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18世纪末19世纪初发生的工业革命，是一个走向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性突破。新技术逐步向全球传播，同时造成了区域之间收入水平的大分流，以及全球区域的大分工。一代代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一直在探索与追求可检验且可预测的理论，来揭示“同富同穷”背后的原因和机制。在欧美世界出现反全球化潮流的时局下，我们又该如何从活跃在学术前沿的经济学家那里，从他们对经济发展问题的新思考和新洞见中获取智识呢？本辑《比较》开篇文章的作者说：“一个国家的体制活力四射的核心在于人们有创新的欲望或时不时的创新冲动。”

2006年诺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认为繁荣来自于此。他尝试给出了一个有关现代经济发展的新理论——本土创新理论。所谓本土创新是指一国经济内生的新产品和新方法，它是吸纳外来发现和创新，并产生更多创新的基础。本土创新除了需要富有创造力、想象力和冒险精神的创新者外，还来源于一个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即国家的活力。由此，菲尔普斯提出了活力精神的概念。他认为，活力精神并非贯穿于整个历史，而是由文艺复兴晚期和巴洛克时代出现的现代伦理演化而来，其核心是包含了个人主义、生机论和自我表现的“三位一体式价值观”。以活力精神为根基的现代经济，不仅带来经济繁荣、财富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空前提高，更重要的是，它还使普通大众从工作和事业中获得了成就感和充实感，为他们带来了美好生活。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深陷困境，其根源在于，现代思想占据上风之前的社团主义卷土重来，致使活力精神逐渐丧失，进而导致本土创新受损。基于本土创新理论，菲尔普斯指出，经济学家高谈阔论“结构性改革”，无助于从根本上扭转目前的经济颓势。相反，“重新思考美好生活，以及美好生活要求广泛享有‘好的经济’，才是眼下向前迈进的大方向”。

康奈尔大学教授、国际经济学会（IEA）现任主席考希克·巴苏的文章讨论了经济发展的道德基础。主流经济学理论在分析经济发展时，大多建立在个人自利的公理之上，认为正是自利个人的行为推动了发展和增长。巴苏却认为，这往往掩盖了一个事实，即高速增长和迅猛发展可能也需要个人正直诚实的品性和利他性，以及个人愿意为社会利益而放弃某些个人利益。因此，他将“个人合作精神’作为研究的起点，在囚徒困境博弈这一分析框架中，引入普遍利他主义或群体内利他主义，通过分析同质社会和异质社会中人们的合作行为，说明人们追逐自利的合理行为如何与先天固有的合作意识相互影响，合作精神在什么条件下会促成相互之间的合作，在什么条件下导致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压制。正如他的分析所揭示的，人类并不是在残酷无情地追逐私利，“如果我们希望社会大步向前，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就需要培育我们的内在社会价值观，如利他性、正直和公平性”。

我们开设了《改革回顾》的专栏，希望回顾自改革、转型以来的历史，有助于汲取经验和教训。已故经济学大师肯尼斯·阿罗的《经济转轨的速度和范围》一文最初发表于1993年，当时苏东国家正面临经济艰难转轨，而中国则处于十四届三中全会前夕全面重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关键时刻。阿罗聚焦于经济转轨中预期的作用。他强调历史上成功的发展都需要至少数十年时间，并需要政府发挥良好的引导作用。苏东国家在转轨初期产出显著下滑，正是因为整个经济体的预期被快速改变，而原有资本装备和市场环境的调整尚待时日，企业家们还需要理解制度的含义，制度本身也需要学会如何运转。此时，采用休克疗法会面临三方面困难：缺乏私有化所需的充足储蓄；缺乏恰当评估企业价值的市场机制；大量垄断性质的企业缺乏生产效率。渐进式转轨则面临树立改革信心，安抚利益受损者的难题。阿罗推荐的策略是让私人企业先进入商业和轻工业，以后再对资本密集度高的产业私有化，同时政府也需要改革法律和金融体制，并妥善处理衰落产业。推而广之，阿罗认为各类社会和经济弊病都不宜采取休克疗法。政府只是社会中一个有限的组成部分，现实中还有许多中间制度形成了人与人之间交易的基础。政府的行动、法规的改变应注意同社会主流习惯和预期保持一致，因为制度变革既是路径依赖的，也是预期依赖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伴随着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的合作。世行前首席代表鲍泰利的文章着重叙述了世行与中国合作的一些重要事件：1980年和1985年由林重庚等人领导的世行专家团队与国内专家组共同开展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形成了两份产生广泛影响的研究报告；1993年由世行和财政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共同举办的“大连会议”讨论改革议程和经济过热的形势，为随后的宏观调控16条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外，世行还通过优先项目支持，推动中国在项目管理领域的制度建设；通过培训项目，在制定若干关键决策和新机构的人员培训方面，发挥支持作用。90年代中期以后，世行的角色虽不如前，但继续以项目形式，在养老金改革、城市住房改革、能源市场改革、环境保护、劳动力市场开发、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等方面提供技术援助。这段合作关系展示了中国政府推动改革和发展的决心，求真务实、开放包容的态度，以及灵活应变的能力。

斯坦福大学教授拉贾·切蒂的文章探讨行为经济学在改进经验预测与政策制定方面的价值。他以行为经济学在养老储蓄、劳动供给与社区选择问题上的应用为例，阐明了行为经济学对公共政策的三个贡献。具体来说就是：提供新的政策工具，来改变行为，如储蓄率；提供新的反事实理论，来改进对现有政策效果的评估，如所得税政策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衍生出新的福利含义，为最优政策制定提供更加精准的指引，例如在居住选择，考虑体验效用的福利分析显示，最优政策应当遵循行为模型提供的解决方法。因此，从这个实用的角度来看，在无法确定适用新古典模型还是行为模型的情况中，不应该固守新古典模型，相反，这可能恰好为采用“行为助推”政策（behavioral nudges）提供了新的依据。切蒂继而认为，经济学家应当将行为经济学视为研究问题的工具之一，把行为特征纳入考虑，以帮助解答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这样做可能比将行为经济学视为挑战新古典模型假设的独立研究领域，能产生更多的成果。

萨缪尔森的文章讨论自由贸易。他以中美两国为例，运用李嘉图、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的比较优势理论，分析了自由贸易的全球化如何把来自国外的技术变化转变成两国都获益。但是，他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有时一国生产率的提升可能仅对该国有帮助，这降低了两国之间的潜在贸易收益，从而持久地伤害另外一个国家。这种伤害不同于因短期成本调整、暂时的专利租金，以及知识垄断弱化而带来的短期伤害。不过，萨缪尔森强调，他的这些纠正和修订并不意味着国家应该或不应该引入选择性的保护主义措施。即使自由贸易世界中随机演化的比较优势会带来真正的伤害，民主国家为自卫而想方设法采取的行动常常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相比于政治游说产生的关税和配额这种民主的堕落和显而易见的无谓扭曲，自由贸易实际上可能是对每个国家最好的选择。

孙国峰的文章讨论货币政策操作问题。他从流动性管理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央行准备金制度和央行的流动性操作方式。他认为，中央银行采用法定准备金率的制度安排来制造结构性的流动性短缺，增强了中央银行对利率的调控能力。这种结构性的流动性短缺是指在供求平衡的情况下，央行处于借贷双方中的贷方，并非指流动性供小于求，因此不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在制造结构性流动性短缺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下，需要从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合理确定流动性的投放和回收方式。在流动性投放方面，货币政策操作主要通过利率渠道影响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调整，从便于调控利率的角度出发，中央银行倾向于扩张而不是降低法定准备金率。至于买入国债还是向银行提供融资，取决于金融体系是以商业银行为主导还是以金融市场为主导。在流动性回收方面，作者引入了中央银行负债频谱的概念，据此比较了法定准备金率和央行债券。这两种工具各有其优缺点，总的来看，中央银行在负债方回收流动性可以采取发行央行债券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组合，在这两种方式之间的选择应当主要视中央银行债券的利率而定。此外，作者还简要论述了中国的结构性流动性短缺货币政策操作框架的形成，并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数字货币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各国央行也在积极研究数字货币的发展趋势。姚前的文章主要讨论时下备受关注的问题。作者基于历史视角，回顾了货币演化中技术的深刻影响，论证了数字货币的技术逻辑以及数字货币作为央行货币发行创新的历史必然。在此基础上，跳出货币“非国家化”论与货币法定论的传统分析框架，从货币价值稳定性、公共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三个经济学视角审视和讨论数字货币发行权的归属问题，论证了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经济理论逻辑。作者还结合数字货币发行的技术逻辑和经济理论逻辑，提出了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构建思路与技术架构，包括法定数字货币的理想特性、构建思路、体系要素、相关技术和关键考量等。

经过近四十年的市场化改革，我国经济中的竞争主体得以培育，竞争环境也得以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市场中依然存在着由体制和政策问题造成的各种扭曲，由此带来的资源错配不容忽视。陈永伟和叶逸群的文章分析了造成市场扭曲的三类问题——市场分隔、行业垄断和产业政策，并测算了它们造成的效率和福利损失。测算结果表明，市场分隔造成的损失占到了每年GDP的6.42%，而行业垄断造成的损失则占到了每年GDP的18%，无论是市场分隔还是行业垄断，其背后都受到了产业政策的影响。真正建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就必须纠正以上这些扭曲。这不仅需要改变大量现行的政策，更要对一些根本性的体制进行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