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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学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分析促进民主的社会条件。虽然听起来或许令人感到惊奇，但稳定的民主要求冲突或分歧的具体化，以便出现围绕统治地位的斗争、对执政党的挑战和执政党的更替；但是，如果没有共识，即没有一种允许对政权进行和平“博弈”、允许“在野党”维护“执政党”的决策、允许“执政党”承认“在野党”的权利的政治系统，就不可能有民主。因此，研究促进民主的条件，必须把重点放在分歧和共识的根源上。
分歧，在其合法的场合，有助于社会和组织的统一。例如，工会有助于在较大的主体政治中使会员统一起来，为他们提供一个效忠国家制度的基础。把工会和工人政党作为对革命力量的推动因素加以强调，是不正确的。正如第二章和第三章所阐明的，明确地说，在那些工人可以建立强大的工会、政治上可以发言的国家，瓦解性的政治分歧是最不可能出现的。各种研究表明，那些承认合法的内部反对派的工会比那些独裁的、看上去统一的组织，拥有更多的来自其成员的忠诚。对社会或组织所承认的宽容准则达成共识，常常是基本冲突发展的结果，支撑这种共识需要冲突的继续。
本书力图通过对一些领域的探讨，为理解民主的政治制度作出贡献。这些领域是：美国和其他民主社会中民主制度和不同类型政治冲突的社会必要条件，特别是选举分歧；反民主趋势的一些具体原因；政治参与的渊源；美国和其他国家党派合作的社会基础，以及决定工会政治生命的条件。为了对研究这些题目所依据的社会学基本原理有所了解，首先考察一下对于现代社会认识的演变是必要的。
预示现代社会来临的16—18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危机也带来了政治社会学。传统社会的瓦解第一次公开暴露了社会与国家的区别，同时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社会如何才能面对它的成员和团体中不断出现的冲突，继续保持社会的凝聚力和国家权力的合法性？
17世纪的专制主义统治者与新出现的资产阶级的分裂，使人与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区别一目了然。这些区别既是国家合法性危机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有些人开始对这种合法性表示怀疑，也有些人对其完全加以否定。在17世纪，布丹（Bodin）第一次系统表述了国家对境内其他机构拥有主权的原则，以证明国家至上的合理，特别是在一个宗教冲突的时代。许多哲学家，其中包括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和卢梭（Rousseau），都试图以各自的方式解决这样一个基本问题：达成能够替代中世纪宗教解释和沟通社会与国家之间鸿沟的世俗共识的必要性。
19世纪政治社会学的前辈接过了这个论题。圣西门（Saint-Simon）、蒲鲁东（Proudhon）和马克思等人站在社会一方：在他们看来，社会是必须加以强化和巩固的组织，而国家必须给予限制，受社会控制，或者加以废除。黑格尔及其追随者洛伦茨·冯·斯坦因（Lorenz von Stein）等人站在另一方，他们认为答案在于，社会的不同组成部分要从属于国家的主权。
政治社会学似乎超越了这种争论，解决了这个基本问题。两难推理的解答，像其他同样多的解答一样，似乎也是认为，这个问题的提法不对。错误在于把国家和社会视为两种独立的组织，问哪一个更重要或更可取。政治社会学家现证明，国家只是多种政治机构中的一种，政治机构也只是多种社会机构群中的一种；机构与机构群之间的关系是一般社会学的课题；政治机构与其他机构之间的关系是政治社会学的特殊领域。在与政治学家辩论政治社会学范畴时，社会学家认为，孤立地研究国家和其他政治机构毫无理论意义。例如，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或许是当代主要的社会学理论家——曾指出，政治学的研究不能“用特别专门的概念框架来处理……严格地说，这是因为社会系统的政治问题，重点是把该系统分析上区分的所有成分加以综合，而不是对这些成分的某种特别分出的类加以综合” [2] 。
从社会学观点看，国家的支持论者与社会的支持论者之间的争论可以结束。然而，虽然这方面的争论不再提“国家”和“社会”，但一个更基本的两难推理，即冲突和共识之间的平衡问题，又在继续。这正是本书探讨的中心问题。
直到最近，社会学家一直偏重于研究分歧产生的条件，而不注重研究决定政治共识所必需的条件。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考虑到四位伟大的欧洲人，马克思、托克维尔（Tocqueville）、韦伯（Weber）和米歇尔斯（Michels），他们的思想或多或少构成了政治社会学的基础，答案就会比较清楚了。
法国大革命以后，冲突和共识的问题成了焦点。革命党人自然首先关心推进冲突，而保守党人意欲保持社会的稳定。但多年来几乎没有人分析冲突和共识一度或可能保持平衡的条件。
把冲突视为政治学研究主要旨趣的最雄辩的发言人是卡尔·马克思，正如本书后面大量分析所指出的，他对冲突的原因有许多远见卓识。另一方面，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则是民主政治涉及冲突力与共识力之间的平衡这一思想的第一个主要阐释者。
在马克思看来，一个复杂的社会，或者以不断的冲突为特征（即使受到压制），或者以保持共识为特征，但不能两者兼而有之。他把冲突和共识与其说视为两种可能平衡的相悖的趋势，不如说视为非此即彼的选择。一方面，他设想共识、和谐和一体化将出现在共产主义的未来（某种程度上也曾出现在共产主义的往昔）；另一方面，他把冲突和专制主义看作是古代原始共产主义与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间长期存在的历史事实。
马克思对未来和谐社会的看法与他的社会学观有显著关系。按照马克思的意思，就经济生活领域角色的差别消失而论，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消失：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3]
这段话不仅仅是马克思对于乌托邦未来的幻想。就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对抗真正解决而言……” [4] 它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条件之一。这就是产生差别的一切社会根源的消失，甚至包括城乡差别。 [5]
因为在一个由剥削阶级统治的分层社会，达成共识是不可能的，所以马克思不能设想前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团结一致的理由。他的主要兴趣是分析相互冲突力强度的因素。不过，他从来不真正对理解心理作用过程感兴趣，而个人利益正是通过这种作用过程加以约束的，即使对增强阶级实力来说。马克思在他年轻时写的一段有趣文字中，以黑格尔式的语言提出了这个问题：
个人利益总是违反个人的意志而发展为阶级利益，发展为共同利益，后者脱离单独的个人而获得独立性，并在独立化过程中取得普遍利益的形式，作为普遍利益又与真正的个人发生矛盾，而在这个矛盾中既然被确定为普遍利益，就可以由意识想像成为理想的，甚至是宗教的、神圣的利益，这是怎么回事呢？ [6]
但是，马克思从未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7] 他基本上不关心扶持增进稳定性和凝聚力的机构和价值观的社会必要性。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约束不是履行社会的必要功能，而是支撑阶级统治。
马克思的理论没有为共产主义下的民主政治留有余地。只存在两种互相排斥的社会类型：冲突的社会与和谐的社会。第一种类型，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本来就是对人类尊严的破坏，必须予以摧毁。第二种类型消灭了冲突的根源，所以不需要民主制度，如免遭国家权力侵害的各种防范措施，权力的分割，对司法保障、宪法或“权利法案”的保护。 [8] 俄国革命的历史已经证实运用某种只涉及不存在之理想型——亦即完全和谐的社会和不断冲突的社会——的理论所带来的某些可悲后果。
乍看起来，托克维尔的理论似乎类似于马克思，因为两人都强调社会单元的相关性和单元之间冲突的必然性（对马克思来说，单元是阶级；对托克维尔来说，单元是地方社团和民间组织）。然而，与马克思不同，托克维尔有意选择强调社会单元的那些能同时维持政治分歧和政治共识的方面。他不设想和谐社会出现在未来，同时也不急于把社会一体化的根源和分歧的根源分开来。同样的单元，如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国会和总统，虽彼此独立运行，因此必然处于对立状态，但也互相依赖，由政党加以维系。民间团体对政府有约束作用，也是人民政治参与的主渠道。简言之，它们是产生和维持民主社会所必需之共识的途径。
托克维尔对多元政治体制的关注是出自他对现代社会趋势的解释。工业化、官僚主义化和民族主义，使下层阶级卷入政治，也损害了较小的地方权力中心，同时集权于国家有权势者。托克维尔担心社会冲突可能消失，因为只有唯一的权力中心——国家，而没有其他的团体足以与之抗衡。 [9] 政治竞争不再出现，因为没有支撑竞争的社会基础。他还担心共识在大众社会也可能受到损害。如果不参加政治上重要的社会团体，分散的个人不会被理会，也不会有足够的兴趣参与政治，甚或完全接受统治。政治不仅是令人绝望的，而且是没有意义的。冷漠损害了共识，冷漠成了民众对国家的态度；托克维尔把这种国家视为工业官僚社会的结果。
托克维尔对美国的研究使他想到有两种组织形式可以抵御新的有权势者：地方自治组织和民办组织。在他看来，个人参加这样的组织似乎是民主制度稳定的条件。由于在本组织成员中传播思想和确立共识，这两种组织可以成为某一组织与另一组织间冲突的基础。而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也限制了中央的权力，并造就了与中央权力相抗争的新的自主的权力中心，还有助于培养潜在的反对派领导人的政治技巧。 [10]
尽管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对各种社会组织的功能有不同的评价，但他俩的思路并没有产生相互矛盾的分歧。马克思说宗教是“民众的鸦片”，这是对宗教的整合功能的承认。托克维尔也承认宗教的“麻醉”性：“因此，宗教只是希望的另一种形式。” [11] 在马克思看来，宗教是下层民众幻觉的根源，是使他们适应生活中的命运、阻止他们认识自己真正的阶级利益的工具。与之相反，托克维尔认为，宗教信仰的需求与政治自由正好成正比。对一个社会来说，政治组织的强制性和独裁性越小，要促进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行动的限制，就越需要宗教信仰系统。
如果政治社会学的一个研究重点——分歧与共识——与马克思和托克维尔的名字相联系，那么它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官僚政治——则可以参见马克斯·韦伯和罗伯特·米歇尔斯的作品。当然，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官僚政治是确立和维护共识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也是破坏一体化的主要力源之一。
强调共识和阶级冲突的马克思和托克维尔，与关注官僚机构恪守或扬弃价值标准的韦伯和米歇尔斯之间的区别，代表着对工业革命后期社会思潮的调整。许多19世纪的社会哲学家忧虑工业革命对社会的破坏作用，怀疑实现民主政治结构的可能性。像马克思一样，有些人相信或希望，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本来就不可能在以经济竞争和追逐利润为特征的城市工业社会中出现，他们要寻求一种新的、比较稳定、比较道德的制度。相反，一些20世纪的思想家——在他们中间韦伯和米歇尔斯是值得注意的——撇开了经济制度（以所有制和占有生产资料来界定）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问题。对他们来说，问题不再是改造或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所需要的变革，而是出现官僚化社会的社会和政治条件。由于现在几乎没有人再相信退回到小生产者的公社是可行的，所以问题变为：在官僚化社会中何种制度上的安排是合理的呢？
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反对者很早以前就说过，社会主义不可能结束它所抨击的许多罪恶。然而，韦伯和米歇尔斯在这第一批反对者当中却是以此为基本前提进行研究的：现代政治问题不在于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在于官僚政治与民主的关系。韦伯把官僚化视为所有现代社会固有的制度形式。 [12] 而在米歇尔斯看来，寡头统治——由一小撮钦定自己接班人的人进行统治——是所有大组织共同的管理方式。他俩都试图证明社会主义的组织和社会，已经或必将像资本主义的组织和社会一样，成为官僚的、寡头的。
韦伯对官僚政治的兴趣主要不在政治上。他认为官僚机构的出现是高度工业化社会的必要条件，这导致他把官僚化视为制度变革的极重要原因，因而也是对现存凝聚力的威胁。如帕森斯所指出的：“粗略地看，官僚政治所起的作用之于韦伯，一如阶级斗争之于马克思，竞争之于桑巴特。” [13] 不过，韦伯对民主社会中官僚政治的一体化方面给予了极大重视；例如，官僚政治先于法、先于权把一视同仁的标准传给全社会，而且对于选拔和升迁采用成就标准。
在分析民主社会的实际运作时，韦伯认为，控制法律的实施是获得选民信任的政治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官僚政治掌握日常的权力行使，但是倘若不把这种权力转变为对行政实施的有效控制，在选举斗争以及议会辩论和决策中取得的成功也会化为泡影。” [14] 对于官僚化日益发展对民主和自由的最终影响，韦伯是比较悲观的。像托克维尔一样，他也担心超国家的出现最终会导致正当法律程序和法治的衰落。对他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官僚的权力延伸到全社会，导致“官僚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那将是一个“到处都是匍匐在小事上，努力向上爬的小配角、小人物的”世界。“所以，主要的问题不是我们如何推进和促进它（官僚统治状态），而是我们能对这部机器作些什么反抗，以使人类的一部分免遭它对灵魂的肢解，摆脱官僚生活方式的最高主宰。” [15]
同样，米歇尔斯也对维护或削弱民主的因素感兴趣。在剖析政党和工会时，他注意到大型组织中有一些固有的因素，它们使这种组织由其全体成员加以控制在技术上几乎成为不可能。 [16] 他论述了任期制领导人控制组织的优点，普通成员的政治能力，他们持冷漠态度的原因，以及终身制领导人承受的压力。另外，他还看到在官僚社会主义政党内部的寡头统治模式已扩展到被这类政党所控制的社会。第十二章关于工会内部政治活动的论述，主要是试图把米歇尔斯的某些思想系统化。
韦伯和米歇尔斯关于官僚政治和民主的理论，以及马克思和托克维尔关于冲突和共识的理论，构成了现代政治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本章第二部分将讨论由这些基本问题引出的某些当代工作。
投票是民主社会中达成共识的关键机制。然而，美国和其他国家中的选举研究一直很少被看成是共识研究。选举的研究者一直关注不同类型的冲突——政党冲突、阶级冲突、职业冲突、宗教冲突、种族集团冲突和地区冲突——之间的关系，并主要认为这些因素是政治冲突的社会基础，而不是政治共识的社会基础。
这里所说的有关选举行为一体化方面的研究，可以填补我们在把民主理解为一种制度时的一些重要空白。因为从这个角度考虑，诸如保守的工人或中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一类的现象不仅偏离了阶级模式，而且是维护民主制度的基本要求。
稳定的民主政治要有一种条件，即在这种条件下，所有的主要政党都有来自多种居民层次的支持者。如果在一种制度中，对不同政党的支持与基本社会分层的对应关系过于分明，这种制度就不能在民主的基础上继续运行，因为它反映的冲突状态是如此强烈，如此明确，以致不能实现妥协和解。在政党得不到主要阶层支持的场合，它们丧失了要求妥协的主要根据。此外，重要的还在于，政党有来自不同背景的领导人，以便象征性地表现他们与多种团体的关系，即使他们几乎没有来自其中某些团体的支持。一些拥护共和党的组织，虽然其大多数成员近年投民主党的票，但还是提名黑人和犹太人为候选人，这一事实无疑有重要的整合作用，同时也减少了政党沿袭种族隔阂或宗教隔阂界限永久化的可能性。同样，某位哈里曼或迪尔沃斯出现在民主党领导层中，或某位克里普斯或肖克罗斯出现在英国工党领导层中，也会导致保守的上层阶级接受下层阶级政党执政的政府（见本书第三章）。米歇尔斯在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时指出，党内缺乏上层阶级的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中产阶级成员不承认它是合法的反对党的原因。
[17]
通过组织途径对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和党内分歧的问题，也值得研究。关于投票行为研究的成果将在第七章论述。这种研究表明，多组织联盟的关系或对多组织的忠诚可以导致交叉压力，而这种压力可以说明为什么会出现大大“偏离”某一组织主模式的情况。受到压力被迫表现不同政治倾向的个人，或者逸出常轨，或者“陷入冷漠”。多组织的自居心理有削弱政治选择情感的作用。另外，在美国和英国，虽然投共和党或保守党票的体力劳动者在经济问题上不比支持民主党或工党的工人心胸开阔，但却比各党的中产阶级支持者要开明。 [18] 每个主要政党都有相当部分的选民认同其他党的价值标准，这一事实迫使每个党的领导人在其执政时向另一党作出让步，使党在野时有望得到急需的支持。
同样，政治参与问题也可以从不同角度看，这取决于你是关心分歧，还是关心共识。相信高度参与永远有利于民主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19] 正如德国20世纪30年代的事件所证实的（见第五章），参与水平的提高也许反映了社会凝聚力的衰退和民主程序的崩溃，而稳定的民主或许靠的是普遍相信选举结果不会造成社会太大的分歧。民主制理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社会可以有维护民主制的“充分的”参与，而不引入削弱社会凝聚力的分歧根源？ [20]
在这个问题上，我或许要指出，民主制越有凝聚力，越稳定，社会各阶层越可能以同一态度对主要刺激因素作出反应；也就是说，如果形势有利于左翼意见的发展，社会主义者会在生活富裕的人和工人这两部分人中得到选票，尽管他们的力量在社会上层仍然比较弱。同样，在右翼居统治地位的时期，保守派的得票数在比较穷的阶层中将会增加。相反，共识水平较低说明，主导政治势力只在它起初依靠的社会阶层中扩展——如左派在工人中，而反对势力则在其他阶层中，即右派在中产阶级中不断增长。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革命的那种情况，如第五章所指出的，这种情况曾出现在1933年前的德国以及1917年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21] 研究美国投票行为的历史变迁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州在变，国家也在变。”美国社会的基本凝聚力证实了这一点。 [22] 因此，通过分析不同阶层和不同地区选举行为沿同一方向发生的变化，有可能研究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一段时期政治凝聚力的大小。
曼宁·多尔（Manning Dauer）的《亚当斯联邦主义者》 [23] 是最近论及共识的一部重要历史著作，该书从生态学角度研究了1800年前后选举中联邦党的衰败和杰斐逊的胜利。虽然多尔论证了两派当时的分歧，但这些不是他关切的中心。确切地说，他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当时两党制会失败。如第九章所述，他指出联邦党之所以会衰败，是因为汉密尔顿和该党的右翼不理解民主政治的竞赛规则，即为了保持大党的地位，必须呼吁社会各阶层的支持。由于联邦党人过于看重城市商人的要求，疏远了他们的乡村支持者，这在一个基本上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必然导致大党地位的丧失。
在调查1948年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选民的分歧和社会差别时，哥伦比亚大学的三个社会学家 [24] 注意到两党的选民对一些问题有一致意见。例如，他们在什么是社会的主要问题上意见一致；对其中某些问题，特别是国际主义和公民权问题有一致看法；对战争和萧条一类重要事件有共同的预期；对评价候选人的合理标准、选举本身的重要性以及指导民主程序的竞赛规则有一致认识。 [25]
研究改革运动和极端主义运动是美国政治社会学的第二个最重要的领域，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将介绍我们关于其中某些运动组织的知识。这看起来似乎是多余的，但美国社会科学家像欧洲社会科学家一样，对改革运动和极端主义运动的兴趣一直比对传统的保守党派的兴趣大得多。 [26] 在图书馆的书目中，“英国工党”的条目比“保守党”的条目多得多。许多美国人研究过英联邦各部分的工党，但几乎无人写过关于保守党的书或文章。瑞典和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地区的社会民主党和合作社已证明是美国学者大有兴趣的所在，然而却几乎无人——即使有也极少——过问那里的非社会主义党派。保守运动、保守力量、保守的政治哲学家如伯克（Burke）、博纳尔德（Bonald）和德梅斯特尔（De Maistre），以及一体化和凝聚力的问题，实际上在不久以前一直受到冷落，无人问津。
同样，对法西斯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大多强调产生和支持极端主义的因素，而不是强调那些在稳定的民主制中抵制极端主义的因素。在美国，我们对威胁公民自由的根源进行研究，对产生麦卡锡主义的社会根源进行研究，也对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组织和50年代麦卡锡所使用的信条和口号进行研究，还对威胁人民党意识形态固有的“正当程序”进行研究。 [27] 然而，对大萧条时期美国人抵制左、右两种极端的原因，却几乎没有给予任何关注。就过去的经济情况而论，这次萧条对美国的影响可能比对德国以外的任何西方国家都大。本书第一篇和第三篇提供的材料详细论及了这些问题。
韦伯对官僚机构和权力作为大型正规组织的要素的强调，以及他对官僚组织固有的基本特性的系统分析，在大量研究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挥。 [28] 但是，政治社会学几乎不注意他对集中制官僚国家权力的产生与民主的丧失这两者关系的分析，甚至连他关于官僚和民主的基本著作也几乎没有翻译过来。信奉韦伯假说的学者，无论明的，还是暗的，在术语的特定意义上，都把官僚机构的研究与政治组织的研究分开，并把其他各种组织作为研究对象，如医院、商业公司、工厂、教会和工会等。如韦伯本人所承认，这些研究表明，官僚组织内存在导致背离官僚统治理想——“合理的效率”“等级制”和“中立性”——的、由系统本身决定的、无休止的张力和冲突。换言之，权力要求与官僚化之间的张力不仅存在于政治组织与社会之间，而且存在于一切组织自身之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医生与医院管理人员的冲突、撰稿人与报刊编辑的冲突、教授与大学管理人员的冲突、企业和政府的职员与第一线人员的冲突。事实上，在目标和程序上发生冲突是一切组织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无论是美国国务院、红十字会、苏联共产党，还是公司的销售部。
韦伯对官僚机构政治中立性的分析，即官僚机构的成员是公正的专家，而不是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准则，是得自对民主政治制度必备特性的精心考察。这个准则使执政者变更期间民主政府的延续成为可能。由于允许政府的工作人员独立于暂时在位的政治家的人格和政策，所以政府的官僚性质减少了党派冲突的紧张情势。从政治领域到行政管理领域，减少冲突的功能是官僚机构固有的。解决冲突必须以一些客观标准为基础，对这种必要性的不断强调使得官僚机构有可能扮演调停的主角。 [29] 因此，在许多方面，要求推行官僚准则和官僚惯例的压力有助于强化民主共识。 [30]
与韦伯不同，米歇尔斯对后来的研究几乎没起过什么鼓舞作用。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被用于叙述意义，或用于论战，指斥一些组织是反民主的。美国社会学家认为，根据政党生活的差别——比如说，美国两个主要政党的生活与米歇尔斯在《政党》一书中所述德国社会主义政党的生活的差别——考察他的寡头政治理论的普遍有效性，是不值得去花时间的。这是因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同，美国的政党显然以不断的派别斗争、频繁的领导人更替和缺少中央权力结构为特征。在美国，只有工会或职业协会一类利益组织具有类似于米歇尔斯视为政党必备之结构的内部结构。
大型组织中寡头统治的存在提出了一个问题：各种民间团体是否民主的这一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它们作为社会政治凝聚力之媒介的有效性？托克维尔论述过各种由少数人组织起来并由他们控制的团体对维护民主政治的张力和共识的贡献，后来也有些人论证没有内部民主并不要紧，因为民间组织为了生存必须受到约束，以履行一种本质上具代表性的职责。例如，人们曾指出，联合矿业工会领导人约翰·刘易斯，虽然他在自己的组织中是位独裁者，政治上是共和党人，但他领导工会采取罢工和集体谈判策略，像世界其他地区的左派劳工领导人所进行的那些斗争一样富于战斗性。另一方面，有大量证据表明，民间团体的成员往往绝少反对他们痛恨的政策。在共产党人控制的工会中是如此，在英国医学联合会中也是如此，虽然1944年对该联合会成员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人支持其领导人强烈反对的公费医疗制度的不同方面。 [31]
为民间组织中的寡头统治进行辩解的主要理由是：（1）它能使组织在与其他团体发生一般性的社会冲突时更好地发挥其特有的战斗作用，或更有助于得到政府的让步；（2）组织内部不存在发生冲突的结构性基础（如在代表一个单一利益集团的工会中）。然而，一份最近的工会问题研究报告表明，组织内部的民主和冲突，犹如更大社会中的民主和冲突，可以有助于增加凝聚力和团结 [32] ，因为在一党制中，无论是在市民社会，还是在工会，对其管理动机的厌恶往往导致拒斥整个制度，原因是这种制度难以对永久统治者和组织本身加以区别。相反，在有执政者更换的民主制中，组织成员和公民可以谴责在任当权者的任何具体罪恶，从而保持对组织的完全忠诚。因此，在具有合法多党制的组织或国家中，将比在独裁的组织或国家中，看到更多的忠诚，较少的背叛。
倘若把民主作为社会制度的一种形式来研究是政治社会学的一个关键任务，那么显然还有许多其他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推敲和调查。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或许是第三章要讨论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公民对政治制度的公认程度。大多数社会学家同意，稳定的权威是权力加合法性。但是在政治制度的分析中，几乎没有什么研究使用合法性的概念。
甚至像宗教与国家共识之间这样的基本关系，一般都是假设的，而不是经过查证的。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托克维尔就说过，美国是一个比大多数欧洲国家更信宗教的国家；他还指出，在美国的宗教虔诚与它的民主机构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今天，许多美国知识分子在长期信奉非宗教主义的尾声，正在重新发现宗教的力量。有些人现已准备接受宗教是稳定和民主的主要根源的假设。然而，这种不加批判的讴歌宗教社会功能的倾向，对于认识宗教的作用，可能会像以前宣传它的反社会性一样毫无收获。有证据（见本书第四章）表明，宗教，特别是各种形式的宗教派别，已经起了功能上替代政治极端主义的作用。在大萧条时期，当有组织的激进主义在美国几乎毫无进展时，小的宗教派别却迅速发展。 [33] 另一方面，最近的资料显示，那些高度笃信宗教的人往往是政治上最不宽容的人。 [34] 显然，像把宗教作为公众争论中分歧的根源继续进行传统分析一样，宗教与民主机构的力量消长关系也有更深入研究的余地。
这个问题引起了社会机构是否可以根据其一体化和非一体化特征加以分等和分析的问题。
如果我们考察大型机构，我们会清楚地看到，大型经济机构虽然因为“生产过程……要求各种不同部门的‘合作’或一体化”
[35]
而成为社会一体化的首要根源，但这种机构也是最分裂的，最离心的。
在复杂的社会中，财富的分配显然是利益冲突的最重要根源。家庭制度占据相反的一极：它是一体化的典型形式。第二种最强大的一体化力量，如已指出的那样，常常被认为是宗教，因为宗教多半可以通过转移人们对分层制度的注意和使人们适应他们生活中的命运，改善由这种制度引起的扭曲。不过，在许多社会中，宗教也是造成相当程度紧张的根源。按阶级路线组织起来的机构既可以加剧分歧，也有助于一体化。一般地说，分层制度在那些地位低的人当中产生不满情绪，因而是分歧的一个根源，但是这种制度也是使人们各得其所、激励他们恪尽职守的主要手段。例如，把工人阶级的团体组织成工会或工人政党，可以为冲突的表达方式创造一种机制，而更重要的或许是，它可以通过为工人提供一种获得他们需求的合法手段而把他们纳入主体政治。
研究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中的功能转变也是必要的，特别是研究他与其他精英分子和权力集团的关系，研究他作为问题定义者的作用。 [36] 教师、专业人员和有创造才能的艺术家不满意他们在政治领域所扮角色由来已久，他们的判断往往要被各种议会的委员会和许多企业领导人侵吞。正如我在第十章力图指出的，一个国家教师和知识分子所持价值标准是这个国家的一笔重要的政治资源。
从根本上说，本书旨在指出，政治社会学应当回到托克维尔提出的问题：民主政治的社会必要性和社会后果。而且我认为，本书将证明，恰如其分地探讨这种问题的任何尝试都迫使我们选择他所成功地使用过的方法：比较分析法。
[1] 关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行为的研究，有许多文献报道很有意义。关于政治学的最近几种文献是：R.Bendix and S.M.Lipset，“Political Sociology—A Trend Report and Bibliography,” Current Sociology ，6（1957），pp.79—169; Joseph R.Gusfield，“The Sociology of Politics,”in Joseph B.Gittler，ed.， Review of Sociology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57），pp.520—530。重要研究的摘要有:Robert L.Lane， Political Life （Glencoe：The Free Press，1959）和Heinz Eulau，Samuel J.Eldersveld，and Morris Janowitz，eds.， Political Behavior （Glencoe：The Free Press，1956）。
[2]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ology System （Glencoe：The Free Press，1951），pp.126—127.
[3] Karl Marx，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39），p.2.
[4] 引自《神圣家族》法文版，见G.Gurvitch，“La Sociologie du jeune Marx,” 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 ，4（1948），p.25。
[5] Karl Marx， op.cit. ，p.44.
[6] K.Marx，“Ideology—‘Saint Max’”， Gesamtausgabe ，Ⅰ，5，p.226，引自 The German Ideology ，p.203。
[7] 关于阶级凝聚力的生产以及为了阶级利益而超越个人利益问题的最好的马克思主义讨论可见Georg Luka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ein （Berlin：Malik，1923）。
[8] 见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权力法案的攻击，他称它为骗子。据V.Adoratsky，ed.， Se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Moscow：Cooperative Publishing Society of Foreign Workers in the USSR，1935），pp.328—329。
[9]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Ⅰ（New York：Vintage Books，1954），pp.9—11.通过消除地方团体和个人与政府间的中间权力向大社会发展的趋势，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在 The Quest for Communit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一书进行过分析。
[10] 关于这些思想的研究见S.M.Lipset，M.Trow，and J.S.Coleman， Union Democracy （Glencoe：The Free Press，1956）。
[11] Tocqueville， op.cit. ，p.321.
[12] 见Max Weber，“Zur Lage der bürgerlichen Demokratie in Russland,”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politik ，22（1906），pp.234—353;“Der Sozialismus,”in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Soziologie und Soziapolitik （Tübingen：Mohr，1924），pp.492—518；Carlo Antoni， From History to Sociology：The Transition in German Historical Thinking ，trans．By Hayden V.White（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59），pp.145—146。
[13] T.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1937），p.509.另见C.Wright Mills and Hans Gerth，“Introduction：The Man and His Work,”in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49。
[14] Reinhard Bendix， Max Weber：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New York：Doubleday & Co.，Inc.，1960），p.433.
[15] 转引自J.P.Mayer， Max Weber and German Politics （London：Faber & Faber，1943），p.128。
[16] Robert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Glencoe：The Free Press，1949）。该书首次在德国出版是1911年，在美国是1915年。
[17] R.Michels， Sozialismus und Fascismus in Italien （München：Meyer & Jessen，1925），Vol.1.
[18] Bernard Berelson，Paul F.Lazarseld，and William McPhee， Voting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4），p.27; M.Benney，A.P.Gray and R.H.Pear， How People Vote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56），p.194.
[19]
关于政治冷漠可以反映民主健康状况的论述见Herbert Tingsten，
Political Behavior：Studies in Election Statistics
（London：P.S.King & Son，1937），pp.225—226；以及W.H.Morris Jones，“In Defense of Political Apathy,”
Political Studies,
2（1954），pp.25—37。
来自美国不同的研究资料表明，没投票的公民数量可能比投票反对民主价值标准的，投票希望强有力领导的和投票反对给予激进分子及其他政治少数派以公民自由的加在一起都要多。见Samuel A.Stouffer，
Communism，Conformity，and Civil Liberties
（New York：Doubleday & Co.，Inc.，1955），pp.83—86; H.H.Field，“The Non-Voter—Who He Is，What He Think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8（1944），pp.175—187; Robert E.Lane，“Political Personality and Electoral Choi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9（1955），pp.178—179; F.H.Sanford，
Authoritarianism and Leadership
（Philadelphia：Stephenson Brothers，1950），p.168。
[20] 把选举研究与社会凝聚力的一般问题联系起来的主要尝试可见Talcott Parsons，“Voting and The Equilibrium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in E.Burdick and A.Brodbeck，eds.， American Voting Behavior （Glencoe：The Free Press，1959），pp.80—120。这篇文章充满关于美国选举制度的提示性假说和解释。
[21] 在1929年到1933年的德国，纳粹党从一个小党发展成拥有三分之一以上选票的党，大多数中产阶级温和派政党急剧衰落；这个时期，共产主义者的得票数也在增加，而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在下降。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间的选举研究，可以清楚地显示阶级支持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大城市发生的变化。二月革命时还是个小团体的布尔什维克，随着军校学生脱离中产阶级，到十月革命时获得了大部分工人阶级的选票。见Oliver Radkey， The Election to the Russian Constituent Assembly of 1917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
[22] 见Louis Bean， Ballot Behavior：A Study of Presidential Elections （Washington：Public Affairs Press，1940）; How to Predict Elections （New York：Alfred A.Knopf，1948）。考察1936年以来美国各次选举的调查研究资料显示，选票分布在各阶级中有类似形式。英国的选举研究也表明，保守党得票数增加意味着在工人和中产阶级中有较多的保守党支持者，而工党的得票数增加则是由于上层阶级和体力劳动者的支持。见John Bonham， The Middle Class Vote （London：Faber & Faber，1954）。
[23] Manning Dauer， The Adams Federalists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43）.
[24] Bernard Berelson，Paul Lazarsfeld，and William McPhee， op.cit.
[25]
贾诺维茨（Janowitz）和马维克（Marvick）对公意和选举的一般问题的研究是分析1952年总统选举，研究重点在于“根据维护民主社会的必要条件评价选择过程……［并提出］选举在何种程度上代表一种协议过程”的问题。如果说选举将产生一种“协议过程”的话，他们提出了一些要满足的条件；为了检验1952年选举是否满足理论导出的条件，他们分析了可以得到的调查资料。他们发现，“1952年选举可以判定是一种协议过程”，但是这个结论并不比调查访问资料可以有效地用于研究某些最复杂的政治分析问题的实例更重要。Morris Janowitz and Dwaine Marvick，
Competitive Pressure and Democratic Consent,
Michigan Governmental Studies，No.32（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56），p.96.
关于民主选举制度的条件，罗伯特·A.达尔（Robert A.Dahl）在理论层次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点。他的许多结论可以表述为经验上可以检验的命题。他的书对于把研究者的注意力引向感觉强度与系统稳定性之间关系这个一般问题尤为重要，特别是在少数派的感觉比多数派的感觉强烈得多的时候。见Robert A.Dahl，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特别见Chap.4，pp.90—123。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的文章也有社会学意义。David Easton，“An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Political Systems,”
World Politics
，9（1957），pp.383—400.
[26] S.M.Lipset，“Political Sociology，1945—1955,”in H.Zetterberg，ed.， Soci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aris：UNESCO，1956），pp.43—55.这篇评论不仅适用于我本人的工作，也适用于其他任何社会科学研究者。关于支撑强调冲突（激进的）或强调公意（保守的）的意识形态假设，可参见Bendix and Lipset， op.cit.。 值得注意的是，鲁道夫·黑贝勒（Rudolf Heberle）给他的论社会运动的书加了如下副标题：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ociology 。
[27] 见Samuel A.Stouffer， op.cit. ；Daniel Bell，ed.， The New American Right （New York：Criterion Books,1955）; Leo Lowenthal and Norbert Guterman， Prophets of Decent：A Study of the Techniques of the American Agitator （New York：Harper & Bros.，1949）；和Edward Shils， The Torment of Secrecy （Glencoe：The Free Press，1956）。
[28] 关于对超越这个传统的各种美国研究工作的分析和总结，见Peter Balu， Bureaucracy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Random House，1956）。
[29] 最近一本研究官僚机构在形成社会凝聚力中的作用的政治社会学著作是Philip Selznick， TVA and the Grass Root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9）。塞尔兹尼克（Selznick）没有忽视冲突——他说明了导致某些团体间合作的过程本身怎样又导致与其他团体的疏远和冲突。不过，他主要关心的是把具有不同目标的组织和团体聚拢在一起的机制，而且强调意识形态和合作者的自补充在实现这个目标中的作用。在 Leadership in Administration （Evanston：Row，Peterson and Co.，1957）一书中，他系统阐述了他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研究中提出的概念，并通过着力强调制度化的意义和过程，即组织生活的“竞赛规则”，为研究组织内冲突与一体化的关系建立了一个完善的社会学框架。他就建立价值和程序以提高给定组织能力而提出的命题，大概也可以用于更大系统的研究。
[30] 工业社会的人类关系学派关心的是官僚机构内的凝聚力和公意。但是，这个学派认为冲突对于特定和整个社会来说总是异常的和功能失调的。关于这个学派的著作和有关批评讨论文章的目录可参见Louis Kriesberg，“Industrial Sociology，1945—1955，”in H.Zetterberg，ed.， op.cit., pp.71—77。
[31] Harry H.Eckstein，“The Politics of the 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26（1955），pp.345—359；另见Oliver Garceau， The Political Life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1），该书分析了美国医学联合会（AMA）中的寡头政治及其表现的问题。
[32] S.M.Lipset，M.Trow，and J.S.Coleman， op.cit.
[33] 见Elmer T Clark， The Small Sects in America （New York：Abingdon Press，1949）。
[34] Samuel A.Stouffer， op.cit., pp.140—149.
[35] T.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op.cit., p.139.
[36] 特别见Theodore Geiger， Aufgaben und Stellung der Inrelligenz in der Gesellschaft （Stuttgart：F.Enke，1949）; Karl 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pia （New York：Harcourt，Brace & Co.，1936），特别见pp.136—146; Joseph Schumpeter， Carte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Harper & Bros.，1947），pp.145—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