偶然性上。1918年，法国支持日本入侵西伯利亚，但却“倾向于忽视这项政策对于其与布尔什维克关系的显著影响，或者说偏向于把俄国的欧洲部分与西伯利亚看作是两个独立的行动场所” [67] 。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政策也同样有缺陷，因为日本未看到它试图统治中国的行动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它与美国和英国的冲突。“按照日本人的想法，中国与美国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问题。” [68] 更近一些，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没有料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会对美国与印度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