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经典解释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者们都记得这一年是攻陷巴士底狱150周年。当时，法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大批论述大革命及其意义的著作问世。毫无疑问，这类学术活动中最杰出的作品就是乔治·勒费弗尔讲述大革命起源和爆发的简明著作：《八九年》（ Quatre-Vingt-Neuf ）。这部著作完全陶醉于1789年的丰功伟业中，而它自身也在出版几年后成为一个历史事件。维希政府认为这是部颠覆性作品，它的大部分版本都被销毁。不过，1947年，美国学者罗伯特·帕尔默（Robert R.Palmer）将它翻译成英文，名为《法国革命的来临》（ 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很快它就成为整个英语世界研究法国革命的基本读物。到1959年勒费弗尔去世时，这部著作的英文版已经卖出了四万本。它仍然是、并继续会是一位研究法国革命的史学大师的典范性的历史著作。很多年来，它对旧制度临死时的剧痛的分析、对其病因的分析一直被视为权威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称之为关于大革命起源的“经典”解释。

勒费弗尔认为，法国革命的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的兴起。 ^[1] 作为终生的社会主义者，1939年时的勒费弗尔越来越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根据这种历史理论，资产阶级 的中心角色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代表者和受益人。 ^[2] 按勒费弗尔的看法，1789年是法国资产阶级在经过几个世纪的人数和财富上的增长后夺取权力的时刻。中世纪的社会受土地贵族的支配和统治，因为土地是唯一的财富形式。但到18世纪，“经济力量、个人能力和对未来的信心大部分已经转移到资产阶级那里”，他们拥有“一种新型的财富，即流动的或商业性的财富”，并有“新的意识形态为支持，而当时的‘哲人’（philosophers）和‘经济学家’（economists）只是赋予这一意识形态以明确的形态而已”。1789年，资产阶级推翻了贵族制的残余物和以土地为基础的秩序——尽管在经济上已经衰落，但这一秩序仍主宰着社会——建立了一种更准确地反映出新的经济力量分配关系的制度。但这一发展过程并不是自发的，至少短期看是如此。资产阶级之能推翻贵族制度，是因为君主制的政治权威崩溃了。而后者之所以会崩溃是因为君主国家无法为其生存买单。之所以无力买单是因为“特权等级”——贵族和教士死抱着豁免权和特权不放，并利用他们的政治权力阻碍国王实施必需的改革。

不过勒费弗尔认为1787—1789年之间不只是一场革命，而是四次革命运动。第一次是贵族的反叛，它搞垮了君主制（the monarchy），这是一个世纪以来贵族复兴或反动的高潮，贵族反动（aristocratic reaction）的目的在于夺回他们被路易十四剥夺的在国家生活中的优先地位。贵族在他们的革命中博得了资产阶级的支持，但是贵族革命的成功使资产阶级产生自己的主见。1788年9月巴黎高等法院（parlement）——贵族反动的排头兵——宣布，政府许诺的1789年召开的三级会议（the Estates-General）应按1614年（最后一次会议）的形式组成，资产阶级对此怒不可遏，因为“1614年的形式”保障的是贵族的支配地位。于是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这就是反对贵族的阶级斗争，它一直持续到1789年6月资产阶级支配的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创立时为止。资产阶级的目标是公民平等；他们要废除贵族和教士的特权，建立一种人人都服从同样的法律、以同样的基础缴纳税收、享有同等的事业机会、以同等的条件拥有财权的新制度。这些观点源自启蒙运动，而后者是资产阶级兴起带来的精神产物。1788年君主制度的崩溃给了资产阶级一个长期梦寐以求的机会，他们可以将这些观念付诸实践。但是，正如贵族曾动员资产阶级来支持他们打倒君主制度一样，资产阶级也需要其他力量来巩固他们的成果。1789年7月，他们并不可靠的胜利受到了威胁，具有贵族气质的王权试图解散国民议会。只是因为巴黎人民的起义，这场政变（coup）才被挫败，而人民起义最让人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是攻占巴士底狱。第三次革命，即人民革命（popular revolution）的根源是城市工人希望新制度能够解决他们不断恶化的经济问题。1789年10月，当三级会议再次面临王权——贵族的反击时，这些工人的再次介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此之前，1788—1789年的经济危机催生了第四个革命——农民革命，因为担心正在成熟的庄稼的安全而造成的恐慌使它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起义，它的对象是苛刻的领主捐税（seigniorial dues）和对贵族地主所负的劳役（labour sevices）。1789年8月4日夜，整个“封建主义”体制、旧的贵族秩序的最后堡垒被废除后，这一运动才被平息。

对于像《八九年》这样一部精致而娴熟的著作来说，上述简短的概括必定有所歪曲。想要原汁原味地领会它，除了阅读该书本身外别无他法。另外，二十年后勒费弗尔又将他的这些观点写进了一部关于18世纪90年代的通论性著作中。 ^[3]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他对革命起源的解释会赢得广泛的赞许，毕竟150年以来，几乎没有哪个历史事件能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引发起如此持久、如此激烈的争论。

原因之一是1939年时勒费弗尔是这个领域无可争辩的权威。这位索邦法国革命史的教授已经通过他一系列专著建立起了巨大的学术声望，这些作品改变了对革命时代的农业史的认识。 ^[4] 他同时代的人，也是唯一的可能的竞争者阿尔贝·马蒂耶（Albert Mathiez）已经于1932年过早地去世。随着他的去世，法国革命史学中一个尖锐论战的传统也消失了，勒费弗尔虽然忠实于马蒂耶的许多解释观点，但过去的那种论战氛围已经消退。勒费弗尔的解释力量的另一个源泉是他充分利用了欧内斯特·拉布鲁斯关于革命的经济起源的研究成果。 ^[5]

拉布鲁斯对截止到1789年的价格运动的分析给当时各阶级表达的不满情绪提供了经济上的依据，勒费弗尔的论证因而也具有了强大的说服力。拉布鲁斯随后的研究发表于1944年，它极为详尽地描述了1778—1789年间的葡萄酒生产的危机，再次加强而不是修正了勒费弗尔对农民不满情绪的解释。

20世纪前期，关于大革命最激烈的争论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左派历史学家，如饶勒斯（Jean Jaurès）和马蒂耶，认为大革命既是可取的又是不可避免的。右派历史学家，如皮埃尔·加格索特（Pierre Gaxotte）、贝尔纳·费伊（Bernard Faÿ）和弗里德里克·布拉什（Frédéric Braesch）则认为这是场糟糕的革命，而且，如果措施得当的话，它可能或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6] 两派最基本的分歧是关于民主制和民主原则以及公共秩序，而在这方面，无人会怀疑勒费弗尔的立场。他是个左派分子，人民权力的信徒，并认为1789年的革命没有暴力是无法完成的。取缔他著作的维希政权对此了如指掌。但是，他提出的关于革命起源的看法，即便是最保守的法国历史学者也能大致接受。因为左派和右派历史学家之间的争论主要是围绕革命的后果展开的。双方都承认资产阶级的兴起是根本原因。双方都认为王权试图改革，但受到了自私的贵族的阻挠。双方都认为启蒙运动侵蚀了对传统价值的信念（不管他们是欢呼还是哀叹这一事实）。在这种背景下，勒费弗尔的解释被广泛传播，几乎没有受到质疑，即使他的读者中有些人看起来是他最猛烈的批判者。

事实上，《八九年》之所以会几乎不受质疑地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当时学术活动基本停滞，而相关的评论文章也少得可怜。 ^[7] 更重要的是，战争期间和战后几年内，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新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大多数著作都是以此前几十年的研究为基础的。 ^[8] 所有这些情况造成了勒费弗尔关于革命起源的解释不受质疑地风行了几乎二十年。战后第一部重要的著作是英国人阿尔贝·古德温（Albert Goodwin）的，它精致而有才气，但关于革命起源的分析几乎完全来自勒费弗尔，作者也坦率承认从后者那里获益良多。 ^[9] 几乎十年之后，新一代法国史学家关于大革命的第一部通史由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完成， ^[10] 除了称赞之外，它没有对勒费弗尔的解释增加什么东西，而且它的马克思主义倾向比勒费弗尔表现得更为明显。只是在1965年，弗朗索瓦·孚雷（François Furet）和德尼·里歇（Denis Richet）才试图对法国已然僵化的教条提出挑战，但那个时候，这两位作者的异议也是针对革命进程而不是革命起源的。 ^[11]

注　释：

[1] G.Lefebvre， 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aperback edn，New York，1957）,导论。

[2] 关于马克思主义论述这一问题的概览，参见G.Ellis，“The ‘Marx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EHR xciii（1978），353—376。

[3]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法国大革命）［收入 Peuples et Civilisations （人民与文明）丛书，卷十三］（Paris，1951），1—2，113—153，英译本（London and New York，1962—1964）。

[4] 尤其是 Les Paysans du Nord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法国大革命时期北部的农民），2卷（Lille，1924）（new edn，Paris，1972）， La Grande Peur de 1789（1789年的大恐慌）（Paris，1932），英译本（London，1973）。关于勒费弗尔的个性和影响参见 AHRF xxxii（1960）的纪念文章，以及R.C.Cobb， A Second Identity．Essays on France and French History （Oxford，1969）的描述。

[5] C.E.Labrousse， Esquisse du mouvement des prix et des revenus en France au ⅩⅧ ^e siècle （法国18世纪价格和收入变化概略），2卷（Paris，1933）; La Cris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et au début de la Révolution （旧制度末期和大革命初期法国的经济危机）（Paris，1944）。

[6] P.Gaxott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法国大革命）（Paris，1928），英译本（London，1932）; B．Faÿ， La Grande Révolution （大革命）（Paris，1959）; F.Braesch，1789： L'Année cruciale （1789：关键一年）（Paris，1941）。

[7] 关于勒费弗尔早期的影响，参见B.F.Hyslop评述帕尔默的译本 AHR liii（1947/8），808—810,及其早期的文章,“Recent Work on the French Revoution,”上引书,（1942），489—490。

[8] 例如A.Goowin，“Calonne，the Assembly of French Notables of 1787 and the Origins of the Révolute Nobiliqire ”， EHR lxi（1946）。

[9] A.Good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1953），第1—5章。

[10] A.Soboul， Précis d'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法国大革命简史）（Paris，1962），英译本，2卷（London，1975）。

[11] F.Furet and D.Rich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2卷（法国大革命）（Paris，1965），英译本（London，1970）。 C4KgYqQqK8Sp8VyPfOdYip5GpLyU/U97TFPUjepA8yt/8420ykkCEGTCJo9D1l/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