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近日来，中国经济面临严峻的内外挑战。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是外来的压力和挑战，而如何面对国内的稳增长与去杠杆两难，应对债务违约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隐患，以及预期严重不确定下的信心问题，都不容小觑。能否认清国际形势之变化，是否选对了贸易战之对策，更要立足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原则，落实现代化国家治理。本辑《比较》围绕新国际形势下的中国改革这一主题，将国内外学者的见解提供给读者。

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看似毫无征兆，但其反冲已出现了十年甚至更长的时期。罗德里克的文章试图剖析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根源。他指出，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表明，贸易开放会对收入分配带来剧烈影响，总会造成受损者，经济学家对此心知肚明，却没有对公众强调。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实证研究也证实，它们对美国特定社区的劳动力市场确实有极大的影响，会严重抵消贸易收益。金融全球化对各国的经济稳定和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尤其突出。对受害群体实施补偿则会遇到经济成本与政治可信度问题，难以有效实施。劳动力市场动荡还来自需求冲击、技术进步以及正常竞争等影响因素，然而国际贸易在政治上尤其敏感，除了外国人容易当替罪羊外，还因为它有时涉及“禁忌交易”，会触发公众的不公平感，引起普遍反对。全球化加深了各国内部相互交织的多重社会裂痕，给民粹主义提供了沃土。如果冲击主要是移民和难民问题，煽动族群和文化裂痕的右翼民粹主义将占主导。如果冲击主要是贸易、金融与外国投资，则更多表现为强调收入或阶层差异的左翼民粹主义。美国在两种类型的冲击下，同时兴起了以桑德斯与特朗普为代表的两种类型的民粹主义。新的形势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现实，对“二战”后确立的全球经济制度安排进行调整，特别是实现三个方面的再平衡：从资本和企业到劳工和社会，从全球治理到国家治理，从总体经济增益小的领域到总体经济增益大的领域。罗德里克还强调，世界经济的大多数失败根源于国内治理的失败，因此，“全球治理能做出的最好贡献就是让民族国家更好地运行，而不是削弱或限制它”。

“改革论坛”栏目的三篇文章，分别讨论财政、国企以及土地改革。楼继伟的文章讨论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在他看来，事权和支出责任不仅是财政问题，更是国家治理的基本要素。清晰高效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是形成合理的行政秩序、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基本前提，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事权改革问题的症结在于：受传统计划体制影响，各级政府职能配置天然缺乏清晰分工的理念，“机关化”特征显著。上级政府惯于通过行政命令方式管控下级政府，约束下级政府按上级偏好履行事权，而非由各级政府根据事权属性，通过建立本级的机构队伍，采用“实体化”的方式直接承担相关事权，从而导致政府间权责边界模糊，共同事务泛滥，行政效率偏低。文章从外部性、信息处理的复杂性和激励相容三大原则出发，结合国际经验，论述事权划分改革的方向，那就是以“实体化”“法治化”“高阶化”为重点，推动事权划分改革。

张春霖的文章探讨新形势下的国有企业改革。他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上的影响力提高，如何实现国家所有制与全球市场经济秩序的兼容，是一个紧迫而艰巨的挑战。面对这一新挑战，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在新的起点上再出发。从改革的方向来看，应当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适应市场机制的要求而不是扭曲市场机制。从改革的重点来看，应该围绕合理定位、公平竞争、政企分开、惠及全民展开，其要旨就是政府进一步退出企业层面的微观经济决策，将之留给相互竞争的市场参与者，包括非国有企业和管理国有资本的专业投资机构、经营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政府则以更超脱的定位，专注于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用国有资本的收益来改善民生、调控收入差距，为国有资本的原始所有者带来更实际的利益。如此，则既有助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也有助于更好发挥政府职能。

陶然和王瑞民的文章考察了近年来传统农区推动的农地“三权分置”、农地与宅基地确权与抵押、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政策，指出既有政策措施由于缺乏良好的顶层设计而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他们认为，目前的农村土地确权，其直接和间接成本高昂且收益很低，应该建立多类型土地发展权指标交易市场，建立跨区交易体系，然后以此为基础推动农区土地整理，从而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实现永久、连片确权。这不仅可以全面完善原有低效率的土地计划指标配置方式，也有助于区域间公平发展。从更长远来看，要最终实现农区土地的高效率配置，应当以地方试点的方式逐步推动农村土地的国有制，结合土地确权登记，赋予农民可交易、可抵押的永久农地使用权与宅基地使用权。农区土地制度的这一改革与城中村、城郊村的土地改革措施相结合，不仅可以为中国建立一个一体化的城乡土地市场，也将为中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基础性的制度保障。

近年来，经济学家非常关注社会结构与社会网络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前沿”栏目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最知名的社会学家之一马克·格兰诺维特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的文章。他概述了社会学家就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提出的四个核心原理：规范有助于提高网络密集度；在社会网络不联通的领域，弱关系比强关系能更有效地传播信息；善于利用网络结构的人可以获得策略优势；经济行为与非经济行为相互渗透，也即经济活动具有社会嵌入性。运用这四大原理，格兰诺维特分别探讨了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如何影响就业、价格、生产率和创新。在他看来，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网络，就是为了打开经济行为与非经济行为相互作用的黑匣子，揭示社会现象的动力学，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策略就是开展跨学科合作，就像贸易理论鼓励国家间的合作一样。

在“比较之窗”栏目中，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沃利斯回顾了从1790年至1990年美国各级政府财政的长期演变过程，从收入的筹集成本和支出的政治收益角度，将这一历史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试图回答三个主要问题：政府规模的扩大是否因为筹集收入成本的降低，或者是因为开支的收益明显提高；什么力量推动收入和支出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为什么各级政府的债务积累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有增有减。其基本结论是，政府规模的大小遵从政府承担的职能和义务，而不是收入来源的选择；推动收入和支出在各级政府间分配的重要因素是筹集收入的成本，能够以最小成本筹集收入的那级政府就是最为积极的一级政府。

韩国是为数不多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向高收入转型的国家。马来亚大学的王振源和韩国首尔大学的李根尝试解读韩国如何在追求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融入其包容性策略，创建了一种激励包容性增长的机制，成功实现这一转型。他们将韩国分为三个阶段，分别考察这三个阶段的包容性增长，他们发现，早在工业化的预备阶段，韩国就已经实行了一系列包容性措施，如农村贫困政策与新村运动，在推行重化工业化政策的同时，减轻工业和经济权力的集中；在追赶阶段和后追赶阶段，国家、企业与民间团体为争取社会福利和更优质工作环境进行密集谈判，推动韩国谨慎而又系统性地推行教育预算、“人民的股份”、社会保险与安全计划、扶持中小企业等包容性措施，使韩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确立起维护平等社会的原则，从而使经济增长能衍生出劳动者技能提高和收入分配改善的机制。

“改革记忆”栏目是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对1989年3月在香港召开的“大陆和台湾经济学家座谈会”的纪要。此次座谈会为期四天，台湾方面参加的经济学家有蒋硕杰、于宗先、邹至庄、费景汉、顾应吕、刘遵义等人。这篇纪要着重记述了两岸经济学家对中国大陆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货膨胀、财政和金融赤字、价格及汇率双轨制、企业制度，以及在改革开放中如何对待公平和分配问题进行了讨论。蒋硕杰等学者是台湾经济起飞的主要设计者，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非常值得我们重温，以期获得新的启发。

近年来，以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经济在中国兴起并快速发展，它不仅改变了经济增长和商业竞争的法则，也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更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和公共政策提出了挑战。本辑《比较》特别选取了四篇有关平台经济的文章，为读者理解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和组织形态提供参考。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召集人张穹的文章从平台竞争的角度展开分析。他为平台竞争归纳出八个重要的方面：规模、相关市场界定、动态竞争、跨界竞争、生态竞争、差异化竞争、数据竞争和全球竞争。然后，结合这八个方面，从实施竞争政策的角度，讨论在判定平台企业垄断时可能存在的理论难点，由此也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方向。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于立等人的文章以“陆勇案”与“数字音乐案”为例，剖析平台模式中的跳单问题。文章运用经济学中的争用性和限用性物品的概念，构建了一个四象限的物品分类框架。根据这一分类框架，平台模式中的知识产权产品就是位于第三象限的共享品，具有零边际成本的特征。这类产品存在两类悲剧：一类是反公地悲剧，一类是准公地悲剧。所谓反公地悲剧，就是对这类产品的专利或产权保护过度，导致无法有效利用这类产品为社会带来福利；所谓准公地悲剧，就是对这类产品的专利或产权保护不利，导致研发和生产投入不足。为了避免这两类“新公地悲剧”的发生，对于知识产权产品应该采取“保反兼顾”的政策，具体来说，就是根据创新程度，分别采用“重保轻反”“保反适度”和“重反轻保”的政策组合。

陈永伟的文章提出了理解平台性质的“二重性”分析框架，认为平台除了作为企业外，同时还具有市场组织者和管理者的属性。借助这一分析框架，他对平台的竞争问题和治理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分析，认为，在思考以上问题时，我们应该首先认清平台的二重属性，而不能简单地套用传统思维。此外，应该从成本和收益分析的角度出发，在平台治理和政府管制之间画出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