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自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之大幕以来，经济学理论和比较制度分析在中国得以传播、借鉴与实践，特别是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明确目标和纲领。可以看到，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界和改革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产权、合同、交易成本、激励机制等与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的术语已经成为流行词。《比较》长期致力于将这些学术前沿的文献尽早呈现给读者。

本辑开篇“新制度经济学的未来”一文主要讲述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和未来面临的挑战。从两位作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路径：首先，科斯从概念上、诺思从历史上、威廉姆森从企业内部组织和产业组织上，发展交易成本理论；其后，拥护者们又运用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等，进行更严谨、更深入、更科学的研究。经过不断努力，原先相对模糊的概念逐渐发展成一套理论和分析工具，不仅开创了计量史学等新的研究领域，还影响了产业组织、公司金融、组织治理、转轨经济等经济学的其他研究领域以及管理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虽然新制度经济学在短短的30多年内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作者也并不讳言新制度经济学面临的诸多挑战，比如构建模型的困难；制度演变理论仍不完善；学派内部持续存在理论分歧；方法论上还过分倚重新古典模型，有待开发新的方法。即使面临这些挑战，但正如作者所说：“我们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未来持乐观态度，这主要是因为其跨学科的强大魅力，以及它对年轻学者和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的强大吸引力。”

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加快出台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是我国今年的改革重点。为此，我们为读者提供了三篇有关养老金改革的文章。2010年诺奖得主彼得·戴蒙德和著名养老金专家尼古拉斯·巴尔的文章讨论智利最新的养老金改革方案。他们两人还分别是2014—2015年智利养老金改革总统顾问委员会的顾问和委员。20世纪80年代，智利通过改革建立了完全积累制的养老金体系，并对拉丁美洲和其他国家产生了影响。然而，无论在智利还是其他国家，事实证明这一模式并不如预期那样美好，部分国家已经大幅度撤出这一体系，智利也先后在2008年和2015年推出了改革措施。戴蒙德和巴尔介绍了2015年智利养老金体系总统顾问委员会提出的三个改革方案：综合方案A，拓展非缴费型体系并改善现行的基金积累制，尤其是与基金管理公司相关的内容；综合方案B，部分原本流入基金管理公司体系的养老金缴费转入新的部分积累制；综合方案C，将现行的基金积累制转变为纯粹的现收现付制。他们分析了这三个改革方案的利弊，认为综合方案A是可行的，因为现行的基金积累制改善了人们可选择的养老金方案，基本覆盖了转型成本，而且稳妥地维持了投资水平。不过，他们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采取基金积累个人账户模式必然成功，目前很多国家都不具备推行这种模式或者为该模式持续提供资金的能力。为此，他们在关于中国养老金改革的建议中，反对采取基金积累的个人账户模式。

日本一桥大学的高山宪之教授介绍了日本养老金制度的基本概况，分析了日本各种积累制养老金的兴衰过程。从1942年创立厚生年金制开始，日本形成了一个三层的养老保障体系：第一层是覆盖全体国民的缴费和待遇确定型国民年金保险，采取现收现付制；第二层覆盖企业雇员和公务员，是按收入比例缴费但待遇确定型养老金，也是现收现付制；第三层是自愿参保的企业（职业）年金和个人年金，其中覆盖企业雇员的企业年金基金、覆盖非企业雇员的国民年金基金以及新的待遇确定型计划实行积累制，覆盖企业雇员和公务员的一次性退职金实行现收现付制。实际情况表明：日本人退休后的养老金，主要来源于现收现付制下的第一层、第二层和第三层中的一次性退职金。积累制下的年金基本上不管用。高山宪之教授分析了各种积累制养老金不成功的原因，并从中得出了12条教训。

全世界的养老金专家们一直在努力寻找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良方。最近二三十年中，把公共养老金全部或部分私有化：即把现收现付制转化为积累制，是最被推崇的一项措施。由此而产生的强制缴费确定型积累制，在世界银行的多支柱模型中被称为第二支柱。然而在最近几年里，“养老金的私有化改革”似乎失去了势头，并且在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全部或部分终止的现象。王新梅等人的文章回顾了发展中国家自1981年以来的公共养老金改革，并分析了这一改革终止的原因。他们认为，除了国际环境变化以及各国的财政困境外，积累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四个重要缺陷是导致改革失败的核心原因，这四个缺陷分别是：低覆盖率和激励不兼容，三重负担，深层次系统改革与零支柱养老金之间的冲突，以及年金化的困境。

2016年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给了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和长江商学院许成钢教授，奖励他们“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特稿栏目是两位获奖者的颁奖演讲，以及田国强教授关于机制设计理论的评述。钱颖一以部分获奖研究工作为例，讨论了理论研究的深层含义，他说：“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并不是为了直接产生政策影响，但是它会帮助我们厘清思路，建立框架，聚焦问题。这对我们想清楚问题，避免陷入误区，十分关键。经济问题是复杂的。经济理论就是通过简单的假设、严谨的逻辑推理，推导出可以用经验证据检验的结论。我们今天面对的中国经济的情况，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情况不完全相同。但是，这种分析方法仍然是有效的。”他还特别提到学术研究的三种不同价值观：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和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倡导经济学者在学术探寻的道路上，应该有更高的境界。

许成钢概述了他在三个方面的研究工作：对中国官僚制度中激励机制问题的分析，对司法制度中相关激励机制的研究，软预算约束对激励机制的影响，包括对制度和创新的关系等。这三个方面的研究都揭示了一个共性：在任何政治、经济、司法领域，除了军队、消防队等任务简单而且应急的组织之外，以自上而下的体制统治资源和人力，都无法解决激励机制问题。自上而下的政府官僚制度，无法很好地解决各级官僚的激励机制问题；自上而下的司法制度，无法有效执法；自上而下的财政金融制度，会产生软预算约束问题。这些结果不仅说明为什么市场经济超越计划经济，更说明，为了市场经济的秩序和发展，从制度上，应尽可能减少自上而下的行政制度、财政金融制度以及司法制度。在必须保持自上而下统治的领域，要尽力缩小其统治范围。

田国强概述了机制设计理论的核心议题，将机制设计理论尤其是赫维茨的一些思想与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奥地利学派等经济学说的异同和关联做了简要的比较分析。他指出，机制设计理论是一个具有一般性的基准经济理论和分析工具，它既可以为其他相对实用的经济学研究提供分析框架，也可以为小到家庭或企业大到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提供指导。从机制设计的角度来看，迄今为止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把个人、政府和企业的激励搞对，而所面临的问题恰恰也在于没有把激励搞对。因此，中国未来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在个体逐利和信息不对称的现实约束下，构建可执行的激励相容机制。也就是说，应当从规范、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的制度、法治以及分权的公民社会这三个维度着手，合理界定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建立起良性互动的政府、市场、社会、企业及个人关系。

前沿栏目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修·杰克逊讨论经济学对社会网络研究的文章。他概述了将社会网络纳入经济学研究的相关文献，说明社会学和经济学在研究社会网络时各自发挥的作用。如他所说，大量的社会学研究不仅告诉我们社会网络有多重要，什么时候重要；还帮助我们从各种角度来描述社会网络。经济学的视角则引入了决策者，并把激励机制作为重要的因素，通过关注效用和福利，产生了关于社会网络形成以及社会网络对行为影响的新见解。过去十年，我们见证了这两个学科在社会网络研究方面的融合，而且这种跨学科研究的趋势仍在继续。那些将经济学等同于新古典模型的人，总是认为经济学是一门故步自封的学科，然而正如本文所表明的，经济学其实一直以来都力求与其他学科相融合，拓展自己的研究视角，以此来逼近无限复杂的现实世界。

张文魁的文章认为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停滞不前，曾经非常清晰的国企改革具体方向，即所有权改革，附带职工身份改革，现在变得模糊不清。具体表现为，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做出了“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决定，但是对于混合所有制的股权结构问题并没有清晰的阐述，多数大型国有企业对此也并不重视。他详细研究中外11家企业的股权结构，发现股权结构，尤其是非国有积极股东和L-C（主导性股东和挑战性股东）股权结构对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具有决定性意义。由此他认为，单纯以上市方式来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国企转换经营机制、改进公司治理的作用非常有限。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下一步重点应该是为在大国企集团的母公司，特别是央企母公司中推行L-C股权结构创造条件。

在“法和经济学”栏目中，因《房债》一书而闻名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蒂夫·迈恩和芝加哥大学教授阿米尔·苏非等人利用抵押贷款行业的选举捐款来度量特殊利益，用某一国会选区次级借款人占比来度量选民利益，研究它们在2002年至2007年间如何影响美国支持次级抵押贷款扩张政策的制定。研究发现，自2002年以来，抵押贷款行业的选举捐款就逐渐以那些次级借款人占比较高选区的议员为目标。在贷款扩张的那几年，抵押贷款业的选举捐款和某一国会选区次级借款人的占比可以逐渐预测国会与住房相关立法的投票结果。而这种情况在抵押贷款以外的其他金融行业并不存在。这表明次级抵押贷款的发放人和借款人都对支持次级抵押贷款扩张的政策施加了影响。

“新书架”栏目是张春霖对尼古拉斯·拉迪《民进国退》一书的评论。张春霖着重谈到拉迪所忽视的国企与非国企的平等竞争问题。他从市场集中度与利润水平、信贷获取及成本、补贴、股权融资、土地获取、劳动力市场和监管环境等方面进行了评述，而拉迪忽视的恰恰是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在这些方面的不平等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