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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尔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他的生活富裕而安宁，这都得益于布吕恩蓬勃发展的纺织业。哥德尔在故乡布吕恩度过了人生最初的18年，那里在工业革命开始前是一座规模不大的中世纪要塞，名不见经传，在历史舞台上只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1645年，在欧洲三十年战争期间它英勇地抵挡了瑞典军队的围攻；第二次是在1805年，俄奥联军在一场改变欧洲军事格局的战役中惨败给拿破仑，奥地利皇帝被迫放弃神圣罗马皇帝的头衔，双方交战的主战场奥斯特里茨就在布吕恩附近。虽然它从前没什么名气，但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位于帝国首都维也纳北部70英里处；在多瑙河两条支流的交汇点上，其丰富的水力资源可作为工厂水车的动力），布吕恩在奥匈帝国工业缓慢觉醒的几十年内，成为最早受益于技术革命的城市之一。
到了19世纪中期，布吕恩已经成为出产优质羊毛纺织品的行业中心，拥有20多座大型纺织厂，动力也从以前的水车升级为黑烟滚滚的内燃机。凭借产业的规模化，布吕恩出产的纺织品不论是质量还是价格都能与英国一较高下，它也因此获得了“摩拉维亚的曼彻斯特”的美誉。进入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在布吕恩纺织厂工作的工人总数已超过13 000人，还有更多的工人分散在当地的其他产业中，比如成衣厂和重工业工厂，这些人主要从事生产蒸汽机、轨道机车、锅炉、涡轮机的工作，还有的人从事各式电气设备的生产销售工作，以满足工业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和需要。 [1]
林立的烟囱冒出的烟灰飘落到工业设施聚集的郊区，以及“老布吕恩”城区（位于施瓦察赫河与主城所在的高地之间，是一块面积不大的新月形地带）。而主城和一些重要的建筑则位于城中心的山地，远离19世纪工业革命的喧嚣与污染。比如始建于14世纪的圣彼得和圣保罗大教堂，当时恰逢它扩建完工，屋顶上增加了一对高275英尺
的哥特式双尖塔；在比大教堂更高的地方，孤零零地矗立着守卫森严的斯皮尔博城堡，它曾经是哈布斯堡王朝最臭名昭著的堡垒，地牢里常年关押着被铁链锁在潮湿墙壁边的政治犯。
被烟尘笼罩的工业城市布吕恩，1915年
在主城南边，施瓦察赫河依次汇入塔亚河和摩拉瓦河，最后流入多瑙河。河流所经之处形成了一道溪谷，在喀尔巴阡山脉上凿出了一条连接维也纳和布吕恩的古老的天然通道，沿途分布着密集的果林和葡萄园，犹如一条绿色的绸带。1839年，斐迪南北方铁路公司铺设的铁轨穿过这条郁郁葱葱的溪谷，成为奥地利帝国境内的第一条铁路线。
哥德尔出生于1906年，当时布吕恩的人口将近12万，其中有差不多2/3是德裔。布吕恩城里也有一条迷你版环城大道，紧贴中世纪城墙的各个边角而建，富裕的德裔中产阶级住在舒适宽敞的独栋别墅里，享受着环城大道的气派。他们占据了市政部门的大部分职位，主宰着城市的经济命脉，居高临下（既指他们房产所在的高地，又指他们的社会地位）地看着在布吕恩充当用人和工人的捷克裔居民。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有许多直接与奥地利、德国接壤的德裔聚居区，其中一些地区的奥地利和德国民族主义者很早就把自己生活的区域称为“苏台德地区”，他们迫切地希望德意志帝国能将苏台德地区纳入版图，实现帝国的统一。相比之下，布吕恩显得有些特殊，它几乎被捷克裔聚居的城镇完全包围了，仿佛漂浮在捷克语汪洋上的一座德语孤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利用了布吕恩独特的地缘特征，鼓吹德意志民族英雄主义，很多类似布吕恩的城市在纳粹的宣传口径里均被冠以“德意志堡垒”的绰号。 [2]
就哥德尔的青年时代而言，纳粹的宣传口号倒是十分贴切。哥德尔的哥哥鲁迪回忆他们在布吕恩的童年生活时说，当时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和‘最上层的一万人’”全都是德裔，最主流的文化是德语文化，最负盛名的学校也都是德语学校。
哥德尔的母亲就是德裔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她总是不自觉地流露出对“斯拉夫人”的不待见。在不得不用捷克语对话的场合，绝大多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德裔居民会以十分不屑的态度讲“一种发音非常不标准，句式与德语更接近的德式捷克语”。
[3]
年轻的小混混们在布吕恩街头的斗殴非常激烈，有时候需要骑兵介入才能把德裔和捷克裔的暴徒从打斗中拉开。多少个夜晚家门外突然响起一连串扰人清梦的马蹄声，哥德尔的母亲对此仍记忆犹新。但不管怎么说，至少在1919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之前，在谁居于布吕恩社会上层这一点上，即便是打得难解难分的小混混们也心知肚明。
还是个宝宝的“为什么先生”与哥哥鲁迪的合影
1906年4月28日，哥德尔在后巷街5号的一栋民宅里出生。他家毗邻伊丽莎白大道，位于斯皮尔博城堡的山脚，那是环城大道上德裔家庭聚居的富人区。哥德尔的父母也都出生在这里，两家本是后巷街9号的邻居。他们居住的公寓楼是一栋典型的“毕德麦雅”建筑，楼前是一个宽敞的中庭，带有浓郁的19世纪中期的维也纳小资情调。根据哥德尔母亲的回忆，邻居们在一天的忙碌之后，听着从山上的斯皮尔博城堡营房传出的熄灯号走出家门，在庭院里溜达。楼里的住户们经常聚到一起，或是庆祝节日，或是表演自己排练的戏剧，有时候还会举行晚间音乐会。利奥·斯莱扎克与哥德尔父母是同住一栋楼的邻居，他后来成了奥地利家喻户晓的男高音歌剧演唱家。
哥德尔的外公出身贫寒，但肯吃苦耐劳，他从一个无名小卒一路干到了企业管理层，成为产品销遍奥地利和德国的纺织巨头舒乐集团布吕恩分公司的负责人。哥德尔的父亲鲁道夫走上了与未来岳父一样的道路，他年纪轻轻就立下志向，要凭借布吕恩当地的标志性产业发家致富。1901年，鲁道夫如愿成了纺织厂的经理，供职于布吕恩当地的弗里德里希·雷德利希精品羊毛纺织厂，可谓前途无量。同年，27岁的他迎娶了21岁的玛丽安娜·汉德舒。
库尔特·哥德尔继承了他父亲和母亲的某些特质。哥哥鲁迪记忆中的父亲是个“相当沉闷和严肃的人”，他“精力充沛，行事高效，考虑任何事都会从实际出发”，虽然不善于表达感情，但对妻儿关怀备至且耐心大度。鲁迪后来发现，父母的婚姻并非出于情投意合的爱情，不过“他们一直在相互扶持，相敬如宾”。鲁道夫跟天底下的绝大多数父亲一样，“尽力满足孩子的所有愿望，而且非常慷慨地支持孩子去维也纳求学”，尽管他自己小时候并不擅长学习。鲁道夫曾被送到布吕恩的文科中学学习，但面对用拉丁语和希腊语授课的古典课程，他表现得“既没有天赋也没有兴趣”，不得不在12岁时转学到镇上的工业专科学校。从专科学校毕业后，鲁道夫应招进入了雷德利希的工厂。
相比之下，负责操持家务和照料家人生活的玛丽安娜比在外打拼的丈夫更像个文化人。她会学习一些有趣的育儿经验，比如最好的亲子关系是朋友关系。玛丽安娜显然非常乐于当丈夫的贤内助，她把做饭、打扫屋子和给孩子上文化课等事项分别安排给家里的保姆、用人和女家庭教师，这样她就能更轻松地扮演孩子们的朋友的角色了。鲁迪把他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形容为“温暖的同袍之情”，他和弟弟都非常爱母亲，这种感情即使在他们成年后也没有变淡。
哥德尔一家：玛丽安娜，库尔特，鲁道夫，鲁迪
童年时代贫困和艰辛的生活让玛丽安娜的父亲一直保留着不好相处和顽固的一面，古斯塔夫·汉德舒曾经是一名手工纺织工人，工业革命开始后被机器抢走了饭碗，于是他暗下决心，有朝一日一定要出人头地。他在工作的同时兼顾学业，但因为买不起书，只能整本整本地徒手抄写从别人那里借来的课本。或许正是童年的艰苦求学经历让古斯塔夫深知美好生活得来不易，所以玛丽安娜才能在幸福的家庭里成长为一个性格开朗、人见人爱的姑娘。玛丽安娜在文科中学里成绩优异，擅长滑冰，也弹得一手好钢琴，闲暇时会给家人和朋友弹奏舒伯特、施特劳斯的抒情曲。此外，玛丽安娜还喜欢看书，尤其喜爱德语文学经典，一生都对歌德和海涅的诗歌烂熟于心。鲁迪记得母亲有一批珍藏的德语文学经典，总共70册，其中许多都是初版书。大量的阅读不仅让她对事物有自己的见解，也使她有了捍卫自己观点的信心，不至于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当然，惬意的生活并非尽善尽美，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而对中产阶级来说，最大的苦恼往往是某些与家人有关的难言之隐。鲁道夫的父亲年纪轻轻就寻了短见，家人对此心知肚明却又讳莫如深，谁也不愿主动提起。父亲自杀后，鲁道夫从维也纳回到了布吕恩，跟着姑姑安娜生活。年轻的鲁道夫事业发展蒸蒸日上，母亲和母亲的娘家人犹如抱上了一棵摇钱树，对他提出诸多要求，最终鲁道夫不堪其扰，与生母断绝了来往。玛丽安娜家也有类似的恩怨，她的一个不成器的兄弟因负债累累而被军队开除，后来又把从鲁道夫那儿借来的一大笔钱挥霍一空，并且只字不提还钱的事；她的另一个兄弟则经常在事业有成的鲁道夫背后说三道四。“这就是为什么父亲后来几乎不跟任何亲戚来往。”鲁迪长大后渐渐明白了家族里的这些恩怨纠葛。
1913年，鲁道夫在斯皮尔博街买下了一块地，背靠通向斯皮尔博城堡的林荫斜道，任日后世界如何风云变幻，这里始终是这个家庭温馨的避风港。鲁道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为家人修建了一栋三层高的别墅，复古的山墙赏心悦目，采光充足的窗户可以俯瞰屋后的整个花园，花园占地约1/3英亩
，一到春天就满园芳菲，从房子的正门还可以远眺整座城市和河谷的景色。房子内部的装修也很考究，起居室中间摆放着一架钢琴，它出自当时维也纳最好也是奥地利皇帝的御用制琴师贝森朵夫之手。一楼入口处是一个巨大的门廊，门廊的地板和墙面以天然木材铺成。家具是颇有品位的新艺术运动风格，椅面上雕刻着精美的手工图案，反映了世纪之交在维也纳兴起的一股崇尚和复兴前工业革命时代手工艺的浪潮。但讽刺的是，正是由于以布吕恩为代表的工业城镇的崛起，才导致传统手工业日渐式微。
当时的布吕恩是个连空气里都弥漫着科学和技术进步气味的地方。从哥德尔家出发，往山下的方向走大约10分钟，就可以到达老布吕恩城区的奥古斯丁修道院。格雷戈尔·孟德尔曾在这里蛰居10年，潜心研究了10 000株豌豆的花朵、豆荚和种子，一丝不苟地反复做着杂交、分类和计数的工作，由此奠定了现代遗传学的基础。1910年，人们在修道院花园前的广场上立起了一尊孟德尔的大理石雕像，上面刻有“科学界友人赠”几个字，全欧洲的知名生物学家纷纷到布吕恩瞻仰这座雕像。
从哥德尔家往另一个方向同样步行大约10分钟，就可以到达布吕恩市立剧院。它于1883年竣工启用，是全欧洲第一家配备电灯的剧院，富有远见的布吕恩市议会为此找到托马斯·爱迪生，经过多次协商和洽谈才敲定了合同。1911年，爱迪生特地到布吕恩参观了自己的设计成果。布吕恩于1900年正式开通有轨电车，比曼哈顿还早了一年。
库尔特·哥德尔的家人在他小时候就看出他天资聪颖，哥德尔4岁时他们给他起过一个外号——“为什么先生”。在哥哥鲁迪的记忆中，哥德尔“总有问不完的问题，总想打破砂锅问到底”。哥德尔本人对此的回忆和评述不同于家人口中的温馨故事，显得有些尖锐甚至是轻蔑。大约半个世纪后，哥德尔在普林斯顿告诉他的精神科医生，他从小就“好奇心旺盛，质疑权威，渴望理性”，这也是他在青春期与父亲闹僵的原因之一。青少年时期的哥德尔经常不参加家庭例行的周日郊游活动，而是独自待在家里埋头看书。
“我人生的终极理想（青春期定下的），”多年之后哥德尔写道，“就是追求认知上的愉悦。”哥德尔清楚地记得科学的火苗第一次在他心中点燃的时间及当时的情景。15岁那年，哥德尔同家人去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山区度假，他特意选了一本歌德的传记作为旅途读物。1946年夏，哥德尔在寄给母亲的一封信中写道：
您在信中提到张伯伦的那本《歌德传》，让我想起了很多童年往事。我是在马林巴德森林里读的这本书（真巧，正好是25年前），当时的情景依稀浮现在眼前，我仿佛又置身于那片开满奇异紫花的林地。谁能说得清为什么那番情景能在一个人的脑海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呢……歌德的传记引发了我对他与牛顿在色彩理论上的论战的浓厚兴趣，并间接引导我后来走上学术道路。命运的纺轮从未停歇，唯有岁月的流逝才能叫人看清它到底在编织什么样的图案。
1941年，在缅因州布鲁克林休假的哥德尔又一次看到了那样的紫花，他情不自禁地写道：“看到它让我莫名动容。” [4]
这份对童年的感怀将伴随他一生。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无疑是哥德尔人生中幸福和安全的完美代名词，日后的动荡岁月和颠沛的个人际遇将这一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哥德尔和哥哥鲁迪的感情很好，4岁的年龄差消除了手足之间的许多摩擦。他们总是形影不离，在花园里跟两条宠物狗（一条杜宾犬和一条㹴犬）一玩就是几小时，在家庭女教师的指导下打理小菜园，还会在冬天下雪的时候到城堡周围探险、在积雪的斜坡上玩耍（“没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玩雪橇也是我的兴趣所在。”他在50年后写给母亲的信里说道）。兄弟俩还经常玩“如果我是”的游戏，畅想各自未来的职业，年届50的哥德尔回忆起这个游戏时依旧津津乐道：
哥哥，你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假装管理一座城市吗？你是工厂主而我是市长那次。我们把时间设定在1950年，畅想我们都成了有钱人。其实当时的我对1950年没有任何概念，只觉得它遥不可及。看看现在的我们，你不是工厂主，我也不是市长，我们都没有腰缠万贯，但日子过得也不错，没什么可抱怨的。
哥德尔家的阁楼里塞满了两兄弟的玩具，其中不乏价格昂贵的科学道具：一架望远镜，用它可以看清大教堂屋顶上的雕刻；各式各样的玩具火车；一支由800个锡皮玩具兵组成的军队，以及配套的锡皮马车和马匹。每年圣诞节，两兄弟都可以从维也纳玩具店（穆尔哈森或尼斯纳）诱人的玩具目录里挑选一件自己心仪的商品作为礼物，他们的母亲形容这个选购礼物的过程“毫无诗意可言”，但哥德尔却认为这是一段值得铭记的美好童年时光。数十年后，有一次母亲问他想要什么礼物，哥德尔问母亲能否给他寄一份穆尔哈森或尼斯纳（如果还有人在经营这两家玩具店的话）的商品目录。“我很想看看在过去的45年里，玩具的生产工艺到底有什么样的进步。”他告诉母亲，后面还加上了一句（多少流露出他对自己小时候收集的军队玩具的怀念），“现在的小孩子是不是都已经玩上迷你原子弹了？”
科学和材料工业的进步似乎很快就让愚昧的迷信变成了历史的糟粕。哥德尔的两兄弟受宗教的影响并不深，玛丽安娜虽然成长于一个信仰新教的家庭，但用鲁迪的话说，母亲的家庭对宗教信仰秉持着一种“开明的虔诚”态度。鲁道夫虽然是老派天主教会成员，但自打成年，除了举办婚礼那天，鲁道夫几乎从未去过教堂，是个有名无实的教徒。
库尔特和鲁迪都曾在一定程度上懊悔过，没能在相对开放自由的家庭氛围里抓住深入了解和体验宗教生活的机会。“当亲人的亡故和命运的考验降临到我们家中时，我才第一次意识到宗教信仰对一个人的精神支持有多重要，可惜为时已晚。”时年80岁的鲁迪不无悲伤地说。
内敛理性的库尔特·哥德尔对人的天性不曾怀有太多的成见和看法，但终其一生他都毫不掩饰自己对教义这种荒谬逻辑和宗教这种组织形式的鄙夷，并视它们为追求精神体验的真正阻碍。“我听说布吕恩在圣周六
庆祝了复活节，是真的吗？”哥德尔曾在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以嘲弄和疑惑的语气写道，“在布吕恩的路德会教堂里的确什么怪事都有可能发生，但提前一晚庆祝复活节可太叫人意外了。”
后来有一次玛丽安娜从书上读到，爱因斯坦是因为小时候在天主教会小学的宗教课上受到启发，才有了后来的某些理论设想，她向儿子求证这件事，哥德尔回复母亲说：
据我所知，您信中提及的关于爱因斯坦传记的内容是准确无误的……爱因斯坦确实是因为学习了宗教课程，才在心里种下了要构建宇宙大统一理论的种子。我猜他上的宗教课应该非常有趣，因为就我自己的经历而言，我很难想象布吕恩的宗教课能给我带来什么启发。
“宗教信仰的体系大多是不好的，”哥德尔多年后在笔记中写道，“信仰本身则不然。” [5]
哥德尔曾在老布吕恩城区的路德会教堂接受过受洗仪式，他的教父是鲁道夫从前的雇主、后来的工厂合伙人弗里德里希·雷德利希。雷德利希继承了家里的纺织厂，还有长辈的名字。1867年，奥地利帝国颁布的新政令废止了此前限制犹太人就业和定居的法案，摆脱了最后一道法律枷锁的犹太人纷纷走上社会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布吕恩有头有脸的工业家，弗里德里希·雷德利希就是其中之一。约瑟夫二世是第一个以实际行动减少对犹太人限制的皇帝，他鼓励犹太人在摩拉维亚建设工厂，同时要求犹太人将子女送到德语学校就读，促进他们与奥地利社会的融合。不过，他还是保留了部分苛政，尤其是臭名昭著的“家庭法”。它是一种限制犹太人口数量的政策，规定生活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的犹太人只有在获得国家签发的人口编号后才能结婚，而人口编号通常只能由去世的父亲传给长子。在长达400年的时间里，布吕恩一直都有禁止犹太人落户定居的法令，直到1848年才将其废除。 [6]
仅过了半个世纪，到1900年，布吕恩就建立起了欣欣向荣的犹太社区，那里居住着大约8 000个犹太人，占德语人口总数的10%左右。几乎所有布吕恩的犹太居民都认同德语和德语文化，还有很多像弗里德里希·雷德利希这样的人改信新教，在他们看来，信仰上的皈依是与本地其他种族达成文化和身份认同的最后一步，可保证自己不受排挤，并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弗里德里希·雷德利希的儿子弗利茨·雷德利希比库尔特大13岁，1939年3月，当纳粹德国的军队浩浩荡荡地踏上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宣告第三帝国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保护权”时，弗利茨深切地感受到父辈们争取的“社会地位”只是昙花一现、脆弱不堪。即使他为奥地利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获得了代表作战英勇的铁十字勋章，即使他在信仰上皈依了新教，他仍然没能免遭纳粹的毒手。纳粹对像弗利茨父亲那样在成年后才受洗并皈依新教的犹太人有一个轻蔑的称谓——“站着受洗的人”，这些犹太人在他们眼里统统不算自己人。纳粹在布吕恩只承认了一万多名犹太人，而包括弗利茨·雷德利希在内的其他犹太人于1942年被押往捷克的特雷津集中营，两年后又被押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并在那里走向了人生的终点。自此以后，布吕恩和平美好的少年时光就只存在于哥德尔的回忆里。 [7]
1919年，协约国在巴黎和会上重新划定各国边界，把苏台德地区及生活在该区域内一直希望被并入德国的300万德裔，划入了刚刚诞生的捷克斯洛伐克。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了民族自决原则，本意是为相关国家解决民族认同和经济利益等问题留下些许回旋余地，结果却正中捷克代表团下怀。他们充分利用该原则的精神，以波希米亚及摩拉维亚历来是奥匈帝国的领土为由四处游说，意图将这两块地区纳入新捷克共和国的势力范围。居住在这两个地区的德裔曾直接给威尔逊总统写信，恳请允许他们利用民族自决原则赋予的权利，摆脱新捷克政权的控制。捷克代表团为了压制反对的声音，反复表态会把捷克斯洛伐克治理成一个“类似”瑞士、让各个民族在联邦制下享受平等权利的国家。
但在国内，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客毫不避讳地露出了另一副嘴脸。临时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阿洛伊斯·拉辛，不仅拒绝讨论德裔要求自治的政治请求，还轻蔑地宣称：“我从不跟叛乱分子谈判。”捷克斯洛伐克的建国元勋、受人景仰的托马斯·马萨里克，尖锐地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德裔居民称为“外来者和殖民者”。在捷克领导层的怂恿和授意下，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地区的城市居民集体涌上街头，撕毁悬挂在公共建筑和学校外墙上的皇家双头鹰徽记，推倒或挪走哈布斯堡统治者和战争英雄的雕像。地方政府更是加班加点，用捷克语重新命名本地的街道和广场。布吕恩变成了“布尔诺”，市政府把它周围23个小市镇的政府全部吸纳收编，以本市人口几乎翻倍为代价，来确保捷克裔居民成为当地的多数种族。 [8]
奥匈帝国最后一次意在缓和民族矛盾的努力不仅没有奏效，反而弄巧成拙，加剧了敏感地区的身份对抗意识。1905年，摩拉维亚立法机构内部达成了《摩拉维亚妥协方案》，规定在该省的立法院内以捷克语和德语划分选举团，并给两个阵营分别分配一定数量的议席。这是一次旨在缓解民族矛盾的积极尝试，但在历史学家彼得·贾德森看来，这种做法适得其反，因为阵营划分把“从前在民族主义争端中保持中立的人”也拉进了旋涡，他们不得不面对“二选一”的尴尬局面。比如，有人想在新法实施后以“奥地利人”、“天主教徒”或“哈布斯堡效忠者”的身份登记注册，却不能如愿，最终只好给自己贴上“德裔”的标签。 [9]
德裔人口数量的激增给人一种德裔势力壮大的感觉，再加上日渐式微的政治安全感，苏台德地区孕育出了自哈布斯堡王朝诞生以来最狂热的德裔民族主义群体。“一战”爆发后，很多苏台德地区的居民志愿加入军队，他们为奥匈帝国献身的热情甚至超过了为德意志帝国献身的热情。最终有超过10万人牺牲在战场上，阵亡率约为3.45%，这个数字比德奥两军的平均阵亡率高出2.5个百分点。 [10]
以1905年《摩拉维亚妥协方案》付诸实施为标志，捷克斯洛伐克政权正式诞生了。虽然它允许各个民族继续使用自己的语言，但也首开先河地赋予了人口普查员根据“客观”特征“修正”被调查者自我报告所属民族的权利。不仅如此，一旦发现“故意”错报民族的情况，人口普查员还有权对当事人施以重罚——最高罚金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的周薪。由于这项政策，约有40万名德裔居民在1921年被新政府改成了捷克裔，德裔人口的锐减导致德语学校式微，也动摇了德裔社区的社会地位。可以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建国史就是一部反德力量不遗余力地抹除德意志文化影响的历史。比如，作为一个多党制的联合政府，在1926年以前，捷克斯洛伐克议会里从来没有一位德国政党的代表能担任部长一级的职务。 [11]
对一直以来都养尊处优的布尔诺德裔精英阶层来说，这样的政治气候显得尤为艰难。《凡尔赛和约》规定，奥匈帝国解体后，原本生活在奥匈帝国境内的公民有权根据自己的“种族”或“民族”，选择最符合自己利益的继承国，并成为该国公民。（实际执行效果很有限，比如，新的奥地利政府不人道地将7.5万名未被划入新国界的犹太人拒之门外，这些人都会讲德语，但新政府以他们不是“德意志人”为由拒绝他们加入奥地利国籍。） [12]
与战后爆发经济危机的奥地利不同，毗邻的捷克斯洛伐克虽然也百废待兴，但在所有因为哈布斯堡王朝覆灭而诞生的继承国里，捷克斯洛伐克是相对富裕的国家，战争对它的影响也最小。即便战争结束了，战时的食物短缺和定额配给制度仍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延续了数年之久，但后者的情况比前者要好得多。捷克斯洛伐克不仅有充足的煤炭供应，还有广阔的良田沃土，保证了粮食的自给自足。除了拥有最高的粮食自给率之外，它还继承了奥地利帝国的绝大部分工业领土，以及大约2/3的工业生产能力，钢铁产量超过中欧其他国家的产能总和。 [13]
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议生效的第二天，新的奥地利共和国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奥地利临时政府代表团满怀期望地动身前往巴黎，他们认为作为哈布斯堡王朝解体后诞生的新国家，不应当独自承担战争赔款的责任，每个曾与奥匈帝国并肩作战的地区都应当分担一部分赔偿金额。但事与愿违，代表团很快发现他们的据理力争是徒劳的，坐在会场里的他们就像身处一座小宫殿的囚犯，周边是铁丝牢笼，根本没有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德国和奥地利的经济在战后双双陷入恶性通胀，奥地利克朗的价值一下子暴跌到战前的1/13 000。而此时，捷克斯洛伐克又对奥地利实行了煤炭禁运（奥地利共和国的煤炭主要依赖进口，其中99%来自奥地利帝国的其他各个地区）。内外交困之下，奥地利国内的供暖与交通行业遭遇了严重的能源短缺问题，间接加剧了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 [14]
1919年，鲁迪·哥德尔搬到维也纳，开始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医学。饥荒和结核病扼住了这座城市的喉咙，斯蒂芬·茨威格曾凭着记忆描绘过在“一战”结束后的头几年里，维也纳的物资短缺究竟到了何种地步，他把这座城市称为“奥匈帝国毫无生气的灰色都城”：
在那个时期去维也纳，你必须按照到北极探险的标准做准备。一定要穿保暖的衣物，内衣也要穿羊毛的，因为谁都知道进了奥地利国境就没有煤烧了，尤其是在凛冬将至的时节。给自己准备一双合脚的新鞋，一旦穿过边境，你能买到或找到的就只有木头做的拖鞋。带上食物和巧克力，（边境官员）允许你带多少就带多少，这样你才能在没拿到面包和食用油的配给票之前，确保自己不挨饿。给行李上的保金越高越好，因为绝大多数行李车都会在半路上被洗劫一空，所以每只鞋、每件衣物都是不可替代的。 [15]
维也纳和布尔诺之间的火车从前只需要行驶两三个小时，而后来往返两地的人则要颠簸11~15个小时。即便如此，鲁迪的父母仍然一有空就去维也纳看儿子，从富裕得多的捷克斯洛伐克给他带去食物和日常用品，让他不至于挨饿受冻。
战争债券的贬值致使鲁道夫的大部分积蓄都打了水漂，但捷克斯洛伐克快速回暖的经济让哥德尔家挽回了一部分损失。库尔特·哥德尔认为自己的家庭“还算比较富裕”，1920年，他的父亲成为国内第一批购置汽车的人，一家人每个周日都乘着一辆蓝灰色的克莱斯勒，由司机驾驶去乡间游玩。跟战前一样，哥德尔家还是会在每年夏天去奢华的旅游胜地避暑，比如曾属于奥匈帝国的玛丽亚温泉市、位于波希米亚西部山区的弗朗齐歇克矿泉村，以及位于亚得里亚海岸的奥帕提亚。根据鲁迪的回忆，他们的母亲“过着名媛般的生活”，经常到剧院看戏，和朋友一起去咖啡馆谈天说地，去火车站对面的大酒店吃晚餐，她还是音乐会的常客。
虽然鲁道夫的工厂很快就焕发生机，但库尔特和鲁迪两兄弟注定不会留在当地享清福，到维也纳去才会有光明的未来。捷克斯洛伐克的新政权让国内的德裔青年非常失望，它把从奥匈帝国独立出来作为宣扬自己合法性的主要理由，把在语言文化上压制从前强势的德裔当作自己的丰功伟绩，这导致大批对自己的未来产生怀疑的年轻德裔捷克人背井离乡。“我才是真正的维也纳人，”两兄弟的布吕恩老乡利奥·斯莱扎克在回忆往事时幽默地说道，“真正的维也纳人都来自布吕恩。” [16]
库尔特·哥德尔就读于福音派小学，在4年的学校生活中，他经常因为生病而请假。库尔特8岁时患了严重的风湿热，大病一场后，他一直认为自己的心脏受到了永久性损伤，机能无法完全恢复。在母亲看来，这场病可能是小儿子疑病症的诱因。几年后，他又接受了一次阑尾切除术，那场手术非常顺利，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
库尔特在学校取得了近乎完美的成绩，有一句俗语叫“样样拿第一的孩子”，用它来形容库尔特真是再贴切不过了。在以1~5分来评判学生课业表现的福音派小学，他的成绩总是代表最高等级的“1”。在1916年7月颁发的小学毕业证书上，库尔特的每个大项都获得了最高评价（“优异”），比如宗教、语言、算术，操行评定也是“值得表扬”。
同年秋天，他进入布吕恩当地的一所实科中学就读，这所中学的全名是帝国皇家国立德语实科中学。
实科中学是奥地利帝国19世纪教育改革的产物，是高中阶段的三种升学体系之一。在教育体制改革之前，所有奥地利帝国的高中生只能上文科中学，课程以经典内容为主，课业负担重，而且是考取大学的唯一途径；另一种专科学校虽然也提供高中阶段的教学，但它主要在假期授课，并且以培养基本的写作、外语和数学能力为主，目的是培训店员、技工以及其他非学术或专职人员；实科中学与文科中学相似，也教授大学预科课程，但两者的区别是，在实科中学的课程设置里，科学和现代外语所占比重更高，拉丁语和希腊语则退居次要。
布吕恩的实科中学（左），沿街远眺，可以看到雷德利希纺织厂的烟囱
布吕恩的实科中学位于瓦夫拉大街上，沿斯皮尔博街向下山方向走10分钟即可到达实科中学。雷德利希纺织厂也在这条大街上，两者相隔几个街区。在一张当年拍摄的照片里，从中学门前的街角不仅能看到学校，还能清楚地看到背景中雷德利希纺织厂高耸的烟囱。
哥德尔在实科中学度过了8年时光，高中阶段的课程包括拉丁语、法语、德语、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以及历史、博物学、徒手绘画和宗教。除此之外，哥德尔还选修了英语和加贝尔斯贝格速记法。
在课余时间，鲁道夫还聘请了私教给两兄弟上英语课。
进入高年级后，库尔特没有上学校的捷克语课，而是上了一门速记课。在他的同学和朋友哈里·克莱佩塔尔的印象中，库尔特似乎是整个学校里唯一一个完全不会说本地语（捷克语）的学生，就连最简单的词语也听不懂。虽然哥德尔对捷克语提不起兴趣，但并不像母亲那样对它满怀厌恶和成见。许多年后，哥德尔还谴责过母亲对捷克人的态度，他在一封信里写道：“您说得知我对斯拉夫人有好感让您备感震惊，但您讨厌他们的那些原因都是建立在偏见之上的，您在上一封信里提到的事就是最好的例证。”（哥德尔母亲说的那件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家花园里的几棵树被人砍倒了，她当时认定那是几个捷克人干的，但事后又承认其实是自家园丁的过失。）从哥德尔选修的课程可以看出，当时的他已经有离开故乡出去闯荡的念头了，虽然这一步他迈得并不大，但非常坚定。“他一直把自己看作奥地利人，”克莱佩塔尔说，“只是暂时流亡于捷克斯洛伐克。” [17]
哥德尔非常熟练地掌握了加贝尔斯贝格速记法，这在日后的方方面面都对他有所助益。这种速记法在奥地利帝国曾风靡一时，不仅速记员和店员会用，许多学者和专业人士也会在工作中使用这种高效且能兼容个人习惯的记笔记方法。当库尔特于1924年毕业时，教育系统宣布加贝尔斯贝格速记法不再有效，并代之以一种新的“统一”速记法，同时还废除了当时流行于德国和奥地利的其他几种速记法。不过，哥德尔与很多同时代的人一样，终生保留了使用加贝尔斯贝格速记法的习惯，他有很多个笔记本，里面记录了他的哲学思考、与朋友的谈话、潦草的数学证明和运算，当然还有一些个人化的想法和感受（比如，因为自我意识过剩而在社交时感觉不自在，因为发现自己的缺点而懊恼，对性的疑惑，为能否找到一个稳定的职位并实现学术抱负而焦虑）。
与帝国时期相比，犹太人对教育的推崇和热情丝毫未减。在犹太人仅占布尔诺德语人口10%的情况下，犹太学生（校方在每年的总结汇报里总是委婉地将他们称为以色列宗教信仰者）的数量占到了实科中学全体在校生的40%。
哥德尔在学校结交了一些亲密的犹太朋友，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后来全都奇迹般地挺过了“二战”。哈里·克莱佩塔尔去了布拉格，成为当地一家主流德语报纸《布拉格新闻报》政治版面的编辑。后来他因为公开批评纳粹而不得不逃亡到上海，在那里生活了9年，于20世纪50年代搬到纽约，并重新联系上了学生时代的老友。此后，他加入了一个为犹太人争取战争赔偿的组织。
阿道夫·霍赫瓦尔德是库尔特在校期间的棋友，他原本生活在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里，但最终成了家族里唯一逃出纳粹魔掌的人。1939年，霍赫瓦尔德惊险地逃出生天，他先去了瑞士，然后返回布拉格，之后又逃到瑞士，并先后辗转于西班牙、葡萄牙、海地和加拿大，最终于1941年取道波士顿，经普莱西德湖到达纽约。此后霍赫瓦尔德一直以研究者的身份在一所州立结核病医院工作，最终因心脏病发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50岁。霍赫瓦尔德生前还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担任医生，他也和克莱佩塔尔一样，为帮助战后的纳粹受害者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18]
还有弗朗茨·洛·贝尔，他出身于一个富裕家庭，父母是成功的犹太工业家，从事纺织业和制糖业。贝尔有一个名叫格丽塔·图根德哈特的表亲，曾聘请德国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为她设计了一栋现代主义风格的住宅，这座地标建筑至今仍矗立在布尔诺郊外。贝尔后来也到了纽约，从事亚洲艺术品交易。他很快就成了享誉世界的收藏家，还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漆器的学术文章，并且广受好评。
除了这几位挚友外，哥德尔的其他犹太同学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有人在筹办25周年的中学同学会，但没有几个人能来。”1949年，哥德尔伤心地对母亲说，“没来的人是不想来、来不了，还是已经不在了呢？霍赫瓦尔德对此非常悲观。”
完美主义的执念自始至终都困扰着哥德尔的精神和心绪，这从他的学业成绩单里就可以看出端倪。他的每门功课都是“优异”，除了中学一年级的数学成绩是“良好”。根据鲁迪的回忆，他的弟弟是学校历史上唯一一个在8年的拉丁语学习中没有犯过任何语法错误的学生，后来这成为学校里的一段佳话。
哥德尔11岁时的学业成绩单
哈里·克莱佩塔尔曾告诉哥德尔的传记作者约翰·道森，他认为布吕恩的实科中学“不管是在奥地利帝国还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都是最顶尖的中学之一”。但哥德尔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一次，母亲寄给哥德尔一本有关布吕恩的书，他兴味索然地说作者应该多介绍一下镇上的文科中学，至于“布吕恩的实科中学，写一个字都是多余！这所学校过去大概不怎么样，甚至有可能不光彩，单从我上学时候的情况看，我认为并非没有这种可能性”。 [19]
不管怎么样，可以确定的是，哥德尔14岁时就已经沉迷于数学和哲学而无法自拔了。他自学了微积分和大学阶段的其他数学专业课，并在16岁时第一次阅读了康德的作品。 [20] 鲁迪认为，哥德尔在智力上的早熟或许“可以解释他当时为什么会被年长的女性吸引。还是一名高中生的弟弟跟比他年长10岁的女士打得火热，这件事在我们家里闹出了不小的风波”。在男女感情方面，哥德尔的抉择总是很大胆。
1924年，从中学毕业的哥德尔加入了德裔捷克人的移民大军，一心前往已经成为历史的奥地利帝国曾经的首都维也纳。他搬进了哥哥鲁迪的公寓，在距离维也纳大学5个街区的地方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1] Berend, European Economy , 192.
[2] List, Deutsches Bollwerk.
[3] KG to MG, 27 June and 31 July 1954; Johnston, Austrian Mind , 267.
[4] Engelen, ed., Notizbücher , 395; KG to MG, 26 August 1946.
[5] Notebook entry, n.d., quoted in CW , 4:425.
[6] Rothkirchen, Jews of Bohemia and Moravia , 10–11.
[7] Schober-Bendixen, Tuch-Redlichs , 32–36, 127.
[8] Rothschild, Europe Between Wars , 79–80; Judson, Habsburg Empire , 434–35.
[9] Judson, Habsburg Empire , 314–16, 377.
[10] Rothschild, Europe Between Wars , 80–81, 81 n. 4.
[11] Zahra, Kidnapped Souls , 106, 121–22; Rothschild, Europe Between Wars , 111.
[12] Judson, Habsburg Empire , 444–45.
[13] Rothschild, Europe Between Wars , 86–87.
[14] Johnson, Introducing Austria , 63–66; Beller, History of Austria , 203.
[15] Zweig, World of Yesterday , 305, 306–7.
[16] Slezak, Rückfall , 177.
[17] KG to MG, 31 July 1954; Harry Klepetar quoted in Dawson, Logical Dilemmas , 15.
[18] “Death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68,no. 10 (November 8, 1958): 1388; KG to RG, 25 May 1941; Claims Resolution Tribunal, Adolf Hochwald, Case No. CV96-4849, 21 April 2003.
[19] Harry Klepetar quoted in Dawson, Logical Dilemmas , 17; KG to MG, 11 September 1960.
[20] KG to Burke D. Grandjean, unsent reply to questionnaire ca.1976, CW , 4:44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