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一国在经济增长和收入提升后，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必须持续改善国家治理能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强调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即是面对发展和转型关口的重中之重。

“治理”这一概念涉及的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制定并实施规则与政策的政治、立法、执行以及行政管理的过程、制度和组织。这是本辑《比较》开篇迪克希特的文章谈及的主题。治理的核心基准和要义，是正式法律和非正式社会制度，它们通过保护产权、执行合同、规范市场行为并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包括物质和组织基础设施），支撑起经济活动和市场交易。文章指出，“各种理论模型、历史案例研究以及实证统计分析已经证明，好的治理对于好的经济绩效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作者特别谈到，“经验表明，哪怕治理的质量马马虎虎，各国在经济上也有可能迈向中等收入水平，不过若想进一步增长，则需要更好的制度。许多国家刚刚步入这一阶段，包括占世界人口很大比例的巴西、中国和印度。因此，改革和完善治理制度的想法可谓正当其时”。

城市化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治理问题。当前，中国城市化中遇到的种种困境，其实都与城市治理体系密切相关。陆铭认为，与中国经济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一样，城市化过程除了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外，也有很多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特征，因此在讨论与城市发展和治理有关的种种问题时，方法论上应当先从理论基准和国际经验出发，再回到中国现实的制度和政策背景，最后再落到具体观点和现象。由此才能“超越具体学科和主义之争，把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建立在尊重人的选择的基础之上，从而避免计划者将自己先入为主的观点作为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陷入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

陶然和史晨立足“人的城市化”，提出新型城镇化关键突破口，在于人口流入地城市的城中村、城郊村土地制度改革，尤其是推动这些地段的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城市住宅用地市场。但为防止过于激进改革引发这些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动荡，短、中期内集体土地入市应该主要用于为流动人口与城市低收入人群建设市场化定价的出租屋，通过推动“区段征收”模式的土地改革，将不仅可以免费获得公用事业用地，而且能增加财税收入，并推动包括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公立学校入学在内的户籍改革，最终实现人口完全城镇化与市民化。

戴维·安德森的文章讨论城市规划。他认为城市规划关乎产权的开发和配置，私人和公共参与者都会参与其中。他将城市规划中的社会和环境条件视为系统性约束，从这个角度出发讨论如何更好地将私人规划和公共规划结合起来。他认为，逐利的私人开发所受的系统性约束最大，它们的关注点放在土地价值上。而政府和公益机构的公共规划所受的系统性约束较少，会关注土地价值最大化以外的价值。因此，在居民区、商业区等开发方面，私人规划是可取的，它可以使土地的使用更有价值；而在培育街区的创造力方面，公共规划反而可能有利于新创意的产生。但是，在系统性约束比较宽松，且有利于知识扩散时，公共规划可能陷入巨大的规划灾难。同样的城市，可能既给我们带来富有创造力的街区，也给我们带来糟糕的公共住房项目。

查德·西维尔森的文章是关于生产率研究的文献综述。文章首先讨论了生产率的概念，在实践中它是如何衡量的，相似产品的生产者之间的均衡生产率差异是如何保持的。然后从微观层面分析了影响企业生产率差异的内外因素，内部因素如管理实践或管理才能、劳动和资本投入的质量、信息技术和研发、干中学、产品创新等；外部因素如市场竞争、贸易竞争、规制等。作者给出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十个问题，包括需求的重要性、旨在提高生产率的政府政策的作用、推动生产率提高的最重要因素、新兴经济体中资源错配对生产率的影响、无形资本、数据获取等。作者指出，十多年来，关于生产率差异的研究“使我们了解到产生生产率差异的更多原因，以及工厂或企业内外部因素如何影响生产率差异的分布。这些见解已被应用于研究很多领域的问题”。

伯廷·马腾斯讨论的是当前颇受关注的互联网平台产业的监管问题。文章着重研究了平台产业的潜在市场失灵，审视了现有监管工具和平台自我监管能在多大程度上应对这些市场失灵，是否需要增加新的监管干预。在本辑《比较》刊发的上篇中，马腾斯从历史角度出发探索了平台经济学，它从网络效应和竞争政策入手，分析范围经济在数据搜索和分析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平台在搜索和匹配方面发挥的作用，审视了它可能诱发的偏差以及监管者可能对此采取的措施。

“比较之窗”栏目是关于加拿大养老金改革的两篇文章。楼继伟结合加拿大养老金改革，论述了社会养老保障的基本原理。在他看来，社会养老保障具有贫困老年人救助和强制性养老保险双重属性，前者具有再分配性质，后者无再分配性质。社会养老保险体制可以有多种模式选择。一般来说，从筹资模式上可分为现收现付制和积累制，在给付模式上可分为按个人积累或缴费确定型（DC），以及待遇确定型（DB）。他分析了不同模式的特点，模式选择的基准是提高养老保障的可持续性和代际公平性。中国当前整个养老保障系统的可持续性已受到巨大挑战，改革的再一次顶层设计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加拿大的改革经历可以给我们提供启发。

张亚玲的文章则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加拿大养老金改革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提高缴费率形成资金池进行市场化运作、建立专业化养老金投资公司、加强对基金运作的监管力度、采取温和手段削减福利支出等，这些改革措施不仅维持了加拿大养老金财务的可持续，而且维护了社会的健康稳定。

“改革论坛”栏目分别讨论国有企业改革、汇率改革以及金融服务业营改增。陈清泰长期从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并有着丰富的改革实践和经验。他认为，“管资本为主”是这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亮点和突破口，但是在认识和理解上依然存在着一些矛盾和争议。这主要表现为：对国企深层次体制问题认识不清，常以改善和规范管理等政策性调整替代“体制性改革”；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初衷缺乏理解，把重点放在管企业、用政府力量做大做强，轻视企业制度转型的重要性；对“管资本为主”有两种理解，导致两种做法，两种结果。为此，他提出应当澄清认识，科学界定“国有企业”，把握企业转制的方向。

张斌和常殊昱的文章针对2105年8月11日汇率改革以来的贬值趋势，分析三个与此相关的基本问题：外汇市场供求出现了哪些变化，外汇市场面临的最突出矛盾是什么，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调整才能化解矛盾，需要采取的政策调整代价如何。由此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中国应减少外汇市场干预，以浮动的汇率价格而不是使用外汇管制措施应对短期资本流动冲击。给定中国的经济基本面，汇率浮动不足惧，人民币即便贬值空间也很有限，贬值对实体经济冲击有限且利大于弊。

中国人民银行王宇和唐滔则主要讨论金融业营改增问题。他们阐述了当前金融业营改增的试点方案和存在的问题，介绍了国际上推行金融业营改增的三种模式及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完善金融业“营改增”试点方案的思路：结合增值税立法进程，按照增值税基本原理，彻底打通金融业上下游的抵扣链条。

“视界”栏目的四篇文章谈论创新与经济增长。伦敦经济学院尚马克教授指出，中国正从创新消费国向创新生产国转变，要成功实现这一转变，需要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激励机制，也即“创新生态”。他基于创新、专利权、资本市场和大学科研技术转化等领域的大量经济学研究文献，给出了创新生态的六大制度元素：金融、熊彼特式的动态变化、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创新市场、高效的研发扶持政策以及高效的专利审查。

许成钢比较了计划模式与市场模式下的创新机制。他从激励的角度，结合基本事实和大量研究文献，将近百年来所有制度下的创新机制总结成一个“技术创新制度的排序”。这个排序从高到低依次为英美法系支持的市场制度；欧陆法系支持的市场制度，其中包括日本和韩国；国有制的计划经济；群众运动。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是制度创新。不顾制度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以政府主导方式，强推技术创新，不仅面临巨大风险，而且会制造更大的风险。而制度创新的核心是改革和建设市场制度、法治制度以及权力制衡的政府制度。

张维迎认为，经过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之后，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缩小，后发优势的潜力正在耗尽，套利空间越来越小，仅靠套利活动驱动的配置效率的改进，已无法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未来的增长主要依靠企业家的创新。但创新型企业家能否出现，依赖于自由、法治和私有产权的有效保护。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等多方面深化改革，清除创新的体制和政策障碍。

香港大学研究员郭迪的文章着重比较两种主要的创业创新融资模式：政府资助和风险投资。他们的一系列实证研究表明，由政府资助支持的项目，边际效益的提高在三年后丧失，很难产生预期的创新外溢效果；而风险投资支持的项目是长效的，即使在项目已经上市且风险基金撤出后，其创新和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依旧明显持续。这种效果的不同主要源于这两种融资模式的激励机制、投资体系以及决策过程的不同。随着政府引导基金项目的大规模扩张，截至2015年已达2.18万亿，而且有接近2万亿由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和银行贷款筹集。郭迪提醒，一旦这种大跃进式投入的引导基金投资失败，将会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地方政府、社会私募资金和风险投资企业等，均可能因资不抵债面临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