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近日中美贸易冲突和交锋，引发各种观点。在众说纷纭和或明或暗的较量背后，都可寻得立场和理念上的分歧。但总体而言，正是邓小平和中国的领导层认准了全球化，以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在国人顺应大势的努力下，才赢得了今日之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格局，令美国感受到威胁，也对现行国际贸易理论和规则提出了新的课题。纵观历史，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已历数百年之久，与之相伴的贸易理论，从重商主义到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到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从克鲁格曼等人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到梅里兹等人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在不断地与时俱进，一方面为互利和冲突并存的日趋复杂的新现象提供解释，另一方面探讨各国在不同情景下政策选择的利弊。近年来，《比较》曾推出关于全球化和中美贸易的相关文献，展现了多位重量级学者的理论表述。如诺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与阿玛尔·比亚德对中美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分析，诺奖得主萨缪尔森以中美为例分析自由贸易如何有可能带来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威廉·鲍莫尔和拉尔夫·戈莫里早在本世纪初关于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的研究，丹尼·罗德里克关于全球化在减轻全球不平等的同时如何有可能加剧各经济体内部不平等的剖析。本辑《比较》再次为读者提供国内外学者关于国际贸易冲突的理论分析和见解，以期从不同视角更全面地理解影响贸易和全球化走向的基本力量，以及可能的政策动向。

开篇经济学家鲍莫尔和数学家戈莫里的文章利用最简单的李嘉图比较优势模型，说明了在有学习效应的情况下，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并不必然使所有国家都受益，相反，随着原本在某些行业不具比较优势的国家通过学习改善技能和提高生产率，在全球市场中占据更多的份额，可能使贸易体系中的某些国家受损。由此带来两个重要的问题：在全球化的世界中，面对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发达国家该用怎样的办法保持进步？如何能让所有国家致力于增加全球总产出，克制以他国损失为代价追求自身发展的天然倾向？为回答这两个问题，作者呼吁：“我们需要超越有关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讨论，以便找到新的办法应对全球化自由贸易世界带来的独特挑战。我们希望经济学家能直面这些新挑战，找到实现关键目标的新办法。我们迫切需要新的经济思考，给如今相互依赖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和产业领导人提供新的选项。”

托马斯·帕利的文章评述了鲍莫尔和戈莫里以及萨缪尔森关于全球贸易与国家利益冲突的分析，他认同鲍莫尔等人的观点，认为比较优势是受技术驱动的，随着技术追赶和各国收入的趋同，规模报酬递增将会引发贸易冲突，如果一国失去产业基础或是产业被转移到其他国家，将会产生严重后果。作者表达了对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可能受损的担忧。有鉴于此，他认为美国有必要根据各国国内产业和技术发展的动力以及各国的策略性政策，重新设计贸易政策，包括扭转国际外包的政策措施，提高科学教育和研发方面的公共支出并投资最新的技术和设备，将汇率纳入贸易政策的制定范围。文章也论及了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常被论及的一些政策，如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汇率低估、出口导向等，认为这些都属于策略性贸易政策，忽视此类政策而任由他国赶超是危险的。在作者写作此文的2006年，正值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黄金时期，此类声音似乎并未对美国的贸易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然而近期的中美贸易冲突表明，这样的看法似乎正在成为主流，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产业政策是近期中美贸易冲突的焦点之一。徐林的文章回顾了我国产业政策的产生和演变过程，归纳了我国实施产业政策的主要政策手段，并对照国际贸易规则有关产业政策的规定，剖析主要政策手段与国际贸易规则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贸易争议。他认为，产业政策是一个涉及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灰色地带，许多国家的政府都会以不同方式推行其产业政策，因此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有无，而在于如何更加合理有效地实施产业政策，既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又可推动国内产业的效率提升和升级。为此，他从产业规划和政策制定、产业政策实施模式、技术研发支持政策、金融机构的产业扶持政策、进口替代政策、产业组织政策的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海外人才引进八个方面提出了改进建议。

十年前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极大地挑战并改变了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奥利弗·布兰查德和劳伦斯·萨默斯的文章就是对危机后宏观稳定政策的反思。两位作者回顾了大萧条和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如何形塑了宏观经济政策传统，剖析了此次金融危机又如何改变了人们对宏观稳定政策的观念。他们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启示和大萧条之后的凯恩斯革命类似，它使人们再次认识到经济会受各种因素的冲击，且受冲击后不能自动稳定下来，因此强有力的稳定政策至关重要。但是，这并非意味着要回到凯恩斯主义，而是要综合运用各类宏观政策工具，更加积极地应对不利冲击。具体来说，积极的货币政策可以为应对负面冲击创造空间，应当在需要的时候提供流动性；要更注重财政政策作为经济稳定政策的工具，对债务稳固持更加宽松的态度；即使金融监管和宏观审慎政策并不能消灭风险，也应制定更积极的金融政策。

“特稿”栏目是美国国家医保局（CMS）前局长、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前局长、杜克大学教授马克·麦克莱伦等人给《比较》的专稿，探讨责任制医疗服务应用能为推动中国医疗改革做些什么。所谓责任制医疗就是一种价值导向型医疗，其核心特点是，医疗服务提供商有能力给其服务的每一个成员提供最有价值的一揽子服务，而非只关注提供特定的专项服务，仅仅满足于特定医疗服务的数量增长。文章详细阐述了责任制医疗服务的基本框架，概述了英美等发达国家和相关发展中国家应用责任制医疗服务推动改革的经验证据。作者们认为，借鉴世界各地的责任制医疗服务改革的原则和经验，并将之结合中国的国情，有助于中国医疗改革的成功。为此，他们从支付方式改革、增加私营部门参与以及机构改革等角度，说明中国如何在责任制医疗服务模式的框架内，采取具体可行的步骤，促成高效且具有创新性的新一代医疗服务体系。

“前沿”栏目是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迪利普·慕克吉的文章。他依据机制设计理论，综述了近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理论研究，重点比较集权式资源配置的显示机制与分权式资源配置机制。在前一种机制中，处于中央的委托人从代理人那里获得信息，并据此做出生产和分配决策；在后一种机制中，处于中央的委托人将生产和分配决策权下放给代理人。作者认为，机制设计理论在比较集权和分权问题时的一个主要优势是从激励的角度分析分权的潜在成本。分权之所以会带来成本，其根本原因在于被赋予决策权的代理人根据自己的私利行事，而不是为了整个组织或中央设计者。这相应地催生了“失控”和“权力滥用”的问题。如果人们可以通过审慎地设计分权安排克服激励问题，分权就是一种更好的组织模式，因为它在沟通成本和信息处理职责的分配方面有其经济合理性。然而，如果激励的成本极高，那么在集权和分权之间选择时，就要权衡（激励）成本和（沟通、信息处理）收益。

“改革记忆”栏目是三农问题专家刘守英教授在1993年的旧作。文章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的中国农地制度。文章的分析表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确立了农民家庭作为农业经营主体的地位，使农民家庭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与剩余索取权，为农民努力投入农业生产提供了强大的激励，这一制度与大幅提高农产品定购价格、放开农产品市场、增加农业投入等其他改革措施相结合，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中国农业的高速增长。但是，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表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结构中的制约因素，如集体所有制下的人均分地安排、粮食征购政策等影响了土地产权的完整性，从而制约了农户经营农业的积极性。此文虽然在25年前写就，但其中揭示的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不仅制约了农业发展，影响农民的利益，更成为中国经济继续转型的一大障碍。

“比较之窗”栏目是两篇关于养老金改革的文章。为了改善政府财政的长期可持续性，挪威于2011年推行了新的养老金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继续保持最低养老保障和收入关联型养老金的基本框架；建立养老金待遇随工资和物价调整的机制；通过精算机制将累积的养老金权益年金化，使之与预期寿命挂钩；延长退休年龄。这些措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改革目标，挪威统计署研究部的四位研究人员对此进行了评估。他们同时使用了动态微观模拟模型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两种方法，分析了养老金改革的就业效应和财政效应，从中发现，改革可以大大改善财政的长期可持续性，其中就业率的提高起着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健康服务和长期看护方面的政府支出增长，单靠养老金改革还远不足以解决挪威财政的长期可持续问题。

日本养老金专家高山憲之的文章介绍了日本养老金制度的主要变化。目前日本的养老金制度主要有三种：主要面向企业雇员的厚生年金、主要面向公共部门雇员的共济组合制度以及覆盖其他人口的国民年金。日本养老金制度设计遵循三项基本原则：不缴费就得不到养老金，养老金待遇和实际缴费期限成正比，代际相同、缴费额相同的人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待遇相同。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金制度经历了多次改革，高山憲之详细叙述了三种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历程、其间遭遇的争议和阻力。在他看来，日本的养老金改革历程给出了一些值得吸取的教训：首先，准确预测一个社会可能发生的变化极其困难，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灵活地调整养老金制度；其次，在改革过程中，学术界对养老金进行大量精耕细作的科学研究是极为重要的，能在必要时澄清认识，推动改革；再次，政策制定者并非万能，政策承诺、政治顾虑都有可能造成误判，因此及时矫正错误是明智之举；最后，全覆盖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不能仅靠缴费实现收支平衡，需要政府给予一定补贴，提供参保激励，补贴资金应当来自指定用途的税收。总而言之，对于养老金制度改革，“政策制定者应当怀着温暖的心和冷静的头脑，仔细思考、谨慎行事，诚如《礼记·中庸》所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专利保护不仅是影响中美贸易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推动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转型的重要激励机制。经济学家对此有大量讨论，本辑的“法和经济学”栏目特意选取了伯克利加州大学已故教授苏珊娜·斯科奇姆的文章，讨论专利法和累积研究。作者认为，大部分关于专利和专利竞赛的经济学文献总是孤立地看待创新，并不关注早期创新者给后来创新者带来的外部性或溢出效应。然而，绝大多数创新者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当前的高科技发展领域尤其如此。创新的这种累积性质，给专利法的优化设计带来了一个严峻的挑战：既要充分奖励为后来创新者提供技术基础的早期创新者，也要恰当奖励改进和发展新产品的后来创新者。为此，文章研究了企业之间如何使用专利保护和合作协议，以保护累积研究的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