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经济发展与民主

一个复杂社会中的民主，可以定义为一种政治系统，该系统为定期更换政府官员提供合乎宪法的机会；也可以定义为一种社会机制，该机制允许尽可能多的人通过在政治职位竞争者中作出选择，以影响重大决策。

这个定义基本上是从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和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中抽象出来的 ^[1] ，它隐含着如下几个特定条件：（1）有这样一种“政治信条”或政治信仰体系：认为通过政党、新闻自由等方式表达信仰是合法（公认正当）的；（2）有一组执政的政治领导人；（3）有一组或多组希图执政并得到承认的领导人。

这些条件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如果一种政治系统不以允许权力和平“竞赛”的价值体系为特征，民主就会变得混乱无序。这是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其次，如果政治“博弈”的结果不是把实权定期授予某一集团，那么出现的与其说是民主，不如说是一种不稳定、不负责任的政体。这种事态曾出现在前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也贯穿了法兰西第三和第四共和国的大部分历史，尽管不是全部。它的特点是常常在互相有主要利益和价值冲突的政党间结成软弱的联合政府。第三，如果缺乏使有效的反对派继续存在的条件，执政者的权力将会不断增强，而公众对政策的影响将处于最低限度。这是所有一党制国家的情况，一般认为，至少在西方，这些国家是独裁国家。

本章和下一章将考察社会的两个严重影响稳定民主问题的特有因素：经济发展和合法性；所谓合法性，也可以说是社会的组织机构自认为以及被认为是正确和正当的程度。因为大多数缺乏长期政治民主传统的国家处在世界的不发达部分，所以当韦伯提出现代民主就其最明确的形式而言，只能出现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条件下时，他或许是正确的。 ^[2] 但是，在任何一个既存的社会，一方面是收入、教育和宗教一类事情，另一方面是民主，两方面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甚至在理论领域也不应提前考虑的原因在于：就社会的政治子系统的自动运行而论，一种政治形式可以在完全不利于它出现的条件下持续存在。换句话说，一种政治形式之所以可以建立，是因为同时存在一系列独特的历史因素，即使社会的主要特征有利于另一种政治形式。德国就是一个例子；在那里，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财富和教育，有利于建立民主制，但一系列不利的历史事件，使民主形式得不到合法性，因而削弱了这个国家对付危机的能力。

关键性历史事件既可以说明民主的持续存在，也可以说明民主的失落，因为这种事件可以启动某种过程，而这种过程可以在国家历史的下一代决定性时刻增加（或减少）民主复起的可能性。民主政治系统一旦建立，它就会“积聚力量”，创造社会基础（组织机构和制度）以保证它的继续存在。 ^[3] 因此，要想使幸存下来的“早熟的”民主存在下去，应当（格外）努力推进有助于民主的其他条件的成长，如普及文化或建立自治的民间组织。 ^[4] 在这一章，我主要探讨教育一类用来支持民主政治系统的社会条件，而不详细论述政治博弈之特定规则一类用以维护这种系统的内部机制。 ^[5]

对复杂的社会系统进行比较研究，必不可免地要比较扼要地涉及任何一个社会的特定历史特点。 然而，只要所用定义可以覆盖大多数被认为是民主的或不民主的国家，那么一个所论国家，偏离民主的某一特定方面是不太重要的。在“比较民主的”与“比较不民主的”之间划一条截然的分界线也不是根本的，因为民主多半不是社会制度的单一性质，而是一些可以用多种不同方法分类的性质的复合。因为这个原因，我把所论国家分成一般类型，而不拟把它们从最高到最低加以分类，尽管在这里就墨西哥这样的国家提出了一些问题。

对所有国家进行分类的努力遇到了许多困难。为了减少世界各地政治实践的巨大差异带来的一些复杂情况，我的注意力一直是放在处于相同政治文化区域内的国家的差异上。最好用来这种内部比较的两个区域，一个是拉丁美洲，一个是欧洲和英语系的国家。在亚洲国家间和阿拉伯国家间也可以作比较有限的比较。

界定欧洲式民主所用的主要标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持续不间断的政治民主和过去25年没有反对民主“博弈规则”的大政治运动。 对于拉丁美洲，标准多少有些不太严格，那是看一个特定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大部分时间，是否有某种程度的自由选举的历史。 ^[6] 如果说在欧洲我们要找稳固的民主的话，那么在南美，我们要找没有经常进行独裁统治的国家（见表2.1）。

欧洲和美洲国家的经济发展

把政治系统与社会其他方面联系起来的最普遍的概括或许是，民主与经济发展的状况有关。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从亚里士多德到现在，人们一直认为，只有在富裕社会，即生活在现实贫困线上的公民相对较多的社会，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大批民众理智地参与政治，培养必要的自我约束，以避免盲从不负责任的煽动的呼吁。一个分化成大多数贫困民众和少数显贵的社会，要么导致寡头统治（少数上层分子的独裁统治），要么导致暴政（以民众为基础的独裁统治）。

注：

① 这张表的大部分内容是根据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城市研究中心（Berkeley，California）提供的资料编制的。每类中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被用于每项计算，因为对于所有国家不能得到一致的资料。例如阿尔巴尼亚和东德，它们可供使用的资料就是极少的。苏联不在考虑之内，因为它的大部分在亚洲。

② United Nations，Statistical Office， National and Per Capita Income in Seventy Countries，1949, Statistical Papers，Series E，No.1，New York，1950，pp.14—16.

③ United Nations，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52, Table 11，pp.46—48.

④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al Yearbook，1956, Table 139，pp.333—338.

⑤ Ibid., Table 149，p.387.

⑥ Ibid. ，Table 189，p.641.这些数字对应的人口基数与所报道的电话和收音机数的年份是不同年的，但是对于分组比较的目标来说，这种出入是不重要的。

⑦ United Nations， A Preliminary Report ...，op．cit., Appendix B，pp.86—89.

⑧ United Nations， Demographic Yearbook，1956, Table 12，pp.350—370.

⑨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al Yearbook，1956，op．cit., Table 127，pp.308—310.数字指商业生产的能量，以煤的对应公吨数为计。

⑩ United Nations， A Preliminary Report ...，op.cit ., Appendix A，pp.79—86.文化普及率大于95%的所有国家数。

⑪ United Nations， A Preliminary Report ...，op．cit., pp.86—100.数字是指1946年到1950年这段时间，总人口每1 000人中初等教育初年级的入学人数。初等教育一年级的入学年龄，不同国家有所不同，变化范围是5岁到8岁。总人口中每1 000人中这个年龄段的人数，不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多。这使给出的数字偏向于夸大不发达国家总人口接受初等教育人数的百分比，尽管它们这个年龄组的儿童入学人数较少。因此，考虑到由这个来源带来的夸大，给出的数字更说明了教育与民主的明确关系。

⑫ Ibid., pp.86—100.

⑬ UNESCO． World Survey of Education, Paris，1955.数字指总人口每1 000人中高等教育的入学人数。数字对应的年份在1949年到1952年之间，各国对高等教育的定义有所不同。

⑭ 据International Urban Research，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California。

⑮ Ibid.

⑯ Ibid.

为了具体验证这个假设，我使用了各种经济发展指数——财富、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对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欧洲和拉丁美洲已被分类为有程度不同民主的国家，计算了各种指数的平均值。

总之，如表2.2中的数据所指出，较为民主的国家，财富、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以及教育水平的平均值要高得多。如果把拉丁美洲和欧洲放在一张表上，差别就更加突出。 ^[7]

所用主要财富指数是人均国民收入、平均多少人拥有一辆汽车、几千人拥有一名医生，以及每千人拥有的收音机、电话和报刊数。每一项的差别都是引人注目的（见表2.2）。在比较民主的欧洲国家，17人拥有一辆汽车，而在比较不民主的欧洲国家，143人拥有一辆汽车。在比较不独裁的拉丁美洲国家，99人拥有一辆汽车，而在比较独裁的拉丁美洲国家，274人拥有一辆汽车。 这些不同组国家的收入差别也是明显的：对欧洲来说，比较民主的国家人均国民收入是695美元，而比较不民主的国家是308美元；对拉丁美洲来说，相应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分别是171美元和119美元。变化趋势同样是一致的，每组中人均国民收入最低的属于“比较不民主的”类型，最高的属于“比较民主的”类型。

工业化显然与财富指数有密切关系，它是以男性农业雇工的百分数和国内人均消耗的工业用“能源”（以每人每年吨煤计）来计量的。这两个指数同样显示了一致的结果。对于欧洲，“比较民主的”国家农业和有关职业受雇男工的平均百分数是21，而“比较不民主的”国家是41；对于拉丁美洲，“比较不独裁的”国家是52，而“比较独裁的”国家是67。人均能源消耗的差别同样很大。

城市化程度也与民主的状态有关。 ^[8] 从国际城市研究中心（加利福尼亚伯克利）编辑的资料中可以得到三个不同的城市化指数：住在2万人以上社区的人口的百分数、住在10万人以上社区的人口的百分数、居住在大城市区域的人口的百分数。就所调查的两大区域来说，比较民主的国家在所有这三个指数上都比比较不民主的国家高。

有许多人指出，国家总人口的教育水平越高，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所得到的比较资料证实了这个看法。在欧洲，“比较民主的”国家几乎人人都识字，最低的文化普及率是96%，而“比较不民主的”国家的文化普及率，平均为85%。在拉丁美洲，相应的普及率，“比较不独裁的”国家是74%；而“比较独裁的”国家是46% 。总人口每千人在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三个不同水平上的入学人数，都一致显示与民主程度有同样关系。海地和美国的极端情况表现了巨大差距：海地小学低年级的入学儿童数（总人口的11‰）比美国的大学入学人数（总人口的18‰）还要少。

既然行政管理的一贯宗旨已把更多的教育视为民主的基本条件 ^[9] ，那么，教育与民主的关系值得进行更广泛的探讨。正如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特别就南美写道的：“教育，如果说它不能使人成为好的公民，它至少使人成为好的公民变得比较容易。” ^[10] 教育多半可以开阔人的视野，使他能理解宽容准则的必要性，阻止他皈依极端主义学说，提高他在选举时作出合理选择的能力。

教育促进民主的这一证据，就个人行为水平在国家内部进行比较比在国家之间进行比较，更直接、更明显。舆论研究机构向不同国家的民众提问，问他们对宽容反对派的看法、对少数民族或种族的态度、对多党制与一党制的感受，所得到的回答表明，把作出民主性反应的人与其他人分开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是教育。一个人教育水平越高，他越可能相信民主的价值和支持民主的实践。 ^[11] 所有有关的研究都显示，教育既比收入重要，也比职业重要。

这些调查的结果可能使我们期望在国民教育水准和政治实践之间有一种更为密切的关系，而不像我们实际上所见到的那样。德国和法国属于欧洲教育最好的国家之列，但仅仅靠国民教育水准本身，并没有使它们的民主得到稳定。 ^[12] 不过，这两个国家的教育水准或许有可能用以阻止其他反民主势力。

如果我们不能说明教育的“高”水平是民主的充分条件，那么可供利用的证据表明，它近乎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在文盲依然广泛存在的拉丁美洲，在有半数以上人口是文盲的所有国家中，只有巴西一个国家可以归入“比较民主的”一类。

黎巴嫩是阿拉伯联盟的一个成员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保持民主制度；这个国家在该联盟中也是教育最好的（文化普及率达80%以上）。阿拉伯世界以东，只有两个国家菲律宾和日本，自1945年以来一直保持民主政体，而没有出现大的反民主政党。这两个国家，虽然在人均收入上低于大多数欧洲国家，但在教育成就上都名列世界的前茅。菲律宾高级中学和大学的入学率实际上仅次于美国，而日本的教育水平也比任何欧洲国家都高。

虽然证据是分别提出的，但经济发展的所有各个方面——工业化、城市化、财富和教育——的关系是如此之密切，以致构成一种与民主有政治关联的主要因素。 中东的近期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在1951年至1952年，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和美国应用社会研究所对土耳其、黎巴嫩、埃及、叙利亚、约旦和伊朗作了调查，结果发现，在城市化、文化普及、投票率、大众传播媒介的使用和生产以及教育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13] ；还对有联合国统计资料可供利用的所有国家（54个国家），计算了4个基本变量的单相关和多相关系数，结果是 ^[14] ：

在中东，土耳其和黎巴嫩的大部分经济发展指数比另外4个被分析的国家高。丹尼尔·勒纳在报道这项研究时指出：“在埃及、叙利亚、约旦和伊朗，战后的大量事件是为控制政权展开的激烈斗争，而在土耳其和黎巴嫩，（直到最近）明显缺少这种斗争，那里政权的控制是由选举决定的。” ^[15]

勒纳还进一步指出，任意地区不均衡发展对全面稳定的影响，以及所有这些变量协调变化的必要性。在比较埃及和土耳其的城市化和文化普及率时，他得出结论：虽然埃及比土耳其城市化水平高得多，但它不是真正“现代化的”，甚至不具备现代化的适当基础，因为文化普及没有跟上。在土耳其，现代化的几个指数都是同步的，随着投票参与率的提高（1950年为36%），文化普及率、城市化水平等也跟着提高，持平衡状态。在埃及，城市里充斥着“无家可归的文盲”，他们为支持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动员提供了现成的拥护者。以勒纳的尺度看，埃及的文化普及率应当比土耳其高一倍，因为它的城市化水平高一倍。在勒纳看来，埃及只有它应有文化普及率一半的事实，可以解释为“失衡现象”；这种失衡“往往导致徘徊不前，加速社会瓦解”，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反映在经济上。 ^[16]

勒纳提出了一项重要的理论补充——大意是：现代化过程中的这些关键变量可以视为历史现象，而后来发展的民主部分，是“参与性社会（他的现代工业社会术语之一）的高层建筑”。他关于这些变量——被视为阶段性特征——之间关系的看法，值得在此用些篇幅加以引证：

参与性社会的长期进化，似乎涉及有一定顺序的三个阶段。首先到来的是城市化，因为只有城市产生了具有现代工业经济特征的技能和资源的结合。在这种城市的发源地内部，孕育了两种区别下两个阶段的性质——识字能力和传播媒介的发展。这两种性质之间有密切的互补关系，因为识字的人要开发传播媒介，而传媒又扩散识字能力。不过，识字能力在第二阶段起关键作用。首先是较少数人有了阅读的能力，这就武装了他们，以完成社会走向现代化征途中所必需的各种任务。直到第三阶段，即工业发展的复杂技术已相当先进时，社会才开始大规模地发行报刊，建立广播网，摄制电影。这又加速了文化的普及。我们在所有现代先进社会所见到的那些参与制度（如选举投票），已超出了这种相互作用。 ^[17]

但勒纳的论点，即现代化的这些因素在功能上是相互依存的，根本没有为他的资料所证实。然而，本章所提出的材料，为沿着这些思路进行研究提供了可能。如埃及，那里“滞后的”文化普及率与严重的危机和潜在的动荡有关，异常的例子也见于欧洲和拉丁美洲。分析这些例子——不拟作为本书的任务——可以进一步阐明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和制度变革期间社会稳定性的问题。

经济发展与阶级斗争

经济发展会带来不断增长的收入、更大的经济保障和普遍的高等教育，通过允许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对政治进行长时间观察，以及提出一些比较复杂的渐进主义政治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阶级斗争”的形式。长期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信仰，可能只是比较富裕的下层阶级的意识形态。说明这个论点的明显证据，可以在不同国家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方式与国民收入的关系中找到；由于影响国家政治生活的许多其他的文化、历史和法律的因素，这种关系几乎是令人震惊的。

在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最富的国家中，不仅共产主义政党几乎不存在，而且社会主义政党也从来没能使自己成为主要力量。在1949年（上一年联合国标准统计资料出版）人均年国民收入超过500美元的10个次最富国家——新西兰、瑞士、瑞典、英国、丹麦、澳大利亚、挪威、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温和的社会主义以左派政治的形式占主导地位。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共产党人获得超过7%的选票，其中共产党平均得票实际上在4%左右。在1949年，人均国民收入低于500美元的8个欧洲国家——法国、冰岛、捷克斯洛伐克、芬兰、西德、匈牙利、意大利和奥地利，战后都至少有一次共产党与非共产党竞争的民主选举；其中有6个国家，共产党得票高于16%，8个国家的得票总平均数高于20%。两个低收入国家，德国和奥地利，共产党人力量薄弱，都有苏联占领的切身体验。

在另外两个人均国民收入低于500美元的欧洲国家——西班牙和希腊，左翼极端主义还控制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在佛朗哥之前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和左的社会主义远比温和的社会主义要强；而希腊，1949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28美元，共产党人大大强于社会主义者；近年，一些政治主张相似的政党获得了大量选票。 ^[18]

在西方国家，人均国民收入所反映的国民经济发展与共产主义和其他极端主义团体的力量，这两者之间的逆相关，看上去强于其他全国性变量如民族因素或宗教因素之间的相关性。 贫穷国家中两个有强大共产主义运动的国家——冰岛和芬兰，有斯堪的纳维亚人和马丁·路德的信徒。在欧洲的天主教国家中，除奥地利外，所有贫穷国家都有强大的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运动。两个最富的天主教民主国家——比利时和卢森堡，几乎没有共产主义者。虽然瑞士的法兰西人和意大利人居住区深受法国和意大利文化生活的影响，但在这些区的工人中，几乎没有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生活在欧洲的最富国家中。

最近对9国公民态度进行的一次比较民意测验调查证实了人均财富的低水平与足以为政治极端主义提供社会基础的不满情绪的积累之间的相关性。在这些国家中，个人的安全感与人均收入（0.45）相关，也与人均食物供给（0.55）相关。一个人对自己国家的满意程度，可以通过让他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来衡量：世界上哪个国家使你最有可能过你所喜欢过的生活？如果把这样得到的满意程度用作对国家不满情绪的指标，那么不满与经济财富的相关性会更高。这种研究报道，人均国民收入与对自己国家的满意程度是明显相关的，其相关系数为0.74。 ^[19]

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困苦或贫穷本身是激进主义的主要原因。有大量证据可以证实这样的论点：如果人们处在一种看不到变革可能性的环境中，那么这种环境下的稳定的贫困甚至可能滋长保守主义。 ^[20] 如果个人经历把自己与他人的重要交往和接触限制在与自己一样的水平上，假设其他条件都相同，那么这样的人会比那些经济境况较好，而又看到有可能得到更好生活方式的人更保守。 这种情况下的动力似乎是看到了更好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而不是贫困本身。正如卡尔·马克思用一段有洞察力的话所表达的：“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 ^[21]

随着国内和国家间现代通讯和交通工具的发展，受到贫困折磨而不知道有更好生活方式或不知道改善自身状况可能的人群，似乎越来越少，特别是在西方世界的城市地区。只有在受传统支配的社会中，才可望找到这类稳定的贫穷。

由于分层体系中的地位总是相对的，而且满足或剥夺是按照与他人相比境遇好坏来体验的，所以不论国家穷富，各国的下层阶级都显示出各种怨恨现有报酬分配制度的信号，支持一些鼓吹某种再分配形式的政党和组织，是不足为奇的。 这些政党在贫穷国家比在富裕国家采取的斗争形式更极端，更激进，这一事实可能与贫穷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有较大的关系，而不是与穷人实际上在不容置疑的条件方面较为贫困的事实相关。联合国机构对财富分配进行的一项比较研究表明：“总人口中最富的那部分（如世界第十巨富、第五巨富等），在不发达国家得到的总收入比例，大于在发达国家得到的。” ^[22] 专业和半专业人员与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在贫穷国家比在富国大得多。在体力劳动者当中，“熟练工人与不熟练工人的工资差别在不发达国家似乎更大。相反，至少在几个发达国家，拉平收入差距的过程已通过全面增加国民收入而得到促进……不是降低较富者的收入，而是加快提高较穷者的收入”。 ^[23]

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消费品的分配也倾向于变得比较平均。国家越富，它的总人口中拥有汽车、电话、浴缸、制冷设备等的比例就越大。在这些用品短缺的国家，对它们的分享必然比不上比较富裕的国家。例如，在许多欧洲国家，能买得起汽车、洗衣机、相当漂亮的住房、电话、高级服装，或能送自己孩子读完高中或上大学的人，仍然只是总人口中的少数。而美国或加拿大的巨额国民财富，甚或次一等的澳大利亚自治领或瑞典的国民财富，也意味着相邻社会阶级的生活水准之间，差距相对较小，甚至社会地位相差很大的阶级，也比南欧的同类阶级，享有更近乎相同的消费方式。对于南欧人来说，更不用说对“不发达”国家居民，社会分层是以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别为特征的，因为不同阶层拥有或买得起的用品很少有雷同之处。因此可以说，国家越富，作为贫困的主要根源而体验到的地位自卑感就越少。

财富的增加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通过使下层阶级日益面对要他们减少对某些意识形态的信仰和放弃极端主义思潮的交叉压力，也有助于民主。这个过程的运行将在下一章作较详细的论述，不过它意味着把这些阶级纳入一种不同于它们低级的孤立文化的全国一体化文化。

马克思相信，无产阶级是革命力量，因为它一无所有，失去的只是锁链，而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但是，托克维尔在分析美国的下层阶级为什么支持现存制度时，先于马克思，换一种方式说出了马克思的意思：“只有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才会反抗。” ^[24]

财富的增加会改变社会分层结构的形态，从有强大下层阶级基础的高大金字塔形向中产阶级日益强大的菱形的转变，影响到中产阶级的政治作用。强大的中产阶级，通过支持温和的和民主的政党以及遏制极端主义团体，可以缓解冲突。

上层阶级的政治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也与国民收入有关。国家越穷，下层阶级生活的绝对水准越低，迫使上层阶级把下层阶级视为粗俗、天生低贱，甚至视为人类社会范围之外的低级种姓的压力就越大。上层与下层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别使这种情况成为心理的必然。结果，上层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把下层阶级的政治权利，特别是分享权力的权利，看作本质上是荒谬的和不道德的。上层阶级不仅本身反对民主，而且他们时常表现出的傲慢政治行为，还足以强化下层阶级方面的极端主义反应。

国家的总收入水平也影响它对民主规范的接受能力。倘若国家有足够的财富，以致使财富是否进行某种重新分配并不会造成很大的差异，那么就比较容易接受哪一方执政都没多大关系的观念。如果失去官职意味着主要权力集团的严重损失，那么他们就会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寻求保住或得到官位。一定量的国家财富对于确保一支能干的文官队伍同样是必要的。国家越穷，越注重裙带关系——亲属和朋友的支持。而这又转而减少了建立现代民主国家所必需的有效官僚制度的机会。 ^[25]

作为反对力量来源的民间组织，似乎同样与国家财富有关系。托克维尔和其他称之为“群体社会” ^[26] 理论的鼓吹者曾经认为，没有一大批与中央政权相对独立的组织的国家，不仅有革命的潜在可能性，而且有高度独裁的可能性。这样的组织具有多种功能：可以阻止国家或任何单一民间权力中心垄断全部政治资源；可以成为新意见的来源；可以成为向大部分公民进行宣传、特别是宣传反对意见的工具；可以训练人们的政治技巧，从而有助于提高他们关心和参与政治的水平。虽然没有可靠的资料论及群众性组织的模式与国家政治系统的关系，但来自个人行为研究的证据表明，撇开其他因素，加入社团的人比其他人更可能对诸如宽容和政党制度一类问题作出民主的回答，并参加投票或积极地参与政治。因为一个人越富裕，所受的教育越好，他就越可能加入群众性组织，所以组建这类组织的倾向似乎是随特定国家的收入水平和空闲时间的多少而变化的。 ^[27]

经济迅速发展引起的政治问题

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关系使许多西方政治家和政治评论家得出结论：我们时代的基本政治问题起因于迅速工业化的压力。有一种假设认为，只要不发达国家能够成功地在高生产率的道路上起步，我们就能挫败新建民主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本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观点被误认为标志着经济决定论或庸俗马克思主义在民主政治思想中的胜利。就这个理论而言，它的不幸在于，基于下层阶级的政治极端主义，特别是共产主义，不仅见于低收入国家，也见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当然，这种关系并不是一种新现象。1884年，恩格斯就注意到，在欧洲，旗帜鲜明的社会主义劳工运动是在工业迅速成长时期出现的，而它们的急剧衰落是在后来的缓慢变化时期。

20世纪前半叶，北欧国家左翼政治活动的模式说明了这一点，那里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现在是比较温和的，比较保守的。无论什么地方出现迅速的工业化，都会在前工业状态与工业状态之间造成剧烈的突变性，出现程度不同的极端主义工人运动。例如在斯堪的纳维亚，正如经济学家沃尔特·盖伦森（Walter Galenson）所指出 ^[28] ，丹麦、瑞典和挪威三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差别，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工业化的不同时间和速度来解释。丹麦社会民主党运动和工会总是站在国际劳工运动改良主义的、温和的和相对非马克思主义的一边。丹麦的工业化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城市发展速度也是适中的，这有利于城市工人阶级居住条件的改善。工业的缓慢发展意味着，工业化时期所有丹麦工人的很大一部分，是长期受雇于工业企业的人；这使得从乡村地区涌来的、可能成为极端主义派别基础的新来的人总是少数。在丹麦得到某种支持的左翼组织，是以迅速膨胀的工业企业为基础的。

可是在瑞典，从1900年到1914年，制造业发展极为迅猛。这引起非熟练工人——基本上是从乡村招募的——数量激增，同时造成工业工会而不是行会的大发展。在工业发展的同时，左翼运动开始在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内出现，反对工业大发展之前各自制定的温和政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强大的工团主义运动。同样，这些富于破坏性的左翼运动，在瑞典也是以迅速膨胀的工业企业为基础的。 ^[29]

挪威，是3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工业化起步最晚的国家，发展速度更快。由于水力发电站的出现、电化学工业的发展和持续建设的需要，挪威的产业工人在1905年到1920年人数翻了一番。像在瑞典一样，劳动力的这种增长意味着，温和的传统行会运动为非熟练和半熟练的工人所压倒，这些工人大部分是来自乡村的年轻移居者。左翼运动开始在劳工联盟和工党内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控制了这两个组织。值得注意的是，挪威是第三国际成立时仍处于迅速工业化阶段的唯一一个西欧国家，它的工党是唯一一个几乎完好无损转变成共产主义政党的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左翼，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发展迅速的产业中的工人，在社会民主党内也保有相当多的支持，而这个党的较温和部分是以比较稳定的已经建立的工业企业为基础的。 ^[30]

迅速工业化与工人阶级极端主义之间关系的最显著例证是俄国革命。在沙皇时代的俄国，工业人口从1897年的160万猛增到1913年的260万。 ^[31] 托洛茨基在他的《俄国革命史》中曾写到，罢工率和工会战斗性的增长，是与工业的发展同步的。在欧洲，俄国和挪威这两个1920年前革命左翼都控制了劳工运动主要部分的国家，也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和基本的工业化过程仍在继续进行的国家，这大概不是一种巧合。

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出现，是对迅速工业化所造成的畸变的响应，而这种运动的衰落，如恩格斯所说，是出现在“向大工业的过渡大体已完成……［和］无产阶级所处的境况现在已经稳定” ^[32] 的场合。当然，这样的国家确切地说是工业化国家，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在那里目前只是作为宗派教条存在。不过，在那些工业化从未发生的欧洲国家，或者说，在没有建立一种有效的大规模工业经济，因而也没有高水平的生产率和持续增长的大众消费模式的场合，还存在极端主义劳工运动产生或延续的条件。

另一种不同类型的极端主义，是以小企业主阶级（包括城市的和农村的）为基础；它出现在欠发达社会，也出现在有一定工业化程度而往往文化落后的社会。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似乎有一个范围，从部分中产阶级，特别是小商人和农场主一度表现出的脆弱性，到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和强大的劳工运动。第五章将详细分析这种现象，因为它出现在许多国家。

显然，这里所讨论的与稳定民主有关的条件，最容易在西北欧国家以及它们在美洲和澳洲的说英语的后代国家中见到。特别是韦伯，曾就此指出，多种因素历史地、独一无二地联合在一起，在这个地区，既产生了民主，又产生了资本主义。有一种基本论点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新教的社会有其最大的机会，这种发展造就了市民阶级，而市民阶级的存在，既是民主的催化剂，又是民主的必要条件。新教主义对个人责任的重视，促进这些国家出现民主的价值观，并导致市民与王权结盟，从而保留了君主政体，也扩大了保守阶层对民主的承认。或许人们会问，经济发展、新教主义、君主政体、渐进的政治变革、合法性和民主这一连串相关因素哪一个是主要的，但事实仍然是它们的的确确交织在一起。 ^[33]

我将在下一章开始考察有特定历史渊源的民主的某些必要条件，特别是那些与民主政治系统所要求的合法性和缓解政治冲突机制有关的条件。这些条件虽然都与经济发展有关，然而又不同于经济发展，因为它们是政治系统内部的因素，不是全社会的属性。

方法论附录

与其他一些在社会总体层次上探讨社会现象的研究相比，本章的方法论有着内在的不同，因而阐明潜含在文字表述下的方法论前提或许是有益的。

人们在研究一种社会制度的复杂性特征时，如民主制、官僚化程度、分层制的类型，采用的方法通常要么是简化法，要么就是“理想型”方法。前一种方法并不认为上述这些特征就是制度特征本身，主张个体行为的特征才是社会学范畴的要点。对这一学派而言，民主态度的程度、或官僚行为的程度、或者声望与权力序列的数目与类型，构成了民主制、官僚制或阶级特征的要义。

“理想型”方法的起点是一个相似的假设，但结论却相反。这一相似性的假设认为，社会是复杂的现象秩序，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内在矛盾，要把这些矛盾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概括的话，就必须建构一种对选择过的要素作有系统的表述，对于要素的选择是由科学家的特殊兴趣与视角决定的。相反的结论认为对“民主”或“官僚制”秩序的抽象，与实际存在的复杂社会系统的状态或特征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包含了各种在逻辑上相互关联的特征，它们从整体上说是那些现实中不存在的社会的特征。 ^[34] 韦伯的“官僚制”概念就是一个例子，它包含了一系列职位，这些职位并不由公职者“占有”，它总是强调档案记录、按功能划分职责等；政治科学中对民主的一般定义也是如此，它假设个人的政治决定是以人们对自己的目标与实际政治状况的理性认识为基础的。

仅仅根据这些概念或理想型与现实不相对应而批评它们是极不恰当的，因为它们的本意就不是要描述现实，而是想为比较现实的不同侧面提供一个具有逻辑连贯性的基础。通常这种方法是相当有效的，这里也无意要用另一种方法取代它，而只是想提出另一种可能的方法用以概括社会系统的复杂特征，这一方法是出自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同事在不同层次的分析中所首创的多变量分析。 ^[35]

这一方法的不同之处是否可认为抽象化的理论范畴与整个社会系统之间有一种正确的关系这一问题。本章有关民主，以及民主、经济发展和政治合法性之间的关系所提出的统计资料，其含义在于，现存社会整个系统的某些侧面可以用理论术语加以叙述，可以与其他系统的相似侧面相比较，同时还可以从经过其他研究者核实（或质疑）的经验资料中推导出来，这并不意味不能存在与一般的概括相矛盾的情况，或者在较低层次的社会组织中不能出现明显不同的特征。比如，就整个国家的情况而言，美国可以说是民主的，然而国内的大多数附属组织却可能是不民主的。在另一个层次上，与一家公司相比较，教会可以被认为是一个“非官僚化”的组织，然而教会组织的一些重要部门可能与该公司的最官僚化的部门一样官僚化。在又一个层次上，出于对某个人的整体人格作心理学评估的同时，把某个个体看作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很合情合理的，然而在某些时候，他的行为却一点不像得了精神分裂症。由此看来，关键在于在某一特定概括的层次上就一个系统的整体功能（不论是在个人、团体、组织，还是在社会层次上）作比较时，适用于一个社会整体的概括与哪些适用于其他系统的概括是同类的和具有同等程度的正确性，而且还要经得起同样的经验检验。由于缺乏对几种社会作系统的比较研究，这一关键点被模糊了。

这一方法还强调这样一种观点，只要在一个系统内，各种特征有某种程度的自主，那么一个系统整体的复杂特征就具有多变量的原因与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官僚制与城市化以及民主都有许多原因和结果。

从这个观点看，很难确定任何一种因素“引起”了任何的复杂社会特征，或与这些特征有关键的联系。毋宁说，可以认为一切这类特征（这只是一个指导研究的方法论假设，并非一个实际观点）都有多变量的原因与结果。这一点用一个图式来说明，也许会更清楚些，这个图式指出了民主、与民主的出现相关的初始条件、一个现存的民主制度的结果三者之间的某些可能的关系。

出现在“民主”两边的某个因素，意味着它是民主的初始条件，而在民主一旦建立起来之后，又维持了社会的这一特征——比如说一个开放的阶级系统这一特征。另一方面，民主的某些初始结果，如官僚制，又可能具有削弱民主的作用，如反方向的箭头所标示的。在“民主”右边出现的因素，并不意味着民主“引起”了它的出现，只是说民主作为一种初始条件有利于它的发展。同样，官僚制是民主的结果之一这一假设并不意味着民主是唯一的原因，而毋宁说如果把官僚制作为研究问题的中心，在其必须阐明的条件下，民主制度具有促进某种类型的官僚制的发展的作用。这一图式并不是一个揭示了与民主的出现相关的一般性社会条件的完美模式，而只是一种说明方法论要点的方式，这种方法论涉及的是在一个社会系统整体中各种关系所具有的多变量特征。

从而，在一个多变量系统中，研究重心可以放在任何一个要素上，对于它的条件与结果的阐释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就它的出现的必要充分条件形成了一个完善的理论。本章并不试图提出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而只是要对由传统的民主理论所蕴含的某些关系加以总结并进行经验检验。

注释

[1]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Harper & Bros.，1947），pp.232—302，特别见p.269;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226；另见约翰·普莱曼纳兹（John Plamenatz）关于民主含义的讨论，转引自Richard McKean，ed.， Democracy in a World of Tension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1），pp.302—327。

[2] 见Max Weber，“Zur Lage der bürgerlichen Demokratie in Russland,”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22（1906），pp.346 ff。

[3] 见S.M.Lipset，“A Sociologist Looks at History,” 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 1（1958），pp.13—17。

[4] 沃尔特·加伦森（Walter Galenson）指出，民主也可能因为容忍公众要求把资源从投资转向消费而危及经济发展。一方面是向工业化的密集投入，一方面是对直接社会服务的普遍要求，这两方面的最终冲突转而将削弱民主状态。因此，不发达国家即使实现了民主，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是处于来自固有冲突的不断压力之下。见Walter Galenson，ed.， Labo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59），pp.16 ff。

[5] 见Morris Janowitz and Dwaine Marvick， Competitive Pressure and Democratic Consent, Michigan Governmental Studies，No.32（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56）；以及Robert A.Dahl，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特别见Chap.4，pp.90—123，其中谈到为了说明民主的某些内部机制，以及所作的系统研究。另见David Easton，“An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Political Systems,” World Politics, 9（1957），pp.383—400，其中讨论了政治制度的内部分析问题。

[6] 历史学家阿瑟·P.惠特克（Arthur P.Whitaker）总结拉丁美洲问题专家的看法说：“最接近民主理想的国家是……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见“The Pathology of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A Historian's Point of View,”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4（1950），pp.101—118。在这一类上，我再加上墨西哥。墨西哥允许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建立反对党的自由，尽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不允许反对党有赢得选举的机会，因为选票是由在任者计数的。反对组织的存在、竞争的选举和执政的革命组织党各派别间的调整，的确给这个国家引入了有相当普遍影响的因素。
卢塞尔·菲茨吉本（Russell Fitzgibbon）为获得基于各方面专家意见的“关于拉丁美洲民主的统计评估”作了有益的努力，不过他的工作不适用于本书的目的。不但需要根据纯政治标准把一些国家进行民主国家排序，而且还要考虑“生活标准”和“教育水平”等因素。生活标准和教育水平可以是民主的条件，但不是民主本身的一个方面。见Russell H.Fitzgibbon，“A Statistical Evaluation of Latin American Democracy,”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9（1956），pp.607—619。

[7] 里尔·W.香农（Lyle W.Shannon）曾把经济发展指数与国家是否自治相联系，他的结论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他没有给出定为自治国家和不自治国家的详细情况，所以没有直接办法确定“民主”国家与“自治”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过本章所考察的所有国家都是基于如下假定选定的：对于不自治的国家，以“民主”说明它的特征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这里的所有国家，不管是民主的，还是专政的，大概都属于香农的“自治”类型。香农证明不发达与缺乏自治有关，而我的资料表明，一旦实现自治，发展仍然与政治制度的性质有关系。见香农主编的 Unstable Areas （New York：Harper & Bros.，1957），以及他的文章，“Is Level of Development Related to Capacity for Self-Govern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sts and Sociology, 17（1958），pp.367—382。在这篇文章中，香农构造了一个复合发展参数；用的指数如多少人拥有一名医生，与本章表中的相同，资料来源也是联合国。香农的工作在本章第一次写成之后才引起我的注意，因此我和他的分析可以看作是对比较假说的两个独立检验。

[8] 一些政治理论家常把地市化与民主相联系。哈罗德·J.拉斯基（Harold J.Laski）断言，“有组织的民主是城市生活的产物”，而根据希腊城邦对“公民”定义的限定，民主自然应当首先有效地出现在希腊城邦中。见他的文章“Democracy”，in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New York：Macmillan，1937），Vol.V，pp.76—85。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城市作为政治社区的一定类型，是西方特有的一种现象，而从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的社会发展来看，它可以追溯到“公民身份”概念的出现。关于韦伯观点的一部分论述，见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Glencoe：The Free Press，1950），Chapter on“Citizenship”，pp.315—338。

[9] 见John Dewey，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New York：Macmillan，1916）。

[10] James Bryce， South America：Observations and Impressions （New York：Macmillan，1912），p.546.布里斯（Bryce）考察了南美影响民主机会的几种条件，其中某些大体上与这里提出的相同。国家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地区间交流的难易，因而也决定了“共同舆论”形成的难易。布里斯提到“人种”条件，实际上是指不管种族共性是否存在，不同种族集团或语言集团的存在有碍于“共同体的共性和团结，而这几乎是民主政体得以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经济和社会条件包括经济发展，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文化普及。除了这些“共同的”因素之外，布里斯还详述了在南美每个国家起作用的特殊历史因素。见James Bryce， op．cit., pp.527—533 and 580 ff。另见Karl Mannheim， Freedom，Power and Democratic Planning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0）。

[11] 见G.H.Smith，“Liberalism and Level of Informatio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9（1948），pp.65—82; Martin A.Trow， Right Wing Radicalism and Political Intolerance （Ph.D．thesis，Department of Sociology，Columbia University，1957），p.17; Samuel A.Stouffer， Communism，Conformity and Civil Liberties （New York：Boubleday & Co.，Inc.，1955）; Kotaro Kido and Masataka Sugi，“A Report of Research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in Tokyo”（III）， Japa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1954），pp.74—100。这个问题在本书第四章还要讨论。

[12] 杜威（Dewey）指出，教育制度的特征将影响它对民主的影响，这可以说明德国不稳定的某些原因。按照杜威写于1916年的看法，德国教育的目的之一，是“纪律训练，而不是个人的发展”。主要目的是使接受教育者“吸收现存制度的目的和意图”，对它们“绝对服从”。这一点引起的问题，虽然这里不能讨论，但说明了民主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因素如教育的关系的复杂性质。见John Dewey， op．cit. ，pp.108—110。

[13] 这项研究在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的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Glencoe：The Free Press，1958）中作了报道。据说相关关系来自调查统计资料。调查的主要方面涉及对大众媒介的反应和意见，以及有关适合于现代和传统社会的人格类型的推论。

[14] Ibid., p.63.政治参与指数是过去5年选举中投票的百分数。这些结果不能认为是对文中给出关系的独立证明，因为数据和变量基本上是相同的（它们也见于Lyle Shannon， op．cit. ），不过，使用3种完全不同的方法——Ø系数、多相关系数、以及平均值与变化范围——而得出相同的结果，这充分说明，这些关系不能归因于计算的人为技巧。还应当指出，3种分析是在互相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

[15] Ibid., pp.84—85.

[16] Ibid., pp.87—89．关于不发达地区的其他理论，也强调了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循环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把分析构筑“现代化”社会各种制度的复合系统推向政治领域的一次努力。罗·施诺（Leo Schnore）即将问世的专著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An Ecological Approach） 是把技术、人口统计和组织（包括文化普及率和人均国民收入）方面的变量，作为一种相关的复合系统联系在一起的。哈威·莱本斯坦（Harvey Leibenstein）的近著（ Economic Backwardness and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57），是把“准平衡”经济理论框架内的“不发达”，视为社会各个互相联系、互相支持方面的一种复合系统，把文化和政治特征——文盲状态、缺乏中产阶级、原始的交流系统——作为这种复合系统的组成部分。（pp.39—41）

[17] Lerner， op.cit. ，p.60.勒纳（Lerner）还强调了“现代”社会的某些人格条件，这些条件也可以与民主的人格条件相联系。按照他的看法，现代社会物质的和社会的变动性，要求灵活的人格，即适应迅速变化的能力。“灵活的感觉是如此适应变化，以致自身系统的重新调整成了它的特有模式”，发扬这种灵活感是20世纪的任务。这种品格的主要特点是移情，意思是“站在其他同伴的立场审视自己的胸怀和素质，无论对自己是否有利”。（pp.49 ff）
这种心理学特征是导致对民主的预适应（意即乐意接受他人的观点），还是导致与“大社会”型人格（意即缺乏根植于有回报参与的、坚实的个人价值观）的反民主趋势更紧密的联系，现在仍是个问题，移情（或多或少是一种“世界主义”的世界观）可能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人格特征，决定它带来什么社会后果，是宽容和民主态度，还是漫无目的和沉沦，在于另一些特殊条件。

[18] 希腊是欧洲经济上最穷的政治民主国家，“现在是欧洲唯一一个没有社会党的国家。1945年，一些人与占领时期的共产主义者合作，成立了社会党（ELD），后于1953年8月自行解散，成了其易变的亲共产主义政策的牺牲品。整个阵地之所以放弃交给共产主义者，理由是条件不成熟，不足以开展社会主义运动！”Manolis Karakas，“Grecian Apathy,” Socialist Commentary, May 1957，p.21；在1958年5月11日的选举中，“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民主左翼联盟在300个议会席位中，赢得了78席，现在它是希腊第二大政党。见 New York Times, May 16，1958，p.3，col.4。

[19] William Buchanan and Hadley Cantril， How Nations See Each Other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53），p.35.

[20] 见Emile Durkheim， Suicide：A Study in Sociology （Glencoe：The Free Press，1951），pp.253—254；另见Daniel Bell，“The Theory of Mass Society,” Commentary, 22（1956），p.80。

[21] Karl Marx，“Wage-Labor and Capital,”in Selected Works, Vol．I（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33），pp.268—269.“社会紧张状态是未实现期望的表现”，见Daniel Bell， op.cit., p.80。

[22] United Nations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World Social Situation （New York：1952），pp.123—133.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最近指出：“国家越穷，贫富差别越大确实是一种有规律的现象。” An International Economy （New York：Harper & Bros.，1956），p.133.

[23] United Nations Preliminary Report ...，ibid. （另见表2.2）最近在美国和一些西欧国家完成的一项收入分布比较研究表明，这些国家的收入分布形式，“不存在任何较大差别”。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的这种发现似乎与上述来自联合国统计署的结论相抵触，尽管后者主要涉及的是工业化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差别。总之，应当注意，索洛同意社会下层在穷国和富国的相对地位是完全不同的。如他所说：“在把欧洲和美国加以比较时，脱离收入的绝对水平，谈论相对收入的不平等，这是否有意义是可疑的。一种收入是另一种收入的4倍，有不同的内涵；从低收入一方看，这意味着一方面存在营养不良，而另一方面有某种过剩。”Robert M.Solow， A Survey of Income Inequality Since the War （Stanford：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 Science，1958，mimeographed），pp.41—44，78.

[24]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I（New York：Alfred A.Knopf，Vintage ed.，1945），p.258.

[25] 关于在一个新国家中的这个问题的讨论，见David Apter， The Gold Coast in Transitio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5），特别见Chaps.9 and 13。阿普特（Apter）说明了有效的官僚机构以及接受官僚价值标准和行为模式，对民主秩序存在的重要性。

[26] 见Emil Lederer， The State of The Masses （New York：Norton，1940）; Hannah Arendt，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Harcourt & Co.，1951）; Max 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7）; Karl Mannheim， 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uction （New York：Harcourt，Brace & Co.，1940）; Philip Selznick， The Organizational Weapon （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1952）; José Ortega y Gasset， 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New York：Norton，1932）; William Kornhauser，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 （Glencoe：The Free Press，1959）。

[27] 见Edward Banfield，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Glencoe：The Free Press，1958），该书对极端贫困化何以使意大利南部社区组织衰落作了精彩描述。确实有来自美国、德国、英国和瑞典的民间测验的资料证实，这些国家有些地方成人的40%到50%属于民间组织，而且比较不稳定民主国家——法国和德国——的成员比率，不比比较稳定民主国家——美国、英国和瑞典——的成员比例少。这些结果对通常的看法提出了挑战，尽管不能作出确定的结论，因为大部分研究使用了不可比的类别因素。这个问题在许多国家引起了进一步研究。关于这些国家的研究资料见下述论著。
关于法国，见Arnold Rose， Theory and Method in the Social Sciences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54），p.74；以及O.R.Gallagher，“Voluntary Associations in France,” Social Forces, 36（1957），pp.154—156。关于德国，见Erich Reigrotzki， Soziale Verfelshtung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Tübingen：J.D.B.Mohr，1956），p.164。关于美国，见Charles L.Wright and Herbert H.Hyman，“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s of American Adults：Evidence from National Sample Survey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3（1858），p.287; J.C.Scott，Jr.，“Membership and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2（1957），pp.315—326；以及Herbert Maccoby，“The Differential Political Activity of Participants in a Voluntary Associ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3（1958），pp.524—533。关于英国，见Mass Observation， Puzzled People （London：Victor Gollancz，1947），p.119；以及Thomas Bottomore，“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Voluntary Organizations,”in David Glass，ed.， Social Mobility in Britain （Glencoe：The Free Press，1954），p.354。关于瑞典，见Gunnar Heckscher，“Pluralist Democracy：The Swedish Experience,” Social Research, 15（1948），pp.417—461。

[28] 见Walter Galenson， The Danish System of Labor Relation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2）；另见Galenson，“Scandinavis,”in Glaenson，ed.， Comparative Labor Movements （New York：Prentice-Hill，1952），特别见pp.105—120。

[29] 见Rudolf Heberle， Zur Geschichte der Arbeiterbewegung in Schweden, 收入 Probleme der Weltwirtschaft 的Vol．39，（Jena：Gustav Fischer，1925）。

[30] 见Ossip Flechtheim， Die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Offenbach am Main：Bollwerk-Verlag Karl Drott，1948），pp.213—214；另见Rose Laub Coser， An Analysis of the Early German Socialist Movement （unpublished M.A.Thesis，Department of Sociology，Columbia University，1951）。

[31] Colin Clark，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s Progress （London：Macmillan，1951），p.421.

[32] Freidrich Engles，“The Letter to Karl Kautsky,”Nov.8，1884，in Karl Marx and Freidrich Engels， Correspondece 1846—1895 （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46），p.422；另见Val R.Lorwin，“Working-class Poli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3（1958），pp.338—351；关于迅速工业化对政治之影响的精彩讨论，另见Reinhold Niebuhr， 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52），pp.112—118。

[33] 作为政治体系外要素分析的一部分，在引入历史事件时，我将按照真正社会学，甚至是功能主义的传统行事。正如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就此明确指出的：“……社会系统的一种‘解释’就是它的历史，我们从那里可以知道这种系统——因为历史详细说明了这种系统何以呈现现在的样子和在其所在的地方出现。同一系统的另一种解释可以通过证明……它是社会心理学规律或社会功能规律的一个特例。这两种解释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补的。”A.R.Radcliffe-Brown，“On the Concept of Function in Social Scien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37（1935），p.401；另见Max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Glencoe：The Free Press，1949），pp.164—188，其中对历史分析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作用作了详细讨论。

[34] 马克斯·韦伯的文章“‘Objectivity’in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收录于他的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op.cit.，pp.72—93。

[35] 在个别与各种社会特征多变量相关和相互作用的水平上，这种方法的方法论假设见Paul F.Lazarsfeld，“Interpretation of Statistical relations as a Research Operation,”in P.F.Lazarsfeld and M.Rosenberg，ed.， The Language of Social Research （Glencoe：The Free Press，1955），pp.115—125；以及H.Hyman， Survey Design and Analysis （Glencoe：The Free Press，1955），Chaps.6 and 7。另见Lipset， et al.，Union Democracy （Glencoe：The Free Press，1956），pp.419—432，以及本书第十二章的方法论附录。 AnC/A4sDerl/5lyUALedzb28qhO3QYUyz5goMf06AHUltt4KAtrOQu46xyBLk+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