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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随意检视这个星球某一部分的时候，你会发觉它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其他所有事物相联系——假如你在一处跳动，某物就会在另一处晃动……我们需要把这种对于系统中持久的相互联系的认识作为常识的一部分，这样，政治家们就会感觉到它和相信它，选民们会感觉到它和相信它，孩子们也会感觉到它和相信它，并且会伴随着一种规范原则而成长。
［为了将溢油降至最低］我们必须……使用双壳船和带有分隔舱的油轮。
——华莱士·怀特（Wallace White）：
《人物（西尔维娅·厄尔）》，载《纽约客》
在《物种起源》一书问世100周年的时候，穆勒（H.J.Muller）曾写过一篇题为《没有达尔文主义的100年已经足够》的文章。
[1]
在穆勒看来，尽管关于进化的基本理念已经为世人熟知，但人们却经常按照非进化的术语思考问题。穆勒希望纠正这个错误。我也有同样的目的。虽然我们都知道社会生活和政治构成了系统，而且许多结果都是复杂互动的非故意的产物，但人们并未轻易接受有关系统的基本理念，并且常常忽视它。
[2]
由于我对国际政治最为了解，因此会经常针对国际政治来讲。不过，此书的论证具有更一般的意义，而且我会运用众多领域的事例。这样做并非难事：由于系统遍布于我们的物质世界、生物世界以及社会世界，因此几乎每一门学科都对系统进行过分析。
在迥然不同的领域里能够找到相同模式，这一事实证实了系统的流行及其展现的动态的力量。这一情况所构成的变化大致只限于少数几个主题，恰似达尔文（Darwin）对生物构造所做的概括性评论：“自然界富于变化却吝于革新。”
[3]
对于政治学的系统理论，尽管一些努力已经极富成果，但本书却不想做什么承诺。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所著的《国际政治理论》是过去10年中这个领域最重要的书， [4] 本书第三章将用大部分内容来讨论它。不管怎么说，我的目标更为谨慎，部分原因是对更具雄心的目标能否实现有怀疑。 [5] 几乎没有什么人类行为的领域是完全由系统层次决定的。正如我在后面将要讨论的，行为体的选择至关紧要，而且这种选择会受到行为体对于系统如何运行的信念的影响。在这里，我们不应当对理论化有过分的期望——行为体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利用可以辨别的结构，即至少破坏它们之中的某一些。不过，人所具有的狡诈与个人特质并不是限制我们的决定性预测能力的仅有的因素：包括无生命系统在内的许多系统都极为复杂，并且是因情况而异的。 [6]
系统的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缺乏规律性。对于系统方法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这样的信念，即结构是强有力的，要素在系统中的位置比要素的内部特性更为重要。这一点正好解释了华尔兹所强调的为什么不同类型的国家在行为上常常相似，也解释了为什么冷战会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竞争相似，以及为什么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在1756年的行为会与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在1914年的行为如出一辙。我能够在像国际政治和生态学那样多样化的领域定位相同的过程也是基于这一信念。正如一位杰出的生物学家所说：“每当我无意中发现正处于振动变化之中的系统的时候，无论这个系统是月经周期还是加拿大的野兔和山猫种群，我都会探寻系统的滞后的反馈。通过这种研究，我认为……行为决定于结构，而不决定于构成要素是电路、荷尔蒙还是动物。” [7]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倾向于从行为体的偏好和权力的角度去解释行为体的行为。实际上，我们的出发点应当是行为体居于怎样的地位。比如，针对福利政策转由美国各州自主制定和实施将导致民众贫困状况加剧的说法，人们通常会反驳说，各州政治领导人与联邦政治领导人一样，对民众不会冷酷无情。但是，系统观念和方法启示了我们：那种说法之所以不成立，关键在于各州会为了在国家中的突出地位和行动商务而相互竞争，它们的领导人会比国家领导人在减少福利并相应减少税收上感受到更大的压力。再者，关于行为体受系统所决定的更重要的一点是：个人的许多偏好是来自于她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而她的权力会受到系统结构的影响（例如，由于其他人均等地分化了，因此一位立场摇摆不定的选民便获得了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