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系统效应》被译成中文，我深感欣慰。在我所写的全部著作中，这本书是最有趣和最重要的。冒昧地讲，我认为它能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能够赋予他们一套概念工具，这样的工具能产生更出色的理解并导致更有效的行动。进行系统思维会给人一种不同于标准的美国社会科学的审美感受，并且揭示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所具有的许多复杂状况和有趣之处。当然，这些断言的真伪只有在阅读本书之后才能明白。在这篇前言里，我打算对本书学识的来源以及在美国学术界它怎样被接受作一些解释，然后对本书的主要见解进行讨论。
在这样做之前，我想提供一些知识背景。我可以查明我的绝大多数重要项目的非常具体的来源。导致我写出最知名的著作《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 [1] 的思想，是我作为研究生时聆听阿纳托尔·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和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之间有关冷战及分析冷战途径的争论而产生的。阿纳托尔·拉波波特与诸如查尔斯·奥斯古德（Charles Osgood）、阿米泰·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等其他社会科学家都承认错误知觉的重要性，并且特别指明，每一方对另一方敌意的过高估计都会导致它们采取好战行动，从而造成错误知觉和敌意的螺旋上升。谢林则像其他威慑理论家一样，强调如果侵略方低估维持现状的防卫方的决心，那么战争便可能发生，他因而对威慑的错综复杂形式进行了必要的和可能的探究。在这里是存在着真实的差异的，但是把这种差异描述为这两者间的争论则是错误的，即社会心理学家意识到人类容易犯错和存在认知扭曲，而经济学家则相信人类具有完全的理性。每一个思想流派都包含有理性价值最大化的因素和信息传递与感知方式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不能通过先验假定和演绎模式而捕获的。我在当时感到印象深刻的是，这场争论并没有导致两种抽象模式中的任何一种得到普遍认可（尽管这两种抽象模式在当时是实际存在的），而是形成了这样的争论，即哪一种模式适合于解释冷战，这种争论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建立在对苏联及其意图的矛盾的看法之上。本书第三章按照安全困境的重要性以及威慑理论与冲突螺旋模式的差异对这一论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不过，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在这一点上我确信用螺旋理论解释冷战的学者是错误的， [2] 但他们的这样一种认识却是正确的，即理解国家怎样看待对方和领导人如何认识他国意图至关重要。对于这些问题，社会心理学家是浅尝辄止，而政治科学家则视而不见。因此，我把这一问题作为了我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
然而，我很快就意识到，国家怎样试图让他国接受有关自身的理想意象，以及它们怎样试图传递关于它们在未来将如何行事的有时准确有时不准确的图景，同样是相关的问题。我们现在是把这一问题称为“信号传递”（signaling），这一问题后来受到了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极大关注。然而，在经过一两年的研究之后，我认识到，尽管信号传递与知觉问题在知识上紧密相关，但总合起来却分量太大以致不适于放在一篇论文里，特别是如果我还想继续从事我的学业的话。我的学位论文委员会建设性地准许我把信号传递问题分离出来进行讨论，并以这篇论文授予了我博士学位。虽然我最先开始的是对错误知觉的研究，但《国际关系中意象的逻辑》 [3] 一书却比我那本论述错误知觉的书早六年问世。作为题外话，在这里也许该提一下，即稍后我对信号传递与错误知觉的研究遵循了相互分离的方法，与体现我那两本书的特征的差异相类似，而且我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也是井水不犯河水。我认为，这是个严重的错误，我希望能在正（慢慢）撰写的一本书中部分地加以纠正。 [4]
我同样可查明我的两本有关核威慑和美国战略政策的著作的由来，这两本书是《美国核战略的不合逻辑》与《核革命的意义》。 [5] 其中的第二本书乃是一组对第一本书的主题进行详细阐述的文章，而第一本书则是出自于紧随威慑失败之后的有关美国战略的大讨论，更具体地说，是在我经历了政府对制造MX导弹的必要性进行官方辩解之后，我认为这种辩护在智慧与知识上具有严重缺陷。在阅读这些辩解之前，我天真地假定未得到公众分享的更好的理由是存在的，但这最终没有成为现实。
我最新的一本书《新时代的美国对外政策》 [6] ，同样是出自于国际政治的特定事件。这一次是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主义袭击，以及随后布什主义的发展和由此而来的被误导的对伊拉克的入侵。
《系统效应》一书并没有简单和直接的来源。与我的其他著作不同，它并不是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事件或争论所引发的。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无法确定沿这些思路进行思考的日期或者促成了这些思考的因素。从某些方面来说，它体现了我此前思考的延续性。正如我在后文中将更详细地讨论到的那样，这本书的一条主线就是人类事务中战略互动的中心性。在这里像在其他许多领域一样，我从托马斯·谢林的著作中受益良多。我希望这本书和其他书的注释能够说明这一点（实际上，我第一次写下我的这一思想是在一篇为一本向谢林表达敬意的书而写的短论 [7] 里）。我也看到了包括人类在内的系统的动态关键性地依赖于相关行为体的知觉（以及它们对于他者知觉的知觉）的许多方式，因此，我拾起了《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中的某些主题，这有助于解释《系统效应》一书为什么被美国政治科学学会政治心理分会评为了年度最佳著作。不过，该书还涉及了其他许多因素，包括对其他国际政治系统理论以及联盟中变化的讨价还价关系的分析。或许更有趣的是，我的思考和研究并不限于国际政治乃至政治科学，而是向外扩展并寻求涵盖有关我们的社会世界，实际上也包括自然环境的方方面面的广泛观点。我的观察越多，就会越多地看到某些类型的战略性行为与无论是生物学还是物理学的自然模式的相似之处。我对后者的考察越多，对人类行为、社会模式和政治生活的洞察就越深入。不过，这样的智力过程是如何开始的，我却说不出来。
为了使我的论点能够适用于更多的现象，并且洞察各种不同的系统如何起作用，我阅读了相当广泛的文献，尤其是生物学文献，并且特别关注了进化论与生态学的方方面面。我承认在这里我阅读的文献并不系统，但这种阅读却引导我不断地参考更多的书或文章，常常在无意之中发现特别有启示的见解、论点和事例。针对均衡和互动的理念，我也考察了经济学的诸多观点。与此相对应，我还查阅了一些论述非故意后果的社会学著作，并且发现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ow）的《正常的意外事故》 [8] 特别有价值。
我的阅读并不系统而是有选择的，因此我不能在所涉猎的领域声称自己是专家。然而，我发现这样的锻炼非常有价值并且令人愉快，因为它使我确信，不同的学科描绘了在迥然不同的领域起作用的相同的或者至少是并行的现象。洞悉这一点并不是很容易的事，进行研究也比较困难，因为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术语、概念和方法，而且每一个学科的特点还包括自己的符号化方法、假定和争论。换个隐喻，我经常会觉得自己像一位人类学家正访问一个陌生部落，最终我不能完全确信我对这些领域的理解达到了我所希望的深度。
不管怎么说，我依然确信，《系统效应》一书的跨学科特点乃是它的最大优点之一，而且我设想这也是翻译它的理由。我们之所以进行学科发展，是因为世界是如此的广大和复杂，以至我们需要进行分工。对这一点我完全认可，并且常常对肤浅的或流行的社会科学感到苦恼，因为它缺乏与专门化相伴随的必要的专门知识。然而，世界本身并不是刚巧按照我们的学科边界来划分的。因此，学科的边界是有局限的同时也是必要的。不管怎么说，学科边界确实指导了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道路。我相信这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人们对这本书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泾渭分明。直到我作了有关的介绍——或许我不是最好的评判者——一般的政治学研究者，特别是国际政治学研究者，才给了《系统效应》以某些关注，但也只是有点好奇地看待它。它很少被引用。与《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相比，与我论述安全困境以及对信号传递的讨论相比，这部书对学界的影响较小。不过，该书还是有一批热心的爱好者，他们认为该书有刺激性和开创性。
与我的其他研究相比，这本书得到了政治科学领域以外的人们的更多关注。我接触了生态学家、经济学家、生物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历史学家，他们与我一样对这样的事实有兴趣，即系统效应超越了通常的学科界限。我愿意作这样的推想，即如果在这些学科中有更多的人了解这本书，那么他们就能够发现这本书引人入胜。不过，进行专门研究的强大动因和时间的紧迫，意味着只有很少的人会阅读很多他们学科之外的著作。因此，当《系统效应》一书被哥伦比亚学院（Columbia College）的大学生们评为本校教员所写的年度最佳著作时，我感到特别满足。这个评委会是由来自许多学科的学生组成的。正如我所希望的，这本书对未经大学毕业生训练的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对那些具有不同背景和兴趣的人来说则是有吸引力的。我认为这种情况表明，我所分析的过程确实发生在广泛的领域，并且对许多学科都具有重要性。
我的研究的特质也影响了它的使用。与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划时代的《国际政治理论》 [9] 不同，甚至与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的重要的但在许多方面受到误导的《国际政治中的系统和进程》 [10] 也不同，我并没有建立一种严密的理论。因此，不仅进行概括是困难的，而且也不容易产生特定的命题。正因为如此，尽管我极力要求研究生们阅读《系统效应》这本书，但我也警告他们不要把它作为其学位论文的研究核心。如今，大多数美国学位论文都寻求对理论进行检验，通常使它们相互竞争。这不仅是构建学识的重要途径，而且也因为若干原因而非常便利学位论文的写作。首先，它使得论文写作成为一种有限度的研究，从而减少了我曾经陷入的那种危险，即标示的研究范围本质上难以在一个合理的时间跨度内加以管理。其次，通过探查和详细阐述不同理论的利弊，它保证会使那些正致力于研究不同理论的人感兴趣。第三，它能够提供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完美结合。第四，并且相关的是，无论经验研究是怎样进行的，它都将具有价值，因为只要这种研究做得好，那么任何倾向于证明重要的一般论点成立或不成立的研究都将是有意义的。
《系统效应》一书无助于这一类训练。它试图做的事情是说明运作于广泛领域的许多非常强有力的机制或系统效应。它们并未得到充分认识，在某些情况下，一旦得到理解，它们的运作就会发生改变。在分析系统的过程中，我希望能在美国社会科学中架设桥梁或者避免进行较大的划分，诸如在宏观与微观之间，在聚焦行为体和检查结构之间，在研究个体和部分与检查更大的单元和整体之间。美国政治科学界的多数人是或明或暗地支持“方法论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的。遵循许多经济学思维的逻辑，借用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话来说，尽管并非是在它们自己创造的背景与约束之中，但采取行动的乃是个体。因此，解释单元的行为必须有坚实的“微观基础”——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结果归因于集合体的愿望或偏好，因为个体采取行动乃是根据它们自己的偏好、认识到的可能性以及动机。我相信这一点是正确的，但它时常导致一种原子学派的方法，即仅限于关注个别行为体，而且还含蓄地假定个体乃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可以对它们进行相互分离的研究。
不过，人们不必成为社会学家就能认识到，有关完全孤立或原子论式的个体的理念，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举一个生物学的例子，尽管国际规则要求对细菌的命名和描述要根据它们在“纯培养物”（即试管）中的存在，但是当某些细菌存在于自然环境的时候，却展示了完全不同的特性，因此在纯培养物中所观察到的东西是具有很大误导性的。
[11]
文化的陈规老套常常包含着相当多的真理，它们表明，进行系统思维可以更自然地产生那些中国文化中的社会化的东西，并产生按照关系和整体进行思考的方式。 [12] 或许推崇“粗俗的个体主义”的美国人会认为，从认知和情感上来说，使自己主要关注于个体和独立的单元（比如国家）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没有分析家或行为体会作这样的设想，即人和集体行为体是在真空中行动。背景和场合总是受关注的。但是这并不够，或者至少还有很大遗漏。系统不同于（未必大于）其组成部分之和，而且系统具有个体单元所没有的“突现属性”（emergent properties）。举一个自然科学的例子，理解分子生物学和有关DNA和细胞的知识是重要的，但我们不可能经由这个层次来认识生物体的行为，更不用说整个生态系统了。我们可以学到有关分子生物学的所有知识，但却依然无法理解动物的行为或者生态学。
说系统有它们自己的生命可能耸人听闻，但系统的确经常以类似的方式运行，尽管它们的组成要素天差地别。均势的基本逻辑看来不仅体现在国家之间，体现在国家内部，甚至也体现在灵长类动物身上。无论单元是人、其他生命形式还是电子电路，支配系统动态的基本概念，尤其是正反馈和负反馈，都会出现。军备竞赛现象绝非国际政治所独有，它体现了许多演化进程的特点。
将生命视为系统也会使我们看到这样的好处，即集中关注的不是个体而是互动。例如，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解释的，要理解扩展道路安全与否的问题，不能单单根据道路的物理特性，而要根据道路和司机行为的互动，反过来，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司机对道路安全的知觉。如果人们认为道路是危险的，那他们很可能会更加小心和缓慢地驾驶，因而就会更安全。更加清楚的是，国际危机中暗含的危险乃是由相关方的互动所驱动的。最为明显的是，如果各方认为情况十分危险（这往往意味着它们认为对方不会让步），那它们就会从危险的边缘后退；而认为它们还有回旋空间的知觉则会导致它们加以利用以迫使对方让步，而这则会增大爆发战争的几率。
一旦我们把握了互动的重要性，就会比较容易地看到，当行为跨越时间与自然和社会空间而经由系统彼此响应时，大量的间接效应就体现出了系统的特征。例如，尽管解释两个行为体间关系的变化显然应依据两方中任意一方的权力、偏好或战略，同样，解释一个行为体相对于另一个行为体的讨价还价的杠杆作用的变化也应该依据任意一方权力的变化，但相关第三方的变化或许更为重要。自然界提供了许许多多复杂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的事例。只举一个例子，全球变暖可能是导致青蛙和其他两栖类动物数量锐减的原因，但效果的产生却是间接的，即全球变暖减少了它们能够生存的地界，因而把它们驱赶到了疾病丛生的更小区域。
行为的许多效应是非故意的和出乎预料的。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说系统复杂时在某种程度上所要表达的意思。例如，在“美墨战争”（the Mexican-American War）前的几个月里，美国国内的争论之所以停息，原因之一是未能意识到，新领土的增加需要决定是否准许在这些地方实行奴隶制，而这会给将导致内战的局部冲突火上浇油。 [13] 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可能非常之多，有时因为偶然性很大以至无法预测，而且即使是事后，实际上也难以追踪。当我们考察人类对自然系统的蓄意干预的后果时，这种情况也许最为明显。为增加农业产量、保护城市、生产电力和限制自然灾害，人类排干沼泽、在河流上筑坝，并对土地进行灌溉。诚然，人们达到了其中的某些目标，但同时也导致了另外一些结果。排干沼泽不仅增大了来自江河的径流，因而增大了洪水的几率，而且也造成了原本能控制昆虫数量的鸟类的死亡，因而增加了人类的疾病和痛苦。建筑防洪堤以防止河流泛滥，不仅会增加较少防护地区发生洪灾的几率，也会使河道沉积更多的淤泥，因而使河面上升并迫使人们修建更高的堤坝。再者，如果人们觉得很安全，就会迁往先前的洪泛区，而这会增加这样的危险，即一旦河流崩岸，将会发生大灾难。
这样论述并不是说自然系统可以不受干扰——例如，美国西部许多河流周围的地形就是由存不存在海狸的事实决定的。这也不是说人类行为是不自然的或有害的。关键之点在于，这些干预提供了一个实验，可以使我们看到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它怎样超出了我们讲述未来将发生之事的能力。
在美国的社会科学中，我们经常使用“与自然博弈”的说法来指这样一种局面，其中一个行为体进行思考和算计，而另一行为体则无所用心，要么是因为认知局限，要么是因为它不是生命体。但是，正如前面段落的讨论所表明的，即便自然不会算计，它也会作出反应。最重要的是，这让我们明白，尽管进化的基本理念现在已融入了我们的大部分思考，但它还是容易被误解。我们经常认为生命乃是适应环境的进化，但事实上世界是以共同进化为特征。环境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以变化对应于正发生的行为。当涉及的是人类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了。为了适应汽车和起落航线，我们修建了公路，但是，一旦进行建设（甚至只是预期），道路系统就会改变人的行为和交通。事实上，一个良好的公路系统会鼓励人们购买和驾驶汽车，因而会造成公路设计想要避免的交通拥堵。
类似这样的效应表明，政策不会只产生理想的结果，没有几个问题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法律、规定以及改变了的人类行为会产生多重的效应，推动或抑制各种不同行为的愿望很少能够一蹴而就。美国金融立法运动就明显属于这种情况。在水门丑闻之后，减少金钱在选举中作用的愿望导致了改革，但很快人们就发现，各种禁令产生了众多的影响，并造成了新的可感知的弊端，诸如政治行动委员会。这样一来，进一步的立法便成为必需，但这样的立法同样又会产生它的一系列问题。
理解间接效应和非故意结果的盛行，人们的一种反应是提出这样的主张，即我们不应试图进行干预。我以为这是没有根据的，原因有三。第一，根本不存在诸如“自然系统”这种人类肯定与之无关的事物。试图变革的意识事实上会产生无法预测的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效应将使大多数人处境更糟。第二，任何一次干预都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无可作为，而只是说我们必须意识到，试图变革或导致理想结果，很可能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例如，回到前一个例子，金融改革运动很可能成为美国政治的一个持久特征，因为每一次行动都会以不能完全预测的方式改变政治环境。由于解决方案会造成新问题，因此我们不得不准备同它们打交道。第三，正如我在本书最后一章所详细讨论的，对系统机制和动态的理解往往会使我们的行动更加有效，或者至少能为限制我们所造成的损害进行准备。知道世界的复杂性，我们并不会感到命定的无力，更不用说去认可继续存在的任何现状所具有的道德和实践优势了。
当我们同一般的人类行为打交道，特别是处理国际政治问题时，系统包含了以博弈论作为基础的那些基本见识：行为体谋求达到其目标，预测其他行为体会做什么，并且知道其他行为体同样会预测它们将采取怎样的行动。如同我之前所提到的，我相信系统的视角与坚实的微观基础是一致的，这一点在对外交的研究和管理中是再明显不过的。不管国家间关系的冲突是多是少，国家制定政策都需要根据它们认为的别国将对这些政策作出的反应。（这里顺便提一下，国家必须解读其他国家的行为，并且评估其他国家将如何解读自己的行为，这意味着人们假定博弈论与社会建构不相容是错误的，我想对于《国际关系中意象的逻辑》一书的读者来说这一点是清楚的。）理解这一点会改变我们谋求解释行为体行为的方式，这些行为体同学者一样，也在进行着同一类的理论化。最明显的是，如果我们寻求对战争进行解释，那我们就需要理解这一点，即尽管行为体会运用战争的可能性作为达到目标的手段，但由于战争代价太高昂，因此它们通常会试图避免战争。因此，如果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比一个想维持现状的国家拥有更多权力，那么尽管常识可能导致我们预期战争很可能爆发，但后者也许理解这种形势并且会作出让步，这种让步对于避免很可能会输的战争是必要的。换言之，国家领导人对于战争的起因和相应的行动是有他们自己的理论的。这能够在会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导致和平的解决，这意味着学者并不能找到有关战争起因的强有力的概括，因为如果存在这种概括的话，那么国家领导人也会发现它们并且会相应地调整其行为。
[14]
在其他情况下，当国家预计他国将进行攻击或对自己加以利用时，国家会采取预防性行动，这样一来，战争理论就变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预期、共同进化、系统的衍生物、间接效应和互惠的互动对我们的方法论和对因果关系的理解都有重要地位。我希望《系统效应》能够厘清这一点，即标准的美国社会科学方法论试图在保持其他所有因素都不变的情况下理解一个因素的影响，常常是不可能的且会导致误解。在一个系统里，一个因素在其他所有因素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也未必会有不同。动态与相互联系在这里简直太重要了。相类似，在一个充满了反馈的世界里，许多反馈是极其复杂的，我们对原因和效果贴标签常常是武断的，因为每个单元都会对其他单元作出反应。
预期的作用会导致因果关系难以在许多人类互动中定位。近来，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关注那些以选择效应和单子叶植物为标签的现象。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详细论述的，由于人们会根据对他者如何行动的预期以及对自己行动结果的信念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因此经验性调查乃至因果概念的界定都变得非常困难。例如，人们可能认为最强大的行为体在危机中将占上风（暂且不管我们或行为体将如何测定力量的问题）。但是，如果只有一国挑战另一国时危机才会发生，而且只有在一国相信它确有占上风的机会时它才可能这样做，那么，尽管相对力量会影响一国进行挑战的可能性，但在这些事例中，当它这样做时相对力量与占上风并没有什么关系。
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是我们很难确定各种不同政策的效力。我们愿意做的事情是比较两组事例，这些事例的环境相似，在一组事例中实施政策A，在另一组事例中实施政策B，然后看结果有怎样的不同。然而，这个世界并不像是社会科学家可以在其中随意指定政策的实验场。毋宁说，行为体选择政策都有它们自己的理由。我们试图克服这一困难的途径是运用可控变量，并寻求尽可能相似的环境以便考察不同政策的影响。像这种做法当然是可取的（也是困难的），但我们能否捕捉到与决策者相关的所有考虑却是有疑问的。例如，如果我想要比较经济制裁与军事威胁的相对功效，我会在把握尽可能多的常量的情况下，对运用每一种手段的案例进行比较。然而，决策者对替代政策的可能效应的估计，会导致他们在一组案例中用某一手段，而在另一些案例中用另一手段，这一事实会破坏人们建立因果关系的努力。如果我们真的能使所有的因素都保持不变，那就意味着决策者的选择在本质上是随机的，但这不太可能。
然而，我的意思并不是要暗示所有的事物都是紧密联系的系统。有时效应是相当直接和有限的。对决策者来说，情况是否如此常常是重要的。例如，当我在2005年夏天写这篇序言时，美国已经决定通过放松制裁和为印度的核电站提供援助而承认印度的核武器计划的现实，条件是这些核电站不能用于核原料的储备。那些支持这一政策的人声称，这只是承认事实，而且这是改善与印度关系的明智途径。批评者尽管很少使用系统这种说法，但认为我们是在一个系统之中。他们相信美国的这一政策将产生多重效应，不仅对印度是如此，对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印度会相信，它的核政策即使没有被认可，也得到了维护，而且也许应该增加它的核原料储备，并且让核武器在其外交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再者，其他并非美国政策的听众或目标的国家也会进行观察并受到影响。最明显的是，不仅巴基斯坦而且像朝鲜和伊朗那样的国家也会得出结论，认为美国最终将接受它们的核武器计划，坚持下去就会有收益。在这一问题上孰对孰错是没有客观答案的。如果系统存在的话，那么它就是由行为体的行为、推论和预期构成的。事实上，如果其他国家相信美国考虑到了这些可能的效应，那么它们的行为就可能改变。无论如何，我希望对系统效应日渐熟悉的读者将发现，世界看起来是不同的，它不仅具有更令人吃惊的复杂性，同时也是更容易理解的。
对于行为体来说，系统的视角虽然不能提供坚实的指南，但能提供观察世界的一种途径、一套警示和若干需要思考的方面。例如，它指出，行为和政策几乎总是有多重效应，其中有许多是人们不会、事实上也不能预测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行为体应该无所作为，但它确实意味着行为体应该期待着令人惊讶的结果，对那些终非所愿的事物保持敏感性，而且准备应对处于发展中的危险与机遇。相似地，它们（以及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确实极少会面对不变的景色；我们的行为会改变我们的环境，因为他者（以及自然界）会对我们的行为作出反应；就其他行为体的情况来说，则会改变它们对我们未来行为的预期。因此，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表明的，成功的政策往往会播下失败的种子。如果我迁往一片未被破坏的林地，其他人就会跟随，从而会破坏我所寻求的东西；如果一个国家利用他国认为其爱好和平的事实而采取行动反对一个邻国，那么它就会打破使其行动最初得以成功的那些信念和预期。警示这些效应，系统的视角提醒我们应该尝试提前思考几个步骤。当然，这样做并没有确定性可循，但令人惊讶的是，19世纪诸如俾斯麦、索尔兹伯里等欧洲主要政治家却早已把他们的行为可能引发的因果链条建立在了他们的算计和预期之中。从中，我们可以学到许多的东西。
[1]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此书的中文译本为：［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注）
[2] 我对于这一方面的最新思考还在继续发展，参阅Robert Jervis，“Was the Cold War a Security Dilemma?”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3，Winter 2001，pp.36—60。
[3] Robert Jervis， 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 revised edi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9.
[4] 基本论点概述于“Signaling and Perception：Drawing Inferences and Projecting Images,” in Kristen Monroe，ed.， Political Psychology ，Mahwah，NJ：Erlbaum，2002，pp.293—312。
[5] Robert Jervis， The Illogic of American Nuclear Strategy,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 Robert Jervis， The Meaning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
[6] Robert Jervi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a New Era, New York：Routledge，2005.
[7] Robert Jervis，“Systems Effects,” in Richard Zeckhauser，ed.， Strategy and Choice, Cambridge：MIT Press，1991，pp.107—130.
[8] Charles Perrow， Normal Accidents, New York：Basic Books，1984.也可参阅Diane Vaughan， The Challenge Launch Decision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和Scott Snook， Friendly Fire：The Accidental Shoot-Down of U.S．Black Hawks Over Northern Iraq,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9]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Addison Wesley，1979.（此书的中文译本为：［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注）
[10] Morton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Wiley 1957.
[11] Lynn Margulis，“Jointed Threads,” Natural History ，vol.114，June 2005，p.32.
[12] 在这里相关的一项有趣的心理学研究，可参阅Richard Nisbett， The Geography of Thought：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and Why, New York：Free Press，2003。
[13] Piero Gleijeses，“A Brush with Mexico,” Diplomatic History, vol.29，April 2005，p.253.
[14] Erik Gartzke，“War is in the Error Ter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3，Summer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