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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特·哥德尔在晚年深受精神顽疾之苦，人生最后几年黑暗苦闷的岁月与他安宁稳定的年少时光判若云泥。1906年，哈布斯堡王朝在世人眼里尚有万古长存的势头。那一年，哥德尔出生在一栋由他父亲亲手建造的乡野别墅里，别致的小楼坐落在布吕恩的一处山脚下，一条树木密布的坡道直通山上的中世纪城堡——斯皮尔博城堡（Spielberg Castle）。天气晴好时，哥德尔和他的兄弟们能透过自家阁楼的天窗看到清澈的天空与远处火车喷出的缕缕烟灰，机车呼啸前行，奔向位于哥德尔家乡往南70英里
外的维也纳。
在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奥地利帝国由大大小小的堡垒要塞结盟而成，帝国内部的团结已经维系了数个世纪。彼时的布吕恩仍是一座属于奥地利帝国的城市（今属捷克——译者注），行政上归属摩拉维亚地区，绝大多数城市居民以捷克语为母语。奥地利帝国的铁路主干线全长将近1 000英里，横贯东西，西起帝国西南的亚得里亚海岸，东至与俄国接壤的内陆边境。铁路辐射到各个主要的大城市，包括特里斯特、布拉格、布达佩斯、克拉科夫、切尔诺维茨、格拉茨和伦贝格，连接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城镇和村庄，而居于这个交通网络中心腹地的正是帝国首都维也纳。奥地利帝国多年来一直是中欧的一股强大势力，四通八达的铁路交通是其国力优势在工业革命席卷欧洲后的最新体现。
通向布吕恩的铁路线，远处可见斯皮尔博城堡、圣彼得和圣保罗大教堂
奥地利帝国境内的所有中型和大型城市都在争相模仿首都的规划风格。每座城市里都有一条气派的环城大道；千篇一律的市立剧院或歌剧院胡乱杂糅了新巴洛克、新古典和新文艺复兴的建筑风格，拙劣地模仿着维也纳环城大道上的那座建筑物；一排排公寓楼呆板地排列着，临街的墙面粉刷得颇为用心，门脸雕饰得犹如贵族的宅邸，小资气息扑面而来。这种视觉上的雷同感不只体现在城市的规划和建筑风格上，哪怕到了偏远的小城镇，也能在列车站台的声色光景里感受到似曾相识的味道：每个车站都有一名身材发福的中年站长，隆起的腹部满满当当地塞在低调整洁的深蓝色制服里；他会对每一趟进站的列车敬礼，奥地利小说家约瑟夫·罗特把这个动作称为“军礼式的致意”；站长的胸前用一个黑色带子系着铃铛，火车要启动时，他就摇三下铃铛作为列车离站的信号，一下也不多，一下也不少，这种标志性的三声铃响出现在帝国的每个火车站里，从亚得里亚海一路传到俄奥边境。每个车站都装饰成鲜亮明快的黄色，车站的墙面上都挂着黑色的双头鹰标志，这种随处可见的标志是哈布斯堡皇室的徽记。拉生意的马车在车站前等待着，车夫们讲的笑话大同小异，就连讲笑话时手舞足蹈的样子也如出一辙，他们还喜欢拿捏着腔调跟乘客聊天，假装自己是出身上流的有品人士，这种赶时髦的虚荣和奉承在当时的奥地利帝国随处可见：大家对做生意的人都会尊称一声“总裁先生”，陆军少校被奉为“将军先生”，而在读的大学生则个个是人们口中的“博士先生” [1] 。就算最不起眼的乡下咖啡馆，也在极力追捧维也纳时下流行的风尚：被烟灰熏旧的墙壁，家家必备的国际象棋和多米诺骨牌，围着蓝色围裙的女侍者推着摆满蛋糕的小推车，售卖风靡维也纳的凯撒面包卷和罂粟籽饼，收银台后面肯定坐着一位身材丰腴的金发女郎，一丝不苟地盯着每单进账。 [2]
犹太人为奥地利帝国的兴盛做出过卓绝的贡献，居住在帝国境内的20万犹太人和200万犹太亲属，一度希望奥地利能够成为他们翻身的福地，但这美好的愿景终究没能实现。历史学家乔治·伯克利曾把奥地利帝国对犹太人忘恩负义的迫害形容为“人类城镇发展史上最薄情寡义的辜负与背叛”。19世纪是民族主义和仇恨情绪大行其道的时期，来势汹汹的分裂思潮却没能动摇奥地利帝国团结稳定的根基。1938年，流亡巴黎的奥地利犹太小说家约瑟夫·罗特曾对帝国境内这种“不可名状的团结感”有过一番描绘。 [3] 在罗特的最后一部小说《皇帝的陵墓》（ The Emperor’s Tomb ）中，当一切已成往事，主角回望过去，不禁沉思道：
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帝国境内无论是何地的景致、地貌，哪一个邦国、民族，又或是谁家的小屋和咖啡厅，无论它们多么殊方异类，冥冥之中都在服从一种潜移默化的强大力量。这种神秘的力量能把山高水远拉到近在咫尺，把本该令人耳目一新的异域风情同化为稀松平常的本国风土，让帝国团结一致，免于分崩离析。我所说的这种力量根植于古老的君主制，焕发于世人的泥古非今，它让我即便走到兹拉托格勒，也会油然而生一种身处锡波利耶或维也纳的亲切感。 [4]
因为长期酗酒，罗特在一年后客死巴黎，成为被奥地利帝国辜负的20万犹太人中的一员。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哥德尔出生于有着典型的帝国城市风貌的布吕恩：一条气派而热闹的环城大道；一座由市政府筹建和运营的大剧院，定期邀请维也纳的巡演团队，出演最新最热的剧目；在专门为想去维也纳、布拉格或切尔诺维茨上大学的学生们设立的文科中学，教授奥地利帝国的通用中学课程；市区里的自由广场熙熙攘攘，哥德尔的母亲经常光顾广场附近一家名为“肖普”的咖啡厅，在那里同她的好友和闺蜜度过了无数悠闲的午后时光。这一幅安宁美好的盛世景象都将在“一战”的炮火里灰飞烟灭：时代剧变正在酝酿，战争一触即发；虽然暗流涌动，但人们依然安居乐业，对危机毫无察觉。
知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也与哥德尔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和罗特有着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奥地利籍犹太人，都侥幸逃脱了希特勒的魔爪，也都在悲惨的流亡途中送命。茨威格曾在自传体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中把“一战”前的时期形容为“安宁美好的黄金年代”。作为传统货币，奥匈帝国克朗以金属币的形式发行流通，“这闪闪发光而又坚固的货币本身就是奥匈帝国那段安稳岁月的例证和缩影”。孩子一出生，父母就会拿出一部分收入作为成长金储蓄起来，根本不担心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公务员只要查查日历就能知道哪天轮到自己晋升，哪天可以领取稳定而丰厚的退休金光荣退休。“帝国辽阔疆域内的一切都层级分明，所有人只需按部就班地过日子，而位于这座金字塔顶的是一位年迈的皇帝。如果有一天皇帝驾崩了，每个奥地利人都不会（或者说不需要）惊慌，因为他们知道一切均已安排妥当，总会有下一任皇帝继位，日子照旧，什么也不会改变。生活在如此理性安稳的年代，社会动荡和国家战争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5]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安守本分”便成了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只要做人本分，就能为国家的昌盛贡献一份力量，同时从发展的红利里分得一杯羹。“任何非理性的决策、感情用事的做法和可能引起混乱的行为都会被极力避免，有时候人们甚至会为此不惜一切代价。”一位研究奥匈帝国的历史学家如此评价这段时期帝国的社会稳定状况。 [6]
布吕恩的城市剧院，1905年
1917年，奥地利诗人兼剧作家雨果·冯·霍夫曼斯塔提出了“奥地利思想”（Austrian Idea）一词，并将其定义为一种“鼓励和解、融合与建立沟通”的思想，旨在摒弃欧洲大陆上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成见，消除隔阂，以包容的价值观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但当时正值“一战”，霍夫曼斯塔创造的这个词犹如划过天际的流星，很快就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夜中。罗特曾塑造过一个来自加利西亚（位于西班牙北部，曾是奥匈帝国的领土）的波兰伯爵的角色，他的兄弟曾气愤地说：“奥地利不是国，也不是家，更不是某个民族，它是一种信仰。”所以，奥地利不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它奉行的是“超国家主义”。他继续说道：“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超国家主义国家。”（“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这位兄弟脾性古怪，一无是处。”伯爵评价说，“但一谈到政治，他可真是眼光毒辣，无人能及。”罗特非常喜欢借一些古怪角色之口旁敲侧击，讽刺奥地利社会自相矛盾的现实。） [7]
奥地利皇室一开始并不喜欢各个民族平等团结的社会图景，但后来也全盘接受了这种思想。地理上横跨东西方的维也纳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充当了东西方文明的交会点，虽然这不一定是它的本意，不过它事实上就是一个社会的大熔炉。1548年，一名访问维也纳的男教师称在当地的商业区里流通着18种常用的语言，包括波兰语、匈牙利语、克罗地亚语、捷克语、意大利语，还有土耳其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等。 [8] 1452年，腓特烈三世成为哈布斯堡家族中第一个被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成员。腓特烈三世对带有神秘色彩的字母缩写情有独钟，其中最知名的是“AEIOU”。他下令把这个缩写印刻在各种建筑物或器物上，从大教堂到餐具无所不及，“AEIOU”也因此成了奥地利的国家格言。在德语中，“AEIOU”可以代表“Alles Erdreich ist Österreich untertan”（世界臣服于奥地利）。这可不是吹牛：在腓特烈三世加冕之后的200年里，哈布斯堡王朝从中欧向外扩张，先后将西班牙、荷兰、意大利大部和法国的一部分领土都纳入统治范围，欧洲的几乎整个基督教世界都臣服在奥地利的脚下。
18世纪末正值欧洲的启蒙时代，奥地利虽然在西线失去了西班牙，但在东线夺得了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原为特兰西瓦尼亚公国，“一战”后并入罗马尼亚——译者注），当时的掌权者仍是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大约两个世纪后，他被后人评价为“哈布斯堡明君”（有些措辞更尖酸刻薄：“哈布斯堡家族唯一一个不是白痴的领导人”）。约瑟夫二世于1765—1790年在位，是一位大力推行现代化行政改革的君主。他是坚定的改革派，做了许多将“奥地利思想”付诸实践的事。约瑟夫二世健全了国家法律体系，在提高法律从业者专业门槛的同时，大幅削弱地方权贵的特殊待遇与权益，推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更为合理地重新划分了行政区，废除了农奴制，让平民有权购买和继承自己耕种的土地；他整治和关闭修道院，把节省的开支用于修建校舍；他还在维也纳城里建起了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现代化的医院，以及奥地利第一所专门收治精神病患者的人道主义机构（因为维也纳麻木不仁的风气盛行，不出所料，这个机构很快就被当地人冠上了“蠢蛋的塔楼”的绰号）。这个人道主义机构的建筑物留存至今，不过不再用来收治精神病人，只用来存放病理解剖标本。在推动改革和操持政务的闲暇，约瑟夫二世还结交了莫扎特，并资助了这位音乐巨匠，帮助他在维也纳取得了最后几年的辉煌。 [9]
约瑟夫二世希望建立一个理想的“官僚制国家”。在他的构想中，国家行政系统由一套完美运作的行政等级构成，各个行政岗位上全是敬业、忠诚和讲求效率的公务员，他们犹如世俗化的神职人员，把“造福国家和社会的满腔热忱”化作行动的驱动力，他认为这样的行政体系可以把理性和秩序播撒到帝国的每一寸土地上。 [10] 约瑟夫二世是位非常勤奋的皇帝，光是颁布的政令就不下数百条，而且内容无所不包：街道宽度的规范，城镇卫生标准和丧葬仪式价格的设定，森林的管理和保护，桥梁、矿井的安全检查，食品安全的监督，敦促砖厂和咖啡厅的修建，对赤贫和年迈者的照料，校舍的选址、规模和内部装修的规定，等等。到1800年时，奥地利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几乎都是大学毕业生；作为帝国的首都，维也纳的官僚系统起到了以身作则的作用，颇高的文化素养成为公务员队伍越来越鲜明的特征。 [11] 出身于首都以外地区的阿道夫·希特勒与许多非维也纳本地的奥地利人一样，对这座复杂的大都会抱有根深蒂固的厌恶感。1938年3月，希特勒治下的德国吞并了奥地利。这位独裁者在把自己的故乡纳入第三帝国的版图后，曾极力想要抹掉维也纳曾作为哈布斯堡王朝都城的历史地位。“要打破维也纳的文化影响力，是个浩大的工程。”1942年4月，在战场上忙得焦头烂额的希特勒一提到这件事还是火冒三丈，但又无可奈何。然而，维也纳的文化感召力经受住了考验，它战胜了像希特勒这样强横的独裁者。 [12]
约瑟夫二世认为有了贤能的政府，帝国境内心怀感激的人民才会造福各自的家庭、社会阶级、部族，对国家更忠诚，以报答祖国为他们提供的安稳生活和幸福感（体现在6 000英里外的美国的《独立宣言》里）。 [13]
进入20世纪，世界上只有奥地利和美国两个国家显得与众不同：它们的立国之本更多是基于国民一致认同的某个理念，而非某个特定的种族。在奥匈帝国，虽然德语是奥地利的官方语言和民间通用语，但几乎没有一个奥地利老百姓——更不要说奥地利当权者——认为自己是德国人。帝国境内以德语为母语的人口一直都占据着接近半数的比例。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时，奥地利的总人口约为2 860万，包括1 000万德语人口，640万捷克语人口，500万波兰语人口，350万罗塞尼亚语（如乌克兰语）人口，125万斯洛文尼亚语人口，78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人口，77万意大利语人口，27.5万罗马尼亚语人口，以及大约50万其他语言的使用者。而在匈牙利2 090万人口的构成中，1 000万人说匈牙利语，290万人说罗马尼亚语，290万人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200万人说德语，200万人说斯洛伐克语，47万人说罗塞尼亚语。
奥地利人是坚定的天主教徒，而德国北部是新教徒的聚居地。犹如两个国家在宗教信仰上逐渐形成的差异，奥地利境内的德语在日积月累的演化和交融中已然同德国的德语有了微妙的差别。奥地利德语中除了一些用于调侃、侮辱邻国德国的词汇和概念（比如“Piefke”，大致相当于“德国佬”）是德国德语没有的之外，还有很多从其他语言借用的表达会让正统德语的使用者抓耳挠腮、不知所云。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Tollpatsch，源于匈牙利语的“talpus”，意为“笨手笨脚的蠢材”；Jause，源于斯洛文尼亚语的“južina”，意思是“下午的小点心”；Feschak，源于捷克语的“fešák”，意思是“帅气的家伙”；sekkant，源于意大利语的“seccante”，意思是“令人恼火的”。此外，奥地利德语里还有大量意第绪语词汇，比如meshuggah（疯狂的）、Ganif（小偷）和Mischpoke（家人）。
真正的维也纳俚语被称为维也纳德语，非本地人几乎完全听不懂。虽然这是一种民间使用的通俗语言，但皇室成员及其随从、高级别的公职人员和军官，以及富裕的中产阶级使用的标准德语（因为其高贵的使用者而被称为“美泉宫德语”）也从这种方言里获益良多。曾有历史学家这样形容它：“这是一种不露锋芒的语言，上至达官显贵，下到平头百姓，各个阶级的人都可以使用。” [14]
除了词汇、贵族、军队组成和官僚队伍，奥地利另一个博采众长的领域是烹饪，在这一方面，可以说德国精英对维也纳大大小小的咖啡厅、旅馆和饭店售卖的流行菜肴几乎没有任何原创性的贡献。奥地利咖啡深受奥斯曼帝国的影响，维也纳苹果卷是匈牙利甜点的改良版，酥皮面包和甜杏团子则得到了捷克人的真传。即便是家喻户晓的维也纳名菜——维也纳炸牛排，也是一道顶着德国菜名的意大利菜，它仿照的是意大利的米兰炸猪排。
虽然直到1867年奥地利帝国境内的所有国民（包括犹太人）才真正实现了政治权利上的完全平等，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多民族共荣的意识和追求就不存在。1848年，“民族之春”革命席卷了欧洲，一系列民间武装反抗运动先后在欧洲各国爆发，但在这场以颠覆现有政权为主要目的的革命浪潮里，奥地利的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独树一帜。常年研究欧洲民族冲突史的历史学家彼得·贾德森说：“（起义者）自诩为哈布斯堡王朝思想的捍卫者。”他们希望循序渐进地改革，而不是立刻推翻帝国现有的政权。就在革命运动爆发的同一年，一行由捷克爱国者弗兰基谢克·帕拉茨基（František Palacký）写下的关于奥地利的诗句广为流传。你很可能听说过这句诗，只是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引用的都是其缩略版，“如果奥地利帝国不曾存在过，那人类就必须建立一个。”实际上，帕拉茨基的原话更加意味深长，措辞语气也没有那么俏皮。他想表达的其实是，不管对整个欧洲还是它的国民，奥地利帝国在稳定地区局势方面扮演的独特角色是不可替代的：“如果没有历史悠久的奥地利，无论是为了欧洲的利益，还是人们的福祉，都应当尽快创造出一个，这才是上策。” [15]
任凭19世纪的时代洪流怎样奔腾向前，时代风貌如何光怪陆离，奥地利帝国仍然岿然不动。不仅如此，它甚至在革命浪潮中保留下了旧时的火种。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是一位长寿的皇帝，他留着标志性的络腮胡，在位时间从1848年一直持续到1916年，是奥地利统治时间最长的君主。弗朗茨·约瑟夫一世行事老派，古板保守至极，简直可以说是19世纪因循守旧的奥地利社会的化身。他在某种程度上很像一位从喜歌剧里走出来的皇帝：钟爱制服，追求华贵，以骑马打猎为消遣；他在霍夫堡皇宫的寝室宽敞空旷到令人不适，内饰均采用红色的豪华绒布，华而不实；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为日常事务做准备，每天的例行日程包括会见皇室成员、检阅部队和出席各种国家仪式。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有一个非常长的正式头衔，带有厚重的历史感，虽会让人肃然起敬，但难免显得冗长累赘。当年每个上学的孩子都要熟记这个头衔：
帝国和王国的神使殿下，上帝护佑的奥地利皇帝，匈牙利及波希米亚、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加利西亚、洛多莫利亚和伊利里亚国王；耶路撒冷之王；奥地利公爵；托斯卡纳和克拉科夫大公；洛林、萨尔茨堡、施蒂利亚、克恩滕、卡尼鄂拉和布克维纳公爵；特兰西瓦尼亚大亲王，摩拉维亚藩侯；上西里西亚及下西里西亚，摩德纳、帕尔马、皮亚琴察及瓜斯塔拉，奥斯威辛及扎托尔，泰申、弗留利、拉古萨和扎拉公爵；哈布斯堡与提洛尔，基堡、戈里齐亚及格拉迪丝卡亲王伯爵；特伦特及布雷萨诺内王爵；上卢萨蒂亚和下卢萨蒂亚，以及伊斯特拉伯爵；霍恩埃姆斯、费尔德基希、布雷根茨和松讷贝格等藩侯；的里雅斯特、科托尔及温迪克马奇之王；塞尔维亚等大总督……
奥地利帝国的皇帝去世后都会得到一长串唬人而浮夸的谥号，但多数称号和头衔都没有实际意义。除了让君主在盛大的葬礼上再风光一把之外，谥号的存在只是为了让基督教有一个宣扬谦逊美德的机会。按照习俗，给皇帝送葬的队伍会从霍夫堡出发，沿一条蜿蜒的巷道前往维也纳嘉布遣会教堂，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家墓穴就在这座小教堂的地窖里。到达教堂后，内务大臣会上前敲门，进入教堂前需要报上名号。大臣先报自己的名号，然后一字不落地背诵皇帝的完整名号。诵毕，门内的教堂修士会回应道：“我不认识来者。”内务大臣只得报上一个更短的头衔：“来者乃尊贵的皇帝陛下，一国之君。”但男修士依然不会开门。两轮过后，内务大臣会第三次敲门，并替这位将进入安息之地的人报上一个简短的称呼：“一个肉体凡胎，一个可怜的罪人。”至此，教堂的门才会缓缓地为逝者开启。
虽然弗朗茨·约瑟夫推行了很多政令，试图把奥地利建设成一个现代、繁荣和高度文明的国家，但他对与时俱进的态度总是模棱两可、不情不愿，一边望向未来，一边沉湎于过去。19世纪的维也纳剧作家弗朗茨·格里尔帕策曾说，“半途而废，功亏一篑”是哈布斯堡皇室摆脱不掉的诅咒。受人爱戴的约瑟夫二世驾崩两年后，继任者弗朗茨一世于1792年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他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835年。弗朗茨一世显然没有继承约瑟夫二世的遗志，他反对改革，并将所有改变现状的努力视作对帝国本身的损害而非助益。他曾说：“我的帝国就像一栋被虫子蛀蚀的房子，再动一处，可能就要分崩离析。”弗朗茨一世命令教师们在教学过程中避免谈论任何“新思想”：“我不需要学者，我想要的是本分的公民。” [16]
而到了弗朗茨·约瑟夫统治时期，他基本上延续了弗朗茨一世在民主、民族主义和天主教干预民政事务等重大议题上的消极态度，对于相关方面的改革，能拖延的就拖延，能开倒车的就绝不劳神费心。他对现代化的抵触态度甚至反映在私生活方面。弗朗茨·约瑟夫在位的数十年间，霍夫堡皇宫的照明设施一直用的是煤油灯（因为这位皇帝嫌电灯的光太刺眼），每个房间的供暖设施则是设置在墙角处的巨大陶瓷炉。皇宫简陋的厕所让弗朗茨·约瑟夫的儿媳斯蒂芬妮公主忍无可忍，最终自掏腰包在霍夫堡里装配了两间现代化的盥洗室。皇室和宫廷的行为规范、着装及餐桌礼仪更是沿袭了西班牙宫廷在3个世纪前制定的那一套。民间流传着一个讽刺弗朗茨·约瑟夫行事古板的笑话，说这位皇帝到了弥留之际还对匆匆赶来但衣衫不整的御医大发雷霆，强撑着一口气命令道：“回去把衣服穿体面了再来。” [17]
约瑟夫二世提出要建立一个像机器一样高效有序的政府，这个构想被他的继任者们发扬光大，但他们的目的往往不是建造一个安宁繁荣的社会、启发民智，而是借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打压异己、维护政权的稳定。人们都说弗朗茨·约瑟夫用4支军队统治着国家：一支能行军（真正的军队），一支会下跪（教会），一支坐板凳（官僚），还有一支见不得人（秘密警察和数千名线人）。帝国的官僚系统变得越来越臃肿，公务员的数量从19世纪60年代的10万人增加到1900年的30万人。原本行事高效、理念崇高的行政机器沦落为漏洞百出、目光短浅的政治工具，徒劳地想要弥合帝国内那些不可弥合的矛盾与冲突，以至于弄巧成拙。民众对这样的官僚体系当然是恐惧远多于敬畏，但谁也不想招惹它，毕竟权力机构的繁文缛节能够轻易地让任何个体陷入举步维艰的困境。 [18] 1867年，为了缓和匈牙利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延续对帝国东部领土的控制权，弗朗茨·约瑟夫做出了重大让步，签订了《奥地利–匈牙利折中方案》。根据这项方案，奥地利帝国允许匈牙利王国设立自己的议会，作为交换条件，匈牙利议会则同意弗朗茨·约瑟夫以匈牙利国王而非奥地利皇帝的身份统治国家。这一方案确立了奥地利和匈牙利各自的独立地位，但由此产生了三个官僚体系，分别是匈牙利王国的议会、奥地利帝国的议会，以及一个负责两国国防、外交和财政事务的公共部门。此后，弗朗茨·约瑟夫在位期间，各个政府机关的文件上随处可见“K. und k.”（德语“kaiserlich und königlich”的缩写，意为“帝国的和王国的”），表示弗朗茨·约瑟夫身兼皇帝和国王的双重身份。至此，奥地利和匈牙利正式成为由一个君主统治两个独立王国的二元君主国，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奥匈帝国”。奥匈帝国成立后，原本相当于奥地利的领土事实上成了一块无名的土地，它在官方文件里的正式称谓变成了“由帝国议会代表的王国和行省”，官员们在非正式场合的叫法则更不讲究——“内莱塔尼亚”，因为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隔着莱塔河。1930年，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开始创作一部时代背景被设定为奥匈帝国时期的小说。这部最终未完成的作品叫作《没有个性的人》（ 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 ），穆齐尔在书中以奥地利为原型，虚构了一个名为“卡卡尼亚”（Kakania）的国家，这显然是用“K. und k.”玩了一个文字游戏。“kaka”（卡卡）的发音与“caca”（卡卡）相同，而后者在中欧语言里有“大粪”的意思，所以“卡卡尼亚”也隐含了“狗屁国家”的意思。 [19]
同奥地利的官僚机构相比，奥地利人对军队的敬畏反而多于恐惧。弗朗茨·约瑟夫在位期间，奥地利军队屡战屡败，致使帝国的土地和利益被逐渐分割给了邻国。虽然在战场上的表现乏善可陈，部队游行时的仪仗却可圈可点。斯蒂芬·茨威格的评价是，奥地利军队的军乐指挥官比战役指挥官要优秀得多；军队的制服色彩鲜艳，鲜亮的蓝绿色束腰上衣搭配雪白的军裤，在任何正式场合都能成为夺人眼球的焦点，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把这身制服比作鹦鹉的羽衣。要不是因为连年打败仗的耻辱战绩，用历史学家威廉·约翰斯顿的话说，奥地利“本应拥有全欧洲最受欢迎的军队”。 [20] 约瑟夫·罗特在他的杰作《拉德茨基进行曲》中详细描写了多个绝妙的场景，其中关于基督圣体节游行队伍的惊艳刻画，足以让最愤世嫉俗的维也纳人在须臾的恍惚中，也对奥地利的帝国梦顿生一丝信心和憧憬。
波斯尼亚人穿着蔚蓝色的衣服，头上血红色的军帽在阳光下犹如熊熊燃烧的火炬。黑色的马车里坐着一些有来头的人物，穿金色制服、勋章加身的是金羊毛骑士团的骑士们，浑身素黑、满面红光的则是市政议会的专员们。紧随其后的是戴着高高的马鬃皮帽的近卫步兵团，威风凛凛、气势非凡，不过因为离陛下太近，他们也只能稍稍收敛自己的气势。最后，远处突然响起兵器相碰的声音，这说明演唱帝国和王国圣歌的童声军乐队正在靠近，你很快就能听到那清新脱俗的唱调：“上帝赐福于他，上帝保佑他……”响亮的军号齐鸣，有人高声宣布：让开！皇帝陛下驾到！
话音刚落，皇帝就出现在众人面前，他的座驾是一辆华贵的马车，由8匹雪白的高头大马拉动。皇帝的侍从骑在白马背上，穿着金色刺绣的黑色上衣，戴着银白色的假发，庄严肃穆得宛如天神下凡，让人几乎忘记了他们只是那位半神的仆从。圣驾的两侧分别站立着两名匈牙利护卫，每个人的肩膀上都披着黑黄相间的豹皮。他们的架势不禁让人联想到圣城耶路撒冷城墙上的哨兵，弗朗茨·约瑟夫就是这座城池的国王。皇帝穿着肖像画里最常见的白色束腰上衣……他环顾四周，向所有在场的人微笑致意……圣史蒂芬大教堂的钟声响起，这是罗马教会在向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致敬。年迈的皇帝迈着轻巧的步伐走下马车，报纸媒体曾对他矍铄的精神赞不绝口。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钟声，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像个普通人一样，徒步走进了教堂的大门。
“帝国和王国军队里没有哪个中尉能亲历这样的典礼仪式而内心毫无波澜。”罗特总结说。虽然他用的词是“中尉”，但他想说的其实是奥匈帝国的任何一个“国民”。 [21] 弗朗茨·约瑟夫发表讲话时总是用“致我的人民”作为开头，他的这句话也的确是实至名归——人民确实认可他在一个多元国家中为推动权利平等所做的努力，也视他为帝国的守护者。弗朗茨·约瑟夫在国民的集体意识里是脱俗和亲善的代名词，这可以从他主政时期人们为了避嫌而创造的各种政治暗语里窥得一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话是：“当然不行，你可别让那位老爷子为难。” [22]
工业革命的兴起、追求自由民主的浪潮、科学和医学发现的新纪元，以及迅速崛起和壮大的中产阶级，所有这些欧洲19世纪文明进程的标志性事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跟奥地利没什么关系。而当它们终于来到这个“久旱未雨”的帝国时，它们犹如一剂还年驻色的强心针，引发的效应是欧洲大陆上其他国家都比不上的。维也纳著名的皇城大道是新能量涌入旧帝国后最显眼的视觉标志，而这个地标的诞生也多亏了首都过往的破败：城市的中心地带多为狭窄失修的小路，因此留出了大片可供规划的空地。
维也纳的中世纪城墙和缓冲坡
几近完工的环城大道：（由近及远）议会，市政厅，大学（后面的尖顶建筑是感恩教堂），城堡剧院
与其说维也纳是一座让人安居乐业的城市，不如说它是一处历史悠久的要塞。城市四面高墙环绕，城门把守森严，作为皇宫的霍夫堡门前还有一个半公里宽的斜坡（旨在为防守城堡的军队留出一片交火的缓冲地带）。下定决心把铜墙铁壁的中世纪堡垒改头换面成美丽舒适的现代都市后，弗朗茨·约瑟夫下令拆除了所有城墙、大门和霍夫堡门前的防御工事，并代之以宽阔的林荫大道、相互连通的公园和雄伟华丽的公共建筑。为了凸显维也纳作为帝国首都不可撼动的地位，新建筑的风格五花八门——有的复古，有的现代，还有的让人联想到迪士尼——犹如一场人类文明大观。这种百花齐放的城市建筑规划后来被称为“历史主义”风格：议会是希腊神庙造型，艺术博物馆是巴洛克风格，大学校园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皇庭，沃蒂夫教堂是哥特式风格。这些建筑大多借鉴和混搭了几种风格，而其中的集大成者非维也纳歌剧院莫属。维也纳坊间流传着一首用本地方言写的打油诗，主题就是讽刺和挖苦“包罗万象”的环城大道，以及设计维也纳歌剧院的两位著名建筑师：
西卡茨伯格和范德努，
自己的风格不清不楚。
别管哥特、希腊还是文艺复兴，
随便搭配他们都说行！
即便如此，维也纳环城大道在当时和后来都算得上极为优秀的规划。它在充满生活气息和活力的同时，兼顾了文化底蕴和商业氛围，使维也纳比同时代的其他城市更让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在环城大道上，一家家灯火通明的咖啡厅，一座座装修豪华的旅馆，还有达官显贵们雄伟的官邸豪宅，让维也纳魅力之都的称号威名远扬。这些资产的所有者，包括埃弗鲁希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维特根斯坦家族等，因为收获了维也纳拥抱工业革命和现代商业发展的红利，家族运势扶摇直上，身价也水涨船高。多瑙河上的沟渠工程终于降伏了困扰维也纳数百年的洪水；从阿尔卑斯山泉引流的水管工程也顺利完工，维也纳人自此用上了来自遥远的阿尔卑斯山的纯净水。各项市政建设和规划的指导原则仅有一条，即“让市容变得更美丽”。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下，维也纳的面貌日新月异，生活气息也越发浓郁。 [23]
到了1900年，奥地利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英国，纺织品、钢铁、玻璃、机械、乐器等商品贸易的繁荣壮大了国内的中产阶级队伍。 [24] 无论是哥德尔父亲还是母亲的家族，都曾受益于奥地利这段以发展与和平为主旋律的时期，他们花了两代人的时间，从皮革厂、纺织厂和装订厂的手工工人变成了拥有自家纺织厂的经营者。当时是19世纪中叶，正值纺织业在布吕恩蓬勃发展的年代。
除了经济上的亮眼表现之外，奥地利还一跃成为文化、思想和科学的中心。无论在哪个方面，它都一反因循守旧的落后常态，与过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法国小说家斯塔尔夫人曾于1808年到访奥地利，当她想在寄回法国的书信里谈谈奥地利的科学和文学时，却发现乏善可陈。“这个国家太平淡了，”斯塔尔夫人写道，“每个生活在奥地利的人，不论阶级，都只管享受国家带给他们的岁月静好，而没人在乎思想上的进步和精神上的愉悦。” [25]
但到了19世纪末，奥地利不仅建立了欧洲最大最完善的教育体系并跻身世界前列，还在医学、物理学、哲学和数学领域都成了公认的领先者。19世纪德国著名细胞生物学家和病理学家鲁道夫·魏尔肖，称当时的维也纳是“医学领域的圣城麦加”。19世纪下半叶，维也纳的医生（其中许多人并非出生在维也纳，而是从奥地利帝国的其他城市搬来的，比如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等）为医学的进步贡献了一系列震古烁今的成就：阿道夫·洛伦茨发明了一种矫正内翻足的无创手术法；费迪南德·冯·阿尔特发现了近视的病因，爱德华·耶格尔·冯·杰克斯特尔改良了早期的视力表，使其能够在验光配镜时作为衡量镜片度数的参考指标；文森茨·冯·科恩革命性地改进了处置创口的方式，西奥多·比勒斯成为尝试用乙醚和氯仿进行麻醉的先驱；解剖学家卡尔·冯·罗基坦斯基做了成千上万台尸检，为现代病理诊断学打下了基础；当然，还有众所周知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他出生于摩拉维亚东北部的边陲城市弗莱堡，很早就开始阐述并不断完善关于人类心理的革命性理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维也纳大学的医学院自然也名声在外，不仅欧洲各国的学生都慕名前来，甚至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也被它深深吸引。 [26]
在自然科学领域，这个时期的奥地利涌现出一大批天赋异禀的理论学家和实验学家。比如，天才电气工程师尼古拉·特斯拉，出生于克罗地亚，就读于卡尔诺瓦茨的一间以学风严谨著称的德语高中（遍布奥地利帝国的文科中学）；彻底改变现代经济学走向的“边际效应”理论（它的基本内涵是，商品的售价并不是由生产的物料和人力成本决定的，而是由消费者对额外供应量的需求程度高低决定的）的提出者卡尔·门格尔，出生于波兰的加利西亚，曾先后到布拉格、维也纳和克拉科夫求学；维也纳人路德维希·冯·玻耳兹曼，是首屈一指的物理化学巨匠，创立了统计力学，将统计学方法引入微观粒子的研究中，解释了金属比热容和气压等宏观物理性质。在哥德尔的故乡布吕恩，自然科学领域的代表人物有研究遗传定律的修道士格雷戈尔·孟德尔，还有实验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此外，声速的单位就是以马赫的名字命名的，以纪念他在超声速动力学领域做出的开创性贡献：马赫曾改良和设计了高速相机，并依靠该设备成功拍摄到子弹在飞行过程中产生的空气震荡波。
虽然维也纳大学和某几所著名的德国大学（比如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才是每位奥地利教授梦寐以求的职业归宿，但无奈僧多粥少，绝大多数年轻人只能退而求其次，暂时到奥地利的偏远城市先熬上几年。不过，这也带来了不少好处，其中之一是，科学理论和技术的进步随着高知人群的脚步散布到奥地利帝国的各个角落。哥德尔的论文指导教师汉斯·哈恩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获得的第一份教职来自切尔诺维茨的弗朗茨·约瑟夫大学，他在那里度过了6年的时光。
整个奥匈帝国由此掀起了一场推崇科学与思想进步的风潮，匈牙利自然也不例外。世纪之交的匈牙利王国也建起了一套不输奥地利的完善教育体系，并培养出一众群星闪耀的科学家，其中一些人堪称引领20世纪物理学和数学进步的不世奇才，比如约翰·冯·诺依曼、爱德华·泰勒、利奥·西拉德、尤金·维格纳、西奥多·冯·卡门、保罗·埃尔德什和乔治·波利亚等。这些学界巨擘的人生经历颇为相似：他们都出身于匈牙利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来都离开了纳粹统治的欧洲，其中许多人在“二战”期间参与了“曼哈顿计划”，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研发出原子弹的国家。
自由开明的价值观在奥匈帝国的最后几十年里蔚然成风，这样的社会氛围催生了强调创造性思维的教育改革：注重培养学生的好奇心，鼓励他们动手实践，而不是死记硬背。西奥多·冯·卡门从1934年起定居美国，他的出走导致纳粹德国失去了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空气动力学家。卡门的姓名里有一个代表贵族身份的“冯”，这是因为他的父亲在19世纪90年代为学校体系的现代化做出过贡献，并由此获得了弗朗茨·约瑟夫授予的世袭爵位。“规则和规律不是从书本里学到的，”父亲曾谆谆教导懵懂的冯·卡门何为学习之道，“而是我们自己动手创造出来的。”利奥·西拉德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了链式核反应，在他的儿时记忆中，他的家乡布达佩斯相当富裕，没有人需要为温饱问题发愁，所以大家都把智力和思想上的成就视为人生的最高追求。 [27]
奥地利社会安居乐业的烟火气（斯塔尔夫人在1808年看到的“甜美幸福的市井生活”）不仅没有因为追求思想进步的新风尚而有丝毫的减损，反而为学术和文明之都维也纳平添了几分魅力。想象一下这些情景：在悠闲的午后，城里数十家咖啡馆任君挑选，随便走进其中一家，里面都有漂亮的大理石桌台、华美的吊灯，架子上是一排排可以免费取阅的报纸，侍者端着银色的托盘，送来了咖啡和凉水，你可以一边看着新闻，一边小口抿着咖啡，醇厚的奶沫混着浓郁的咖啡丝滑入喉；在百无聊赖的大斋节期间，你可以去城里数不清的舞会跳上一整晚华尔兹，或去领略一下维也纳小歌剧“不知所谓”的独特魅力，打发时光；你还可以在周末乘着有轨电车上山，拜访某家乡间酒庄，探访城市的葡萄园，那里不仅每年出产新酒，还可以在山上一睹维也纳的城市全貌和从山下蜿蜒流过的多瑙河。与这悠闲惬意生活相生相伴的是无与伦比的顶级艺术馆，是妙手回春的医院和诊所，是独领风骚的科学研究，难怪历史学家威廉·约翰斯顿曾说：“一个维也纳人很可能会脸不红心不跳地把自己的城市当作宇宙的中心。” [28]
虽然哥德尔不是犹太人，但无论是在布吕恩纺织厂生活，还是后来到广聚英才的维也纳大学读书，他都发现自己的亲密朋友几乎全是犹太人或犹太人的后裔。比如，弗里德里希·雷德利希是哥德尔父亲曾经的老板、后来的合作伙伴，在纺织厂里担任经理，雷德利希的父母都是犹太人；哥德尔在布吕恩上实科中学时，他在学校交的好朋友全都是犹太人；大学时期，哥德尔很快就发现在热衷数学和哲学的小圈子里，除了他以外几乎全是犹太学生，对他影响最深的恩师大多也是犹太人。这并非巧合，没有任何种族能像犹太人一样从维也纳市场经济的解放和教育权利的普及中获益如此之多。
由于长达数个世纪的种族政策，犹太人一直被禁止上大学、从事专业领域的工作或加入手工业者协会，此外，他们还要面对惩罚性的高税收和法律上的不公正对待，这导致维也纳的犹太人口常年徘徊在数千人左右。1867年，弗朗茨·约瑟夫颁布了政令，赋予犹太人完全的宗教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权利，长期忍受压迫的犹太人为此欢欣雀跃。犹太人素来对学习和教育抱有满腔热忱，一时间，维也纳的医学、科学和文学界马上涌入了一股热流。到了19世纪90年代，虽然犹太人口仅占奥地利帝国总人口的5%和维也纳人口的10%，但在维也纳各所文科中学就读的学生中，犹太学生的比例高达40%，而从一所治学严谨的文科中学毕业是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的前提条件。维也纳大学约有30%的学生是犹太人；在医学院，犹太学生的比例几乎达到了50%。 [29]
传统手工业者和小商贩非常抵触工业革命，因为新兴的生产方式已然威胁到他们的生计，犹太人则不然，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工会、贵族乃至国界都无法干预新出现的市场经济，对普通人来说，拥抱自由的市场经济充其量是一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新风口，但在本就一无所有的犹太人眼里，它绝对是一门无本万利的好生意。 [30] 如今富可敌国的几个犹太财团，正是在这个时期凭借制造业和跨国贸易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维特根斯坦家族是钢铁大亨，罗斯柴尔德家族是铁路大王，埃弗鲁希家族则深耕农业和原油业。犹太人还是推动奥地利纺织厂工业化改革的先锋，后来纺织业的机械化厂房主要集中在摩拉维亚和下奥地利地区。另外，维也纳的第一批百货公司也是犹太人的杰作。
在奥地利各行各业的改革大潮中，犹太人凭借自身的诸多优势，迅速跻身社会的上流阶层。他们最突出的优势是识字率，即使是在帝国偏远的东部边境，那些最贫困、最不起眼、最传统的犹太社区居民也几乎人人都能读会写。犹太男孩一到懂事的年纪就需要掌握3~4门语言：他们在家里与家人说话要用意第绪语；3岁开始读《妥拉》，并学习读写希伯来语，之后要读《塔木德》和学习阿拉米语；当然也要掌握所居住地区的本地话，可能是波兰语、匈牙利语、捷克语、乌克兰语或罗马尼亚语；除此之外，他们通常还要学习德语，因为它是帝国行政机构和各大高等学府规定的正式语言。对学习的推崇深深印刻在犹太传统之中，加上长久以来遭受主流社会冷落的情绪反弹，使好学勤奋的犹太人憋着一口气，准备大干一场。奥地利和德国的文科中学的老师们都注意到了犹太学生的求知若渴和勤奋刻苦，当然还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犹太家长——他们“密切关注着孩子学习方面的进步”，总是千叮咛万嘱咐，不厌其烦地向孩子们强调教育的重要性。 [31]
犹太学者同犹太商人一样富有开创性，在科学和艺术领域敢为人先，并承担创新的风险。其中的原因在于，犹太人从前不是科学和艺术领域的常客。在谈到自己为何能提出如此惊世骇俗的心理动力学理论时，弗洛伊德曾解释说，以往边缘化的生活反而成为他打破陈规的动力。“我是个犹太人，对很多让其他学者畏手畏脚的禁忌和偏见反而能泰然处之。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与别人意见相左，也不惮于同‘团结的大多数人’据理力争。” [32]
19世纪后半叶，犹太人对写作的热爱给维也纳的文学市场和剧院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奥地利著名作家卡尔·克劳斯出生于波希米亚的一个犹太家庭，后来皈依天主教，他亲手创办的杂志《火炬》因其辛辣的讽刺赢得了众多读者的热情追捧，克劳斯将自己形容为一个栖居在“语言这座古宅”里的房客。对德国文学和文化满怀崇敬的犹太人一度主宰了奥地利的新闻界和文学界：1900年左右，维也纳记者协会中超过一半的会员都有犹太人的血统，同时期与文字相关的其他行业的从业者，无论是小说家、歌剧编剧、剧作家乃至顶尖的创作者中，也不乏犹太人的身影——不能说绝大多数，但也不在少数。 [33]
犹太人在上述领域的突然崛起足以令人刮目相看，但考虑到当时的奥地利社会依旧处于保守顽固、倒行逆施的天主教会的主宰之下，犹太人取得的成就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长久以来，天主教会一直对信徒接受世俗教育怀有根深蒂固的疑虑，弗朗茨一世对新兴思潮的抵触恰恰反映了这种宗教传统，他的主张曾在奥地利国内获得了广泛支持，反对改革的天主教保守主义与崇尚思想自由的新教个人主义不断发生着碰撞。20世纪20年代，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曾在奥地利南部一个小村庄担任小学教师，他在那里亲眼见证了保守主义，并饱受其苦——维特根斯坦经常要面对和应付那些觉得孩子脑袋里装满思想绝非好事的家长。这种故步自封的态度还蔓延到对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上，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当时的奥地利帝国议会副议长在公开场合轻蔑地宣称：“所谓文化，不就是两个犹太佬互相剽窃吗？” [34]
事实上，坐满维也纳剧院的是犹太人，抢购新书的是犹太人，被报纸专栏作者睿智风趣的文笔逗乐的是犹太人，在获得全新的社会地位后如鱼得水且能兼顾思想活力、物质财富和文化素养的还是犹太人。“维也纳是一座漂亮高贵的城市，尽善尽美，我们非常热爱它。”马克斯·格拉夫后来写道，他是一名犹太音乐评论家，也是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好友之一，“可谁承想，原来这座城市闪耀的绚烂光芒竟是夕阳的余晖？” [35]
说句后见之明的话，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当时的奥地利帝国，你可以看到在它浮华虚荣的外表之下，厄运灾祸其实早有端倪。环城大道的确非常气派，有门庭若市的咖啡厅、整齐干净的布尔乔亚式公寓，还有各式各样的市政建筑，它们都是新兴工业的财富结晶与象征。但在这繁华的闹市之外，却是一番全然不同的景象：绵延数英里全是人满为患、拥挤不堪的工人阶级社区。1850—1900年，这里的居住人口增加到原来的3倍多，但住房条件根本无法跟上人口的增速。只有少数家庭拥有独栋的房子，绝大多数的公寓楼空间逼仄、采光不足、没有供暖，未达到最基本的卫生条件。甚至到了1910年，这里仍有78%的公寓楼没有室内厕所，93%的楼没有浴室。城市里的廉价小旅馆内到处是成群出动的吸血臭虫，多人间里肮脏不堪，猖獗的结核病（被当时的人称为“维也纳病”）阴魂不散。阿道夫·希特勒曾为追寻自己的艺术梦来到维也纳，1908—1913年，囊中羞涩的他不得不经常入住这种小旅馆。普通工人吃得非常简单，餐食通常只有咖啡、蛋糕卷、汤和面包，偶尔才能吃到香肠或喝到啤酒。 [36]
人行道上随处可见出卖肉体的女人，斯蒂芬·茨威格在回忆录中写道：“你随时都能碰到这些做皮肉生意的人，什么价格的都有。对男人而言，想找个女人快活一刻钟、一小时或一整晚，花费的时间和力气同上街买包香烟或买份报纸差不了多少。”卖淫现象之所以盛行，除了因为许多女人无力支付房租而迫不得已之外，还因为当时颓废空虚的资产阶级没有多少可让年轻男性发泄欲望的途径：对那些20多岁、精力旺盛的男青年而言，一个过分推崇稳定和安宁的社会有时反倒像人间炼狱。在19世纪末的维也纳，中年男性不仅被视作年轻人学习的表率，也代表了社会对体面的定义：灰白的胡须，大腹便便的身材，严肃稳重的举止，以及不管是逛街还是上楼都不紧不慢的步态。早婚可不算什么光彩的事，因为倘若没有一点儿安身立命的资本，谁也没脸向一家之主开口说要迎娶他家的女儿，这意味着普通男性很难在25岁甚至是30岁前成家。茨威格对他这代人年轻时对性讳莫如深的态度记忆犹新，年轻男性经常生活在对性病的恐惧和其他羞耻感的困扰中，身心受害却又无处诉说。他写道，“如果我没有记错”，有不止一个年轻时的伙伴“曾因为这类烦心事而脸色苍白、心神不宁。第一个人患上了性病，也可能是担心自己染上了性病；第二个人因为让姑娘流产而被人讹上了；第三个人得了性病，没有钱治疗，却又不敢告诉家里人；第四个人为凑一笔抚养费而发愁，一个女侍者声称他是自己孩子的生父；第五个人的钱包在妓院被偷了，但他不敢报警”。 [37]
面对种种揪心的社会现实，用维也纳剧作家约翰·内斯特罗伊的话来说，奥地利社会的应对办法就是选择眼不见为净。“奥地利人一直相信生活是愉快和美好的，”一位历史学家曾总结说，“因为他们在视而不见这一点上真可谓天赋异禀。” [38] 小约翰·施特劳斯于1874年创作了他一生中最成功也是最具维也纳风格的轻歌剧《蝙蝠》，在它第一幕的结尾有这样一句唱词：幸福就是忘却，忘记那些无力改变之事。
在身份认同危机泛滥的奥地利，维也纳俨然是一座“住满演员”的城市。用罗伯特·穆齐尔的话来说：“在这个国家，人们总是心口不一，要么做着违心的事，要么披着虚伪的皮。官员政客还沾沾自喜地以为真的国泰民安。”奥地利社会表面上秩序井然，人人怀瑾握瑜，背地里却是暗流涌动，蝇营狗苟。这种外表与实质的脱节完美地体现在一个流传甚广的维也纳单词上：Schlamperei（糊涂）。这个万金油单词被用在维也纳公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代》杂志伦敦编辑部的外派记者威克姆·斯蒂德是一个游历四方、见多识广的人，他曾在世纪之交的维也纳生活过10年。斯蒂德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能像维也纳那样，用如此多的词汇表达“糊涂”之意。与评价他人不够自律、做事不够谨慎的“糊涂”相比较，“Schlamperei”表达的是一种处世的主观态度，可能是对政策条例的无奈评价，也可能是做事半途而废时的自我开脱。虽然这不是什么值得歌颂的美德，但想象一下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动辄上纲上线的地方，其官僚机构的座右铭是“我们不着急，你还得再等等”，这种凡事“糊涂”应对的态度反倒可以成为解决一切问题和烦恼的不二法门——吊儿郎当的人生总比钻牛角尖要轻松得多。 [39] 奥地利社会主义领导人维克多·阿德勒曾评价奥地利政府是一个靠“糊涂”来调和的专制政府。 [40]
这个词还催生出一些悠久的奥地利社会文化，奥地利人总是满腹怨气，喜欢吹毛求疵和发牢骚。当然，不管你怎么挖空心思寻找这方面的形容词，都比不上维也纳本地方言的花样多，它有一系列描述这种特质的词汇。从前的维也纳盛行一种极尽讽刺之能的话术，这并不是为了伤害他人的感情而恶语相向，多数时候只是一种不道德的幽默，类似于今天的低俗笑话。这种尖酸的幽默被称为“维也纳式羞辱”，它的本源是被表面的光鲜亮丽掩盖的维也纳的社会矛盾，是高压情绪的宣泄口之一。“维也纳人羞辱别人不是因为讨厌对方，”奥地利作家兼剧作家赫尔曼·巴尔曾解释道，“用言语攻击对方也不是为了把人吓跑。维也纳人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如果对方经得起这种刻薄的挖苦，他们甚至还会很喜欢对方。”（“抱怨让人感到满足。”弗朗茨一世评价道，他的秘密警察部队曾给帝国的每个臣民都制作了一份个人档案，“他们沉默的时候，才是最危险的时候。”） [41]
但言语宣泄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情绪上的补偿与缓和反而消磨了壮士断腕的意志与决心。奥地利政府秉持的唯一政策方针就是没有政策方针，对任何亟待解决甚至亟待认识的社会和政治矛盾都抱着“和稀泥”（这种处理事务的方式同样有一个专门的单词——Fortwursteln，大意是“浑浑噩噩度日”）的态度，眼睁睁看着动荡和祸根滋生并壮大，却不作为。 [42]
对奥地利社会荼毒最深的祸患非反闪米特主义莫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反犹主义。这个词语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879年，由德国反犹主义者威廉·马尔提出，青年时期的他曾在维也纳工作和生活。相比听上去十分刺耳的“仇恨犹太人”，文绉绉的“反闪米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口号更容易让人接受，于是它很快就被奉为奥地利国内基督教社会主义新浪潮的核心纲领。反闪米特主义最初吸引的主要是信仰天主教的下层中产阶级人群，犹太人在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的崛起让他们感受到了比其他阶级都更强烈的威胁。在奥地利这个多民族国家，把各种社会弊病归咎于犹太人、给反犹主义煽风点火，成为团结其余民众的有效手段。19世纪90年代，发现了这一点的基督教社会党如获至宝，并借此在短时间内迅速获得了极高的呼声和支持。
卡尔·卢埃格尔，维也纳市长，反闪米特浪潮的急先锋
奥地利基督教社会党成员卡尔·卢埃格尔，凭借其身为党魁的个人魅力和娴熟操弄反犹情绪的手腕，在这个时期以极高的支持率当选为维也纳市长，他从1897年上任，直到1910年逝世才卸下市长一职。卢埃格尔利用反犹情绪在奥地利政坛兴风作浪，堪称历史上所有机会主义者的典范。他非常善于笼络中下层民众，面对他们演讲时常用接地气的维也纳方言开一些投其所好的玩笑。他喜欢讽刺挖苦“教授”“科学家”“律师”等高知群体，贬低所有在他的听众看来复杂难懂或令他们自惭形秽的事物；他还不断鼓励修鞋匠、裁缝、蔬果店老板和马车夫，告诉他们读书人并非全知全能，有时候也需要听他们指点一二。卢埃格尔总是把斥责犹太人的话挂在嘴边，给他们取各种绰号，比如“只想着赚钱和炒股的犹太人”“炒作新闻的犹太佬”，以及住在“犹达佩斯”的“犹化马扎尔人”等。卢埃格尔指责犹太人在经济上推崇的自由主义把来自不同阶级和民族的“辛勤工作的基督教徒”逼上了绝路，并发誓要将民众从“犹太人卑鄙无耻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让“吃人不吐骨头、徒有人形却没有人性、比虎豹豺狼还残忍恶毒的畜生们”再也不能祸害人间。然而，卢埃格尔本人一直同维也纳城里相当多的犹太商业领袖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往来和私人关系，一旦被问及这种尴尬暧昧的行为，卢埃格尔就会用地道的维也纳方言辩解说：“谁是犹太人由我说了算。”卢埃格尔利用丑恶的民族仇恨作为政治投机的资本，凭借左右逢源的犬儒主义毫无节制地攫取个人利益，将两面派的嘴脸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于曾有一个犹太教徒严厉地斥责他说：“我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反犹主义者而怪罪你，我是因为你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才责怪你。” [43]
希特勒看清了卢埃格尔在政治立场上的两面三刀，发现他与真正的种族主义者、激进的反犹先驱格奥尔格·冯·舍内雷尔不是一路人。即便对卢埃格尔的意识形态颇有微词，希特勒还是在《我的奋斗》里谈到，旅居维也纳期间他从这位市长身上学到了不少政治手段：擅长讨好城市里的无产阶级，深知意识形态的宣传尽量不要涉及知识与理性，“越是能煽动民众的情绪，才越有效”。 [44]
19世纪90年代，奥地利国内反犹浪潮的兴起与自由主义的衰落息息相关、相辅相成。1867年《奥地利–匈牙利折中方案》签署，此后的数十年间，英式的自由民主党派主宰了奥地利的议会和政坛，市场的自由度得到提高，政治的民主范围得到扩大。但这些改革硕果在19世纪末成了阻碍自由民主的帮凶。19世纪60年代，仅有6%的奥地利国民拥有投票权，后来民主范围的扩大使这个比例不断提高，其结果却是大量排除异己的民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获得了投票权。奥地利议会变成了一盘散沙，闹哄哄的会议现场成了各个党派争相蔑视议程的舞台：有人故意发表长篇大论，阻挠议事通过；还有人偷偷带着牛铃、口琴、哨子和鼓参会，用噪声削弱反对党的发言声。“政治斗争的愈演愈烈让早期政治改革的成就黯然失色。”斯蒂芬·茨威格这样形容19世纪90年代的奥地利政坛，“经过了一段漫长艰辛的调解时期，本已有了弥合迹象的种族和阶级裂隙却在此时突然崩开，撕裂成一道触目惊心的豁口……事实上，在进入20世纪前的最后10年间，一场比‘一战’还早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就已经悄然在奥地利国内打响了。” [45]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姐姐玛格丽特·斯通伯勒的肖像画，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作
即使是推崇自由主义的奥地利知识分子，在面对自由主义的崩塌时，也难免表现出符合奥地利社会风尚的反应。他们选择了逃避，退缩到艺术生活和唯美主义的深处，展示出一种高尚脱俗的个人主义倾向，作家赫尔曼·布洛赫把当时这种普遍的社会情绪称为“逃离政治”。 [46] 1900年，现代主义在维也纳的各行各业以惊人的规模和速度萌芽，就是这种退缩情绪产生的正面效应。比如，建筑学领域的阿道夫·路斯提出了功能主义，他拒绝在设计中奉行历史主义、对古典建筑东施效颦，反对维也纳行业界历来把外表置于实用之前的建筑理念（路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言论，是他认为“过分的装饰”等同于“犯罪”）；音乐领域有创立无调性音乐的阿诺尔德·勋伯格和晚期浪漫主义大师古斯塔夫·马勒；艺术领域诞生了维也纳分离派（也叫新艺术派），以象征主义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为代表的艺术家在维也纳发起了打破陈规的艺术革命，他们脱离守旧腐化的学术界，去追求“纯粹艺术”的理念，创作出强调光线和几何的印象主义画作。
维也纳的文学和艺术界在这个时期弥漫着一种逃避主义的情绪，文艺创作抛弃了整个社会。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已然动摇了“传统自由派对自由主义促进理性、道德和国家进步的信心”，让奥地利的知识分子“不知所措地徘徊在现实和乌托邦之间”，他们“一方面沉湎于学识品位带来的愉悦，一方面惆怅于对社会动荡的无能为力，自我陶醉与自我怀疑相互交织”，这种时代文化以“敏锐的神经，不自在的享乐主义，以及经常性的严重焦虑”为关键特征，历史学家卡尔·休斯克如此评述。 [47]
高知群体的玩世不恭态度加剧了本已消极、冷漠和充满隔阂的社会风气，“（对这个社会）没办法，反正还能过”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咖啡馆作家”是一群关注艺术魅力且远离市井的人，此时的他们更加两耳不闻窗外事，只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所谓的咖啡馆作家，就是那些泡在咖啡馆里沉思的人，个中趣味无法为外人道。”奥地利犹太记者安东·库解释道，他自己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48] 整个国家的艺术界充斥着这种对社会与日俱增的消极态度，罗伯特·穆齐尔在《没有个性的人》中对此有一段精准的描写：
对那些其他地方的人都会觉得重大的事，这里的人们只会说一句“常有的事”。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口头禅，它的精髓只存在于德国，也只存在于德语，它把本应分量十足的事实和灾祸消解得像羽毛一样无足轻重，仿佛大家只是在探讨无关紧要的个人想法。虽然遭到很多人的非议和批评，但卡卡尼亚的确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国家，只不过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很可能是它后来没落的原因。 [49]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也纳作家经常在城里的咖啡馆见面，这些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名为“维也纳青年”的团体。1895年，维也纳大学新开了一门名为“归纳科学史”的课程，由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担任主讲人，他在这门课上讲述的哲学思想对维也纳青年团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赫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先验事实，而把经验主义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坚定地认为知识只是基于表象的认识，而“表象”完全来自“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既然知识是主观的，马赫认为这个世界上也就不存在什么“客观意义上”的“客体”、“恒常”乃至“事实”。马赫在维也纳大学的公开课让维也纳青年的会员们如获至宝，他们蜂拥而至，并把在课上学到的理念和思想当作艺术灵感的源泉。博闻强识的多面鬼才（音乐评论家、哲学家、卡巴莱表演家和剧作家等）埃贡·弗里德尔曾断言，克里姆特等人在创作中对“光线”而不是“实体”的强调，与马赫的理念如出一辙。马赫哲学观点的核心是我们认为的现实只不过是另一种虚幻，这完美契合了当时整个奥地利文艺界的普遍认知和心态。 [50]
与此同时，奥地利正面临着一场大灾祸，处在摇摇欲坠的边缘。在《皇帝的陵墓》结尾，帝国即将分崩离析，波兰伯爵思忖良久后，突然愤怒地挥拳砸在桌子上，怒吼道：“都是你们这群人的错，你们这些只会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耍嘴皮子的蠢货。”在奥地利帝国的最后10年间，虽然文艺创作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但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态度却越发疏离和浮躁，这个矛盾的时期被很多人不无诗意地称为“维也纳的金秋”，赫尔曼·布洛赫则把它叫作“幸福的末日”。 [51]
恩斯特·马赫的讽刺自画像《自我检视》
1914年7月，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几天，卡尔·克劳斯用比之前更苦闷的口吻将自己的祖国形容为“世界末日试验田之奥地利分站”。他指的是原本充斥于奥地利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如今已经蔓延到了全世界。但很少有人会进一步深挖这种政治毒酒为何能在奥地利社会酿就：新兴城市崛起后展现的魅力，知识分子受挫后的玩世不恭、消极避世的态度，政客摆布人心的投机行动，再加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欺压，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覆灭。1918年11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一位年轻访客时说：“我像你一样对维也纳和奥地利怀有无尽的爱。但我们之间或许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我爱它的同时也知道这个社会已出现一道道深不见底的裂隙。” [52]
[1] Roth, Emperor’s Tomb , 26; Johnston, Austrian Mind , 45; Beller, Vienna and the Jews , 176.
[2] Roth, Emperor’s Tomb , 28.
[3] Berkley, Vienna and Its Jews , 367.
[4] Roth, Emperor’s Tomb , 28.
[5] Zweig, World of Yesterday , 23–24.
[6] Janik and Toulmin, Wittgenstein’s Vienna , 42.
[7] Hofmannsthal, “Die österreichische Idee,” 405; Roth, Emperor’s Tomb , 114.
[8] Spiel, Vienna’s Golden Autumn , 26.
[9] Judson, Habsburg Empire , 63–66; Beller, History of Austria ,98–99.
[10] Beller, History of Austria , 100; Judson, Habsburg Empire , 61–62.
[11] Judson, Habsburg Empire , 62, 65–66; Deak, “Austrian Civil Service,” 64, 135–36; Heindl, Gehorsame Rebellen , 102.
[12] Hamann, Hitler’s Vienna , 6.
[13] Beller, History of Austria , 98–100; Judson, Habsburg Empire ,61–63.
[14] Spiel, Vienna’s Golden Autumn , 34.
[15] Judson, Habsburg Empire , 156.
[16] Spiel, Vienna’s Golden Autumn , 31; Janik and Toulmin, Wittgenstein’s Vienna , 38; Beller, History of Austria , 116–17.
[17] May, Hapsburg Monarchy , 145; Johnston, Austrian Mind , 33–34.
[18] Beller, History of Austria , 131; Deak, “Austrian Civil Service,” 247.
[19] Musil, Mann ohne Eigenschaften , 31.
[20] Johnston, Austrian Mind , 50–51.
[21] Roth, Radetzky March , 192–93.
[22] Hamann, Hitler’s Vienna , 90.
[23] Schorske, Fin-de-Siècle Vienna , 25–27.
[24] Beller, History of Austria , 167; Spiel, Vienna’s Golden Autumn , 41.
[25] Germaine de Staël quoted in Spiel, Vienna’s Golden Autumn , 38.
[26] Johnston, Austrian Mind , 224, 226–27.
[27] Von Kármán, Wind and Beyond , 21; Smith, “Elusive Dr. Szilard.”
[28] Johnston, Austrian Mind , 132.
[29] Beller, Vienna and the Jews , 34, 51, 166.
[30] Aly, Why the Germans , 15.
[31] Aly, Why the Germans , 23–25; Beller, Vienna and the Jews , 89, 92.
[32] Sigmund Freud quoted in Beller, Vienna and the Jews , 208.
[33] Beller, Vienna and the Jews , 39; Karl Kraus quoted in Spiel, Vienna’s Golden Autumn , 39–40.
[34] Beller, Vienna and the Jews , 90 and n. 12; Monk, Wittgenstein , 228.
[35] Graf, Musical City , 65.
[36] Janik and Toulmin, Wittgenstein’s Vienna , 34, 50–51; Hamann, Hitler’s Vienna , 147–49.
[37] Zweig, World of Yesterday , 104–5, 110.
[38] Spiel, Vienna’s Golden Autumn , 32; Klemens von Klemperer quoted in Berkley, Vienna and Its Jews , 22.
[39] Musil, Mann ohne Eigenschaften , 34; Wickham Steed quoted in Beller, Vienna and the Jews , 175; Johnston, Austrian Mind , 48.
[40] Viktor Adler quoted in Johnston, Austrian Mind , 22–23.
[41] Bahr, Wien , 72; Franz I quoted in Spiel, Vienna’s Golden Autumn , 33.
[42] Johnston, Austrian Mind , 50.
[43] Hamann, Hitler’s Vienna , 284–90; for “Judapest” see Connolly,“Lueger,” 248 n. 3.
[44] Hamann, Hitler’s Vienna , 285–86, 290.
[45] Zweig, World of Yesterday , 85–86.
[46] Hermann Broch quoted in Beller, Vienna and the Jews , 176.
[47] Schorske, Fin-de-Siècle Vienna , 10, 304.
[48] Johnson, Introducing Austria , 171; Anton Kuh quoted in Spiel, Vienna’s Golden Autumn , 57.
[49] Musil, Mann ohne Eigenschaften , 35 (my translation).
[50] Sigmund, Exact Thinking , 13, 20–23; Spiel, Vienna’s Golden Autumn , 134.
[51] Roth, Emperor’s Tomb , 91; Hermann Broch quoted in Beller, Vienna and the Jews , 177.
[52] Kraus, “Franz Ferdinand,” 2; Sigmund Freud quoted in Johnston, Austrian Mind , 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