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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帕利
拉尔夫·戈莫里和威廉·鲍莫尔（Gomory and Baumol，2000）以及保罗·萨缪尔森（Samuelson，2004）近来就国际贸易未来对美国经济和国家收入的影响提出了担忧。戈莫里先生、鲍莫尔先生和萨缪尔森先生就贸易问题发声，这可是非同一般的大事。戈莫里是斯隆基金会（Alfred P.Sloan Foundation）的主席；鲍莫尔是著名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家，同时还是美国经济学会前主席；萨缪尔森是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创始人之一。比较优势理论被广泛用于解释和说明国际贸易（Samuelson，1948，1949），它被称为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贸易模式（Heckscher-Ohlin-Samuelson），世界各地对国际贸易感兴趣的研究生都在学习这一理论。
他们的研究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戈莫里、鲍莫尔和萨缪尔森对当前贸易发展的质疑与“保护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坚定支持贸易，认为所有人都能从中获益。真正有待商榷的是，这些收益的规模以及各国之间的收益分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怎样的变化。这就提出了一些关键的政策问题，即如何才能让美国的贸易收益最大化并长期持续。这个问题也是他们最大的担忧。
第二点，戈莫里、鲍莫尔和萨缪尔森是微观经济学和贸易理论家，他们的研究涉及贸易理论，而不是统计制造业失业数据或哀叹贸易逆差。相反，他们在质疑一些普遍观点的时候用的是纯贸易理论，而这种理论是支持当前贸易政策的。以就业和贸易逆差为侧重点的实证论点尚不足以改变贸易政策。这种实证论点还需要理论依据的支持，而戈莫里、鲍莫尔和萨缪尔森给出的正是理论依据。
在讨论戈莫里、鲍莫尔和萨缪尔森的实质性研究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区分一下他们的论点和一些现有的贸易理论。首先，他们所论述的并不是贸易对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广为人知，而萨缪尔森在他与沃尔夫冈·斯托尔珀（Stolper and Samuelson，1941）的研究工作中也为这一贸易理论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如果某一要素在贸易开放之前的均衡中处于相对稀缺的地位，那么它在国家开放贸易时就会遭受损失。就美国而言，这意味着美国工人将会遭受损失，因为他们成了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收入再分配效应仍在发挥作用，但它并不同于戈莫里、鲍莫尔和萨缪尔森提出的新担忧。
其次，戈莫里、鲍莫尔和萨缪尔森论述的也不是工资和就业错位成本（dislocation costs，这种错位是依照比较优势理论重新安排国家生产模式造成的）。国际经济研究所着重提到了这种工资损失（Kletzer and Rosen，2005），他们提议把工资保险当作一种手段来补偿那些因贸易而遭受经济损失的人。目前贸易带来的就业错位成本仍然存在，主张实行工资保险的理由也依然充分，但是它们还是不同于戈莫里、鲍莫尔和萨缪尔森提出的新担忧，不过它们是对这种担忧的补充。
戈莫里、鲍莫尔和萨缪尔森提出的新问题是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贸易收益分配的影响。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全球经济总体上是从贸易中获益的。但是，贸易收益在各国之间的分配取决于供求状况，因为供求状况决定了贸易条件（即进出口的相对价格），而供求状况有可能改变。
这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全球需求模式。如果国际市场对一个国家的产品有着强劲需求，那么该国将从贸易中获得更多收益，因为需求将推高其出口价格。另一个因素是供给状况的发展。全球供给的快速增长有可能拉低一个国家的出口价格并使其遭受损失。
后一种可能性最先由哈里·约翰逊（Johnson，1954，1955）提出，随后贾格迪什·巴格瓦蒂（Bhagwati，1958）对其进行了扩充论述，而汉斯·辛格（Singer，1950）和劳尔·普雷布什（Prebisch，1968）对大宗商品价格相对于制成品价格的下跌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使它具备了可操作的政策意义。约翰逊-巴格瓦蒂通过研究工作撰写了一份政策文献，阐述那些国内生产对全球价格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可以怎样利用出口关税使贸易条件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从而获得额外的贸易收益。
在“二战”之后，美国的贸易收益相对颇丰：全球资本稀缺，资本品需求强劲，而供应商相对较少。这意味着美国享有有利的贸易条件并收获了贸易收益的一大部分。问题是，这样的情形在接下来50年里还会继续吗？
约翰逊和巴格瓦蒂的早期研究侧重于国内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和贸易收益分配的影响。戈莫里、鲍莫尔和萨缪尔森将研究重点改为考察贸易对手的经济赶超带来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所有国家都会受益于某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因为技术进步扩大了全球生产可能性边界（PPF）。
然而事实证明，虽然全球生产可能性边界确实在扩大，但并非所有国家都会从中受益。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发现。
在人们就国际外包和对华贸易展开争论的过程中，萨缪尔森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如下担忧：外国贸易伙伴的生产率提高有可能削弱美国在贸易收益中所占的比重（Samuelson，2004）。这其中的经济逻辑如下：随着中国在美国历来专长的商品生产方面迎头赶上（通过自身的创新努力或是由于美国公司将生产外包给中国），全球供给增加并推低美国出口价格，美国的贸易条件因此恶化。虽然美国仍然受益于贸易，但其收益可能要低于中国赶超之前的收益。
戈莫里和鲍莫尔（2000）也探讨过类似议题，他们的研究立足于以下情形：企业具有内部规模经济，因此单位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正如萨缪尔森的模型一样，他们所设立的背景是一个充分就业的世界，因此他们发现的贸易问题并不是由失业引起的，引入失业问题只会进一步加重他们担忧的问题。
规模经济意味着每一种商品只由一个国家生产。戈莫里和鲍莫尔认为，所有国家都可以使用同样的技术。至于哪个国家生产什么商品，这要取决于哪个国家首先降低成本曲线、获得成本优势，使得其他生产商出局。出局意味着多重均衡是有可能存在的，也意味着现有均衡取决于哪个国家在某一特定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多重均衡意味着现有均衡只会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使全球产出达到最大化，因此跨国生产配置从全球意义上来说有可能效率低下。比如说，一个国家可能在很多产业都处于领先地位，因而阻碍了这些产业的新来者，其结果就是生产规模对全球经济来说过小。在这种情况下，改变生产模式可以扩大某些产业的规模并缩小另一些产业的规模，从而惠及所有国家。
举例来说，我们假定有两个相同的充分就业的国家和四种产业。假设初始均衡为国家1控制了产业1至产业3，国家2控制了产业4。在这种情况下，产业1至产业3的规模太小，产业4的规模太大。要想扩大全球收入，更胜一筹的生产计划是让每个国家都生产两种商品，从而扩大产业1至产业3的生产规模，缩小产业4的生产规模。
如果各国有不同的成本曲线，那么效率低下的情况会进一步加重。成本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技术差异，也可能在于集聚效应引发的“外部”规模经济。当整个产业扩张时，个体企业的效率提高，成本降低，这会产生正集聚效应。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会产生全球生产分配失调（即戈莫里和鲍莫尔所说的效率低下），而且生产也可能被不当分配给技术水平较低、成本较高的国家。如果一个高成本、低效率的国家最先降低平均成本曲线，成为低成本全球性生产商并获得“主导性”成本优势，那么分配不当的情况就会发生。当某个国家在降低平均成本曲线方面抢得先机时，即使其他国家更为高效，它们也会被拒之门外。
这种情况如图1所示。该图显示了国家1和国家2在产业k的平均成本曲线。国家1在产业k的平均成本要高于国家2的平均成本。然而，如果国家1抢得先机，第一个降低平均成本曲线，获得竞争优势，让新来者（国家2）得不到机会，那么它就可以成为全球性生产商。
图1 国家1和国家2在产业k的平均成本曲线
资料来源：作者制图。
总之，由于不同国家的成本曲线不同，全球产量可能因为下面两个原因而减少：（1）生产技术成本最低的国家可能不生产；（2）全球范围的生产可能分布不均（某些国家生产的商品种类太多，其他国家生产的太少），导致规模经济效率低下。
图2 随着国家之间收入趋同，贸易如何成为冲突的根源
资料来源：作者制图。
戈莫里和鲍莫尔的研究还表明，规模报酬递增除了导致潜在的低效全球生产模式之外，还会在国家之间收入趋同的时候导致贸易冲突。图2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假设两个相同的国家拥有相同的技术和需求，那么当两个国家拥有相同的产业数量并且每个国家生产世界产出的一半时，全球收入就会达到最大化。但是，当其中一个国家拥有超过半数的产业时，这个国家的收入就会最大化。这意味着，如果国家之间的生产再配置提高了全球收入，但是一个国家是在牺牲另一国利益的基础上获益，那就会存在冲突区。
这种模式的经济逻辑如下。我们设想一下：在初始均衡状态，大多数产业都位于一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产业所在的这个国家生产规模太小，而产业很少的其他国家则规模太大。在各国之间重新分配产业之后，可以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全球收入。仍然留在各个国家的那些行业会出现产量扩大，因为有资源转入其中；被转移的产业也会出现产量增加，因为它们在重新分配之前获得资源的渠道有限，而现在已经扩大了从其他国家获取资源的渠道。所有国家都受益于这种规模效应。但是，贸易条件效应也会随之而来，因为不断扩张的产业生产的商品会出现价格下跌。这意味着，在接受新产业的国家，其边际收益超过了那些流失产业的国家。随着两国收入的趋同，进一步重新配置带来的规模收益会减少，这时贸易条件效应可能就会超过贸易收益。
在这个阶段，即使进一步的产业转移会扩大全球收入和其他国家收入，流失该产业的国家的收入还是会减少。
这个故事有双重寓意：首先，国家不会从自给自足中获益，因为这样失去了规模经济效益。其次，各国仍然希望保留超出比例的产业份额，即便这一目标限制全球产量并推高了商品价格。由于这些国家也出口这些商品，因此这一目标带来了贸易条件效益，能够增加收入。这意味着，失去太多的产业基础不利于相应国家的经济，即便这有可能有利于全球经济。相应地，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数量少得不成比例，那它就会愿意采取策略性政策以吸引更多产业，从而既赢得规模又赢得贸易条件的改善。
萨缪尔森（2004）所做的分析主要侧重于他国的技术追赶带来的经济影响。戈莫里和鲍莫尔的侧重点是产业基础的流失以及产业向他国转移带来的影响，这两者都对贸易政策有重大影响。人们历来都从关税、配额和出口补贴的角度来思考政策，但现在我们需要从国家内部工业和技术发展推动力的角度重新定义政策，同时也要考虑各国之间出现竞争性策略政策的可能性。
技术转让和技术追赶在萨缪尔森的分析研究中占据格外重要的位置。此外还有一个新的重点论断，那就是现代世界的比较优势不是上天赋予的，而是人们创造出来的。在18世纪，对异国香料和原料的追寻驱动了贸易。得天独厚的气候和自然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比较优势的模式，因为人们做不了什么来改变当时的模式。
如今，比较优势是受技术驱动的，而技术会受到人类行为和政策的影响。这一点对各国贸易收益分配有着巨大的影响。
策略性贸易政策在戈莫里和鲍莫尔的分析研究中占据格外重要的位置。他们的程式化框架呈现的重要观点是，在现今这个规模报酬递增的世界里，均衡可能相当脆弱。这种观点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即通过政策干预改变均衡并重新分配贸易收益。比如说，政策可能给生产商带来暂时收益，使其降低平均成本曲线，从而获得主导性成本优势。这种做法能够建立起新的全球生产均衡模式；即使该政策日后不再执行，这种新模式也会继续存在。
这样的可能性意味着规模报酬递增使各国之间有很大可能发生经济冲突。在多重均衡的情况下，贸易收益分配取决于现有均衡，有鉴于此，各国可能尝试改变均衡。
新贸易理论很早之前就提到了规模报酬递增的这种一般政策含义（Krugman，1984；Brander and Spencer，1985），不过戈莫里和鲍莫尔的详细模拟分析表明，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贸易均衡模式具有极大的可塑性。
具体来说，策略性政策在诸多情况下都具有重要意义。比如，我们设想各国之间技术分配不均的初始情境。在这种情况下，落后国家就有动力利用政策获取技术并在其境内生产。这样做可以增加全球收入，但如果全球经济处于鲍莫尔和戈莫里划出的冲突地带，那么这种做法就有可能减少产业流失国的收入。
我们再设想这样一个情境：有些产业能够赚取更高的利润加成。在这种情况下，各国都有动力争夺这些产业的控制权以获得更高的加成。此外，即使效率较低，平均成本曲线绝对偏高的国家也有可能想获得控制权。鉴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存在，如果政府提供临时援助，使国内生产商降低成本并确立起成本优势（如前面图1所示），那么一个高成本国家也可以实现这样的转移。
最后，对于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失业，策略性政策也能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刺激国内需求并（通过诸如补贴等措施）从他国挖走需求的国家会增加该国产业的产量并降低平均成本。因此，这些国家可以通过牺牲其他国家利益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低成本生产国。
相对生产率的下降和技术领先地位的丧失在戈莫里、鲍莫尔和萨缪尔森的研究分析中占据重要的一席。这就提出了一个疑问：就美国历来具有比较优势并处于出口地位的产业而言，国际外包是否明智？这类外包涉及技术转让。虽然公司通过赚取外国利润而受益于外包，但如果外包转让的技术会加剧美国出口面临的竞争，就有可能削弱美国的国家收入。
外包与“补偿”策略也有一些相似之处，“补偿”策略就是一国在签订销售合同时提出一个条件，要求公司承诺将部分生产转移到该国。这方面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民用和军用飞机制造业。“补偿”策略是一个国家从另一个国家获取产业的方式，因此从国家利益角度来看，它们令人备感不安。
不过，“补偿”策略给企业带来的困扰要小得多，因为企业会赢得订单并在国外生产中赚取利润。这一点突显了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分歧（关于这一点，下文将进一步分析）。
在戈莫里、鲍莫尔和萨缪尔森设定的框架内，技术领先是关键所在，现在已有迹象表明美国可能正在下滑。弗里曼（Freeman，2004）的报告称，美国在全球高科技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80年的30%下降到2001年的17%，同时美国在全球科学论文中所占比重从45%下降到35%，在美国化学文摘社（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论文中所占比重从1980年的73%下降到2003年的40%。中国正在技术领域迅速发展。2003年，中国共有325000名理工科学士毕业，而美国只有65000名。美国在培养科学与工程博士生方面的领先地位也在下降。1989年，美国每100名博士对应着亚洲主要国家的48名博士；到2001年，这个比例变成美国每100名博士对应亚洲主要国家96名博士。
这一趋势表明，美国需要加大科学教育和研发方面的公共支出。此外，美国还应调整税收结构，鼓励企业自行承担研发开支并投资最新的技术和设备。在这个全球化新时代，从前的国内政策现在已经成为贸易政策的一部分。
全球化不仅加强了科学技术政策的重要性，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全球化之前，国内开发的科技创新基本都应用于国内，因此创新国家的收益显著增加。如今，随着企业生产的全球化，我们无法再确保国内开发的创新会被应用于国内。相反，企业完全可以将创新转移到位于国外的生产线。这种转移可能是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最佳途径，但它未必会实现国家收入最大化。在全球化时代，企业利润最大化有助于实现全球产出最大化，但未必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家产出。国家决策者目前尚未认识到这一点。
以上种种表明，我们需要制定全新的政策议程应对企业问题，而这样的议程目前尚付之阙如。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可以说，有利于通用汽车的就会有利于美国。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当时通用汽车公司的经理人比现在更为无私或更加爱国，而是因为当时全球经济没有那么开放，企业进行全球生产的技术能力较差。因此，公司利益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而全球化使这种相关性出现了断裂。在全球化之前，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家收入。如今，如果企业在全球生产分配的基础上实现利润最大化，那就能够帮助实现全球产出最大化，但未必会实现国家收入最大化。因此，现在需要制定国家政策，使利润最大化与国家利益重新趋于一致，从而改变企业行为。
在这方面，各国可能存在重大差异。美国公司可以自由选择全球业务战略而无须考虑国家利益。事实上，将国家利益纳入考量反而会违反诚信义务，因为经理人有义务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政府严格把控企业，国家利益也被纳入了企业战略。虽然中国公司的股东没有像美国公司股东那样得到优良的服务，但从国家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中国相对于美国拥有优势。
汇率问题是第三个需要政策关注的领域。虽然戈莫里、鲍莫尔和萨缪尔森没有对此做出明确论述，但是他们的分析暗含了这个问题。他们的分析立足于纯贸易理论和抽象的汇率概念。事实上，几位作者假定的是按购买力平价对汇率估值。然而，如果汇率偏离这一估值，就会造成严重失真。
在规模报酬递增的世界里，各国可以通过低估汇率给国内企业带来竞争优势。低估汇率会降低出口价格，提高进口价格，从而加大产品需求和产出。通过这种方式，低估汇率有助于企业降低平均成本并获得主导性比较优势。因此，各国可以在战略上利用汇率获取他国的产业。此外，制造业企业是知识、技能和资本的聚集地，而且它们本身也是产业集群。一旦企业和产业遭到破坏，那么想要重振这些企业和产业将会耗资巨大、困难重重，而且即使汇率低估问题得到纠正，它们也未必能够恢复。因此，汇率低估有可能对全球生产结构产生永久性影响（Palley，2003a）。
即使传统贸易理论也认为，汇率低估会导致偏离比较优势和生产分配不当的情况（Blecker，2005a）。比较优势是一种平衡贸易理论。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汇率被低估，并长期处于贸易顺差，那就意味着该国正在出口一些缺乏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样，持续处于贸易逆差的国家可能进口一些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存在失业的情况下（纯贸易理论没有将失业纳入考量），一个国家可以策略性地使用低估汇率，在牺牲其他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抢走需求量、降低失业率。琼·罗宾逊（Robinson，1947）很早之前就发现了这种可能性。她将这种政策称为“以邻为壑”的失业补救措施。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汇率对全球生产和就业有着重大影响。在没有规模报酬递增的世界里，低估汇率会导致生产偏离比较优势。在有规模报酬递增的世界里，低估汇率可被用来永久地改变均衡并锁定全球生产新模式。
这些影响表明，应当将汇率问题视为贸易政策和贸易协定的核心部分。然而，美国决策者以“市场万能”为由拒行汇率干预。这种立场缺乏合理性，也与事实相悖。有很多理论根据表明，外汇市场容易出现羊群效应。也有一些有力的关于汇率偏离理论上合理的均衡水平的实证证据；这些汇率或被定义为购买力平价，或被定义为与可持续经常账户赤字相一致的汇率。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国家策略性地操纵汇率（特别是东亚经济体），而美国则在经济上被赶超，其后果就是产业流失以及将在日后带来沉重负担的巨额贸易逆差。
策略性政策还有一种形式，那就是国内采购。各国可以将政府采购转向国内公司，从而扩大这些公司的生产规模。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帮助企业降低平均成本曲线，成为低成本全球生产商，从而获得全球领先地位。
各国也可以通过劳动剥削来获取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不再沿着成本曲线移动，而是直接将企业平均成本下移。这种类型的干预直接涉及美国对华贸易，因为美国行业工会曾指责中国为获取贸易优势而进行劳动剥削。
劳动剥削是种恶劣的做法，令人无法接受。要想合法降低企业成本，这涉及用什么方式提供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在美国，保险是通过工作提供的，因此保险成了工作成本。这样的规定提高了美国的生产成本，使美国生产商处于竞争劣势，并且成为公司向海外转移生产的诱因。如果由国家保险体系提供医疗保险并由联邦税收收入出资，那么有可能减少这种诱因。
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也是如此，这说明应该用一般税收收入为社会保障提供部分资金。事实上，如果社会保障的资金源自对全球企业利润的征税，那么部分成本其实是由海外生产所得利润承担。
总而言之，戈莫里、鲍莫尔和萨缪尔森所做的贸易分析提议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与过去所谓的产业政策或竞争政策有一些相似之处。不过他们提议的政策并非由决策者“挑选赢家”，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他们能做到这一点。相反，这是一个建立正确经济“结构”和“氛围”的问题。结构指的是法律和规则，它们应该激励企业进行创新和投资，激励工人提高技能。它还应该确保公司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一致。氛围指的是有利于国内公司绩效的商业环境，如推动充分就业，维护具有竞争力估值的汇率。
戈莫里、鲍莫尔和萨缪尔森对贸易的分析立足于纯贸易理论。因此，它假定的是一种以充分就业和贸易平衡为标志的长期均衡。传统宏观经济分析考虑到了失业和贸易逆差，可以补充他们的微观经济分析。这种宏观经济分析不仅响应了他们提出的担忧，还提出了其他关于经济稳定和国际竞争特点的问题。
就宏观经济影响而言，过去几年的贸易逆差创下了纪录，从而使上一轮衰退之后的经济复苏成为“二战”以来最疲软的一次复苏。美国贸易逆差在2000—2005年从3776亿美元增至7167亿美元，这相当于2005年GDP的5.7%。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贸易逆差的增加将支出转移到国外而不是国内生产的商品上，从而直接导致2001—2005年的GDP增长减少了25%。这还不包括由于就业机会减少产生的额外间接损失，因为就业机会减少导致国内生产支出减少，也导致美国丧失了这些就业岗位原本能够带来的支出和增长。
说到就业，据比文斯（Bivens，2004）估算，1998—2003年美国59%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要归因于美国制成品贸易逆差。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Scott）根据投入产出方法估算出每10亿美元的进口货物就包含了大约9500个就业机会。去掉对石油输出国组织的927亿美元贸易赤字之后，2005年的货物贸易逆差为6950亿美元。根据斯科特的就业岗位乘法公式，我们可以算出这一贸易逆差中包含了660万个就业机会。
这意味着，大量的消费和投资支出不但没有在国内创造就业机会，而且还以进口支出的形式漏出了美国经济。
除了短期的就业和产出负面效应之外，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也对宏观经济产生了长期不利的影响。世界其他国家的汇率低估影响贸易逆差，从而严重影响美国制造业。很多美国公司因为无力竞争而关闭工厂。一些公司已经停业，另一些公司将生产转移或转包给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2003年和2004年的年度报告用极大篇幅谈及了对华贸易逆差给产业部门带来的影响。
很多公司也削减了投资支出或是将投资重新引向其他地方，而不是在美国国内建立起新的现代化能力。布莱克（2006）研究过美元高估对美国制造业利润和投资支出的影响。据他估算，到2004年时，1995—2004年的美元升值使美国制造业投资和制造业资本存量比美元维持1995年水平时应有的数值分别少了61%和17%。美元升值在结构上削弱了美国的工业基础，使日后调整贸易逆差更困难，因为美国现在可能不具备能力去生产目前进口的制成品。
制造业就业和投资受到的这些影响为戈莫里、鲍莫尔和萨缪尔森的担忧提供了具体的论据。制造业是长期繁荣的关键所在，因为它是生产率增长和创新的中心。当美国制造业向海外转移时，相关的研发活动也会转移，从而进一步削弱国内的未来创新。
另一个问题是国际贸易仍以货物为中心。这意味着，从长远角度看，各国需要具备生产和销售制成品的能力，以便为进口提供资金。美国制造力的下降削弱了这种能力，有可能导致美国生活水平在日后出现下降，也有可能造成增长和就业受到美国国际收支差额的制约。
贸易逆差也给美国带来了严重的负面金融影响。尤其需要一提的是，外债累积使美国金融市场容易因外国债权人或国内投资者的抛售行为而受到冲击。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美国利率将会上涨，美元就会急剧下跌。由于美国严重依赖进口商品，同时国内制造替代商品的能力又很有限，因此通货膨胀也可能加剧。最终的结果就是美国可能再度陷入滞胀。
最后，美国的贸易逆差还涉及出口导向型增长问题以及全球经济发展特点。出口导向型增长使各国依靠出口促进制造业的增长和发展。这一策略鼓励各国通过低估汇率获得并保持国际竞争力。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广泛采用这种策略，欧洲和日本也是如此，因为它们也依靠出口重振经济。
出口导向型增长引发了一系列具有争议的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它帮助促成了全球金融失衡（美国的贸易逆差就是一个实例）；它帮助推动了想要获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国家进行恶性的逐底竞争；它有可能加剧全球通货紧缩，因为各国增加了全球供应量，但全球需求量并没有出现相应增加。
出口导向型增长可被视为一种策略性政策，与戈莫里、鲍莫尔和萨缪尔森的研究分析有相关之处。因此，依靠低估汇率促进出口就能够获得产业。也可以说它使全球经济竞争的性质出现负面变化，一般的微观经济贸易理论并没有论及这一点。这个有关竞争性质的问题与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息息相关，并为有关全球外包的争论提供了另一个角度（Palley，2006）。它与国际劳工和环境标准需求方面的争论也有着逻辑关联（Palley，2004）。
戈莫里、鲍莫尔和萨缪尔森的理论研究工作极大地改变了有关贸易政策的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工作有助于使纯贸易理论跟上全球化这一全新现实的脚步。技术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它在各国之间的转移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策的影响。策略性政策会影响全球均衡的性质，从而改变贸易收益的分配。策略性政策包括研发政策、公司行为规则、汇率操纵、政府采购政策、“补偿”策略以及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忽视策略性贸易政策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如果一个国家任由自己被其他国家赶超，那情况更为危险。
尽管贸易总会带来收益，但有的国家可能因为进一步全球化而遭受损失，也就是说，它们的贸易收益日后可能下降，处境反而不如从前。这一令人警醒的结论是根据纯贸易理论得出的，而纯贸易理论排除了失业、贸易逆差及金融不稳定等宏观经济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纳入考虑，那么制定策略性贸易政策的理由就更加充分。
（陆殷莉译）
Bhagwati, J.1958.“Immiserizing Growth: A Geometrical Not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8.
Bivens, J.2004.“Shifting the Blame for Manufacturing Job Loss: Effect of Rising Trade Defi-cit Shouldn't Be Ignored,”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Blecker, R.A.2006.“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Dollar Appreciation for U.S.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A Time-Series Analysis,” Unpublished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merica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May.
Blecker, R.A.2006.2005a.“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Exchange Rat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Gerald A.Epstein, ed.,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Blecker, R.A.2006.2005b.“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fter Joan Robinson,” in Joan Robi-nson's Economics: A Centennial Celebration, Bill Gibson, ed.,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Blecker, R.A.2003.“The Diminishing Returns to Export-Led Growth,” in The Bridge to a Global Middle Class: Development,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W.R.Mead and S.R.Schwenninger, eds., Norwell, Massachusett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Brander, J.A., and B.J.Spencer. 1985.“ Export Subsidies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Rival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8.
Dixit, A., and G.Grossman. 2005.“ Samuelson Says Nothing about Trade Policy,” Pub-lished as “The Limits of Trade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 Summer.
Freeman, R.B.2004.“Labor Goes Global: Th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on Workers around the World,” Rocco C.and Marion S.Siciliano lecture, University of Utah, November 18.
Gomory, R.E., and W.J.Baumol. 2000. Global Trade and Conflicting National Interes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Johnson, H.1955.“Economic Expans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23.
Johnson, H.1954.“Increasing Productivity, Income-price Trends, and Trade Balance,” E-conomic Journal. 64.
Kletzer, L.G., and H.Rosen. 2005.“ Easing the Adjustment Burden on Workers,” in C.F.Bergsten, 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Economy: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for the Next Decade,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Krugman, P.1984.“Import Protection as Export Promoti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Presence of Oligopoly and Economies of Scale,” in H.Kierzkowski, ed.,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lley, T.I.2006.“ The Economics of Outsourcing: How Should Policy Respond,”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March. http://www.fpif.org.
Palley, T.I.2004.“The Economic Case for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8, January.
Palley, T.I.2003a.“ International Trade, Macroeconomics, and Exchange Rates: Re-exa-mining the Foundations of Trade Policy,” Paper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Myths of Free Trade held at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N.Y., April 18.
Palley, T.I.2003a. 2003b.“ Export-led Growth: Is There Any Evidence of Crowding-Out?”in Arestis et al., eds., Globalization, Regionalism, and Economic Activity.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Prebisch, R.1968.“Towards a Dynamic Development Policy for Latin America,” E/CN 12/680/Rev 1.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Reprinted as “Development Problems of the Peripheral Coun-tries and the Terms of Trade” in J.D.Theberge, ed., Economics of Trade and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Robinson, J.1947.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Employment. 2nd edition.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First published in 1937.
Samuelson, P.2004.“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8, Summer.
Samuelson, P.2004.1949.“ International Factor-Price Equalization Once Again,” Economic Journal. 59.
Samuelson, P.2004.1948.“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qualization of Factor Prices,” Economic Journal. 58.
Singer, H.1950.“The Distribution of Gains between Investing and Borrowing Countries,”American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Stolper, W.F., and P.Samuelson. 1941.“Protection and Real Wag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