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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指出：“卷入国际事务的任何人很快都会意识到，任何重要问题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很少有问题仅仅是双边的。” [12] 不仅问题可能会影响到其他问题，而且针对一国的政策也会牵连和影响其他若干国家。 [13] 实际上，与作为行动直接目标的国家相比，其他国家可能更重要。正如国务卿蓝辛（Robert Lansing）在日记中所写的有关1915年美国对墨西哥政策的陈述，“归结为一点：我们必须首先考虑我们与德国的可能关系；我们与墨西哥的交往必须随之进行调整” [14] 。在某些情况下，其他国家能够从某国针对第三方的行为中得出该国将可能如何对自己采取行动的重要推测。更一般地来讲，正如我们将在第五章和第六章所讨论的那样，两国间关系的变化会影响到它们各自对于第三方的态度，两个国家间谈判力量的分配会受到与其他国家的现存的和可能的关系的强有力影响。国家在一定的时间可能从它们无法控制的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中获得好处或遭受危害。以色列在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受益者：在纳赛尔（Nasser）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变质之后，后者看到了支持以色列的更低代价和更多好处。然而，以色列在这一过程中也遇到了威胁：纳赛尔之所以采取反以色列的立场，部分原因是他相信这样做有助于在阿拉伯国家与第三世界获得领导地位。 [15]
由此可见，如果观察家仅仅从局部视角考察一个国家的政策，那他们往往会产生误解。在19世纪末，英国在印度边界问题上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它的对俄政策调整的，而对俄政策又是以有关欧洲政治的考量为条件的。因此，当俄国在日本于1885年战胜中国之后要求英国向日本施压使之放宽和平条款时，英国的政治家们就处在一种困难的境地，因为他们不想开罪任何一方。他们的反应是在拒绝俄国的要求之后，在印度问题上安抚俄国——这是当时的观察家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都不曾想到的一种关联，而那些历史学家是通过印度官方的看似最相关的文件去考察其边界问题的。恰如戈登·马特尔（Gordon Martel）所说，“外交大臣没有向印度总督解释他们对摩洛哥政策的习惯，也没有向他们的驻巴黎大使说明印度北部所发生的事件对他们在尼日利亚谈判之影响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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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一般地说，如果我们只关注双边关系，那么国家同那些与之几乎没有直接冲突的国家兵戎相见，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多国家参战的情况那样，看起来就很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