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几年前有一次与年轻同事们共进午餐时，我提到一个杂志刚刚拒绝了我新写的一篇文章。他们为这种事未发生在自己身上而难以掩饰所感到的庆幸。无独有偶，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有几家私人基金会和公共基金机构拒绝支持这项研究。

因此，我所受到的恩惠仅仅是学识上的。我希望本书的注释能够指明我从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ow）、托马斯·谢林（Tomas Schelling）、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和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著作中所得到的帮助。

我所得到的评论，来自于查尔斯·卡梅伦（Charles Cameron）、杰克·利维（Jack Levy）、加里·马克斯（Gary Marx）、格伦·斯奈德、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马克·特拉亨伯格（Marc Trachtenberg）、肯尼思·华尔兹、凯瑟琳·亚特拉基斯（Kathryn Yatrakis），以及还应该提到的更多的人。我在伯克利、哥伦比亚、哈佛、罗格斯（Rutgers）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演讲所得到的回应也对我有帮助。哥伦比亚的许多研究生为我提供了想法、（特别是）批评以及资料。在此恕我不能一一指出，他们当中有詹姆斯·戴维斯（James Davis）、芭芭拉·法纳姆（Barbara Farnham）、罗斯·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詹姆斯·麦卡利斯特（James McAllister）、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和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