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与全球化经济学

丹尼·罗德里克

引言

民粹主义是一个包含各种运动的宽泛标签。该术语起源于19世纪后期，当时美国的农民、工人和矿主组成联盟，反抗金本位制以及东北部的银行和金融集团。拉丁美洲悠久的民粹主义传统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以贝隆主义（Peronism）为代表。今天的民粹主义囊括了广泛的政治运动，从欧洲的反欧元、反移民党派，到希腊的极左翼联盟党（Syriza）和西班牙的左翼社会民主力量党（Podemos），美国特朗普的反贸易本土主义，拉丁美洲的查韦斯经济民粹主义，以及立场夹杂其间的其他许多派别。他们的共同点是以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作为出发点，自称替民众发声反对精英，反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全球化，并经常（但并不总是）带有威权主义统治的倾向。

本文将论述两个问题：第一，民粹主义的经济根源是什么；第二，什么因素影响了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

民粹主义的兴起看似毫无征兆，但其反冲已出现了至少十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参见图1）。更重要的是，这种反冲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本文将着重探讨民粹主义的经济根源，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我并不认为全球化是唯一的作用因素，甚至未必是最重要的因素。技术变革，赢家通吃的市场模式兴起，劳动力市场保障弱化以及制约收入差距扩大的制度被削弱，都发挥了影响。这些变化与全球化有相互促进作用，不完全独立于全球化，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全球化。然而经济史和经济理论都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表明全球化的高级阶段很容易受到民粹主义的反冲，后文将对此详加解释。

民粹主义的反冲是可以预见的，但其具体形式更难判断。民粹主义有不同的版本，本文将它区分为左翼和右翼，区分的依据是民粹主义政客强调并设法引起大众瞩目的不同社会裂痕（另参见Judis，2016）。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和拉丁美洲大多数民粹主义表现为左翼，而特朗普和当今欧洲的民粹主义（少数例外）表现为右翼。下文将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反全球化的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具体是因何种缘由兴起的。

我认为，对全球化的不同反应与社会感受全球化冲击的形式有关。如果全球化冲击主要表现在移民和难民问题上，民粹主义政客就更容易通过族群和文化裂痕动员民众。欧洲发达国家的情况大体如此。反之，如果全球化冲击主要表现在贸易、金融与外国投资等方面，则更容易利用收入或社会阶层差异动员民众。这正是南欧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形。在美国，以上两种类型的冲击在近期都表现得较为突出，因此同时催生了两种类型的民粹主义：伯尼·桑德斯与唐纳德·特朗普。

我认为，还有必要区分民粹主义兴起的供给和需求。全球化加剧了经济焦虑感和收入分配的争夺，培育了民粹主义的需求基础，但并不必然决定其政治倾向。现有社会裂痕的相对特征以及民粹主义领袖的论述，才给人们的不满提供了方向和理由。如果忽略其中的差异，将难以分辨驱动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多种经济和文化因素各自的作用。

本文的框架如下：首先讨论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对贸易自由化的分配效应所做的分析（贸易和再分配）；据此，对损失补偿问题展开经济学和政治学讨论（补偿与安全网）；接下来探讨公平与收入分配正当性的问题，经济学家普遍回避此类问题，但它们是理解民粹主义反冲现象的关键（贸易、再分配和公平）；金融全球化的危险这一节回顾了金融全球化的后果；民粹主义反冲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这一节从供给侧探讨民粹主义，并讨论有关各类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兴起的不同条件；最后一节为总结评论。

贸易和再分配

为什么全球化的各种形式会带来政治冲突？冲突的激烈程度如何随全球化的不同阶段、商业周期的状态及其他因素而变化？从颇具争议的第一次全球化时代的历史看，“二战”后的繁荣是如何实现的？当前的民粹主义反冲与之前有哪些相似点或不同点？

对任何熟悉贸易和金融一体化基本经济原理的人来说，全球化的政治纷争特质应该并不意外。国际经济学家采用的主要模型往往带有强烈的再分配含义。事实上，世界经济在最近几十年能实现如此高的开放度并维持如此长的时间，反倒是真正待解的谜题，后文还将对此加以探讨。

首先来看贸易理论。有关贸易和分配的理论模型本质上在追踪价格变化如何影响各经济利益群体的物质福利。作为经济学理论中最杰出的定理之一，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1941）表明，贸易开放会对收入分配带来剧烈影响。具体而言，在两产品两要素模型中，如果要素具有完全的跨部门流动性，则其中一种要素的所有者必然会因为贸易开放而受损。被密集用于生产可进口产品的要素，其实际收入必然下降。请注意，该定理指的是绝对损失，而非相对损失。还有，此结论与消费偏好无关，即使某个群体把大部分乃至全部收入用于可进口产品（其相对价格下降），他们的利益依然会受损，只是损失幅度有所减少。将此原理大致应用于今天的美国经济，意味着低技能工人毫无疑问会因为贸易全球化而受损。

原始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是在极特殊的条件下推导出来的，有时人们认为，更复杂、更现实的模型会弱化上述惊人的结论。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但依然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类似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的结论，可以表述如下：在竞争条件下，只要可进口产品继续在国内生产，也即排除完全专业化分工的情形，则总是至少有一种生产要素会因贸易自由化受损。换句话说，贸易总会造成受损者。

该结论的证明非常简单，可以简要描述如下。假设在实行自由化的可进口部门中，单位生产成本为：c=φ（w ₁ ，w ₂ ，…，w _n ），其中w _i 代表该部门中使用的第i种要素的回报。由于所有要素的回报之和等于生产成本，则单位成本的变化等于各要素的回报变化的加权平均值。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权重是各要素在成本中所占的份额， 可以表述为： ，其中^代表比例的变化，θ _i 是要素i在成本中所占的份额，∑θ _i =1。

下面分析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贸易自由化使可出口产品相对于可进口产品的国内价格提高，以上述可进口产品为基准产品，每单位的价格固定。我们要关注的是可进口产品使用的各要素的回报将有何变化。由于以该产品作为基准，则均衡条件为：c=φ（w ₁ ，w ₂ ，…，w _n ）=1，意味着产品价格等于单位成本（满足零利润的条件）。只要该产品的生产持续下去，上述均衡条件在贸易自由化前后都应该得到满足，由此得到： 。既然要素价格变化的加权总和为零，则必然有至少一种生产要素（设定为第k种要素），满足： 。当不同产品的要素使用密集度不同时，该要素的回报变化将严格小于零。与此同时，可出口产品的价格将因为自由化而提高 。由于 ，要素k的回报在可进口产品和可出口产品中都会下降，导致其实际回报毫无疑问地降低，而与两种产品在支出预算中所占的份额无关。

这就是贸易理论中的所谓放大效应（magnification effect），它来自如下事实：在新古典均衡中，要素价格的变化必然包含在产品价格的变化之中。因此，放大效应具有普遍性。贸易开放会造成利益受损者，这不是特殊案例，而是一大类理论模型的结论，包括劳动力不容易实现跨产业和跨地区流动的模型。

利益得失的具体分布则取决于模型细节。在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的两部门两产品情形中， ，其中，w _l 和w _h 分别代表低技能工人和高技能工人的回报。贸易理论的另一个基准模型是专用要素模型（specific-factors model），在该模型中，每种产品对应一种只用于该产品的要素，此时受损的将是可进口部门的专用要素。

更近期的贸易理论研究强调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异质性。这类模型加入了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再分配。例如，有的研究（Grossman et al.，2017）通过不同类型员工的异质性，丰富了斯托尔珀—萨缪尔森模型。“经理”和“员工”必须组成团队，其生产率取决于他们之间的匹配状况。贸易自由化除了对生产要素和行业带来广泛影响外，还将导致团队的重新匹配，对不同职业和产业的分配状况造成影响。

因此在所有这些模型中，再分配成为贸易收益的对立面。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这是标准的经济代价，所有贸易经济学家都心知肚明，只是没有对公众过于强调而已。

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个没有得到重视但与本文讨论密切相关的含义。相对来说，贸易壁垒越小，贸易自由化的再分配效应就越大，甚至可能吞噬全部净收益。换句话说，随着自由化逐渐降低贸易壁垒，再分配效应与净贸易收益的比例会提高。

其中的逻辑很简单。先看该比例的分母部分，在公共财政中，有一个标准的结论，即税收的效率成本与税率的平方成正比。由于进口关税是对进口产品征税，关税也适用上述原理。低关税产生的扭曲效应较小，而高关税有极大的负面效应。相应地，随着贸易壁垒降低，贸易自由化的效率收益将逐渐减小。

另一方面，再分配效应基本上同价格变化保持线性关系，而与贸易壁垒的边际水平无关。用一阶近似来说，进口价格下降10%的效应相当于要素价格下降5%的效应的两倍。把上述两个事实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得出结论：随着贸易壁垒降低，每单位效率收益对应的受害人群的损失会提高。

表1给出了利用简单的两要素两产品贸易模型的量化模拟结果：当关税为40%时，损失与净收益的比例约为5；当关税为3%时，该比例迅速提升到70以上！

当然，每单位效率收益所对应的受益者的收益也会相应提高。但关键之处在于，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政策制定者面对的是残余的低贸易壁垒，此时的贸易协定将更多涉及再分配问题，而非扩大经济总量。这或许是全球化在高级阶段变得更具政治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是理论概要，那么现实证据是否支持对收入分配的这一预测呢？我们目前已看到某些优秀的实证研究，详细分析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结果发现对特定社区的本地劳动力市场确实有极大的影响。

目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最慎重的分析来自哈科巴扬和麦克拉伦（Hakobyan and McLaren，2016）。他们利用美国的居民调查数据，并以1990—2000年为主要分析时段，构造了一个反映不同产业和不同地域易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影响的变量，以测算“贸易冲击”的程度。该指标是对来自墨西哥的进口产品征收的初始关税率的加权平均值，权重包含每个产业的本地就业水平和墨西哥在这些产业的比较优势水平。为确保这些数字能恰当地反应《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研究者还控制了可能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冲击有关的其他趋势影响，如贸易的普遍扩张等。

上述研究发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给大多数美国员工带来的影响较温和，但一些“关键少数群体”遭受了显著的收入损失。相关研究从地理和产业角度区分了不同影响。与起初对来自墨西哥的进口产品不实施关税保护的地区相比，在受关税下调影响最大的地区，其工资增长明显更慢。 显然，蓝领员工受到的影响最大，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影响严重的地区，高中就辍学的员工在1990—2000年的工资增幅比不受影响的类似员工低8个百分点。产业影响更为显著，与之前没有保护的产业相比，之前最受保护的产业在丧失保护后，其工资增幅下降了17个百分点。

这些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相对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相当小的效率收益而言。经济学家要证明它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显著的净收益很不容易，主要是因为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关税原本就很低，并且墨西哥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很多，不及后者的十分之一。多项研究得出的共识是，有较大的贸易效应，但对总收入的影响极小。有学者（Romalis，2007）认为对美国的总体效应接近于零。近期的一项研究（Caliendo and Parro，2015）利用各种花哨的现代贸易理论，估算出对美国的总福利收益为0.08%，对贸易总量的影响则要大得多，美国从墨西哥的进口量翻了一番。

中国的规模要大得多，其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的影响也更显著。虽然美国并未改变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但对最惠国待遇进行年度审核的不确定性消失后，双边贸易量大幅增长。在一篇著名论文中，奥托等人分析了“中国贸易冲击”带来的劳动力市场震荡，不但规模巨大，而且相当持久。

奥托等人聚焦于1990—2007年，跨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的年份。通过八个其他发达国家从中国的同期进口变化，他们发现从中国的进口出现了供给驱动的外生增长。他们采用的分析单位是通勤区（commuting zone），此类区域有多种经济活动的组合，其中某些区域拥有比其他区域更多的易受中国竞争威胁的产业。由此可以比较来自中国的进口对不同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他们的基本结论是，在第75百分位上的通勤区，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长对其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影响相比第25百分位的通勤区下降了4.5%，周薪的均值对数多下跌0.8个百分点。他们还发现了对总就业人数和劳动参与率的显著影响，表明这是对贸易冲击的附加调整效应。他们强调，这意味着工资降幅被低估，一方面因为劳动非参与率提高，另一方面因为失业者的能力和收入通常更低。除再分配成本外，奥托等人（2013）还指出了上述研究发现的负面效率影响。非自愿就业和福利制度带来的转移支付都会产生不可忽略的效率损失，抵消贸易带来的标准收益。

此外，对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看起来是相对持久的。在中国贸易冲击发生整整十年后，工资、劳动参与率和失业受到的影响依然没有消除（Autor et al.，2016）。而传统贸易模型预计的出口导向部门的反向就业增长效应却没有出现。

以上总结的各项研究多是分析特定贸易冲击对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尤其关注了不同地理区域的差异。另外一个问题则涉及贸易对收入和就业总水平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大量关于贸易和工资的研究文献把发达经济体（虽非大部分）工资差距的部分扩大归因于贸易。早期研究往往弱化贸易的重要性，主要强调技能偏向的技术变革才是技能溢价上升的决定性力量。更近期的研究则通常更重视贸易的作用，部分由于全球化的推进，部分由于贸易和技术之间的明确区分已变得更加困难（Ebenstein et al.，2014，以及其中的参考文献）。近期的证据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具体产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下滑，最重要的因素是来自进口产品的竞争（Elsby、Hopjin and Sahin，2013）。

补偿与安全网

理论上，来自贸易的收益可以通过再分配补偿受损者，确保没有任何社会群体被发展抛弃。对贸易理论模型背后的分配含义有充分认识的贸易经济学家，也一直在呼吁进行这类补偿。假如美国的历届政府在贸易收益的再分配方面能做得更好，我们是否可以避免今天的保护主义反冲？

欧洲的经验对此颇具启示。民粹主义当然没有放过欧洲，但对全球化的抵制染上了另一种政治色彩，瞄准欧盟总部及其对各国国内政策和监管的干预，而非针对贸易协定。欧洲民粹主义并不反对贸易，也不针对中国和墨西哥等特定出口国。贸易协定中的某些方面在欧洲也极具争议，例如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ISDS）和监管协同等。然而，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民粹主义者都不主张贸易壁垒。事实上，英国的退欧支持者把自由贸易作为其明确的奋斗目标。他们声称，退出欧盟的一大好处是英国能够采取更接近自由贸易的政策！

欧洲与美国存在差异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欧洲在优厚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国家制度方面已有很长历史。比美国规模小得多的大多数欧洲国家在贸易开放度上要高得多，但贸易开放一直伴随着更大规模的再分配和社会保障。若干实证研究显示，贸易开放度与公共转移支付扩张之间存在直接联系（Cameron，1978；Rodrik，1998）。要说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是开放经济的另一面，这并不夸张。有趣的是，欧洲对移民和难民的强烈反对，部分正是因为人们担心福利国家制度提供的社会保障会被削弱或取消。

美国则是在较后期才成为真正的开放经济体。其进口占GDP的份额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头10年中期增长了一倍以上，从1975年的7%提高至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17%。进口渗透率的提高（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很多来自低收入国家（尤其是中国），这导致了特殊的调整问题。原则上，美国政府本可以借鉴欧洲模式，可以在完善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世贸组织及中国入世等的同时，大力强化社会保险机制，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计划和保障措施。尽管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对采纳这类支持措施有很多讨论，但现实中除了胡乱修补现有的贸易调整扶持机制（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TAA）外，并没有多少作为。

实施补偿在现实中遇到两个关键的难题。经济上的问题在于补偿可能是非常花钱的。一次性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很不现实，极少采用。提供扶持的机制及其所需的税收都会扭曲行为，造成无谓损失，其规模可能非常大。有学者采用40%的边际税收负担，测算出中国贸易冲击导致的转移支付增加会造成每人每年33美元的无谓损失（Autor et al.，2013）。如果像欧洲国家那样采用更广泛的福利体系，其损失很可能更大。

近期的另一项研究（Antràs、de Gortari and Itskhoki，2017）针对税收和转移支付必然具有扭曲效应的经济体，测算了补偿的全部成本。在研究者构建的模型中，贸易开放对经济中效率最高的参与者带来了比他人更大的好处，从而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为抵消此效应，需要增加收入所得税的累进幅度，而这会通过劳动力供给渠道带来负面的效率影响。研究者利用美国国税局的报税表数据测算模型参数，再求出贸易开放措施的潜在贸易摩擦水平。他们计算了福利主义标准（而非分配中性标准）下的调整后的贸易收益以及扭曲型再分配导致的损失。在基准参数条件下，“贸易导致可支配收入方面的不平等扩大，使美国的贸易收益下降了约20%；如果再分配采用非扭曲的方式，贸易收益可能增加约15%”。

需要注意的是，该研究没有明确为贸易政策建模，其贸易摩擦变量采取了“冰山成本”的形式，并且不同于进口关税或数量限制，这不会带来政府收入或租金。如果存在此类收入，贸易开放通常会带来更低的效率收益和更大的再分配，补偿性扭曲税收的无谓成本也会相应变得更大。

但是，补偿面临的更严重的困难或许是政治上的，并关系到可信度与时间一致性。只要撤销贸易协定是有成本的，政府就总是有动力对补偿做出承诺，却很少会执行。受益者需要受损者的同意才能通过贸易协定，可一旦协定通过，受益者就没有理由再执行承诺。这正是美国贸易调整援助的真实情况。其实，美国签署的每项贸易协定都带有某种形式的附加补偿安排。但人们普遍认为，贸易调整援助和类似的措施收效甚微。 将其原因归结为缺乏事后的政治激励并非不合情理。

还有，贸易协定本身也会影响企业和员工之间的谈判能力调整，这体现为有组织劳工的政治影响力下降，通过进一步改变竞争规则和规范又会加剧这种影响力的下降。从这个视角看，补偿没有成为主流并不令人意外。能真正获得补偿的足够强大的劳工组织，也足以抵制带有强烈再分配效应的贸易协定，或者至少能让谈判议程向着更有利于劳工的方向转变。

考虑到上述经济和政治困难，真正的补偿很少出现。补偿往往表现为贸易协定的附加内容或者事后考虑。只有在某个国家的一般社会政策中包含有关内容，而非针对特定的贸易影响时，补偿才会真正发挥作用。在补偿机制能真正发挥作用的欧洲国家，它是资本与劳工之间综合谈判的组成部分，通过完善的社会安全网支持开放经济体。这些国家不太需要直接针对贸易冲击的补偿政策，被取代的、失去工作或者需要再培训的个人完全可以求助于更广泛的社保机制。欧洲的雇主传统上也接受了社会安全网的高成本，并以福利国家制度的形式把这一共同意愿制度化了。

这一安排使欧洲国家能够实现比美国高得多的经济和国际竞争的开放度，在“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里，它们从全球化中获益匪浅。不过，在资本流动与金融全球化的影响下，这一制度安排最终也会受损，下文将会详述这方面内容。

贸易、再分配和公平

经济学家明白贸易会给某些群体带来失业和收入损失，但他们花了更大的功夫才弄清楚为什么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者常常抨击贸易。因为进口毕竟不是劳动力市场出现动荡的唯一原因，通常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其他原因包括需求冲击、技术进步以及与其他企业的正常竞争等。与进口渗透率提高的影响相比，国内企业带来的劳动力替代要多得多。尽管区分自动化和全球化的影响十分困难，但现有的大多数研究认为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的下降主要应归结为前者。 不过，我们并没看到反对技术进步或者自动化的民粹主义运动。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贸易在政治上如此敏感？

通常的回答是，贸易是比较容易找的替罪羊，因为政客可以明确指出哪些外国人——中国人、墨西哥人或者德国人——是问题的根源。从某种程度上说，的确如此，不过还有另一个更深层的原因，使得贸易导致的再分配问题比其他竞争形式或技术进步导致的问题更容易引发争执。在某些时候，国际贸易会带来（因违背普遍的社会习俗或社会共识而）在本国被禁止的某些竞争形式。当此类所谓“禁忌交易”（blocked exchange）通过贸易实现时，会引发有关分配公平的难题。 引起公众普遍反对的并非不平等的结果，而是对不公平的感受。

三位心理学家的近期研究给这一观点提供了有意思的证据（Starmans、Sheskin and Bloom，2017）。他们发现，人们对小群体中的平等往往会表现出支持，但被问及所在国家（或较大群体）的理想分配状况时，他们会支持不平等的资源分配。研究者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人们真正关心经济上的不平等”，他们关心的是“经常与不平等混淆的东西：经济上的不公平”。对公平的重视可能植根于我们的进化历史，是对付机会主义行为的一种策略，如对舞弊者进行处罚。同时，人们明白能力、努力或者道德品性上的不同会使公平的社会分配产生不平等的结果。只要对社会流动性有信心，人们就可以容忍较高水平的不平等。

把上述研究应用于国际贸易领域，我们可以做如下的假想实验。假设哈利和约翰分别拥有一家企业，相互竞争，对于如下各个场景，你会有怎样的感受？在每个场景中，哈利都会获胜，使约翰和他的雇员失去工作。你应该阻止某些场景的发生，还是任其自然？

（1）哈利工作很努力，大量储蓄并用于投资，然后推出新的技术和产品。约翰比不上他。

（2）哈利在德国找到了一家价格更低或者质量更好的供应商。

（3）哈利把生产外包给了孟加拉国的一家供应商，那里的员工在有害的生产环境中每天工作12个小时。

（4）哈利通过临时合同把孟加拉国的员工带到美国，让他们在违反美国劳动、环境和安全法规的环境中工作。

从两位竞争对手的立场或者纯经济视角看，上述场景是同构的：每个场景都在国民经济总量扩大的过程中产生了输家和赢家，而且赢家的所得超出了输家的损失。

然而大多数读者对各个场景的反应很不相同，赢家和输家产生的方式至关重要。对于场景1和场景2，很少人感觉不妥，虽然有人受损，但人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市场竞争结果。对于场景3和场景4，人们难以接受，因为哈利利用了在本国竞争中被禁止的规则。此外，场景4是违法的，尽管其实际效果同场景3完全一样。许多能够接受场景3的经济学家会认为场景4是不合理的。但如果能接受场景3，为什么不能接受场景4呢？或者说，如果不能接受场景4，为何能接受场景3呢？

上述假想实验解释了为什么公众会认为（场景3所代表的）某些类型的国际竞争与有关可接受的再分配结果的国内习俗存在冲突。我认为这是所谓的“公平贸易”论点的核心。在相同的竞争规则下被别人夺走工作岗位是一回事，但如果有人利用其他国家宽松的劳动、环境、税收或安全标准而夺走你的工作岗位，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这种公平感受并不限于直接受冲击的个人，更广大的社区成员如果相信那些失去工作或收入受损的人是因为遭受不公平的竞争，也更容易产生同情。用某些研究者的话来说，“当人们认为规则对不同的人并非一视同仁的时候，他们对不平等的感受最为强烈”（Rosanvallon，2016）。

经济学家嘲笑公平贸易的概念，但这一概念早已通过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形式被铭刻在贸易法规之中。这类所谓“贸易救济”（trade remedies）通过阻止特定交易削弱了贸易收益，同时也促成了对开放贸易体系的政治认可。增强对程序正义重要性的认识，或许能让经济学家更好地应对正在酝酿的对另一种类似的倾销形式（可以称之为社会倾销）的反对。

金融全球化的危险

经济学家虽然清楚某些时候存在负面的分配效应，但总体上仍赞成自由贸易。贸易能产生收益的理论——消除跨国贸易壁垒带来的总体效率收益——依然很有说服力。理论上，金融全球化同样能带来重要的经济利益：使储蓄资金流向回报更高的国家，使各国能通过国际借贷实现跨期消费，促成全球投资组合的多样化等。然而经济学家关于资本流动的观点则含糊不清，而且会周期性地发生变化。

“二战”的直接影响使主流经济学几乎一致地支持控制资本跨境流动，以防止两次大战间歇期那样的货币波动，并给各国的国内宏观经济调控留下空间。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共识被打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和欧盟开始推动现有成员及潜在成员的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自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观点再度摇摆。金融全球化的好处被贬低，资本控制被重新接受。

当前，经济学专业人士对金融全球化的观点最确切地说是矛盾的。主要的怀疑集中在短期资金流动上，这与金融危机和其他过剩现象有关。长期资金流动和外国直接投资仍普遍受到赞许。外国直接投资通常更加稳定，更有利于促进增长。但下文会提到，有证据表明外国直接投资造成了对劳工不利的税负和谈判权的转移。

近期的一篇论文（Broner and Ventura，2016）很好地反映了对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异常后果的主流看法。其出发点是，各国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低水平的国内制度会使外国资本遭受周期性债务危机。在这一模型中，对于国内的举债，债务合同可以强制执行，违约很少出现。外国贷款人的进入会增强政府违约的激励。当政府不能很好地区别对待外国贷款人和本国贷款人时，外债和内债危机将同时爆发。这激励国内居民把储蓄存放到国外。因此，金融全球化可能导致一个明显的悖论：正常情况下应该输入资本的国家成为资本输出国（资本外逃）。政府不愿意违约、金融市场深化的国家则成为外国人的储蓄避风港，有过多的资金流入。这一切的后果是，金融全球化对投资、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并不明确，不能简单假定为有益。

这篇文章的核心含义是，金融全球化凸显了国内制度和债务执行机制的弱点。资本流动与国内市场缺陷相互作用产生的消极影响可能抵消其直接收益。 此类次优选择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和斯蒂格利茨（Joe Stiglitz）等许多知名经济学家并不赞成资本自由流动，尽管他们是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

上述理由还可以解释困扰金融全球化支持者的两类实证研究的难题。第一类是，资本账户可兑换与经济增长之间最多存在着较弱的相关关系（Rodrik，1998a，b；Schularick and Steger，2010；Kose et al.，2011；Ostry、Prati and Spilimbergo，2009）。通常来说，资本账户可兑换对增长的积极作用要么只存在于特定时期（如19世纪后期资本流向新大陆的时候）或特定国家（如有着较好制度环境和宏观调控的国家），要么只限于特定的资本类型（外国直接投资）。第二类是，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危机在时间上存在较强的实证关联。这方面的典型图表来自莱因哈特与罗高夫（Reinhart and Rogoff，2009）的研究，显示了金融全球化的时间同银行危机的爆发时间几近完美地重合（参见图2）。银行危机与金融全球化相伴涨落。

经济周期与资本流入相关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早已屡见不鲜。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前，有理论认为此类问题主要是较贫困国家的事。制度和监管较完善的发达国家不会遭遇金融全球化带来的金融危机，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危机前数年承担过度风险且杠杆过大的房地产泡沫，被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资本流入放大。欧洲的银行是美国资产支持证券的重要买家，新兴市场贷款人对“低风险”投资的需求也给美国的信贷繁荣火上浇油。有学者指出：“金融全球化扩大了封闭体系中可能受制于资本数额的金融活动的规模，放大了信贷市场和银行监管缺陷等基本扭曲的影响”（Lane，2012，第9页）。

在欧元区，金融一体化在区域规模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1999年的货币联盟和欧元引入，使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的风险溢价水平下降，与其他成员国的借款成本趋同，导致借款国出现了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和不良外债的积累。资金流入国的建筑业和其他非贸易部门出现繁荣，可贸易部门则遭受损失。这种信贷繁荣最终难以为继。在美国危机爆发引起资金迅速枯竭后，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等国的经济相继滑坡。

金融全球化对各国内部的收入分配似乎也产生了不利效应，部分原因在于全球化对金融危机的频率和严重性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人员在出色的系列论文中整理了金融全球化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此类消极影响（如Jau-motte、Lall and Papageorgiou，2013；Furceri and Loungani，2015）。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的一篇文章分析了224个资本账户自由化案例，大多数是在过去20年左右发生（Furceri、Loungani and Ostry，2017）。这些自由化案例是根据金融开放度的标准指标（Chinn-Ito指数）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后续的大量资本流动来确定的。结果发现，资本账户自由化造成了劳动收入占比长期持续的显著下降，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相应提升，以及收入排名前1%、5%和10%人群所占份额的提高（该研究的关键结论参见图3）。 此外，若法律条文定义的自由化伴随着实际的大量资本流动，对不平等的负面作用会更大。 看起来，金融全球化与贸易一起对劳动收入占比施加了下行压力。

为什么金融全球化会加剧不平等，尤其是提高资本的收入占比呢？在国际宏观经济学中还没有与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类似的理论。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金融全球化的这类收入分配影响实在令人意外。但或许存在一种与谈判权有关的显而易见的解释（如Rodrik，1997，第2章）。只要工资水平的决定部分受雇主与雇员谈判能力的影响，双方的外部选项就会发挥关键作用。资本流动让雇主拥有可信的威胁：如果雇员不接受低工资，企业就迁移到海外。某些研究提供了一些证据（Furceri et al.，2017），表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确实与生产外迁的威胁有关。作为潜在威胁的替代变量，研究者采用了不同产业的裁员倾向，发现资本账户自由化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在自然解雇率较高的产业中特别大。谈判能力的说法还得到了另一项研究的印证，该研究发现外国直接投资与不平等扩大的关系尤其密切（Jaumotte et al.，2013）。

要素流动的差异对收入分配问题还有其他影响。我（Rodrik，1997）曾提出的另一个观点是，资本流动会增强劳动收入的波动，尤其是把经济冲击的负担转移给劳方。这同样源于劳动和资本在跨境流动上的差异，被限制在境内的要素不得不承受特殊冲击的成本。有关劳动力市场波动表现的后续研究，基本上与我的假说相符（Scheve and Slaughter，2002；OECD，2007；Buch and Pierdzioc，2014）。技能和资质最低，也就是最不容易跨境流动的员工，通常受这一风险转移的影响最大。

还有一种变化与税收有关。随着资本的全球流动，征税难度增加。各国政府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对不易流动的对象征税，如消费或劳动。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公司税率都被大幅下调，有时降幅达到一半甚至更多。同时工资的税负（如社保税等）几乎维持不变，增值税率则普遍提高。 把这些普遍趋势与全球化及其对税收竞争的影响联系起来，并不奇怪。

有某些系统的实证资料给这一理论提供了支持。有研究者对14个经合组织国家在1967—1996年的数据做了面板分析（Bretschger and Hettich，2002），发现资本和贸易账户开放度的替代变量与有效公司税率呈负相关，与劳动税率呈正相关。更近期的一份研究根据2007年以前的数据得出了类似结论（Ona-ran and Boesch，2014）。还有一份针对1981—2001年的研究发现（Garretsen and Peeters，2007），外国直接投资水平（用一个资本账户限制指数做工具变量）给资本的有效税率施加了下调压力，当然根据各国的特色（如规模、相邻位置和密度等）存在很大的异质性。另一份研究在模型中基于博弈理论分析政府对公司税率和税基的选择（Devereux、Lockwood and Redooano，2008），发现只有在实行资本账户开放的国家才有策略性的下行压力，结论是“均衡税率的下降几乎完全可以用资本管制放松带来的竞争加剧予以解释”。

鉴于金融全球化对效率和公平的影响并不明确，温和点说，经济学家没有更激烈地反对持续减少资本流动的限制，这令人不解。许多大牌经济学家赞成金融全球化，相信其未来收益最终会超出风险。 这强化了推动金融开放的美国、欧洲、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等多边机构的政策制定者对金融全球化的支持。 路易吉·津加莱斯（Zingales，2015）在2015年的美国金融学会主席演讲中因此抱怨说，经济学家在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数年中没有挺身而出，“我们应该承认自己的金融有益论夸大其词了”。经济学家对金融全球化的态度进一步放大了他说的金融有益论。

民粹主义反冲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全球化有着巨大的积极效应。它极大地扩展了出口商、跨国企业、投资者和国际银行的商机，也让经营和专业人才能够在更大的市场上施展能力。它帮助某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迅速把农民转变为面向出口市场的制造业工人，大幅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减贫。然而，全球不平等程度的缩小却伴随着各国内部不平等和分裂的加剧。全球化加深了部分交织的多重社会裂痕：劳资之间、高技能员工与低技能员工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可全球流动的职业与本地生产者之间、拥有与缺乏国际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地区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世界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之间、精英阶层与普通人群之间，等等。它让许多国家饱受金融危机及后续紧缩之苦。

全球化远非现有社会契约遭受的唯一冲击。综合各种研究，自动化和新型数据技术对去工业化以及区域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更大。可是，全球化被打上不公平的污名，而这是新技术所没有的。人们认为自身利益受损不是由于市场竞争中的运气欠佳，而是因为竞争规则不公平，并被金融家、大公司和外国人代表的其他势力所利用。

由此导致的许多后果是可以预料的，也并不令人意外。政治上遭遇的反冲同样如此。已有若干实证研究把民粹主义浪潮的兴起——美国的特朗普和共和党右翼、英国的脱欧势力、欧洲的极右派别——联系到与全球化相关的因素上，如中国贸易冲击、进口渗透水平提高、去工业化和移民等。

通过分析美国国会各选区的选举结果，有研究发现中国贸易冲击加剧了政治两极化（Autor et al.，2016）：受到冲击的选区在之前已有的政治倾向上进一步向右翼或左翼倾斜。当选的共和党人变得更加保守，民主党人则更趋自由化。对英国的研究则发现（Becker et al.，2016），除人口变量和产业构成外，紧缩和移民冲击都对退欧投票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影响。另有针对英国退欧问题的研究发现，全球化有着更直接得多的影响（Colantone and Stanig，2016）。借用奥托等人（Autor et al.，2013）的中国贸易冲击模型中的类似变量，研究者发现来自中国的进口渗透率越大，支持退欧的投票比率就越高。他们还利用英国选举普查（British Election Survey）中的个人层面数据进行验证，发现在排除教育和其他特征后，受进口冲击影响更大的地区，个人确实更多投票支持退欧。

这些研究者的第二篇论文对15个欧洲国家在1988—2007年的情况做了类似分析（Colantone and Stanig，2017），发现中国贸易冲击在不同区域和个人层面产生了统计（和数量）上显著的影响。进口冲击增大会引起民族主义政党的支持率提高，以及转向右翼激进政党。还有学者（Guiso et al.，2017）分析了欧洲个人投票的调查数据，发现缺乏经济安全——包括受到进口和移民的竞争冲击——在民粹主义政党兴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变量同样影响选民参与率：相对缺乏经济安全的个人参与投票的可能性较低。该研究指出，这一结果表明，只关注得票比率的研究可能会低估有关经济因素（包括全球化冲击）的重要性。

目前还少人问津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反冲在不同国家会表现出特定的形式。当前风起云涌的大多数（但非全部）民粹主义运动属于右翼，强调文化裂痕，强调民众的国别、种族、宗教或文化身份，反对外来群体的所谓威胁。如美国的特朗普多次对墨西哥人、中国人和穆斯林做妖魔化攻击。而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则把穆斯林移民、少数族裔（吉卜赛人或犹太人）以及布鲁塞尔的不知名官僚视为“外人”。

另外一类民粹主义运动主要源于经济裂痕，即掌控经济大权、制定游戏规则的富裕群体与丧失权力的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对立。19世纪后期最早的美国民粹主义就属于此类，其主要斗争对象是铁路大亨与东北部的金融精英阶层。伯尼·桑德斯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中采取了类似路线。欧洲也有少数左翼民粹主义运动，其中最知名的包括希腊的联盟党和西班牙的社会民主力量党。相比之下，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很久以来一直以左翼类型为主。

图4提供了部分系统性证据，显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民粹主义政党获得的支持率的变化，指标是：在至少拥有一个民粹主义政党的国家中，各民粹主义党派获得的选票份额之和。图中区分了欧洲和拉美的左翼及右翼民粹主义，但不包括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附录中介绍了有关的数据来源和涉及的各国家及各党派）。

从图4一眼就能看出欧洲和拉美的民粹主义模式存在显著差异。欧洲的民粹主义兴起是非常近期和迅速的事件，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不足5%的得票率到2011—2015年的20%以上。另外，这一增长完全是右翼党派带来的，左翼民粹主义党派的总得票率在相关各国仍然远低于5%。相反，拉美的左翼民粹主义一直很强势，总得票率为15%～30%，而且近期还出现了上升，虽然并不明显。而右翼民粹主义的支持率在拉美依然处于很低的水平。

何以解释今天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的盛行与左翼民粹主义在拉美的支配地位呢？对于这一难题，从需求和供给两侧的影响因素来分析民粹主义的崛起会有所启发。

在需求侧，全球化导致或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和其他经济裂痕，使独立于主流政治、反对现行游戏规则的政治运动获得了潜在的民众支持。可是作为全球化副产品的经济焦虑、不满、合法性及公平感的丧失，很少有现成的解决方案或政策措施。这些症状往往处于初发状态，需要给受影响的群体提供相关理论和解释，以特殊渠道纾解。这就出现了供给侧的政治活动。民粹主义运动为面向普遍焦虑的政治动员提供了理论上的说法。他们要讲的故事就是为了与其政治基础——需求侧——产生共鸣：发生了什么事情，由于什么原因，是什么人给你造成了伤害。

我与合作者（Mukand and Rodrik，2017）设计了一个模型，显示政治冲突可以围绕着不同的轴线运动。假定社会上有三个不同群体：精英群体、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精英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差别是财富，少数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差别是特定的身份标志（种族、宗教、移民状态等）。这样就存在两个社会裂痕：种族或文化的裂痕，以及收入或社会阶层的裂痕。两个裂痕可以彼此独立，也可以相互重合，从而导致不同的联盟构成与政治博弈结果。

通过适度简化，我们可以认为民粹主义政客通过利用其中的某一种社会裂痕动员支持力量。在每种不同情形下，“人民公敌”有着不同含义。强调身份裂痕的民粹主义者瞄准外国人或少数族裔，形成右翼民粹主义。强调收入裂痕的民粹主义者针对富人和大企业，形成左翼民粹主义。

有理由认为，哪种社会裂痕更容易被利用，与选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突出感受有关。具体来说，当社会面临着拥有不同文化与宗教背景的大量移民和难民涌入时，更容易利用种族或文化裂痕做政治动员。经济焦虑感可以归咎于那些族群，把移民和难民描述为前来争夺工作岗位、寻求公共服务、削弱本国人的公共资源。事实上，欧洲极右翼党派的一个主要支持源头正是担忧移民会削弱社会福利，这在处于紧缩和衰退期的国家尤为明显（Hatton，2016）。有研究发现（Cavaille and Ferwerda，2017），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获得的支持率，同人们对移民争夺实物福利（以公共住房为例）的感受程度密切相关。

这一逻辑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即使主要冲击基本来自经济方面，政治上也可能表现为文化主义和本土主义。看似种族主义或排外主义的反冲，其根源可能是经济上的焦虑和错位。 政治的供给侧——政客给出的说法——关系重大。而这在目前的分析中经常被忽略。例如，对特朗普的选举胜利，如果不区分需求侧和供给侧，其中需求侧是社会的不满，供给侧是特朗普的解释，我们就难以判断这到底是经济现象还是文化现象。

再看拉美的情况，民粹主义在拉美有了不同的轨迹，其原因或许在于全球化带来的主要冲击有不同形式。他们遭受的全球化负面冲击并不是源于移民，或者布鲁塞尔及法兰克福制定的规则，而是快速的贸易开放、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动，以及外国公司进入采矿或公用事业等敏感的国内产业部门。民粹主义动员的力量旨在反对上述势力以及支持他们的国内群体，因此采取了左翼（经济类型）民粹主义的形式，而非右翼（文化类型）民粹主义。

欧洲国家中不同于右翼民粹主义的特殊案例进一步提供了佐证。左翼民粹主义较为强势的两个欧洲国家——希腊和西班牙——与拉美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它们在欧洲模式的金融全球化（欧元区）中是主要的资本流入国，一旦资本停止流入，其经济就迅速下滑，失业率飙升。由于欧洲统一货币的存在，以及外界施加的紧缩政策（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中央银行和欧洲委员会三方共同作用），冲击被进一步强化。所以，尽管欧洲所有国家都受到了欧元危机的影响，希腊和西班牙却位居最严重的行列。希腊经济至今尚未复苏，两个国家的失业率都依然居高不下。所有这些都让人联想起拉美国家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景气和萧条周期。出于同样的原因，毫不奇怪，金融危机及后续影响为希腊和西班牙的左翼民粹主义提供了沃土。

文化或宗教裂痕相对更难以利用，或许也是民粹主义运动倾向于左翼而非右翼的一个原因。在拉丁美洲，主要移民来自其他拉美国家或者文化背景类似的欧洲国家。在欧洲内部，希腊和西班牙也是有趣的反例。比如，从表2可以看到西班牙和法国移民情况的对比。尽管西班牙的移民人口相对于总人口的比重更大，但主要来自拉美国家或欧洲发达国家。 相反在法国，占比最大的移民（超过40%）来自伊斯兰国家（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和土耳其），另有10%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因此，法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如国民阵线）比西班牙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有着更适宜生长的土壤。

美国是个混合型的案例，结合了上述两种路线的特征。欧洲从很早以前就开放了贸易，实现了支持开放的政治安排，即用广泛的社会安全网作为补偿。而美国则是在较晚近时期才面临进口压力的增强，也没有采取系统性的补偿措施。因此进口冲击（尤其是来自中国）和贸易协定（与墨西哥、亚洲国家等）成为政治上的焦点议题，能够动员很大数量的选民。金融危机以及大银行和低收入房主的不同命运——只有前者得到救助——则加剧了民众对金融精英阶层的愤怒。同时，来自墨西哥的移民、来自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持续的种族差距，都易受到政治操控。可以说，美国给两种类型的社会裂痕都提供了充足的空间。所以，左翼和右翼两种类型的民粹主义运动都成为2016年总统大选中的热点，分别以桑德斯和特朗普为旗手。

结论

上述讨论推导出的一个结论是，有关全球化的简单经济学分析难以在政治可持续性方面看到乐观的前景。在全球化的高级阶段——之前我曾称之为“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Rodrik，2011）——尤为如此，此时全球化的政治或分配成本相对于经济净收益而言极为不利。历史上，国内市场的统一要求强势的中央执行机构采取坚定的政治行动。而这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存在，欧洲的经验充分表明，即便在区域范围内也很难做到。因此在政治分裂的世界中，市场总是面临强大的离心力。

“二战”后短期内的全球经济制度安排是基于凯恩斯的洞见，他认为要维持有利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世界经济环境，就要给国内宏观调控留下空间。凯恩斯尤其看重资本管制，在他眼中这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持久特征。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其他领域，例如《关贸总协定》（GATT）采取了狭义的贸易一体化模式，只涉及直接贸易壁垒、发达经济体的制造品进口等内容，给各国留下了充分的空间设计自己的规制和产业政策，事实上给农业、服装等较为敏感的产业提供了保护。

由此建立的体系，即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或者“内嵌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取得了巨大成功。 它促进了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大幅提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然而，这些成就反而不利于该体系本身。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认为，进一步促进经济一体化可以使该体系更好地继续运行。于是达成了更雄心勃勃的贸易协定，并跨越国境，干预各国内部的监管。取消资本流动的限制已成为惯例，而非特例。在此过程中，让之前的体系成功运行的“内嵌”或“妥协”的特征被忽略了。

民粹主义的兴起迫使我们重新审视现实。政策制定者如今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全球化的再平衡，在维护合理开放的世界经济的同时，限制其走向极端。我们尤其需要三个方面的再平衡：从资本和企业到劳工和社会的其余部分，从全球治理到国家治理，从总体经济增益少的领域到总体经济增益大的领域。

全球化的益处并没有得到平等的分配，因为现行的全球化模式建立在巨大而又根本的不对称之上。我们的贸易协定和全球规则基本上是为了因应资本的需要而设计的，贸易协定完全由企业主导的议程推动。其中隐含的经济学模型就是涓滴效应：让投资者高兴，由此得到的好处最终会流向社会的其余部分。劳工的利益，包括良好的报酬、高劳工标准、就业保障、在工作场所的发言权、谈判权利等，很少被提及。为了推动全球化，在设定全球化规则的过程中，必须让劳工阶层有平等的发言权。从实践的角度看，这就要求我们反思哪些多边机构能设定全球对话的议程；在贸易协定谈判中，谁能参与谈判。

在治理的再平衡方面，我们应当了解世界经济并不真的需要全球治理才能得到恰当的管理。世界经济的大多数失败根源于国内治理的失败。尤其是，限制性贸易政策要么归因于各种复杂的情况，这些情况推翻了支持贸易带来收益的标准李嘉图理论；要么归因于国内政策紊乱（例如，忽视贸易收益的合理再分配）。

社会看重的也许是舒适的环境和再分配结果，而自由贸易会破坏它们，运用其他政策工具也许不可能达成社会看重的这些目标。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出某些技术能力之前，也许可以从保护幼稚产业免于外国竞争中受益。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际的角度看，不接受自由贸易政策并不是一个问题。国际组织没有权力要求这些国家开放。

国内政策过程失灵才是真正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内政治，如某些寻租团体的影响力过大，而不是缺乏合适的全球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强化全球治理也不见得就能奏效。有些时候，全球规则可以抵制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利益集团。然而，更有可能的是，制定和管理全球规则的恰好是主导国内政策制定的特殊利益集团。想一想大银行在制定全球资本标准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制药公司在制定全球专利规则中发挥的作用。

这并不是说全球治理就毫无作用。但是，在全球化和国内治理的再平衡过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全球治理能做出的最好贡献就是让民族国家更好地运行，而不是削弱或限制它。相应地，国际组织的恰当角色就是促进关键的民主规范（democratic norms），如代表、参与、协商、法治和透明度等，而不是预先评判政策结果或要求协调一致。

最后，我们的全球化理论必须关注净收益更大的领域。如今的世界经济空前开放，它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不够开放，而是不够合理。缔结贸易协定的传统方法关注对等的市场准入，这种方法已不再合适。贸易规则需要改变成强调公平、解决社会倾销问题，拓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

（余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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