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活力
本土创新理论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人类在经济领域的生活。可问题在于经济学的发展总是赶不上经济持续演进的脚步。从16世纪到18世纪，西方国家陆续从市场受限的封建经济体脱颖成为具有古典特征的经济体。但是在19世纪，当经济学仍然在解读古典经济（权衡、交易、竞争、均衡、效率）时，若干国家的经济再次演化，让人类经历了另一场根本变革。而经济学几乎还在原地踏步。

经济增长与人的成就感和充实感

19世纪，经济一飞冲天，空前壮观，首先是英国和美国，接着是德国和法国。城市迅猛发展，无数企业涌现，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广大民众也展现出一种新的精神：一往无前，勇于冒险，把握机遇。这种精神体现在所谓“高雅文化”（high culture）的文学和艺术上。 正如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的描述和历史学家艾玛·格里芬的最新记载，人们逐渐主宰了自己的生活，很多人拥有了他们不曾想见的事业 （狄更斯本人就过得十分豪迈进取）。新精神一经勃发，立刻引燃了新经济。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记述了这一现象的兴起，称之为“现代的诞生” ，现代经济中的现代生活来临了。

现代经济的回报 。现代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一个工作的人没准会想到（只要是在潜意识里）更好的生产方法或产品的改进。一个商人相信自己看到了商机，他可能会着手创办自己的企业。更激动人心的是，个人也许会投身于构思某个全新产品，或尝试制造新的东西。所有这些努力或渴望，和过去的组织方式有着天壤之别。

现代经济的参与者能感受到回报，这在传统经济体（建立于封建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基础之上）中是十分罕见的。英语国家的男女谈论“出人头地”，意指他们取得了某些进展，也许还前途无量。 这个短语表达了从“人的能动性” 中获得的回报，所谓能动性就是拥有发挥主动性、洞察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空间。这些深层的回报可以分为两类或两类以上。

首先，有人会为自身努力换来的成功感到满意，并可能从更好的条件或得到认可中体味更多满足。这些回报是体验性的而非物质性的；与收入和财富无关。它们显然涉及“成功”，或者用一个更狭义的词语来形容，即成就感（prospering，源于拉丁语pro spere，意指希望、如所预料）：上班族因为工作上的优异成绩获得加薪，工匠凭借辛苦掌握的手艺制造出更好的产品，商人看着“财富滚滚而来”无比喜悦，学者被授予名誉学位而获得价值感……

其次，个人可以从事业发展的经验中获得满足：探索未知的快感、挑战的刺激、克服困难后的欢欣，还有对不确定性的痴迷。爱默生说过：“生命是一段旅程，而不是目的地。”同样重要的是，有一种满足感叫“影响世界”并幸运地“留下印记”，甚而可能改变世界。拥有这些乐趣就是所谓的“充实感”（flourishing）。

相比之下，标准的经济学模型——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都不包含这些报酬，既无关乎成就感也无关乎充实感。在这些模型中，工作的回报从根本上说是为工作支付的工资，也即由当前市场力量决定的工资待遇。 这些模型鲜少探讨能让某人获得非工资报酬的个人能动性，而只是研究了对市场工资或其他价格变化的内生反应。因此，即便有人想描述多少带有现代性质的经济体，标准经济学模型也无法刻画现代经济的特征。

另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概念是“个人成长”或“自我实现”。这是现代经济带来的另一种回报吗？这一概念指的是人们从发展自身才能或潜力中获得的满足感。 就标准经济学而言，个人将增加的人力资本投入工作可以获得效用。但是，钢琴家对增加人力资本的满足感并不等同于农民整理土地收获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早在中世纪已经形成，在现代经济崛起前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也绝不罕见。所以，显著的个人成长并非现代经济所特有，它也肯定不是现代经济才有的回报。

个人在现代经济中努力工作所实现的成就感与充实感终究属于个体或个人，是个人主动的结果。19世纪出现的现代经济还实现了社会收益。英国、美国和后来的德国、法国——几乎所有新兴经济的参与者——都享受到了生产率的持续增长、一般工资水平的提高、家庭财富的增加，以及就业机会的扩大。于是，所有群体的生活水平不断上升。职业生涯不再在中年画上句号（甚至远非现代性质的经济体也能你前我后，通过复制现代经济体的新产品和新方法获得这些社会收益，此过程就叫技术转让）。难怪历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研究这一发展时，对这种“从起飞进入持续经济增长”的现象大为惊叹。

然而，标准经济学没有看到这种经济转型。它无法真正解读这些社会回报的来源，正如它无法解读个人的回报。新古典主义模型只是将增长视为随机过程（凯恩斯主义是例外）。 诚然，标准经济学用“创新”来表示“技术”参数的变化：一个偶然的变化或一系列可以通过平滑的曲线来拟合的微小变化。可是，这些或大或小的参数变化对经济来说是外生的，并非那些在经济中孕育而成为内生因素的新产品或新方法。

如今，罗斯托一度惊叹的景象眼看已经黯然失色。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的商业投资日益疲软，就业低迷，工作满意度下滑，更别提急剧增加的权利型福利、公共债务和家庭债务。大家怀疑迸发这种综合征的直接原因是生产率增长放缓，最明显的就是实际工资增长停滞。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专家们开始相信，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陷于所谓“生产率大幅下降”的痛苦之中，经济放缓从未消停，对此他们几乎不做解释。 完成战后重建并追上被其他国家拉开的数十年距离的德国和法国，在20世纪70年代遭遇了生产率增长显著放缓，此后生产率也没见回升。倒是意大利和英国，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了不错的生产率增长，随后意大利在20世纪90年代末、英国在21世纪相继停下脚步。但是标准经济学对这一影响深远的衰落没有任何理解。

这就让经济学家们尴尬了。标准经济学既没看到19世纪初出现的经济腾飞，也搞不懂20世纪末飞流直下的经济回落。所以，已故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所说的现代资本主义“纪元” ，实在没有什么可歌可泣——1815年始于英国的150年现代化历程，大约在1965年从美国开始失去活力。

理解上的双重失败对史学家或经济理论家并非只有纯学术意义：它们会影响人们在当今经济中的体验。譬如在中国和印度，很多人希望祖国发挥出20世纪盛行于大部分西方国家的经济朝气和活力。然而由于缺乏解读现代经济的现代经济学，这些国家对如何发展这种经济一无所知。同样，由于缺乏能够阐释现代经济史的现代经济学，从辉煌走向增长大幅放缓的西方国家（最显著的是法国，尽管德国可被视为贸易国），也不知如何重塑过去数十载的光辉岁月。仅凭标准经济学知识（古典的、熊彼特式的、哈耶克式的、凯恩斯主义）的各种工具箱，经济学家兴许能减轻问题的某些症状，却无力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标准经济学根治不了经济病症，因为它不清楚发病的原因。

标准经济学缺失的要素乃是创新。在创新活动强大且具有系统性的国家（19世纪早期的英国和美国正是这样），疏漏掉创新因素，影响就很大。然而“创新”一词——最先由约瑟夫·熊彼特在100多年前提出——一直让人难以捉摸。在探讨实质性问题之前，有必要厘清这方面的若干术语。

创新（从经济学家的角度）通常指的是向市场引入新产品或新方法，它来自人们的新想法，而且被认为能改变某个领域、某个产业或更广泛的整个经济中的实践。所以，发明不一定是创新——事实上，发明很少能成为创新。换言之，一项重大的创新是某种新想法产生的新事物，被普遍采纳从而带来可观的收益。 “复制”、“转让”甚或“适应”其他地方出现的创新统统不算创新，这些本质上属于进一步的应用。

《大繁荣》一书认为，标准经济学严重缺失的元素是本土创新。自哥伦布（“大发现时代”）以降，促使所有国家涌现创新（“外生”创新）的外生发现司空见惯，尽管没有显著提高总体生产率和工资水平。新型创新是内生于一国经济的，因此属于本土创新。在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以及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和法国，这类创新极其常见而且是包容性的。在接下去的几年里，本土创新气势如虹，不仅推动罗斯托式的生产率和工资率增长，而且带来了普遍的成就感和充实感。 然而，正如我在书中指出的，这些领跑者的生产率增长开始减速，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和法国相当明显，“二战”之后的德国和英国不太明显（但初始增长率也比较慢），这有力地表明曾经的领先国在本土创新上已经逐渐衰落。

国家的本土创新是指该国最新构想出来的产品和方法，在通常情况下，它们能够改变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实践。国家的本土创新极具意义：虽然所有国家可以毫不费力地“进口”全部或大部分“外生”创新，然而只有通过本土创新，国家才能吸收外生发现从而尽可能多地创新。一国可以根据其重点设定创新活动的水平。而这种创新性对该国的工作体验及生活方式，影响可谓巨大。

本土创新：意义与产生的原因

我打算先来简述本土创新理论的某些基本原理：它的意义及其产生的原因（下一部分再探讨它的起源）。发展本土创新理论需要跳出标准经济学的框架。确切地说，这意味着要远离哈耶克和熊彼特。从便于理解的角度看，这正是我最近出版《大繁荣》的目的。本文则旨在更清晰、更全面地深入阐发我的观点。

首先，除了上述本土创新概念外，在某些人眼里还有另一个迥异的创新概念，即重大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创新。

新想法，并非“适应” 。不少商人认为，当公司察觉并抓住某个满足需求的新机会时，它就做出了“创新”。通常，老牌公司声称自己“有创新特性”的理由是，它不断在调查环境以期发现这样的机会（长时间拿不出新产品时，公司就会辩称这是因为“缺乏机会”）。但是，本土创新指的是能带来新实践的新想法，和商人说的探索并抓住机会相去甚远（有人愿意称后者为“创新”，如果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才能识别并抓住机会的话）。所以我们得用其他名称来描述这个不同的事物。

卓越的经济理论家哈耶克选择将新发现促成的新产品称为“适应”，而非创新。他在1945年的一篇著名论文中指出，至少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如果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完成的大部分事情，是将经济体的实践推向不断变化的潜在水平，即“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接着他补充道，“经济问题总是出现，而且都来自变化”。 在他的论文里，变化并非来自商业工作者的内生创造：变化对经济体来说根本就是外生因素，商人只是对变化做出恰当的响应。 深受德国历史学派影响的年轻熊彼特（稍后再进一步谈论他）也持相同看法。切斯特·巴纳德在其开创性著作中探讨老牌公司努力生存且必须履行的“功能”时，同样提出了类似观点。

为避免误解，容我扼要阐述一下我对某些适应及其如何产生的看法。毋庸置疑，适应十分重要：一般来讲，发达经济体都有相当的适应能力（一个问题是，高度创新的经济体是否特别擅长适应）。我认为，从经济的眼光出发，借鉴哈耶克所说的有机体不断汲取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经济知识，有时还是有用的。企业家就是有这种眼光的人。企业家和创业企业是经济的前沿观察者，观察和思考如何让自己发光发热。我在书里把他们比喻为侦查蚁，专门负责搜索对群落有用的东西。企业家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不断寻找可能出现的潜在用途。

·套利行为是适应的一个典型案例。如果企业家看到某个产品的现价低于在其他地方可以销售的价格，他会在价格低的地方买入再到别处高价卖出，从而完成资源再配置——用哈耶克的话即适应（熊彼特关于因发现新大陆而激发企业家雀跃建造新工厂的早期模型，是适应的又一实例）。

·适应的另一例子是结构性冲击造成大量人员失业后的结构调整。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经济体如果涌现大批热情奔放的企业家，他们有各种特殊需求；他们会掌握某些越来越实用的技能，直到一切相得益彰（就业和几乎所有的工资率都可能完全恢复）。

·那么，类似牛顿说过的“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借力发展呢？随着1984年商业手机的创新，摩托罗拉第二代手机DynaTAXC 8000X克服了原有的某些局限，推动第三代手机问世。这些实际采纳的连续改进（尽管不如摩托罗拉的第一步飞跃）属于适应还是创新？这要视情况而定。如果下一代手机的开发者对他们观察到的前一代手机的情况做出响应，并像哈耶克所说的那样，认为这些新“情况”为手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机会，则开发者其实是在尝试适应。成功的尝试即为适应。可倘若开发者中有个别人提出了有关手机的新想法，比如以前的制造商不曾想到的新用法，那么下一代手机含有的该元素应当称为创新。 触摸屏或许算是这类创新的典型案例。

由此可见，适应很重要，实现适应所必需的企业家精神也如此。但要注意两点。首先，适应和创新不是一回事。创新并非由支撑创业的敏锐观察力、幸运的发现、有经验的判断（或称聪明才智）所驱使。创新有完全不同的驱动力。

其次，如果开发新产品、新方法的创意源泉枯竭，对创业机会的搜寻很快会导致收益递减直至耗尽。 因此，全世界的创新早晚会给每个国家带来直接的价值，尤其是它能带动生产率增长；一国本土创新的直接价值也部分表现在它维系着国民的成就感和充实感。与此同时，全球或本土创新具有不断提供机会的间接价值，其中一些机会是值得企业家追求的。

改头换面的“旧创意”不是创新 。除了那些新的概念外，很多人甚至有意无意地把引入基于早期创意的产品或方法这一做法也包括在创新概念中。如果基于旧创意的产品极少，那还勉强说得过去。如果一个经济新引进的产品代表了旧创意，但仍被算作创新，那么那些衡量新产品和新方法产生频率的指标就会将这个经济描绘成极富创新的经济，而其实新引入的产品根本没有新颖的元素。譬如，当一个经济因收入增加导致对知名产品（其创意也许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需求增加，进而持续引入这些产品，并沿着这条跨时均衡路径发展时，我们就不会把它视为创新经济体。

本土创新无论在哪里发生，都由新创意（商业领域人员的新观念、新理论和新探索）激发，并通过检验和市场测试向前推进，换句话说，是受人的创造力所驱动。创新者运用想象力构思新产品或新方法，继而发挥聪明才智实现新产品或新方法，即完成制造和销售过程。 这些人力资源就深植在我们的基因中。现在，大家都相信创造力（不是理性）是人类特有而其他物种没有的东西。想象力早在史前时代设计出第一根长笛的穴居人身上就已展露无遗。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国家必将耗尽创造新产品甚至新方法的机会。黑格尔说过，世界很辽阔，让我们“行动起来”。

然而今天的标准经济学却假设，所有的行动者都已经掌握全面的知识。这反过来启发一些建模者想当然地假设关于未来而非当下的“理性预期”。这一理性预期的前提意味着国家的经济不能创造和采用原创的产品或方法，不能进行本土创新。因为如果一个经济使用以前从未设想过的新方法和新产品，明显超出了意料并与理性预期相矛盾。

所以，不能把理性预期模型和本土创新现象混为一谈。理性预期模型是确定性的甚或带有概率性；而如前所述，任何追求本土创新的经济都是开放的，都愿意创造自己的未来。这种经济的未来无法预先设定。

一些新熊彼特学派的理论家声称，从概率的角度看经济具有确定性。他们把创新比作在人行道上捡到5美元，或者说得好听点，就像是抛硬币蒙到了个好结果。这些模型描述这样一种经济：其日历时间没有进入模型的方程，而所谓的创新由已知诞生概率的线性诞生过程控制。 在这种模型里，以现状为条件，累积型“创新”在任何未来时期的概率分布均为已知（这个可以计算）。模型暗示经济体没有任何新潜力来构思新产品或新工艺，从而排除了真实的创新。按哈耶克的意思，不存在“发现过程”；不可能出现任何新的经济知识，因为所有可能的结构及其概率都是已知的。然而，在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兴起的创新型经济中，概率甚或可能性却是未知数。

那么，熊彼特自己是怎么想的呢？他在1911/1912年出版的那部极具影响力的作品（奥地利版和德国版）中，从德国历史学派的观点出发，提出只有“科学家和导航者”的发现才能为经济带来进步，而商界人士没有创造力。熊彼特所带来的那一点点增加值就在于提醒德国人，任何商业应用的发现都需要企业家建立新的劳动和资本“组合”，这是生产新产品所需要的，也是金融家提供融资的地方；此外，由于企业家和金融家富有经验和热情，他们通常能够预测出哪些应用有利可图。 作为一个彻底的古典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有关产品和方法的知识来自国家经济之外的领域，来自打着不同鼓点前进的探险家。所以熊彼特式创新对每个国家的经济都是外生的（可以把它纳入国家的适应范畴，尽管这一归类留给巴纳德和哈耶克貌似更为合宜）。

熊彼特的理论与我的观点背道而驰，我认为从1815年至1940年，抑或到1965年左右（后面这段时间速度放慢了），重塑经济和经济生活的创新大多是在一国本土产生甚至是内生于经济的，并非由该国的科学家推动。在熊彼特的理论中，企业一直在适应（通常意义上的）外部力量所发现的事物；它们是观察家、勘探者和计算者，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创新者，当然也不是我所指的创新者。

许多当代历史学家例如乔尔·莫克尔（Joel Mokyr），倾向于遵循熊彼特的思路诠释创新。 德国历史学派最先采纳的这种观点认为，经济进步——至少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大致上是外生于经济的科学家积累各种发现的副产品。所谓“科学知识”的积累被视为对经济知识有直接贡献——实用的方法和可生产的产品——进而为创新开辟道路。相反，本文提出的理论认为，国家（当然是主要的创新国家）的创新对该国经济而言一般都是内部的或本土的。根据这一观点，公司专有的商业知识积累来源于新产品和新方法的成功开发与销售；然后，这些商业知识的积累扩散到其他经济领域，拓展了一般性的经济知识。

一部描写重要创新的百科全书必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新产品和新方法，它们并非由任何特定科学进步触发，甚至与之并无关联，例如：火、车轮、书写、纸、埃及人的蒸汽动力、古腾堡的印刷机、惠特尼的轧棉机、沃尔瑟姆的可互换零件、迪尔的铧式犁、里尔的饮用水氯化消毒、辛格的缝纫机、巴斯德说服外科医生洗手、爱迪生的灯泡和留声机、南丁格尔医院重组控制疾病、卢米埃尔兄弟的商业电影、马可尼的收音机、萨尔诺夫的广播网络、伯宰的冷冻食品、法恩斯沃思的电视机、IBM的电脑（针对企业）、1956年马尔科姆·麦克莱恩的集装箱、1957年纳特·泰勒的多元化电影院、特德·特纳的24小时新闻节目、霍华德·舒尔茨的星巴克、马克·安德森的网络浏览器，等等。最新的重大创新——水力压裂技术，靠的是工程师从经验中获取的专业知识，而不是外生的科学进步。当然，无数未被察觉的创新的总体影响有可能超过上述提及的无数已公认的创新。

再来看看熊彼特哪里出了错。科学并非所有知识的唯一来源。虽然促进科学进步可以扩展潜在知识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但科学并没有告诉我们新的可能性是否具有市场前景，此时商业知识就必不可少。而且，尽管全世界的科学知识水平或能帮助现代经济体实现创新，但是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一些国家涌现的新产品和新方法并非科学发现的结果，而是来自五花八门的商业发现——通过检验和试用新型商业理念而取得的发现。科学知识S的增长快于商业知识C，抑或前者的增长比后者的增长更有效地推动了经济发展之类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另外，商业知识（行业专门知识和相关技术）的积累无疑更加丰富。]

下面是一个简略模型，讨论推动科学及商业知识进步的力量和途径：

在（1）式里，科学知识S的进步速度受现有科学家的想象力驱动，由力量函数f _S （t）表示——导致新测试和新结果的一连串创意。在（2）式里，商业知识C的进步速度受给定数量的商业人士的想象力驱动，它的力量函数设定了起作用和不起作用的一系列发现。（3）式指出，经济知识E的进步速度（哈耶克的术语）由商业知识以及外生于商业部门的科学、音乐和其他知识进步来推动。而商人也是有创造力的，因此属于力量项。

国家的本土创新从何而来？每个国家都有许多人极具创造力，拥有构思新事物的想象力以及制造新事物的聪明才智。 （多巴胺系统有助于他们的“认知抑制解除”。 ）这些创造力是一国天赐的一部分“自然资源”。一国的人民还可以接受教育并掌握经验。由此获得的资源是国家积累的部分人力资本。

虽然这样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对本土创新是必需的，但尚不足够。要获得高度的本土创新，国家必须具备活力，以此激励可能产生本土创新的人力资源（诚然，个人甚或整个国家的高创新能力有时并不足以实现真正的创新，也许是市场条件不允许，抑或是意外的发展破坏了所有的创新项目）。因此我们要来看看构成这些活力的要素及其来源。

活力的“精神”及其可能的基础

马克斯·韦伯在关于早期资本主义的巨著中指出，争取并引导劳动力和储蓄的资本主义制度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进而有利于效率和增长；另外他还识别出让资本主义体制正常运作的关键态度和特质：促成更多工作的物质主义倾向，确保更多储蓄和投资的节俭，搜寻被忽略的获利机会的热情。 当然，韦伯式态度不足以推动本土创新，然而可能很有用。

在有关现代资本主义的当前研究中，我们注意到：征集并运用已有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积累的“体制”有利于经济活力，进而有利于本土创新；同时我们也指出了必须具备的相关态度。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创新的自由度、创新能力以及（最重要的）创新欲望。

一个高活力的国家（包含家庭、社群和公共机构），必须为个人和公司提供所需的自由和支持才能尝试实现创新。倘若社会不愿意忍受随之而来的“创造性破坏”甚至轻微的动荡或麻烦，就几乎无法给创新留有余地。如果市政官员渴望促进初创企业并帮助它们发展，创新者将拥有广阔的自由空间。专利钓鱼（patent trolls）和诉讼风气会给志在创新的初创企业带来巨大危害。社团主义此时也粉墨登场。社团主义社会的宗旨是“团结”：呼吁为无数经济利益集团提供“社会保护”。于是政府可以管制进入门槛，禁止有新想法的外来者涉足，从而保护行业工人或投资者。在某些行业，公司为了获得市场份额，可能会通过卡特尔抹杀创新的积极性。 团结也要求所谓利益相关者分享企业的收益，无论是市场条件变化产生的收益还是成功的创新。所以，任何试图创新的企业都会料到创新带来的可观利润将大部分转移给社群或国家。

对一国的经济而言，要拥有创新能力就必须获得很多能力。创新者务必培养创新所需的才能，获得必要的智慧或洞察力，充满不可或缺的激情。我们知道，任何领域的创新者往往是接受了家庭和学校教育但质疑信仰跳脱窠臼的人。企业定位通常也需要如此导向。一般来讲，企业家必须感觉自己对企业拥有某些特殊的洞察力或独到的直觉以尝试创新。为了取得成功，金融家们必须具备足够能力，对推销给他们的每一个非凡的创新项目和作为推销员的雄心勃勃的创新者做出评判，即使创新者们也不确知新事物将如何实现。创新者必须拥有抱负、决心和自信，才能从事一些往往十分艰巨的事业。创新者就像神话里的英雄，意志坚定，不会过多考虑“风险”或需要“勇气”。

一国的体制活力四射的核心在于人们有创新的欲望或时不时的创新冲动。一些人可能拥有企业家那样的动力，比如想要成功或致富。而另一些人可能想要与众不同，或展示他们可以我行我素秀出自己的风格。一些人受好奇心驱使，想弄清楚自己的见解是否正确。还有一些人则出于想给自己的社群或社会奉献点什么（这一态度或特质显然不同于商业资本主义的工作与储蓄心态）。我想补充的是，虽然个人的创新欲望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与生俱来，但如果有家庭和学校的支持，它就会增强；如果创造力或新奇事物不受欢迎或遭到敌视，它就会受到压抑。此外，如果一国欣赏此类创新事业而且能提供参与这类事业并做出贡献的劳动力，商业人士将会有更强烈的创新欲望。同样的，家庭和社群的压制态度会抑制这样的欲望。

有关态度和特质对国家活力的实证影响一直是近期研究的课题。我在提交给“资本主义与社会中心”2006年威尼斯会议的论文中，检验了“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给出的几种态度的统计显著性，并对这些态度的效力做出评估。 在经济表现更出色的国家，更多人认为工作非常重要，大家希望在工作中把握主动性，寻找有趣的工作，乐于接受竞争，喜欢“新创意”而非旧想法。这些并不特别涉及创新的结果至少让人们知道，创新可能会受到这些态度的影响。吉尔维·索伊加（Gylfi Zoega）的后续研究也使用了“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他发现，拥有良好的“工作伦理”、主动性和他人的信任能够提高工作满意度；而且这些态度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 最后，在2012年与莱彻·博吉洛夫（Raicho Bojilov）合作的一项研究中，我发现很可能由于创新更强或更普遍，在工作满意度更高的国家，更多人认为效率越高的应该获得越多的报酬，赞同公司的发展方向最好由公司所有者决定，并表示新创意可能值得开发和测试。该研究发现，某些“传统”态度较强的国家表现较差。

韦伯没有停留在观察他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态度或特质上，他还试图了解那些态度如何产生，许多这样的态度如何以及在哪些地方存在过，它们是如何被社会接受的。最终，韦伯发现，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基本上或者完全由主流道德规范（即他所称的“新教伦理”）所塑造。 同样，在《大繁荣》一书讨论历史的章节里，我也寻求解读活力“精神”的出现，探索那些态度如何产生或被选择。最后我认为，一些国家之所以存在这种“精神”，主要是某种基本伦理在起作用。

一个历史性转变 。活力精神背后的渴望和动机似乎不是普遍的（甚至在各国内部也显得很弱），好像也没有贯穿于整个历史。可以说从1500年到19世纪期间，这些态度在部分西方国家慢慢萌芽并越来越流行和突出，特别是在英国、美国以及德国和法国。到底是什么引发了这些新的态度？

我的假说是，这种活力“精神”由文艺复兴晚期和巴洛克时代出现的现代伦理演化而来。这种现代伦理坚持了三位一体式的伦理价值观，它们认可或鼓励构成活力精神的态度和特质：

·奥卡姆、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和路德等文艺复兴晚期思想家的个人主义：表现为“主宰自己的生活”、“为自己思考”以及颠覆陈规或离经叛道。

·切利尼自传中体现的、蒙田倡导的、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戏剧化的、威廉·詹姆斯和亨利·伯格森（后来）强调的生机论：体现为迎接挑战和召唤行动的意志。

·黑格尔、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体认的自我表现：展现为“影响世界”，跃入虚空和探索未知——从而表现自己、发现自己——在“创造非凡”的同时通过挑战考验自己。

几个世纪里“个人主义”一直得到认同并不断产生影响，《大宪章》或杰斐逊对追求个人“幸福”权利的解释或康德提出的人是“目的而非手段”，都说明了这一点。到了19世纪，个人主义传遍西方各国——美国、英国、法国以及贝多芬和歌德所在的莱茵兰。同一时期，“生机论”获得本杰明·富兰克林和伏尔泰的推波助澜，且于19世纪随托克维尔、大仲马和勃朗特三姊妹等众多作家一起广为传播。而“自我表现”则伴随19世纪浪漫主义的到来受到了认同与支持，并将工作理念从仅仅是自己或家庭的谋生手段，转变为通往未知之旅。这些价值观与中世纪或古代的传统价值观形成鲜明对比：物质主义价值观摧毁令人震撼的未知之旅，社群主义价值观抵触新进入者和新资金，家庭价值观妨碍突破也阻挠人们把握大机遇。

《大繁荣》隐含地承认了另一种极大地鼓励创新者的价值观，不过书中并未对此多加讨论。这里我想做一些解释：

·创造新事物的欲望，即梦想主义，是玛丽·雪莱《科学怪人》和歌德《浮士德》以及各种传记的主题。它体现为努力设想一种新的可能性然后想办法实现它的一种深层思考。“创造性”领域不乏著名的创新者，但企业界更有着无数富于远见的创新者（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科学家思考世界如何运作，而创新者思考创新之后世界将如何运作）。

随着这些现代价值观的孕育（引发了17世纪末启蒙运动的崛起），终于在19世纪，一个又一个国家催生了我所说的从社会草根阶层开始灌注活力的“现代经济”。不计其数的人（包括普通民众）不断投入观察、探索、修补、想象、构思、创造、实验、检验和营销。新产品一经问世，人们便展开研究、尝试和大胆采用。结果之一便是创新得以爆炸式增长，你可以看见大约从1820年至1940年间生产率前所未有地节节攀升，并徐缓保持到1965年左右。另一结果是，生活方式即民族心态也发生了改变。1858年林肯高呼，“年轻的美国对新事物充满激情，一种十足的狂热”。这种激情必然投注到工作场所而不仅仅是日常生活，否则林肯怎会感慨如斯。

现在，我们可以解决一个困扰前意大利竞争机构主席安东尼奥·佩多内（Antonio Pedone）教授的难题。他曾表示，放手让某个行业面对竞争时，“什么都没有发生”。我认为，什么都没有发生，是因为尽管糟糕的政策可能会使经济表现恶化，但是单凭良好的政策和制度也无法带来好的经济表现，也就是说，竞争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活力受益于良好的态度和规范等合理的因素，而这些又主要来自现代价值观。

本土创新的力量

学者们一致认为，在“巴洛克时代”（大约从1500年到1800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创新起源于农民、工匠或众多商人的灵感。这是典型的熊彼特式观点，也就是说，创新并不是在一国经济中土生土长的。而且它对一般人群的生产率、工资和就业影响微乎其微，更不用说工作满意度。相比之下，在现代时期（譬如从1815年到1965年），各国经济每十年都能持续取得新的突破。有记载称，至少在发达经济体中，很多工作和生活都已经不同于以往：有些人撰文称他们在主动进取、承担责任及尝试创新中获得了满足感。此外，劳动生产率增长可谓史无前例：以年均约3%的复合速度增长，因此每20年翻一番，全要素生产率（TFP）每年增长约2%（潮水般涌现的新产品也改变了消费者的生活）。

在《大繁荣》一书的分析中，上述经历总体而言只能来自草根阶层和本土创新。熊彼特式的创新还不足够强大。正是高度热情的本土创新，促成了一个个繁花似锦的鼎盛时期：英国从19世纪40年代到至少70年代，美国从1840年到1965年一个多世纪，德国从1880年到1930年，法国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然后又是美国从1996年到2004年。不过，对本土创新的实证研究引出了一系列问题。

第一，我们怎样才能用创新的产品或方法分析创新的规模？抑或更重要的，如何分析不断涌现的新产品或新方法的力量或规模，而其中的每种产品或方法不过是沧海一粟？理论上，不断涌现的新方法在一年或多年内产生的力量，可以通过劳动力和资本保持不变时国内每年国民收入的增加来衡量；相应的，也可以通过按就业和资本投入加权的工资率和利润率上升来衡量（诚然，随机干扰源经常会导致估计误差，我们所研究的经济的演变也会使所谓的大数定律变得不适用）。但一连串新产品形成的力量就不容易测量了。理论上，这个力量带来的每年收益可以视作国民将在新的年终产品目录中“选购”的国民收入总额，而不仅限于去年的目录——并且，新目录上的产品平均价格水平与旧目录上的产品平均价格水平相同 （此处无须赘言“消费者剩余”的细微问题，因为我们谈的不是质量或种类方面的重大飞跃，只是一小股稳定改进的或不同的商品）。在实践中，测量通货膨胀率的统计部门可以计算出去年的产品价格与“新改良”版价格之间的差距，把它作为衡量该年质量改进的一项指标；然后纳入这个差距，向下调整所报告的通货膨胀率，从而上调测量到的实际国民收入（请注意，这种创新“力量”主要用于量化创新的规模，它可能无法衡量个人和社会影响的范围）。

第二，实践中我们如何评估一段时间内一国本土创新的力量，以便比较熊彼特式创新和任何从国外到国内的跨境“转让”创新？一个方法（也许是唯一方法）是，从国家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数据入手，将此增长率分解为三个因素，同时控制所有外部因素。专栏1假设了一组从事创新且相互交往的国家的统计模型，列出了国家i在第t年的最佳实践增速的回归方程。所谓的“熊彼特式创新”属于上天的恩赐，为简单起见，通常假设所有国家或多或少都平等收到了这份礼物（至少在发达经济体之间）。国家i的最佳实践会借鉴任意国家j更好的最佳实践。创新的另一要素，是发现新“机会”而产生的巴诺德—哈耶克“适应”。还有一个因素是杜邦、拜耳等研究实验室生成的新熊彼特式创新。本土创新基本上从新近创新多的国家流向新近创新少的国家，根据这一理论可以估计，本土创新也会“转移”或“溢出”到某个国家。利用所有这些设定（specifications），可以获得未知数的估算值。常数项对每个创新经济体是共同的，可以解释为熊彼特式创新的力量。

这个模型适用于一段时间内观察到的具有一定活力的经济体。平均实践增长相对较快的国家，预计将产生较高的本土创新率或较高的哈耶克适应率（由于后者不可持续，生产率的提高会有所下降）。

第三，虽然给定的本土创新对国家的经济更有价值（获得积极参与和体验人类能动性的回报），但是一国也还是想利用外国的本土创新，利用由国内企业家进行的哈耶克式适应和全世界都接受的熊彼特式创新。而且，就算每个国家的本土创新略逊于各国可以利用的熊彼特式创新，世界各国的本土创新总和（来自全球商业部门想象力的全球创新总量）也有可能令熊彼特式创新相形见绌。

因此，当历史学家觉得某个或多个国家正在开辟新天地时，获取当时本土创新规模的估计值是可行的：英国在19世纪中期，美国从19世纪70年代到1940年，德国从1880年到1935年，法国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以及美国再次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

活力的影响：回报和公正

上一节谈及人们渴望创新和社会支持这种渴望并普遍接受其结果背后的态度。那么，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这方面的文章少之又少，而且正如罗伯特·萨默斯喜欢说的，数据本身不能说明问题。标准经济学忽视了本土创新现象及其激发的活力，无法确定是这些因素掀起了社会变革，甚至意识不到这种变革。结果，各个国家都未曾弄明白，驱动创新型经济体的活力能够为社会带来核心利益。

国家活力的回报

众所周知，现代经济体的崛起——它们的活力乃至本土创新引发的好运——给打造出这种经济的国家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奖励。闻名于世的“大发现时代”（商业资本主义巅峰期）也积累了巨大财富，虽然多数财富都归国库所有，但还是有不少流向了受益于各种发现的商人、承运商和金融家。然而在现代经济体中，新产品或新方法也许能让那些正好拥有土地、设备或人力资本的人飞黄腾达。另外说到物质奖励，现代经济和过去的最显著区别就是，工资以前所未闻的速度飞快增长。工资起飞了，财富会不暴涨吗？

“美好生活”：工作和事业的满足感 。现代经济的深远影响在于带来了工作和事业的转变。对与世隔离的枯燥生活感到厌倦的孤独牧羊人，俨然是前现代经济（包括商业资本主义）停滞、迟钝特征的写照。只有异常优秀的个人，才拥有创造或尝试新事物的能动性。现代经济用精神刺激取代了百无聊赖，用公司和城市的互动交流取代了孤立隔绝。19世纪出现的高创新经济体为各式各样的人提供了机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广大普通民众可以抓住机遇谋取哈耶克式的私人利益。

很多人开始发现新工作提出了各种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对于在工作中取得成功，以及晋级担任更有趣、更具挑战性的工作，大家感到极大的满足。几十年前，威廉·詹姆斯等各类作家都谈论过“肮脏的金钱、成功”，现在回头一看，成功原来博得了如此恶名。然而，“升官发财”（很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做到了）并非没有满足感，这显然是现代经济体中人们普遍追求而不少人轻松实现的目标。凭借自身努力的个人渐渐成功掌握了他们的工作，也许成就感这个词能更好地描述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自称为“出人头地” ，也惹来了羡慕或嫉妒。即便在今天，哲学家仍普遍认为这种成功不失为美好生活的一部分，但借助市场上涨而获得的价格或工资上升常常不被当成美好生活的一部分：生产率的上升可能会提高所有的工资率，但是高工资的国家并不直接助推美好生活（但是，有更高收入或财富的人可以用这些收入或财富来做一些属于美好生活的事情）。无论怎样，为自己掌握或争取更好的条件不是美好生活的全部。

然后（或许现在也是），许多人想要的不再仅仅是成就感：功成名就固然令人愉悦，但大家追求的是职业的丰富内涵——是探索、想象和构思。在职业生涯中寻找新的可能性或想象新的事物，从而成长并展现自我的人，据说是有“充实感”的人。不少人希望探索未知世界，迷恋发现之旅或感受发现带来的惊喜。这种体验——努力过充实的生活——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意义深远的回报。这种“充实感”是美好生活的另一个层面，是哲学家广泛认同的核心部分。

另外，还有人想要的更多：他们想心无旁骛地思考如何获得有助于创新的更高认识。这些人想了解以前未曾了解的东西，不仅仅是汲取（譬如亚里士多德已经掌握的）现有知识，更要扩展现有知识的边界。

《大繁荣》的核心论题清楚明了：（1）随着现代价值观，即个人主义、生机论和自我表现的兴起，现代社会发展成形。当这些价值观突破了临界点，现代经济体迅速萌芽。（2）这些经济体的活力无处不在，从草根阶层到上层社会，引发了大规模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快速增长。（3）活力也丰富了工作类型。普通民众可以从事吸引人的职业，多数人都获得了成功。许许多多的人尽情挥洒想象力，构思并开发新事物，其中的大多数人都达成了自己的使命。就这样，无数人加入了所谓的美好生活。这是一种运行良好的经济。（4）转型也是迈向经济正义的巨大一步。它提高市场整体工资，把生产率较低的人们推上现代以前绝无可能的生活水平。它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更多人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这股潜在的活力为人们提供了获到成就感和充实感的大量机会，为普通百姓带来了美好生活。

然而，随着这一论题日益受到读者和听众的重视，有人开始质疑我所认为的现代经济是否真的提高了工资；或者把工资提得足够高从而使大部分人承担起更有价值的工作。还有人质疑现代经济从哪里创造出这些工作，它们创造的工作是否足以让那么多人都能就业。下面我将简要说明，活力产生的创新确实显著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工资和就业。

市场工资率和就业率 。将活力激发的本土创新引入分析，能够进一步揭示工资和就业的决定因素。以现代本土创新的角度看，从生产到创新活动的需求变化往往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继而提高就业率和相对于财富的工资水平。雇主需要更多人手设计和开发新产品、新方法并从事销售业务，所以就业水平和工资水平双双提高。

“技术进步”对工资增长和就业的影响更加复杂。根据标准的经济学理论，消费品行业的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明显提高了工资。 而在标准增长模型里，这种创新的持续增长将加快工资的涨幅。因此工人可以慢慢承担起创新过程所创造的有趣工作。

在就业方面，工资的快速增长会导致工资财富比率持续提高，进而持续提升劳动参与率（撇开景气和萧条不谈）。最后，对未来生产率增长的预期将趋向于鼓励企业招收更多能立即上岗的员工，从而使他们对员工的投资增加。这为我在书中做出的推论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即从19世纪20年代（德国和法国则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英国高歌猛进的持续创新大时代是影响劳动参与率的积极因素而绝非消极因素。

至于人们是否有能力从事那些更有趣的工作，答案是越来越多人能承担起这类工作，因为工资率稳步上升了。这表明随着现代经济的运行，越来越多资源被投入到创新过程。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的前几十年里，生产率的增速不断加快，尽管其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治动荡乃至大萧条。

然而，在奥地利学派的模型中，理论上也有可能是另一种结果。提高资本品制造中的劳动生产率，除了推动物质劳动生产率上升之外，还可以压低资本品的价格。同样地，提高资本品制造中的资本生产率除了推动物质劳动生产率上升之外，还可以压低资本品的价格（不过，工人的存款回报率上升也许可以补偿其工资增长的下滑）。莫非这股具有“节约劳动力”性质的创新潮流，正是美国和其他经济体工资率下行的一个主要原因？这可能是一个因素，但是西方的经济放缓（下面将论述）不仅包括工资增长缓慢，更是相继出现了GDP减速。

财富不平等 。尽管谴责顶层收入群体不平等现象的经济学家没有抨击（在当前少数几个国家运作的）现代经济，但是可能有人会怀疑这种不平等（如果没有受到一定限制或抑止）乃是过去或目前现代经济活力的一种副产品。

我对经济正义（以及非正义的不平等）一直抱有兴趣，这可以回溯到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70年代。因此，我不会对工资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的讨论充耳不闻。但我关注的重点是底层的不平等现象，而非顶层的不平等。然而目前对“顶层”的关注，强力吸引了中等收入阶层，他们认为降低自己的税收（如有可能）并对高收入者增税，方可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论大幅增加富人的税收是否对低薪阶层带来好处。对低薪阶层而言，比如底层10%群体，对高于其收入的所有其他收入，也即从第10个百分位到第99个百分位，而不仅仅是顶层1%或5%或10%提高边际税率，并将由此获得的潜在税收收入最多地为己所用，反而会受益。

许多观察家认为，新一轮创新——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已经取代行政或文书类的普通工作，因此高层管理人员和银行家们大展神威，越来越多财富积累到了顶层1%群体手中。然而，我始终主张，创新收缩到信息技术产业不仅使工资增长放缓、就业人数减少，还可能导致顶层财富不平等加剧。创新活动的这种缩窄，会减少开发新产品的行业（正如上面讨论工资问题时指出的），还会令制造新产品的工厂削减资本品生产，而这些通常是劳动密集型工厂。这两个发展动向将意味着劳动收入减少，给予劳动的产出份额下降。欧盟和美国的数据显示，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与生产率相关的投资活动急剧降低。数据还显示，从70年代初开始，劳动力的国内生产份额（以及企业产出份额）出现长期下滑。由此看来，竞争的丧失造成了创新收缩和顶层财富不平等的加剧。但是，这并不是说，创新增加或某种特定创新的增加（假设发生了这类情况）是顶层财富不平等恶化的原因。

失去的创新多于我们获得的创新

《大繁荣》的主要论题并没有预测高创新永无止境；相反，它感叹非凡的现代主义激发了必需的活力。在书的末尾，我拿出证据（借鉴和修改了罗伯特·戈登的相关见解）阐明，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大致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遭遇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结果是平均增速在1972年到2012年的50年间降至1922—1972年一直稳定保持的增速的一半左右。过去所有辉煌的创新者——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都显示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远低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和战后的几年。我继而指出，在创新缩窄的过程中，若干态势可能起了一定作用。

我在书中的一个假说是，壁垒和障碍的增加削弱了外来者进入传统产业的能力。结果之一是，主导企业不再有动力参与防御型创新（以及防御性投资）。另一结果是，具备创新思想的外来者，能够进入的也许只有通信部门之类的新兴产业。如果这个观点正确，则可以解释为什么硅谷的新兴产业活跃异常，而中心地带的老产业却个个风光不再。

然而在某些圈子里，有人指出，全要素生产率数据缺乏可信度，因为它们无法全面衡量产品和方法的巨大进步——尤其是硅谷的产品。我罗列5项间接证据证明，起码在美国，将全要素生产率有增长行业和全要素生产率无增长行业加总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渐行渐慢。

1．参与工作的机会似乎早已下降。直到20世纪60年代，伟大作家的小说和戏剧有较高比例以商业为写作背景，此处仅举若干例：赫尔曼·梅尔维尔、亨利克·易卜生、艾米莉·简·勃朗特、托马斯·曼、西奥多·德莱塞、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毛姆、阿瑟·米勒、约翰·奥哈拉、约翰·厄普代克。另有人则描写探索和发现，比如我在书中列举的几位：杰克·伦敦、赖德·哈格德、儒勒·凡尔纳、薇拉·凯瑟、劳拉·英格斯·怀德、阿瑟·柯南道尔、赫尔曼·黑塞、霍华德·洛夫克拉夫特。而今，咱们的政客可不会那样描述美国。

2．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男性劳动参与率呈长期持续下行趋势——更不用说2008—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的衰落和局部复苏，以及婴儿潮一代始于2010年左右的退休潮（女性劳动参与率持续上升直到最近，部分抵消了男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

我从上述两个态势推断，企业已经不太具有创新优势，因此不再那么引人注目，工作满意度和在商界就业的吸引力下降。

3．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从国民支出账户可以发现，除了2005—2007年互联网扩展和2005—2007年投机性房地产景气外，商业投资一直萎靡不振，与此相反，面对生产率增长惊人的停滞，家庭尽全力维持着自己的“消费倾向”。投资疲弱可能基本归因于生产率的放缓，但据许多观察家和记者称，这种放缓并不存在。这里给出一些相关数据。在欧盟15国，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率以1995年价格计从1961—1965年的6.7%跌至1971—1990年的大约2%。美国则从7.2%下滑到3%左右。在欧盟12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从20世纪60年代约占GDP的25%，稳步下滑到20世纪90年代的21%。美国的跌幅较小，因为其GDP紧跟资本形成而变化。

4．如果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创新有所减缓，那么可以想见劳动力将比资本更受冲击。数据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归属劳动力的国内产出份额（以及企业产出份额）长期滑落。在美国，劳动报酬占非农商业收入的份额从1950—1965年的64%降至90年代中期的60%左右（互联网建设之前）；然后再降到21世纪头10年中期的59%（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所以毫不奇怪，底层一半甚至四分之一群体持有的财富份额呈减少趋势。

5．那些否认经济放缓的人士，想到的当然是硅谷过往10年的辉煌。但是，这足以抵消美国经济中心地带的停滞吗？其实硅谷并不算大：今天，它生产约3%的美国GDP。难以相信这块小飞地能独力弥补传统产业的创新收缩（中心地带曾经贡献2%的创新），还将总产量提高到了至少3%。（有人就很想知道：和电影产业年收入占20世纪30年代GDP的比例，或战后几十年生产电视机所得的收入相比，21世纪头10年苹果等公司的年收入相对于GDP的情况如何？）不过，美国必须感谢其潜在创新者建造了硅谷，否则创新的速度很可能就跌成零了，就像意大利和法国那样。

什么可能导致活力丧失？

很自然地（但绝没有逻辑必然性）人们就会猜想，战后几十年间一个接一个国家遭受总体本土创新的损失——德国、英国、法国最后到美国，是因为国家失去了活力，恰如19世纪期间正是活力的历史性崛起引发了本土创新狂潮（实际上诞生了现代经济）。这意味着活力因素（个人主义、生机论、表现主义以及它们要求构建的制度和公共政策）有所损失，或者现代思想占据上风之前必须扫除的障碍和弊病卷土重来。《大繁荣》对此给予了广泛的讨论。这里让我选择性做些简要的说明。我首先探讨一些可以归因于公共政策的故障：从误入歧途的政治经济或腐败的政府机构中产生的一些做法。

监管 。西方经济体叠床架屋的监管，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变得重要。然而虽说总体来看效益挺大，但这些监管通常会增加企业的成本，阻碍任何希望与大型企业竞争的小公司进入某个行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监管的间接影响就是，束缚企业家的创新自由，剥夺员工参与创新活动的机遇。对中小学教师和医院、诊所医生的监管，直接限制了他们积极主动开展实验的空间，对他们的创新和充实感造成显著影响。 在所有行业中，尤其是但不限于金融业，公司的行动很大程度上只能局限在允许的范围内。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受约束的程度很难估计，但无疑十分巨大。这是一个新态势。遥想光荣的当年，追逐创新梦想的企业家可以让人们如乘上魔毯，畅享冒险、创造和奋斗的魅力与悬疑，也许还有成功的喜悦。而现在，任何创办公司的人都会面临一系列的法律限制和风险。

尤值一提的是银行监管。政府随时准备重组和挽救银行，以换取银行同意持有大量公共债务和住房抵押贷款，这对政府是有政治利益的。

社会保护 。诸如食品和药品法规等许多监管是想保护大家不伤害自己，而所谓的社会保护则是保护团体和个人免受其他团体和个人的伤害。一些规定正属于这个类别。 不少对消费者、工人、贷款人、投资人和借款人的保护称得上有理有据。可是令当今经济体头疼不已的东西也数不胜数：对公司和员工的多重保护，美国从银行到企业的错综复杂的监管制度，欧洲的指令或非正式约束，繁复的许可要求和受政府监督的卡特尔，对大量闲置土地和长期专利的保护，还有政府示好强大公司的甜心合同（sweetheart contracts）。

虽然此类立法声称保护我们在与其他公司和国家的竞争中免受伤害，但这种保护附带的潜在功能并不罕见，套用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的话说，就是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公司、公司工作人员或其客户，甚或他们所有人。长期以来，英国经济增长放缓都被解释为缘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流行的合理化改革、卡特尔化和封闭式工厂。战争结束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府扩大了这种保护。到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大型企业聚集一堂主动出击，在英国工业联盟（CBI）的支持下争取国家援助，尽管英国工业联盟于20世纪80年代被边缘化。在美国，政府合同、切割分拆（carve-out，许多有着引入竞选捐款的潜在功能）、专利延伸、促成垄断的合并甚至紧急救市（比如对美国国际集团和通用汽车的救助），都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措施。

这种社会保护对创新产生了双重影响。它窒息了外部的潜在变化动因：潜在的初创企业启动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遭到打击和抑制。而企业内部则丧失了防御性创新的动力。 原本可以成为创新者的 CEO 们沦为说客和寻租者（请注意，诸如“社会保障”等社会保险项目很少造成这类伤害：它们不阻止进入，也不会打击士气——它们甚至会鼓励人们勇敢一点）。并且由于没有多少激烈的竞争，老牌企业干脆放胆上调价格以提高利润。 由此造成的工作贬值不但直接抑止创新雄心，也缩小了劳动力供给和可用于创新的其他资源。

产业变得如此堵塞，胸怀抱负的人几乎很难靠商界的老方法赢得成功。初创公司和天使投资者没几个能与老牌企业或公司一较高低。所以大批大批的人被驱使着冲到了华尔街或伦敦金融城，在那里通过套利和投机寻找利润（还有另一些人则是去谋求那些职位，我们将在下文详述）。

私营部门的颓废 。曾经充满活力的经济体部分最严重的缺点源自私营部门。一定程度的腐败已经渗入私营部门的部分制度。被称为公司治理的制度就颇令人怀疑。大多数创新尝试都是笼罩神秘色彩的长期项目，然而CEO们只注重短期行为，追求通过攫取效率的最后一分增益赚得最多的红利和黄金降落伞。这种急功近利减少了创新的供给——创新环境、风险资本和创新所必需的大胆的终端用户。老牌公司的CEO很少尝试创新，他们辩称没有“机会”创新。财务人员希望根据当前利润领取报酬，奖金不会被追回。公司面临的压力是完成季度收益目标，以免危及股市期望的资本收益。

老牌或者成功企业的一个特点，是它们无法逾越对效率的细致关注，这可是给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展示的热情。一种解释是，虽然公司各部门仍然可以谋划开发新产品的项目，但勾心斗角、假公济私等行为阻碍了他们明智选择应该支持哪些项目。另一种解释是，这些公司极可能已经耗光创新的可能性，通常情况下很难再开拓创造新利润的途径。我在书中引用了已故记者彼得·马丁的看法：这类大公司要在20年后才会被清盘。更大活力的形成将主要依靠更多具有创新精神的公司，而不是每个公司更多的创新尝试。

然而，所有的改革讨论都认为，需要修复的应该是“经济”——现代经济的精神和激发它保持强劲的各种价值观。本质上美国仍然是先驱者和创新国，欧洲仍然是神话探险者和深邃发现者的家园。但是“精神”是经济的一个关键部分，是核心。政府和公司的腐败不仅仅是个人逐利不可避免的后果。人们的自身利益取决于他们的价值观。国家和企业部门的蜕变是传统价值观复苏所造成的，我们称之为社团主义价值观，它在抵制现代价值观的影响。

正是在价值观这个层面上，社团主义的兴起改变了现代经济体的运作。构成社团主义的某些价值观可以追溯到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它们统治了中世纪的经济（罗伯特·希勒研究了这些起源）。世纪之交复活的社团主义——费迪南德·托尼斯、乔治·伐卢瓦、贝尼托·墨索里尼等人的思想、学说，都不赞成失序，特别是伴随创新和适应而来的那种颠覆性失序。社团主义嫌恶渴望致富的人，称他们是“守财奴”，也讨厌那种取代了旧式财富的“新钱”。它反对竞争，宁愿政府协调整个社会一致行动。最根本的是，社团主义攻击个人主义，主张建立能够以和谐及民族主义取代个人自主采取行动和创新的国家。

在社团主义国家，人人都要不断工作、积累财富和管理公司——所有这一切被视为造福于社会。但是，没有人被允许雇用国家的劳动力和借助其财富，去开展以冒险、发现和个人成长为目的的风险活动！实现物质财富（公共消费、私人消费和休闲安逸）的社会力量才是重点。因此社团主义的复辟，对于作为现代经济精神之根源的现代主义是一种反动。

如今，社团主义在西方所有国家无孔不入。它藏在改头换面的既得利益、庇护主义和裙带关系的背后，制造了大量的监管、补助、贷款、担保、扣除、切割分拆和长期专利，而这些主要服务于既得利益集团、政治上的客户和亲信。近几十年来，大型银行、大型公司和大型政府机构结成纽带，在美国大肆发放房屋抵押债务，在欧洲若干国家创造无节制的主权债务和无资金的权利型福利。美国加入欧洲成为平行经济体系，从不明动机的政治精英的思想而不是从新的商业思想中汲取营养。所有这些纠集在一起，扼杀了不少创新。

社团主义思维潜伏在私营部门的各种发展之中。随着利益相关者的出现，任何打算启动创新公司的人都必然预料到，为了应对各色人等——员工队伍、利益团体、鼓励者和社群代表——这些人坚信自己对公司各种业绩有着合法的“利害关系”，其产权将被稀释。许多员工觉得自己有权保住工作而无视别人能以更少的薪酬来干这份活，反正只要他们增加利润，或者公司从其他部门获得收益就能弥补损失。

随着团结主义（solidarism）逐渐冒头，在成功创新中谋求利润的企业家势必预料到，所有的利润会通过企业利润税被分享。由于广大的收入阶层因循守旧，所以如果上层收入飙升，对高收入的征税就会转变为与中产阶层分享财富——无论税率是否奇高，富人都将损失更多的收入。

等到物质主义上升到新的高度，对财富的病态执迷业已蔓延。它诱使一代人远离创造和发现之旅，扑向了银行业或咨询行业。

一种权利型福利、自我重要感和因循守旧的文化渐渐兴起，导致活力（或者玛格丽特·撒切尔或阿玛蒂亚·森会用的术语“行动力”）明显下降。即使现代价值观完好如初，前现代观念也重新对企业和政府产生了影响。

专栏2描述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道路，以及已经走过的社团主义经济之路。左边罗列现代主义价值观以及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并同哲学家关于“美好生活”概念所包含的要素进行对比。右边罗列社团主义价值观以及社团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同时指出它们与当今“生活质量”概念的相似之处：物质奖励和公共便利设施。对于充满现代价值观、视美好生活为丰富旅程的人们，那样的“品质生活”真的不够。

因此至少可以说，社团主义价值观的复苏可能压缩了现代价值观的运作空间，进而导致创新减少。不过，现代价值观本身是否一如既往地强大尚未可知。保不齐西方各国已经增强家庭价值观和社群价值观，其中一些国家的公司失去了创新精神，迫使它们为社群生活、家庭生活提供越来越多的服务，利润越来越少。大学生愈发重视收入、财富积累和工作稳定。人们日益排斥那种研究、想象、创造、尝试、探索、实验和接受考验的生活，最终也一并抛弃了创新。

结论

如果上述判断切中要害，可得出两个论点。首先，一个缺乏大规模本土创新（简言之，一个现代经济）所需活力的国家，无法实现现代经济所能实现的成就，更别提让大众体会到在往昔光辉岁月里体会到的“充实感”。没有合理的文化，“改革”将无果而终。

那么，有无办法重建所需的活力？有，但这并不容易。套用甘地的话，要改变我们的国家，必须先改变我们自己。把冒险和探索类文学作品带回学校带回家，将是必要的。无论足够与否，重新找回探索精神和想象力都可谓至关重要。

第二个论点是，一度活力四射的西方国家——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倘若不首先努力消除社团主义价值观对国家经济活力的负面影响，将无力恢复过去那种数量惊人的本土创新以及相伴而来的高就业率和工作满意度。西方国家务必重新唤起现代价值观。然而，经济学家目前只在高谈“结构性改革”——监管改革、金融改革、税收和治理改革。如果我在这里所勾勒的论题中肯准确，那么上述方法肯定不起作用。大众的充实感不会出现，成就感也只会随偶尔的景气而来。

我相信，努力劝说经济学家重新思考美好生活，以及美好生活要求共享的“好的经济”，正是眼下向前迈进的大方向。这个领域尽管技术上高度复杂，却仍然依赖相当古典的理论，其中家庭“最大化”其“效用”，系统中的任何错误或偶然故障都需要重置适当的政策函数。

即便是最杰出的社会学家都曾为这类观念所吸引，也许它们在极其静态的经济范畴内十分令人满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表示，不得不承认，英国是一个“小店主之国”。20世纪20年代，约翰·杜威把美好生活当作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好的经济则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案之一。1943年亚伯拉罕·马斯洛写道，自我实现是实现个人的预定潜力；1985年阿玛蒂亚·森写道，获得能力对于人类十分重要。随后，斯蒂格利茨委员会在抨击产出的测量系统时，切实阐释了物质财富——家庭财富和收入、闲暇时间以及健康。

对“模型化经济”的这些描述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化生活，全都遗漏了这个世界的创造、探索和内部发展。美好生活是一段狂野之旅，穿越一个未来并不确定的经济，一路上荆棘丛生又能收获超乎想象的回报，可是这个概念已经一去不返。所以，今天的年轻人不太容易在成长过程中将美好生活设想为丰富多彩的生活——充满克尔凯郭尔笔下的神秘、尼采式的挑战和柏格森式的创造力与转变（becoming）。价值体系已然不利于创新，进而不利于实现好的经济和获得成就美好生活的大量机会。因此，关键在于，我们要远离最近几十年逐渐找回影响的中世纪心魔，拥抱现代主义的美好生活观——这是西方现代经济辉煌历史的根源。

（颜超凡　译） UD6wWCbxiGeUbtsyhQtHF7XHkvsYR/hRTSHCrqqIFETxLKNg8sC1F7Yu7tfegk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