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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很少令人感兴趣，但却不能完全忽视它。或许我们应该用波特·斯图尔特法官（Justice Potter Stewart）谈及“猥亵”的一句话来简单地形容“系统”：“当我看到它，我才了解它。”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曾说：“现代科学最为重要的理念之一是系统观念，而‘系统’究竟是什么却难以定义。” [8] 哈丁在其出色的文章中，通过我也将运用的举例方法对“系统”进行了界定。不过，对“系统”进行更细致一些的界定可能对研究更有益。我们所说的“系统”（system）应当具备以下两点：（1）组成系统的一系列单元（unit）或要素（element）相互联系，因而一部分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会导致系统的其他部分发生变化；（2）系统的整体具有不同于部分的特性和行为状态。 [9]
正如本章及下一章将揭示的那样，系统常常表现出非线性的关系（nonlinear relationships），系统运行的结果不是各个单元及其相互关系的简单相加，许多行为的结果往往是难以预料的。这种复杂性甚至在看似简单和确定的情况下也会出现。比如，在一百多年以前，数学家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通过研究发现：即使是简单到只由3个物体组成的系统所进行的运动（比如太阳、月球和地球所组成的天体系统），尽管遵循了科学原理和规律，也难以被精确地认识。人们可以预测几千年以后的月食，却无法预测几百万年以后的月食（几百万年在天文学中其实是非常短的时间）。 [10] 正如一位运用数学方法研究生态学的研究者所言，“导致复杂的行为并不需要复杂的因素。最简单类型的自动调节也能……说明它” [11] 。系统方法表明，遵循简单和不协调战略的个体行为体能够造就复杂而有序的集体行为，尽管这样的行为未必是可预测和稳定的。 [12] 同样，生物学家们也强调过，高度复杂的生命形式的构成要素，个别而言，都是十分简单的。
系统运行的反直觉方式——以及连熟练的系统理论家也难以避免的简单化思考的习惯——用本章开头的那一段引语就能够予以说明。显然，如果油轮具有双层壳体，那么就会较少溢油。不过，相互联系意味着明显的和直接的效应并不一定是支配性效应。直截了当的论证是比较这样两个世界，一个世界用单壳船，另一个世界用双壳船，并坚持其他的一切都固定不变。然而，在一个系统中，其他的一切是不会保持不变的。被迫购买更昂贵船只的航运公司，会削减在其他安全措施方面的支出，部分理由是双层壳体已经提供了更强的保护。以替代方式运油也可以降低相对成本，或许溢油会从海上转到新输油管铺设的地区。然而，油轮溢油可能并不会减少。拿成本与溢油作交换可能反映了托运人和船长的偏好，他们可以通过更高的航速和获取更多的机会而从更高的安全性中得利。 [13] 如果双壳油轮导致油价轻微上涨，其他的许多结果也会随之而来，从更大的石油存储量，到更多使用替代燃料，以及使穷国陷于困境。
国家间的历史充满了相互联系和复杂的互动。实际上，要不是反映的是导致一战爆发的部分事件，下面的文字很可能像是模仿滑稽的作品：
在1913年夏末，存在着发生另一场巴尔干冲突的真实危险：希腊国王认为土耳其正准备一场远征以收复希腊控制下的岛屿；德国大使从伊斯坦布尔报告说，保加利亚驻土耳其公使已通告他，保加利亚与土耳其之间达成了一项口头协议，一旦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爆发战争，保加利亚将据此协议出兵攻击色雷斯。希土战争可能超出巴尔干地区的危险是无法被轻易消除的。如果土耳其与希腊开战，人们预料保加利亚会为了前一年夏天的战败而谋求报复；早前拒绝《布加勒斯特条约》可能已冒犯了罗马尼亚人；而希腊如果受到保加利亚的攻击，仍然会求助于与塞尔维亚的条约。如果塞尔维亚卷入冲突，那么没有人能保证奥匈帝国会再一次袖手旁观。 [14]
由于我们对那时的形势不熟悉，在这里出现了部分的复杂性，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例如，我们可以看一看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对于20世纪30年代国家互动的多边关系的简要讨论：
这种情况并不简单……［对英国来说］处理“德国问题”总要牵涉到法国，而处理“日本问题”也总要与美国密切磋商。另外一个复杂之处在于，这两个三角关系之间也存在互动。例如，人们认为英国尝试改善与东京的关系，是为了能对柏林实行更为强硬的路线——这将让法国感到满意；但是，对日本的这一“绥靖政策”却会激怒美国人，或许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并且使英国的自治领面临危险。欧洲更为僵硬的气氛还可能促使德国谋求与另一个“神秘”国家苏联弥合分歧。整个事情反过来也有同样效应：假如日本威胁要侵略远东地区，英国就会与美国走得更近，同时可能不得不在欧洲收买希特勒——这可能会使法国及其较小的盟友们坐立不安。 [15]
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要了解一个系统中会发生什么是困难的，但至少我们可以指出，在某一点发生的变化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因此，当北美的欧洲定居者与当地的某个土著部落为友、为敌或者向其提供现代工具和武器的时候，他们就影响了这个部落与其邻近部落的关系，涟漪效应（ripple effect）的启动使得处于几百英里之外的居民的行为都受到了影响。 [16]
涟漪波动的水道是行为体的利益和战略所建立的。如果这些水波错综复杂，那么后果同样会错综复杂，而结果则会使导致变化的行为者吃惊。以笨拙的德国外交为中心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际关系史，提供了若干事例。1890年废除与俄国订立的《再保险条约》（the Reinsurance Treaty）之后，德国的外交更为简化，这正是德皇及其顾问所希望的。更重要的是间接的和延迟的结果，以俄国转向法国为开始，这使得德国更加需要奥地利的支持，因而成了它的这个更为弱小、更不稳定的伙伴的“人质”。1902年，德国希望英日同盟——该同盟是英国为了减少其孤立并减轻其在德国压力下的脆弱性而促成的——能够恶化英国与俄国（日本在远东的竞争对手）以及英国与法国（谋求英国让与殖民地）的关系。 [17] 后果确实发生了，却并非如德国所愿。英国公众对于对外关系已变得不那么担忧了，使英国能安心地与法国和俄国进行协商。再者，日本在确信英国的善意中立之后，能够首先向俄国挑战并继而与之开战。俄国的战败，加上英日条约的加强，有效地结束了俄国对印度的威胁并因而便利了英俄之间的合作，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德国的利益和期望是相悖的。
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段也揭示了双边关系的变化方式，一方面是通过系统产生衍生结果，另一方面却又受系统所制约。英国意识到其潜在敌人的力量超过了自己的资源，却不能基于感性冲动去安抚日本，因为那样做会与美国疏远。不过，最终的美日交恶使得结果对英国有利：如果日本没有偷袭珍珠港，英国就可能在二战中失利。诚然，日本攻击美国海军基地、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都是根据这样一个有问题的信念，即美国和英国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致美国对于针对英帝国的攻击会作出武力反应。再者，当希特勒作为日本的盟友向美国宣战的时候，美国避免了一个可怕的困境，尽管希特勒先前曾小心翼翼地在大西洋上避免触怒美国。 [18] 这些过程所反映的不只是已确立的利益：联盟的影响通常不是出自于国家为了配得上它们的承诺而置于其声誉之上的规范或价值，而是出自于扩展和改变国家利害关系的相互联系的方式。 [19]
在一个系统中，结果链条的延展会跨越时间和许多领域：行为的效应总是多元的。医生把药物的不良后果称为“副作用”，尽管这种说法具有误导性——因为决定哪些后果是主作用或者副作用的不是某种标准而是我们的愿望——但还是提醒我们：干扰一个系统会造成若干变化。哈丁又一次一语道出了问题的关键：与许多期望和预期相反，我们不可能发展出或找到“一个只做一件事的非常专门的行为体…… 我们绝不能只做一件事。 想要杀灭虫子，我们就可能再听不到鸟儿的鸣叫。想更快地到达‘彼处’，我们的肺就会因烟雾而受损害” [20] 。为了保护环境而发展无污染的电力来源，我们建造的风车会将飞入其桨叶的隼和鹰杀死；净化港口水质会导致软体动物与甲壳动物增多，而这会破坏木质码头和舱壁；添置过多的安全设备可以减少一些事故的发生，却会因操作者的更大自信或是因设备的相互影响而增加另外一些事故；在敌人阵营里安插间谍可以获得有价值的情报，但也会在间谍被发现时而落入敌方的圈套；在东非消除牛瘟之所以会导致在狮群中发生犬热病的危险，是因为牲畜的不断增长需要牧牛犬，而犬类是能够感染狮群的病毒的稳定传染源；减少大气中的微尘与化学物质的排放量降低了污染，但也可能加速全球变暖；使用农药本来是要保护庄稼，但却因杀死了害虫的天敌而毁坏了庄稼；从森林中清除老树和枯树，会导致虫灾和森林再生长方式的改变；不需处方出售治疗秃顶的药物或许会产生危险，因为人们不再需要去看医生，而某些病例是需要确定脱发是不是更严重问题的征兆；美国小型飞机编队飞临日本广岛上空进行投掷原子弹的训练使得广岛人习惯于空袭警报而认为是假警报，这降低了（1945年）8月6日该地区幸存者的数目。 [21]
在政治领域中，辨别相互联系往往更困难，但是它的存在注定了这一领域的绝大多数行为无论怎样周到地确定目标，最终同样会产生多样化的结果。例如，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曾经不无道理地担心，美国向越南派遣军队可能不会使那个国家更安全，因为美国的军事部署不仅会使北越的军事反应升级，而且可能“（1）使越南政府特别是其军队作用减弱；（2）引发公众因认为我们是‘白人’和‘像法国人一样’而对我们在越南的整个存在作出敌对反应” [22] 。据说，美国发展核武器既增加了斯大林对战争的恐惧从而使他不敢肆意挑衅，又使得他“更不愿意进行合作和作出妥协，因为他担心合作和妥协会是示弱的表现” [23] 。实际上，人们现在已广泛地接受了这样的认识，即相互的第二次打击能力一方面降低了核战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却又使任何一方进行低暴力水平的挑衅更为安全。 [24] （同样地，对东欧国家提供安全保证可能导致这些国家对少数族群采取更为强硬的姿态并且疏于与邻国搞好关系。）
再提三个更让人惊奇的事例。1948年秋，卢修斯·克莱将军（General Lucius Clay）警告说，美国的财政赤字在欧洲可能被视为通货膨胀的先兆，因此可能会逐渐削弱西柏林人的士气；美国人向欧洲施压，要求其迅速重新武装起来以应对朝鲜战争，这一行为所导致的争吵促使苏联“相信敌人阵营里的矛盾最终会使敌方的联合破裂……［并因而］会削弱美国人讨价还价的能力”；1994年，克林顿总统雇用一名出色律师为自己面临的性骚扰指控进行辩护，之后美元呈现强势，正如一位汇市交易者所说：“我们开始对他失去信任，而这却让某些事情有了转机。” [25]
现在我们将转向这样一个断言的含意，即系统具有不同于其组成部分的属性。然后，我们将更广泛地讨论相互联系如何将系统联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