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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学”一词首次用于社会关系的系统研究时起，政治过程和政治制度的分析，就是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没有社会学家能设想社会研究不把政治系统作为分析的主要内容。而且有些政治学家还认为，特别是近些年，有时与其他学者一道也在自己的学科领域说，仅仅研究较一般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关系的特例，不可能研究政治过程。那些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后三个学科的每个学科现在都是研究政治学的公认的分支学科）领域研究政治行为的人，日益加强合作，以及采用共同的概念和方法，是社会科学基本统一性的新证。而按照实际上关心的问题，则不能富有成果地把对社会中人的研究划分成几部分。
本书是为下列读者写的：对政治有广泛兴趣的人、学术研究者、大学生和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有些读者可能主要对政治行为的起因和结果感兴趣，另一些读者可能关心这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我相信本书的处理方法会使这两部分读者都感到满意：把某些方法论的讨论放在有关章的附录中（见第二章和第十二章），便于那些不感兴趣的读者跳过去。
本书探讨的主要问题是作为社会系统之特征的民主。探讨的主要论题是：在社会和组织中实施民主的必要条件；影响人们政治参与的因素，特别是他们作为选举人的行为；支持或威胁民主制度之价值和运动的力量源。
关于这些政治社会学问题的研究，我本来并不想把偶尔写的文章汇集出版，相反，我曾试图从我的各种文章中，选出那些最能说明社会学家对理解民主政治系统所作贡献的东西。这样做时，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仅从已有的文章编一本书，会给读者带来困难，因为它省去了许多逻辑上应当探讨的问题。我设法通过专门为这本书写一些文章和全面改写另一些文章来弥补这个不足。在作了这些修改增补之后，我打算写一本完整的书。
由于这本书比我以前发表的东西更能说明我的基本理性关注和个人价值，所以我想在此向几位给我重大帮助的人表示感谢是适宜的。这些人当中特别要提到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三位老师和前同事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罗伯特·林德（Robert Lynd）和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我受惠于罗伯特·林德的是，他使我巩固了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有社会意义的信念。罗伯特·默顿是使我和其他许多人懂得了社会学概念作为分析工具的真正力量，以及社会学激动人心的理性前沿。从社会科学领域最卓越的逻辑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那里，我学到了分析与实证说明的区别；这种区别是如此基本、如此重要，以致要写许多书去阐发它，幸而这样的书，拉扎斯菲尔德已在写，或鼓励别人写。我还想在此向我的另一些朋友表示感谢，他们在不同时间对于激励我的兴趣也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胡安·林茨（Juan Linz）对我的帮助，或许更多是在理论方面，我们一起工作多年，比其他任何人时间都长。莱因哈德·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在许多问题，包括如何组织本书内容这个决非不重要的问题上，给了我明智的忠告。我的同事和前学生罗伯特·奥尔福德（Robert Alford）在修改校对方面帮了大忙。道布尔戴出版社的安妮·弗里德古德（Anne Freedgood）在本书的条理和风格上为我作了很多工作。此外，给我帮助的还有：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詹姆斯·S.科尔曼（James S.Coleman）、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内森·格拉策（Nathan Glazer）、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赫伯特·海曼（Herbert Hyman）、亚历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威廉·科恩豪泽（William Kornhauser）、利奥·洛温撒尔（Leo Lowenthal）、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菲利普·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马丁·特罗（Martin Trow）和戴维·杜鲁门（David Truman）。
六、七、八这三章值得特别提一下，因为它们之写成，原始材料部分得自我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保罗·拉扎斯菲尔德、艾伦·巴顿（Allen Barton）和胡安·林茨合写的一篇题为《投票心理学》的文章；这篇文章已收入加德纳·林赛（Gardner Lindzey）编的《社会心理学手册》第2卷（Combridge：Addison-Wesley，1954）。不过，我对这篇文章作了重大改动，既删去了一些内容，又增加了一些内容。我不认为让他们为出于我的兴趣和本书需要而与他们无关的改动承担责任是合适的。然而，重要的是，这三章的主要理论框架和资料收集是我们合作的结果。
本书提到的许多经验概括是基于不同国家一些研究组织所作的民意调查分析。有一些这样的机构满足了我的兴趣，让我能够复制记录它们研究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数据卡，或向我提供它们档案中未发表的数据表。我要向如下给我这种帮助的个人和机构表示深深的谢意：赫尔辛基大学埃里克·阿拉特（Erik Allardt）教授和芬兰盖洛普民意测验；P.卢扎托·费吉斯（P.Luzzatto Fegiz）教授和意大利米兰“DOXA”研究所；阿兰·吉拉尔（Alain Girard）博士和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法国民意研究所的让·斯托佐尔（Jean Stoetzel）和路易斯·安吉尔比（Louis Angelby）；澳大利亚民意测验的罗伊·摩根（Roy Morgan）；埃里希·赖格罗斯基（Erich Reigrotzki）博士和设在德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隆研究所；斯坦·罗坎（Stein Rokkan）博士和挪威奥斯陆大学社会研究所；麻省理工学院的伊锡尔·德索拉·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教授；荷兰民意研究所的简·斯塔佩尔（Jan Stapel）博士。
关于可供利用的材料，本书只提到了一小部分。更多的材料见我与胡安·林茨合写的《西方民主中内部分歧的社会基础》（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1956年油印稿）。修改这份手稿涉及大量不同政治行为的比较。
本书大部分内容以前以论文形式见于各种期刊和论文集。感谢这些期刊和论文集的出版者和编者允许我为本书照原梓或修改使用这些文章。它们是：
“Political Sociology,”in Sociology Today ，Robert K.Merton，Leonard Broom，and Leonard Cottrell，eds.（New York：Basic Books，1959），pp.81—114.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1959），pp.69—105.
“American Intellectuals：Their Politics and Status,” Daedalus ，88（Summer 1959），pp.460—486.
“Democracy and Working-Class Authoritarian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4（1959），pp.482—502.
“Socialism-Left and Right-East and West,” Confluence ，7（Summer 1958），pp.173—192.
“The American Voter,” Encounter ，7（August 1956），pp.55—62.
“The State of Democratic Politics,” Canadian Forum ，35（1955）170—171.
（With Paul F.Lazarsfeld，Allen Barton，and Juan Linz）“The Psychology of Voting：An Analysis of Political Behavior,”in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G.Lindzey，ed.，Vo1.II（Cambridge：Addison-Wesley，1954），pp.1124—1170.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Trade Unions：A Theoretical Statement,”in Freedom and Control in Modern Society ，Morroe Berger，Charles Page，and Theodore Abel，eds.（New York：D.Van Nostrand Co.，1954），pp.82—124.
我先后工作的两个研究机构为我提供了研究和行政帮助，以及令人鼓舞的研究环境，对我的研究工作大有裨益。起初是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我在那里时该所由查尔斯·Y.格洛克（Charles Y.Glock）教授（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调查研究中心主任）领导；最近是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工业关系研究所，该所分别由阿瑟·罗斯（Arthur Ross）教授和玛格丽特·戈登博士担任正、副所长。前一机构特别对整理社会科学中的理论和方法感兴趣，本书第一、六、七、八、九章中的大部分工作就是在它支持下，用福特基金会行为科学部列入政治行为类研究项目表的资助完成的。 [1] （这项资助是向一个学科间小组提供的，成员包括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赫伯特·海曼、戴维·杜鲁门，由我任组长。）
伯克利工业关系研究所的研究兴趣主要在于工业化和各种分层系统对不同国家的劳工运动、阶级间的紧张关系状况和职业阶层政治行为的影响。本书其余各章原始论文的大部分工作是由这个研究所发起，利用福特基金会行为科学部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的资助完成的。此外，我还要感谢我1955年至1956年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当研究员度过的一年；这一年使我摆脱了各种责任，专注于自己的研究。
本书提出的研究成果，有一部分是出自我的研究助理之手，他们是：罗伯特·布劳纳（Robert Blauner）、艾米泰·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里纳·卡茨内尔逊（Rena Katznelson）和卡洛斯·克鲁特博希（Carlos Kruytbosch）。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加利福尼亚，伯克利
1959年5月15日
[1] 除我的著作外，这个项目的另两部论著：Herbert Hyma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Glencoe：The Free Press，1959）；William Kornhauser，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 （Glencoe：The Free Press，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