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规划
系统性约束的作用

戴维·安德森

“城市规划”一词容易让人联想到技术专家型政客（technocratic politi-cians）、官僚和房地产开发商坐到一起，共商办公园区、道路和住宅的区位与规划。但这只是建筑环境的一个方面。在大多数城市，政府规划和私人规划都会出现，尽管后者只占很小的规模。私人规划通常是填充性的，它决定城市各区块的具体细节。正如彼得·戈登（Peter Gordon，2012，第181—182页）写道：

世界上许多大城市（尤其是首都）都彰显了传统规划方式的庄严。但是，大的城堡、公共大厅、公共场所和空间、城市标志性建筑、阅兵场或观礼台等类似元素大都远离城市居民的工作和生活。事实上，大多数城市（甚至是首都）都是自发填充形成的，这其中很多都与大型规划或设想无关。

有时，私人规划不只是单纯的填充。在美国，2000年以后建造的城市住宅一半都归业主协会或共管式公寓这样的私人规划社区协会所管（Webster et al.，2002）。其中一些私人规划社区居住着大量居民。弗吉尼亚州的莱斯顿（Reston）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地方2000年的人口就达到56400人。

私人城市规划并不限于共管式公寓和业主协会，还有很多其他非政府规划形式，如办公园区、购物中心和娱乐综合体。弗雷德·福德瓦瑞（Fred Fold-vary，1994）在一个经典而翔实的研究中指出，由私人组织提供街道、公园、安保等公共品通常是可行的，原因是这些并不是纯公共品，它们都有空间限制。这意味着较高的（并非极大的）排他成本，而且消费的非竞争性只适用有限的同时使用者。另外，公共品的价值资本化为特定地段的价值。的确，在传统新古典假设下，桑斯特里和伯特尼（Sonstelie and Portney，1978）借助蒂伯特模型讨论了追寻利润最大化的公司社区如何将公共服务的效率水平与最优社区规模相结合。

然而，现实世界并不是一个完全理性的世界，私人规划和公共规划如何更好地结合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本文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说明的是，尽管土地价值是衡量整体表现的很好指标，但在土地价值增值的过程中，与基于区位的知识收益并没有体现在土地价值中。土地价值是重要的，因为寻求利润的公共品供应商可以从更高的土地价格中赚取利润。

本文的第二个目的是提供一个新的基本框架，用于思考私人规划和政府规划相互作用下的城市发展。我认为，有两个互补的理论方法在这里非常有用。第一，产权经济理论为思考控制不同的空间产品提供了良好的框架。第二，最好将市场和民主理解成自生自发秩序，市场和民主条件下的分散决策是根据秩序特有的反馈机制（order-specific feedback）进行协调的。这种反馈机制产生了秩序特有的系统约束。系统约束的稳固性一方面取决于相关的自生自发秩序，另一方面取决于其他环境因素，如属性捆绑（attribute bundling）和聚集效应（agglomera-tion effects）。大部分真实世界的系统约束都允许政策制定者选择开发稀缺资源的方案。可行规划的多样性意味着资源的过度使用和使用不足都是普遍现象。

理论框架

产权

产权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上重要的产权是指事实上的控制 ，而不是法理上的法律责任（Zarzel，1989）。此外，大多数产品都是异质的，也就是说它们包含了一个开放式的属性束（bundle of attributes），其中每一种属性对消费者而言都可以产生单独的主观效用（从而消费者愿意花钱购买）（Anders-son，2008a）。如果一种资源可以使单个个体或群体受益（或受损）而将其他人排除在外，这种资源就有其产权属性。因此，财产的控制权就要求有排他权，这种权利还可以延伸出其他三种权利：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反过来，这些权利代表了获取效用收益、租金收入和销售收入的权利。可转让产权是一种可以出售或转让的权利（在禁止奴隶制的社会，对劳动力的所有权可以延伸到排他权、使用权和收益权，但不能延伸到转让权）。

一种资源会产生许多有价值的（生产和/或消费）属性。例如，我们可以将酒店房间设想为一个有价值的消费属性束，如睡觉空间、娱乐空间和购物便利性。一个寻求利润的公司通常是酒店的所有者，该公司作为有效产权的持有者，通过提供有限时间的使用权，换取经济利益（即酒店衍生出了收益权）。

一些属性接近于纯私人物品（房间属性），另一些属性如大堂、泳池等属于小规模领土上的公共品。因此，酒店将后者作为联合使用权提供，酒店的所有顾客都可以享用。对此，一个很好的解释是，如果确立和维护这些共享属性的个人产权，其预期交易成本和排他性成本之和就越过了预期价值（Webster and Lai，2003）。这种共享属性束也被称为“俱乐部产品”。请注意，如果共享属性束变得比以前更为普遍，拥堵成本就可能出现，这会增加进一步细分使用权的预期价值。

资源的属性束并非一成不变。企业家不断引进新的属性，例如，当酒店的游泳池添加上背景音乐后，“背景音乐”就增加了游泳愉悦感。属性创新也可能给企业家带来利润，它对应于超过合同型投入成本的收入。在一个不断发展的市场上，企业家是剩余索取人，他们对属性束的延伸和重新配置，体现了他们对商业机会的判断（Foss et al.，2007；Andersson，2008a）。同时，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也可能使消费者感到，某些一成不变的属性束是过时的。在构建属性束方面较迟钝的供应商可能面临更大的投入成本（由于更高的机会成本）和更少的收入（由于更好的替代品出现）。创造性破坏是创新市场中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Schumpeter，1934）。

在我们的酒店案例中，通常的情况是，酒店服务提供商依据市场价格信号行事。政治辖区（如城市）也提供大型的共同使用属性束，如公园、道路，但它们的决策制定者面临着不同类型的反馈。即使地方议会（local assembly）对当地的公园拥有排他权、使用权、收益权或转让权，他们也不受市场价格计算的影响。在此案例中，我们可以预期到他们看重的是选票和利益集团的捐资。民主反馈不同于市场反馈。因此，将政府和私有产权相分离就是有意义的，即使从静态角度来看，排他权和其他权利类似于私有产权。

一些资源属性实际上并不受谁控制。在市场中，创造和维护产权的预期价值小于预期交易成本及排他成本时，上述情况就会发生。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空气、阳光或雨水等充足的资源。但是，一些排他成本和交易成本较高的稀缺资源也是无法估价的。这样的例子包括地域性公共品，如一些（并不是所有）道路、公园，也包括地域性公害（public bads），如地方污染、不良行为等。这类属性不是私人财产也不是政府财产，它们属于开放准入的公有物。

为了理解私人财产与政府财产间的发展差异，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理论框架。自生自发秩序理论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框架，我们接下来将对之进行讨论。

自生自发秩序

迈克尔·波拉尼（1962）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973）给出了自生自发秩序的现代理解，尽管亚当·斯密（1776）“看不见的手”指的也是这一过程。其基本观点是，秩序并不是人为设计的。的确，分散的决策者通常追求独立，有时他们也在一系列不受结果影响的独立规则下追求相互矛盾的目标，尽管他们试图积累秩序特有的系统性资源。对于市场的自生自发秩序，其规则包括产权法和合同法，它的系统性资源是钱（Hayek，1973）。民主也是一种自生自发秩序，但其规则主要是宪法条款和选举规则，它的系统性资源是选票（diZerega，1989）。这是任何自由民主社会都存在的两个基本的自生自发秩序，因为它们几乎可以占据随意分隔区域内人类互动的所有领域。但是也有一些不那么广泛的自发秩序，如科学（Polanyi，1962）、宗教（Andersson，2010）。

与我们的研究目的更相关的一种特殊情况是“多中心民主”，它是指选票及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流动的系统性混合资源。 如果辖区的政治领导人在内部要与其他人争夺选票，在外部要与其他辖区争夺流动资源，他们就必须考虑这两种系统性资源（Andersson，2012；Andersson and Taylor，2012）。

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开放社会和个人是有限理性的世界中，对于两种主要秩序（市场和民主）及包含二者的更高级的秩序（多中心民主），要想准确预测它们的运行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系统特征的基础上对它们做有限预测还是可能的。表1比较了这三种秩序的主要特征，同时还提供了知识传播效能的预测模式，其一般原理是知识的产生和传播增加，尤其是与分散的经济决策（Hayek，1945）和更平等地获取资源（Andersson，2008a，2008b）相关的知识。

系统约束

严格和松散的系统约束

理查德·兰格路易斯（Richard Langlois）介绍了一种特殊类型的约束，说明了社会和环境条件如何限制不同领域的可行选择，他把这类约束称为“系统约束”（也可参见Koppl and Whitman，2004）。在完全竞争的新古典模型中，系统约束是最严格的，由于价格是外生的，生产者只能采用不含引致损失的技术，因此，生产者除了在有类似收益的产品之间进行选择外，没有其他选择。

当市场由那些重新包装成本极高的产品组成时，系统约束就有些松散，即使是在完全知识模型中也是如此。除了对所有属性来说规模报酬不变这种特殊情况外，商品束的价格绝不是属性价格的简单线性加总。消费者必须在有限数量的多属性商品束之间进行选择，尽管每个商品束看起来都不是完美的。由于重新包装需要成本，所以生产者可以从次优商品束中获得足够的收益。

在生产者和消费者有限理性的假设下，系统约束变得更加松散。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选择集扩展到足以使企业存活的所有选择中。对于生产者而言，这包括了长期利润为零和长期利润最大之间的所有选项。“短期”的界定对每个生产者来说各不相同，因为报酬为负时企业的存活能力取决于一系列生产特性，如储蓄资金、银行借贷情况及借款人的信誉资本等。无论如何，“足够健康”取代“最优健康”成了企业生存的标准。

在现实市场中，生产者面对的是有限理性的系统约束。为简单起见，对于同质的产品如蒸馏水，买方和卖方除了要承担标准化的生产成本，还需要承担交易成本。对于商品束如酒店房间、汽车或音乐等，搜寻成本（交易成本的一种）较大，重新包装的成本也不再无关紧要。有些商品束的空间位置是消费效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这类商品束，它们的重新包装成本较高。

对于具备区位专有属性和生活质量属性的商品束，城市或居民区的供应商就面临着异常高的交易成本和重新包装成本。这些产品的系统约束比绝大多数普通消费品的系统约束更宽松，即使普通消费品的生产者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它所在的市场上有很多类似的供应商，并且它们销售的产品都是不完全替代品，也是如此。

民主国家的政治决策者面对的系统约束更为宽松，大国高层的决策者面对的系统约束尤其宽松，由于大国居民的重新安置成本较高，他们通常会尝试用脚投票。这使预测未来政策变得困难：主要决策者的个人特性比其他情况下更为重要。当系统约束最宽松时，预测决策者的未来行为就必须考虑决策者的个人特性。系统约束选择集的扩大越来越与相关人的社会组织关系、意识形态和理论信仰有关。用罗杰·库珀（Roger Koppl）的话来说，“政策选择是‘大玩家’（Big Player）的结果”。

在小的地方辖区内，系统约束相对严格。除了周期性选举，小地方的立法者需要与大地方的立法者争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资本的流动性进一步强化了系统约束，因为一系列不好的政策更可能严重缩小税基。相反，区位特有的经济聚集越明显，系统约束越宽松。这种情况会出现，是因为区位特有的遗留资产可以抵消当前华而不实的政策选择（Holcombe，2012）。

在居民和投资不受管束的小地区和边远辖区，民主秩序下的系统约束最为严格；而在人口和资本不流动的大国，系统约束最宽松。乔治·布什和奥巴马的对外政策就是典型的大玩家的选择。在美国北达科他州的法戈或俾斯麦，政治家的交通和税收政策就更多地受到其他城市选择的约束。

系统约束下的公地和反公地

将私人财产和政府财产进行比较，再将这两者与公地进行比较，通常会发现，前两种情况存在产权持有者，最后一种情况只有无限使用权。私人或政府有排他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而公地意味着有普遍的使用权但没有其他权利。

我们对现实做一个简化。考虑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可以开饭店，也可以用于修路。假设有一个土地所有者，并且有一个单一制政府。土地所有者可能想开饭店，同时也想卖酒，土地所有者当然可以将不付钱的顾客排除在外，但是政府也可以通过事先发行饮酒许可证达到这一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排他权有两个持有者，但是，如果政府没有权利在同一地段经营饭店，这意味着属性特有的（attribute-specific）的使用权由私人所有者专享。该例子中有两个排他权，但只有一个使用权。另外，政府也可能有权利将土地用于修路，这种情况意味着这块土地的使用权有两个持有者。

对于特定时空上的每一种资源，与这种资源相关的各种权利将可能有多个有效持有者。有效持有者的数量可以最大化土地的价值。这个数量可以是1，也可以是其他任何数字。如果实际持有者数量大于有效持有者数量，过度使用的问题就会出现，土地价值也会随之降低。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公地悲剧”。如果实际持有者数量较小，使用不足的问题就会出现，土地价值也会降低，从而就有了“反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Heller，1998）。

詹姆斯·布坎南等人的研究（Buchanan and Yoon，2000，第4页）显示，公地和反公地悲剧在资源浪费方面是对称的，他们写道：

这两种情况下的基本逻辑是相同的。低效的出现是由于每个独立的决策者在行使权利时，都把外部不经济强加给其他持有相同权利的人。在公地模型或模型的使用方面，个人（或企业）对公地资源增加的每一单位投入，都会减少其他投入的生产率和每个人的租金。在反公地模型或模型的排他方面，个人（或企业）对公共设施减少投入（通过价格），会降低可行使潜在排他权的其他人的租金。

尽管布坎南等人用代数几何方法说明了它们为什么是对称的，但不幸的是，他区分了公地的使用权和反公地的排他权。这样的区分混淆了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将两个变量混同为一个。更有意义的是将反公地视为多重排他权，将公地视为共享排他权。换句话说，太多的排他权意味着很多参与人可以拒绝一个参与人的邀请。相反，太少的排他权意味着太多的参与人必须接受一个受邀者的排斥。在极端的反公地案例中，人们之间必须有一个一致协议，即外部人可以获取这一资源；而在极端的公地案例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邀请一个外部人。如果具有全部或部分排他权的人很多，价值就会被全部损耗掉（假设有效数量为1）。

排他权的有效持有者数量依据资源的不同而不同。一个例子是停车场（这也是Buchanan and Yoon文章中的例子），从具有排他权的A和B手中购买停车许可证意味着使用不足，相反，从A或B手中购买停车许可证意味着过度使用。

但考虑其他两个例子。在共管式公寓中，公寓的所有者通常有权利邀请他的朋友在不额外付费的情况下使用公共设施（如大厅、电梯等）。只要这些设施不出现拥堵现象，这就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有效的排他就是A或B都只有一部分权利。这意味着任何居住者的排他权都是1/N，N表示共管式公寓内的居住者数量。另外，共管式公寓通常禁止居住者在凌晨3点制造音乐噪声，尽管允许播放音乐会增加居住者在娱乐权利方面的效用。在该例子中，N个排他权可能是一个有效数量。对于异质资源的提供者，在决定每种资源属性的有效排他权持有者数量时（在有N个居住者的社区，资源属性的分布可能会从1/N到N），会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尤其是搜寻成本。

图1描述了对于不可移动的资源属性，排他权持有者数量与土地价值增值之间的可能关系。图1中，单一排他者是有效的，两侧的价值下降也是对称的。当资源的某个属性可单独交易，且交易成本为零时，土地价值会达到最大，如图中虚线所示（相比于Coase，1960）。两根实线之间的间隔表示的地方性公共品（如共管式公寓）逐利竞争的现实场景。交易和包装成本意味着排他权的有效配置没有保障，但系统约束会阻止人们做出大幅降低土地价值的选择。

图1中最宽松的系统约束（最外围的两条线之间）表示，一个政治募捐召集人（political bundler）受制于选举及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流动的反馈，而不是单纯市场上收入和成本流动的反馈。这意味着有一个更大的选择集，也意味着更大地偏离最大化土地价值的选择。

在单中心民主的极端情况下，不存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跨地区流动，我们可以预见系统约束放宽到包含所有可能的排他者。的确，许多大的辖区将某一资源的多重排他权与开放式获取其他资源或类似资源相结合。例如，在一些贫穷国家，某个地方的开发项目可能需要多个政府部门和土地所有者的审批，即使私占者占用了无数类似的地方（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私占者虽然在经济上具有使用权，但不具有法律上的权利）。

图1还有助于我们直观地了解营利性社区开发的收益。尽管营利性社区不像其他社区那样，为了最大化土地价值，可以将属性与属性特有的排他权的配置结合起来，但市场反馈可以使土地价值的最大损耗小于多中心结构下的民主反馈，也远小于单中心结构下的民主反馈。

然而，对这一结论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只有强化土地控制权，特定组织才可以在空间范围内获取相关属性所带来的土地增值。一些属性，如社会经济构成、犯罪、学校和地方停车场，与陡峭的价格梯度（price-distance gradients）相关（Andersson，2000）。必要的土地整合（land assembly）问题对这些属性而言往往是可控的。但对其他一些属性，如某种空气污染或大的机场，它们所导致的价格梯度可以覆盖较大区域，因而任何当前结果以外的其他结果，都可能需要政治解决方案。在受影响的地区，这不太可能是土地所有者数量的函数（Buchanan and Tullock，1962）。随着受影响的土地所有者数量的增加，土地征用所带来的交易成本也在增加（Heller，2008）。因此，从创业和动态的角度来看，这种反公地悲剧可能比静态分析私人社区或公共社区更为重要。

对城市规划的启示

私人城市规划：未利用的机会

私人规划的规模小到共管式公寓，大到中型城镇。这些地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包括街道、公园、停车场、购物中心和会议中心等，没有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足够大的私人组织不能提供可以使土地增值的任何服务，包括机场、交通运输体系和执法系统。唯一的要求是，私人统一控制的地区必须足够大，使得私人组织可以获取投资带来的大部分土地增值。长期来看，总的收入必须等于或超过总的成本。

许多私人开发执行限制性协议，包括建筑物的高度和色调、建筑材料及所允许的商业活动类型等。在美国，共管式公寓和业主协会所允许的商业活动比完全由政府管理的街区要少。

然而，这种情况也不一定。和其他地方一样，在美国，政府机构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私人开发可能会在全国和地区规定的基础上增加新的规则和条例，但没有退出条款，因为它会使限制环境比周边地区更为宽松。实际上，大量的创业机会无疾而终，潜在的贸易收益仍有待实现。

典型的例子是私人社区，这些私人社区允许开展有争议的、非法的私人活动或商业活动，但如果是影响到其他社区或城镇的活动，则不被允许。的确，小范围的合法化会使土地在合法使用与不合法使用之间重新配置。一个相关的例子是在公共场合穿长袍（如法国），或在瑞士建设尖塔。更相关的例子是，一些允许持有非法毒品或开设妓院的特殊地区。此处并不是讨论长袍或非法毒品是不是好东西，而是想说明，将少数有特殊爱好的人从空间上隔离，不仅可以从贸易中获利，而且可以使这些活动更少出现在不喜欢它们的人群中。

然而，有一种空间隔离争议较大。1948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实施种族限制是违反宪法的。即使可以有年龄歧视，如退休社区，也不能有种族歧视。然而，事实上的种族隔离依然存在。例如，2010年，在芝加哥的一个叫奥本格雷莎姆的社区，在48743个居民中，有97.8%的居民都是非裔美国人。在芝加哥南部有很多类似的社区，这些社区的非裔美国人达到93%，与芝加哥市33%的非裔美国人形成鲜明对比。在芝加哥市区的北部地区则基本都是白人。

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1971）在一篇开创性文章中指出，偏向于和自己同种族的人做邻居，会导致完全的种族隔离。只要居民接受的外族人邻居的比例有上限，即使他们偏向于居住在一个混合种族的社区，最终也会出现完全的隔离。个人理性带来了对个人而言没有吸引力的集体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种族限制条款可以用来确保社区的种族融合。在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HDB）强制规定社区种族限制的最大比例为：84%的华人、22%的马来人、12%的印度人及其他。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建屋发展局管辖的社区内，少数族裔人（非华人）的分布比例在16%—34%之间。

尽管很多人反对强制性的种族融合，但社会上很多小的住房市场还是会出现多数人所谴责的种族隔离，人们很难知道为什么自愿的私人的行动计划导致的种族隔离就是违法的。的确，私人的行动计划要想改变社区内特定的种族结构、社会经济结构和宗教结构，只需要剔除住房市场中有类似结构的社区的不确定性折价即可。剔除与所需属性相关的不确定性会提升土地的价值，同时，这也是提高资源使用价值的一种方式。

私人规划的局限性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重点放在可以提升土地价值的行动上。一直以来的假设是，能提升土地价值的东西都是可取的。这是研究空间经济学的一般方法，也是常用方法。但是，有些收益没有在土地价格中反映出来，而且其中的一些收益可能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有一些例子显示，更高的土地价值可能意味着更大的土地价值损耗，尽管我们可能无法确认某块地的实际损失。这不是纯粹的推测，有一些经验证据支持这一看似矛盾的论断。

当个人把遥不可及的想法和原理与有价值的新成分连接在一起时，创造性突破就会发生（Andersson，2011），新的成分可以是配方、公式、文本或其他东西，这种连接通常会将偶然的发现变成现实。这种投入没有办法购买或投资，因为很难事先规划、配置或节约使用。创造性突破往往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遇到意想不到的人，出现意想不到的想法。

这种现象就是一种知识外部性，它往往与大城市或大都市相关联。如果经济行为人对谁会带来创造性突破及创造性突破的最终价值有着完全的概率知识，如果贷款是资产中性的，如果创造性突破的下游边际贡献能以较低的成本衡量和实现，则所有相关的收益都会资本化为土地价值。另外，贷款要能确保创造性突破的潜在创始者可以负担得起土地最大增值所带来的居住费用。在这样的世界里，逐利的市场行为人将最有资格做出土地使用决策。

这并不是我们所了解的现实世界。信贷市场不是资产中性的，因而借款人要想在知识外部性可以带来最大收益的地方负担得起居住费用几乎是不可能的。偶然发现的概率是不可知的，而且这更多的是一种结构（奈特氏）不确定而非概率不确定。另外，衡量并执行新想法的产权也是有成本的。

现实世界的这些特征会带来一些后果。城市学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1961）写道，“新思想必须借助于旧建筑物”，因为城市里的新地产对有新想法的大部分人而言太过昂贵。尽管这是事实，但旧建筑可能不够多。对高创造力行业的人士（如作家、科学家、艺术家）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他们在做区位选择时，不会只选择市中心的旧房屋，而是会不成比例地选择低收入人群所在的地区。在了解了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大都市艺术家的区位选择后，安·马库森（Markusen，2006）写道，“艺术家更倾向于居住在人口密集的市中心社区——看起来破旧的过渡性社区（transitional neighborhoods）”。在温哥华，邮编为V6A的地区（覆盖了市中心东区和唐人街）是艺术家（作家、视觉表演家、音乐家）最集中的地区。2001年，艺术家占了V6A地区劳动力的5%，与此相比，艺术家在温哥华的比例为2.4%，在温哥华大都市圈的比例为1.4%，在加拿大的比例为0.8%（Hill Strategies Research，2005）。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调查期间艺术家的收入中位数为21900加元，与此同时，所有劳动力的收入中位数超过了31500加元（Hill Strategies Research，2005）。普通艺术家的收入只是普通就业人员收入的69%，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选择居住在毗邻温哥华的核心商业区，而整体来看，这些地区的土地溢价几乎是最高的。这些艺术家如何负担得起？

在破旧的小公寓里居住和工作有助于节省费用，而且这类社区的经济社会属性很少有人看得上，因此使生活更容易。温哥华的市中心东区被认为是加拿大最贫穷的街区。另外，它也是北美地区静脉注射毒品的最大汇集地，部分原因是这里的一系列活动都支持吸毒者、无家可归者和残疾人（diZerega and Hardwick，2011），包括如收容所、安全注射屋（由政府资助的自我注射的地方）及慈善组织。艺术家作为潜在的创造性突破，可以从偶然发现（与城市多样化相关）和知识外溢（多样化会促进知识外溢）中获益更多。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只能负担得起市中心年久失修、不具吸引力的房屋。

温哥华不是一个特例。很多艺术突破都发生在贫穷但易于进入的街区。抽象表现主义就诞生在格林威治村，博普爵士乐诞生在哈莱姆区，嘻哈音乐发源于布朗克斯区，所有这些纽约的街区在当时都很便宜。随后，格林威治村和哈莱姆区一些地方的中产阶级化提升了这两个地区的土地价值，但这并没有使它们更具创造性。有抱负的艺术家不再负担得起格林威治村和哈莱姆区125街区等地的房屋，视觉艺术、音乐、文学等领域有创造性的人都搬到了其他地方居住。

科学创造也展现出了类似的特征。罗杰斯·霍林斯沃思（Rogers Holling-sworth，2007）提到了洛克菲勒大学（前身是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巨大成功，这所大学在1912—2011年间共培养出24位医药和化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洛克菲勒大学位于曼哈顿的上东区。霍林斯沃思（2009）写道：

这里的领导者们对科学发展方向有着良好的判断，有能力招募到可以将多种科学内化的人，也能带领组织向着科学发展的方向前进，此外，他们还愿意冒险。在这所机构成立时，洛克菲勒先生（John D.Rockefeller）告诉这里的领导者们，即使没有任何重要发现，也没什么关系。他只想让这个机构尽自己最大努力，创造有活力的培育环境，推进对事物本质的理解。

是什么将20世纪50年代的格林威治村和哈莱姆区、20世纪70年代的布朗克斯区、贯穿始终的洛克菲勒大学、2000年以后的温哥华市中心东区等地区的土地使用政策联系起来？这些地区一直以来奉行的一项政策，我将其称之为“善意的忽视”。在这些案例中，政策制定者被动行事，因为他们面对的系统约束非常宽松，可以让他们在追求土地价值最大化与培育不确定和不受控制的知识传播之间进行选择。洛克菲勒大学的体制似乎不同，但在这一方面是相同的。它是一个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前20大慈善组织之一）密切相关的非营利性组织。尽管这是所私立大学，但它面对的系统约束同样宽松，与大多数私人投资者面对的严格的系统约束相比，它的行动空间要大得多。

换一种说法，正是政府和慈善组织的“低效率”铸就了波西米亚飞地和思想环境。当然，没有人能保证它们会这样做。奉行抽象表现主义的城市可以成就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也可能出现纵火犯。宽松的系统约束是非凡创造力聚集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结论

城市规划关乎产权的开发和再安排，私人和公共参与者都会参与到城市规划中。尽管不同的参与者在控制空间时的手段类似，但他们面对的约束并不相同。逐利的房地产开发商所受的约束最大，因而他们的重点放在土地价值上。即使在现实中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相对严格的系统约束，也远不及完全理性行为人模型中那样严格。政府和慈善家所受的约束较少，他们会关注土地价值最大化以外的价值。在一般情况下，这会使我们得出（平均而言）低效选择的预期，但在一些情况下，宽松的系统约束是实现更有效目标（动态和全球意义上）的前提条件。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心街区，创造力的培育就是这一目标的一个例子。

这意味着，无论是在居民区、商业区还是其他街区，我们应该期待共管式公寓、购物中心和其他逐利的私人规划，以使土地的使用更有价值。然而，私人规划在培育街区的创造力方面值得商榷。在土地价值方面看似低效的公地，反而可能有利于新想法的涌现。当地政府和个人慈善家可能更有助于培育城市的创造力，因为他们面对的系统约束比逐利的企业更为宽松。但是，在宽松的系统约束有利于知识扩散的同时，政府和慈善家也可能陷入巨大的规划灾难中。同样的城市，可能既给我们带来富有创造力的街区，也给我们带来糟糕的公共住房项目。

（张彩琴　刘宇　译）
参考文献略，有需要者可参考即将出版的图书《城市与私人规划》一书。 DO9AfqJ9gdxTDlWmv/62wv1XHtJq7XwodaNA83D3HXvHJ/5aVfVzyrHyHcEZ2qW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