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时间回到1970年3月。一位精神科医生在泛黄的笔记本上奋笔疾书，记录着诊疗中的发现，有的稀松平常，有的让人匪夷所思。他这次面对的患者非同一般，爱因斯坦称他是“亚里士多德之后最伟大的逻辑学家”，哪怕是在诺贝尔奖得主扎堆的普林斯顿大学，他非凡的才华和成就也鲜有人能出其右。40年前，年仅24岁的他凭借出色的研究能力而享誉世界。他提出了一种十分巧妙的论证方式，证明了一个看似自我矛盾的定理，即对于任何一个形式数学系统，都必然存在在该系统内无法被证明的真命题。这个结论被公认为“20世纪数学领域最重要的真理”。

但眼下，他的大脑正饱受挫败和被害妄想的折磨。他的精神科医生在病历里写道：

库尔特·哥德尔，64岁，结婚32年。妻子阿黛尔，70岁。无儿无女。妻子为二婚。

初诊时以为自己只是来简单做个精神鉴定——我告诉了他实情——让我“帮助他”——其实是在兄长和妻子的一再坚持下才肯来的。

患者坚信未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因此很“失败”——由此推断出别人，尤其是他任职的研究院，也把他视作没用的人，并且想要开除他。——患者认为研究院已经认定他不能胜任自己的职位，总有一天还会发现他其实也不服管束，并出于保护他人的原因将他扫地出门。

害怕失业，担心失去在研究院的职位——因为他去年没有产出像样的成果——认为自己在过去35年都没有产出过像样的成果——只有四五篇无聊的论文。——负责过几个大型研究项目，但怀疑自己并不能胜任。——通常是独自搞研究，无论是工作方式还是研究领域都与主流格格不入。——可能是为没能取得与年轻时比肩的成就而深感内疚。

菲利普·埃里克医生的办公室位于拿骚街一座安静的砖房里，建于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10年前。此时的普林斯顿温暖得让人感觉季节错乱，在哥德尔初次就诊的那一天，天空万里无云，一轮耀眼的太阳炙烤着大地，气温达到71华氏度（约21.7摄氏度），仿佛进入了夏天。即便如此，哥德尔还是紧紧裹着他的外套，在医生的办公室里抱怨天气太冷。他总是穿着一件毛衣来见医生，有时候甚至是两件。哥德尔的仪表和举止总给人一种老派的得体感，要不是因为不合时宜，放在平日里倒也挑不出太多毛病：量身裁剪的西装，衣摆整齐地塞进裤子里，灰色的头发从前额向后梳得一丝不乱，中间深色而显眼的一绺头发因为岁月而褪色，戴着一副读书人常见的圆框眼镜，咬字清晰，嗓音洪亮。如果不是看到本人，你很难相信如此抑扬顿挫的声音竟不是出自一个高大魁梧、精力充沛的人，而是眼前这个身材瘦削、身高仅有170厘米的人。 ^[1]

菲利普·埃里克医生撰写的病历，1970年

他每周要来就诊两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之所以如约而来，只是因为害怕失约会让妻子大动肝火。当年年初，妻子发现两人的感情每况愈下，走向了破裂的边缘。走投无路的妻子只好向哥德尔的兄长求助。于是，鲁道夫在4月的第一个星期风尘仆仆地从维也纳赶到了普林斯顿，但兄弟两人的会面并不愉快，哥德尔和哥哥大吵了一架。

不断地妄想。——觉得哥哥就是想害死他的幕后黑手——这样哥哥就可以抢走他的妻子、房子，还有在研究院的职位。——他还觉得哥哥在故意搅局，因为哥哥总是对他发脾气，而不是好好说话。我替他哥哥说了两句好话——哥哥是出于好意，并不想伤害他，主动前来是因为他妻子的请求。——我强调说行动比幻想有用，以及坚持就诊的重要性。

患者对心理咨询的依从性很差，他对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理论的评价不高，认为类似的唯物主义论调不管如何换皮，都与自己在逻辑学和哲学领域多年耕耘的成果背道而驰。他的头脑只有很小一部分被物质和客观世界占据，绝大部分都在精神世界里钻研，犹如一个在20世纪的自然科学大潮中逆行的叛逆者。这个仿佛来自中世纪的思想者正确地认识到，精神疾病是一种“精神上的侵扰”。虽然就可预见的未来而言，他不待见的唯物主义依然会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主流，但他坚信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理总有一天会被揭晓。

有一次，哥德尔告诉精神科医生，他并不觉得自己在接受治疗，而是把会面当作定期与好友聊天。当时，他所有的朋友都已不在人世。哥德尔可以说是爱因斯坦一生最亲密的伙伴，两人的友谊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普林斯顿共同任职的岁月。爱因斯坦曾打趣说，他后来虽然没有取得多少研究成果，但每天仍要去办公室，“只为了得到和库尔特·哥德尔下班后一起回家的殊荣”。两个方方面面都几乎完全相反的学术巨擘，每天下午结伴穿过普林斯顿大学宽阔的草坪，他们一起下班回家的身影曾是普林斯顿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不搭中透着一丝令人忍俊不禁的诙谐。爱因斯坦总是顶着一头放荡不羁的标志性乱发，套着松松垮垮的毛衣，系着男士背带。哥德尔的母亲曾在儿子寄来的照片里见过爱因斯坦，对他邋遢和“缺乏美感”的形象颇为诧异。但哥德尔马上站出来袒护自己的朋友：“他像个慈祥的老爷爷，人见人爱。” 相反，哥德尔总是一本正经，不苟言笑，身材瘦削，哪怕在炎炎夏日也是一身白色亚麻西装配一顶有型的软呢帽，从不糊弄。就是这样的两个人，每天下班后都会一起回家。他们用德语谈天说地，话题无所不包——政治、物理学、哲学和各自的生活。

哥德尔与爱因斯坦并肩走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园

但眼下，爱因斯坦已经去世15年了。患者在普林斯顿还有一位共事多年的同事兼密友，他就是和蔼可亲的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哥德尔和摩根斯特恩早在维也纳的时候就已经是朋友了，但此时的哥德尔却坚信摩根斯特恩抛弃了他，莫名其妙地与他绝交了。“我失去了这个最好的朋友。”哥德尔说，语气里充斥着自怜和落寞。至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这个在过去30多年间像父母对待孩子一样照料学术工作者的天堂也要抛弃他了，他认为自己就要被开除了。不，没准儿他已经被解雇了，相关决议早就秘密达成，只是大家都瞒着他。

无论医生怎样尝试用事实说服他，患者都陷在自洽的逻辑里不能自拔：

患者仍然对自己幻想的现实坚信不疑，谁试图反驳他等于认为他的认知有误，会加剧患者对自己身为学者的怀疑——如果承认他的认知是客观的，即他能够准确地描述和表达自我，就会掉入他逻辑自洽的结论；不然，他就会觉得有人要骗他而出现情绪波动。

医生当然不认同哥德尔的看法。高等研究院院长不久前才给退休的哥德尔写过一封信，确认了他终身教授的职位，并且许诺给他发放退休金，为了让他放心，信件的标题是“来自研究院的永久声明”。如果这都不作数，那院长的信誉和颜面何在？

医生还拿爱因斯坦举例：“看看他，和你一样也是年少得志，但爱因斯坦并没有人到中年就意志消沉。”

还有一次，医生实在是无计可施了，只得建议他每顿饭前喝一杯雪莉酒。

医生试着正面挑战患者。医生认为哥德尔总在寻找假想敌。这个“坏人”有时候是医生，有时候是他的兄长。年少成名后，荣誉纷至沓来，顺风顺水的事业让哥德尔极度自我膨胀；而面对人生的失意却无能为力，自尊心逐渐遭到反噬，以至于深受内疚感的禁锢和困扰而不自知。

患者对医生的这种解读不屑一顾。他认为自己从未追逐过名利，早在多年前就已经把名利置之度外了。他努力工作的动力是保证家人和自己的生活，以及对自己的研究领域的纯粹兴趣。只是现在，他发现自己似乎什么都研究不出来了：

患者列举了各种干扰他的哲学研究的日常琐事：婚姻、财务、他自己的健康问题（心理和生理）、妻子的健康问题、研究院的日常职务、偶尔需要处理纯数学逻辑的问题、个人爱好（比如阅读历史书）等。在他看来，这些琐碎的事已经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他根本没有余力关注真正重要的问题。

哪怕他最知名的研究成果——不完备性定理——也不再能让他得到一丝慰藉了。患者悲观地认为，他一生的所有成就和学术贡献都是消极的：他总在证伪可能性，而不是在证真可能性。

有一段时间，哥德尔的情况出现了好转的迹象：言语间风趣温柔频现，体重逐渐恢复，甚至回到办公室重新开始做研究，他的回归让同事们又惊又喜。哥德尔结束了与埃里克医生前后总计11个月的治疗，他们刚开始时每周见两次面，后来减为一次，直至哥德尔不再去就诊。

事情似乎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到了1976年，情况突然急转直下。哥德尔亟须接受前列腺手术，但他执拗地拒绝了。不仅如此，他还拒绝进食，体重和健康状况又退回到之前的水平，偏执的妄想和强烈的自我厌恶占据了他的头脑，让他无法自拔。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绝望的哥德尔又去过埃里克医生的诊所几次，这位精神科医生记录下最后几次诊疗的情形：

情况持续恶化。——钻牛角尖的程度更胜从前。——他坚信自己在一年前就被研究院开除了。——强烈的自我厌恶，极度害怕遭到惩罚，因为各种小事而责备自己。——突然对别人脱口而出他犯过的错误，但都是与说话对象无关的事，只是为了吐露他的心声。难以沟通，非常偏执。

几个月后，1978年1月，哥德尔离开了人世。这位数学家临终前的体重仅为65磅。

针对哥德尔在弥留之际仍然坚持绝食的行为，埃里克医生认为长期的内疚感让哥德尔不堪重负，这么做是他寻求自我解脱的最后手段。这或许是真的，但在普林斯顿医院亲历全程的主治医生却有不同的体会：“（他）极其消极淡漠，你甚至感受不到他寻求自我解脱的意志。”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哥德尔依然只是消极被动地做出选择。

[1] OMD，1974年9月23日；KG的身高数据来自1948年4月2日签发的美国入籍证书，参考资料为KGP，编号13a/6（第8组）。在德保利–希马诺维奇（DePauli-Schimanovich）与魏贝尔（Weibel）执导的纪录片《数学神话》（ Ein mathematischer Mythos ）里收录了一段哥德尔在1949年录给母亲的生日祝福，可以听到他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