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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政府着手实施“美国优先”政策，引发了关于逆全球化的三个悖论。首先，如果说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产物，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各国的紧密联系，对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改善有目共睹，为什么这时候会出现逆全球化？其次，过去反对全球化的力量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主导全球化并从中获益，为什么现在曾长期倡导和引领全球化的美国和英国等国却率先实行逆全球化之举？第三，为什么英国一边脱欧，一边又说要成为一个“全球的英国”（Global Britain）？
为什么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却提出今后要推进双边贸易协定？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思考，笔者提出，无论是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来看，在前一阶段全球化大发展之后出现一定调整是正常的。如果用一定的概念来描述这一调整的话，那就是“替代型”全球化将回归“互补型”全球化。换句话说，全球化产生的替代效应会减弱，互补效应得以维持甚至增强。
全球化，就是生产要素，或是生产要素构成的产品和服务，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这样的流动，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当地的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可能会产生互补或替代效应，并造成不同的福利影响。
当一个国家缺乏某些国内生产和生活所需的要素以及产品和服务的时候，国外要素、产品和服务的输入会弥补当地的不足，在提高消费者以及下游生产者福利的同时，并不损害国内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以及相关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福利，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帕累托改进”——在增进自身福利的时候不损害他人福利。比如说，日本不产石油，而科威特不生产汽车，日本从科威特进口石油，科威特从日本进口汽车，对双方都是福利改进，而两国没有人因此受损，这就是全球化带来的互补效应的体现。
但是，如果本国存在相当规模的生产要素拥有者及产品和服务提供者，那么外国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的进入则会在本地产生一定程度上的替代。20世纪70年代日本汽车大量出口美国，使美国本土汽车销量显著下滑，造成美国汽车生产企业经营困难，工人失业。17世纪时，物美价廉的印度纺织品畅销英国，给英国相关行业带来很大冲击。但工业革命爆发后，英国机器生产的纺织品大量出口印度，使当地织工大批失业甚至饿死。尽管美国、英国和印度的消费者从物美价廉的进口产品中获益，但进口产品对当地产业和就业的影响显然是负面的，这是全球化带来的替代效应的体现。
按照国际贸易理论，一国应该进口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和生产要素，但这一进口是产生互补效应还是替代效应，取决于在封闭条件下国内供给满足国内需求的能力。国内供给满足国内需求的能力越弱，进口带来的互补效应就越强；国内供给满足国内需求的能力越强，进口带来的替代效应就越强。如果国外供给能力在数量上大于国内需求，且相对于国内供给存在质量或价格优势的时候，完全替代国内供给也是可能的。
例如，19世纪中叶美国修建西部铁路和淘金热时期，因为缺乏劳动力，曾经从中国输入大批劳工，有力地支撑了相关项目和产业的发展，这时候中国工人的到来显然是发挥了互补效应。但是到后期，中国劳工的不断增加开始威胁到美国本土工人的生计，替代效应逐渐压倒了互补效应，最终美国出台了歧视性的《排华法案》，驱赶华工。再比如，18世纪的英国农业非常发达，农业革命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入19世纪以后，来自欧洲大陆以及新世界的粮食价格优势日益明显，因为其替代效应很强，影响了本国地主的利益，英国一开始限制外国谷物的输入。但随着自由贸易理念占据上风，英国废除了《谷物法》，最终英国粮食主要依赖进口，国内生产大幅萎缩，当初的替代效应已经转化为现在的互补效应。
如果一国某种要素相对丰裕，在密集使用该要素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该国应该出口这种要素或是产品。但是，如果这种要素投入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互补效应仍然发挥主要作用，而不会产生替代效应，则该国也会进口这一要素。如发达国家高科技人才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多，但由于许多高科技产业和相关人才的投入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发达国家仍然积极输入高科技人才。
尽管本国的生产要素和相关产业有可能被进口替代，但总体上国家的福利仍然是增加的。一方面，消费者的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因为进口会从供给质量、价格以及多样性方面带来好处。另一方面，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要素和产业被淘汰，本国的专业化与分工能力进一步提升，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增强。这两方面的收益足以抵消部分生产要素和产业被替代的损失。理论上讲，全球化的获益者可以拿出自身收益的一部分补偿受损者，实现帕累托改进，但在现实中，受益者有时候不好识别，或是识别后难以建立有效的转移支付机制。
除了产品和服务之外，生产要素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布局和流动。这是因为，产品和要素流动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任何一种产品和服务，都是生产者通过一定生产技术将不同生产要素组合而成。进口一种产品，等于是进口了蕴含在产品之内的生产要素。进口农产品，等于是进口了生产农产品所必需的土地和水资源；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等于是进口了劳动力；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等于是进口了资本。因此，一国既可以出口密集使用本国富裕生产要素的产品和服务，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生产要素的产品和服务，也可以选择直接出口或进口相关生产要素。
不过，在现实中，不同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性是不一样的。土地基本上是无法流动的，而水资源的跨国流动也受地理条件限制，因此直接进口农产品更加现实。资本流动性强，因此一国可以选择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或是吸收资本自己生产。受当前各国移民制度的限制，劳动力的流动性要弱于资本，因此在制成品方面，多数国家也选择直接进口。而在服务业方面，一些劳动力缺乏的国家会选择进口劳动力，如在建筑业和家政服务业。因此，生产要素的全球化同样会产生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下面对此可以做进一步分析。
由于地质条件的不同，矿产资源在全世界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矿产资源的国际贸易带来的是互补效应。而其他一些自然资源特别是农业（农林牧渔）生产所需要的自然资源虽然在不同国家间也有差异，但这种差异要小于矿产资源的分布差异，而且如前所述，这种资源往往是难以贸易的，如土壤、水分、日照等，因此只能进行产品的贸易。农业是第一次产业，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从农业社会发展而来，即使最发达的国家，也会保持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何况当今世界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占多数，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农业仍然是主导产业。再加上大部分工业化国家对本国农业实行保护，因此农产品贸易往往会产生替代效应，而且这种替代效应往往还很强。
自从工业革命之后，资本就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任何国家要想实现工业化、现代化，都需要资本积累。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稀缺，外国资本的到来总体上会带来互补效应。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裕，但由于长期投资往往附着专业知识，且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促进本地就业，因此一样欢迎外国资本流入。事实上，由于发达国家产权保护好，投资机会多，在相当长时期内曾出现发展中国家资本净流入发达国家的现象。
这也是为什么资本流动主要出现在发达国家之间，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际贸易也主要出现在发达国家之间。由于流动性好，在全球化条件下，资本能够得到更好的配置，因此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资本拥有者总体上都是赢家。
劳动力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任何其他生产要素都必须和劳动力相结合才能进行生产，这是其他生产要素所不具备的特点。不同的产品和不同的技术，决定了劳动要素相对于其他要素在生产中密集使用的程度。在工业革命前，纺织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业革命后变成资本密集型产业，今天又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未来随着智能制造的发展，可能又变成资本密集型产业。正因为劳动的这一特点，当其他要素被替代的时候，和这些要素共同生产的劳动要素也会被替代。如果进口农产品产生了替代效应，首当其冲的是土地的拥有者，但是种地的农民也会受到影响。如前所述，在劳动力缺乏的时候，输入劳动力不会造成替代效应。如美洲、大洋洲因为地广人稀且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曾长时间吸引外来移民，甚至从非洲贩卖奴隶。但在本地居民达到相当规模之后，大规模移民停止了，而技术移民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但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仍然是对本地劳动力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在工业化时期，被替代的农业劳动力可以转向工业就业，在后工业化时期，被替代的工业劳动力可以转移到服务业就业。由于多数服务业是不可贸易的，在服务业就业本来是可以避免全球化竞争的。但移民的涌入，意味着这部分就业也不再安全。全球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基于商务、旅游、留学、就医、购物等原因跨国流动的人员也大幅增加，这部分流动可以看作是服务贸易的一部分，其影响和货物贸易类似。在一定数量范围内，服务贸易可以带来互补效应，超过了这一界限，可能会演变成替代效应。
除了土地、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之外，技术、知识、信息，甚至企业家精神都可以看作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我们可以将这部分无形的投入统称为知识。在新经济时代，知识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可能已经超越了其他几种传统的生产要素。由于知识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知识全球化带来的基本上都是互补效应。绝大多数国家都欢迎知识的传播，以及蕴含着知识的资本和人才。
短期资本的跨国流动是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甚至有人认为，金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高级形式。
但长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饱受“热钱”大规模进出引发的金融危机之苦，这也是部分发展中国家反对全球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美英等发达国家长期积极倡导和推动金融全球化，但迄今为止的证据都显示，短期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收益很小，潜在的危害却很大，其积极作用远不能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相比。
这里，互补和替代效应就谈不上了。
全球化除了经济影响之外，商品、人员、资本、信息的流动也会产生社会影响，包括不同文化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也会产生互补和替代效应，互补效应受欢迎，替代效应受排斥。文化蕴含在有形的产品和服务中，也蕴含在无形的人员和信息流动中。例如，麦当劳和好莱坞电影在一定时期和一些地区曾经受到欢迎，也有可能在同一时间的其他地区或是同一地区的其他时刻受到抵制。受欢迎和被抵制的往往不仅仅是麦当劳这种食品或好莱坞电影这种娱乐产品，而是这些产品中代表的美国文化、美国生活方式和美国价值观。今天，随着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和移民涌入，发达国家的不满，同样不仅仅是因为经济机会的丧失和替代，而是包含着对外来文化的替代效应的警觉和排斥。英国“脱欧”和美国这样一个移民组成的国家开始在边境建围墙，很大程度上也是为此。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随着生产力发展、技术进步和政策调整，全球化就是一个替代效应不断增强的过程。如果我们按照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的强弱作为参考标准的话，全球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5世纪末期地理大发现开始为标志，到工业革命爆发，这一阶段的全球化基本上是互补效应。第二阶段，从工业革命爆发到“二战”，全球化的替代效应开始显现。第三阶段，是“二战”后至今，替代效应显著增强。
全球化第一阶段应该从15世纪末期葡萄牙经非洲开辟亚洲新航线以及西班牙发现美洲新大陆开始。在此之前，跨洋和跨洲的国际贸易不是没有，如亚洲与欧洲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的贸易，但一来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没有纳入这一贸易体系当中，二来当时的跨洋跨洲贸易并不具有全球化的意图，
而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后来的英国、法国、荷兰等国有意识地在全球建立贸易网络，将全世界纳入整体的贸易体系之中。
这一阶段的贸易基本上是互补性的。西欧国家开辟新航线，一是要打破意大利沿海城市以及阿拉伯商人对东方贸易的垄断，二是要获取欧洲缺乏的香料。在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更多的贸易机会涌现，特别是贵金属和农产品。此时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仍然是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在部分经济发达和人口稠密地区虽有一定水平的手工业存在，但受生产能力限制，剩余产品很少，因此互通有无是这一阶段国际贸易的主要特点。替代性贸易不多，当然也不是没有，如印度向欧洲输出的棉布对英国纺织业带来了很大压力，导致英国采取了相应的贸易保护措施。此时的贸易政策是重商主义的，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但由于互补效应如此强大，重商主义政策未能阻挡全球化的发展。
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与工业革命紧密相连。人类首次进入工业时代，生产力飞速提升。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西方国家的制成品相对于其他地区取得了绝对优势，开始对外输出大量产品。同时，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大肆掠夺甚至通过武力抢占各种矿产资源和原材料，以满足工业生产的需要。而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显著降低了贸易、投资和人员流动成本，全球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整个世界都被纳入西方主导的全球生产和贸易及投资体系之中，世界市场最终形成。
这一时期的全球化，替代效应开始显现。一方面，以西方国家为主建立了全球垂直分工体系，工业品、资本和移民涌向殖民地并输入大量原材料，这是一种明显的互补作用。另一方面，西方工业产品的输入对部分发展中地区的手工业带来毁灭性影响，只不过由于力量对比悬殊，发展中国家无法扭转这一不利局面。而交通和通信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老牌和新兴资本主义国家领先地位的交替，也对西方国家之间彼此的产业带来很强的替代效应的威胁。尽管自由贸易的概念在此一时期被提出并率先由英国付诸实践，但总体而言，实行自由贸易的时间要远远短于实行贸易保护的时间。在“一战”前，技术进步和工业革命所释放的生产力和所降低的贸易成本是如此巨大，保护主义并没有减缓全球化的步伐。但在“一战”后，由于经济不景气和技术进步放缓，贸易保护的恶果终于体现，全球化陷入困境，并最终成为“二战”的导火索之一。
有感于“二战”前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政策协调失败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二战”后以美英等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了一整套推动自由贸易、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体系，这是全球化第三阶段的开始。这一阶段，贸易自由化在理论和政策上取得了主导地位，总体上也被多数国家先后付诸实践。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类迎来了有史以来经济增速最快的时期，不能不说上述体系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总体上仍然是垂直分工体系，但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策略，没有积极参与全球化。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特别是在日本和联邦德国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以后，但由于垄断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
替代效应仍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自20世纪70年代起，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美英等国放松国内管制，使得世界进入了一个金融危机的频发期，全球化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二是交通和通信技术的不断改进，特别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产品、资本、人员和信息流动成本进一步降低，流动速度进一步加快，跨国公司主导建立的全球生产链逐步形成，公司内贸易和产品内贸易重要性不断增强。三是以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实施“出口导向”策略取得成果，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先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参与到全球分工体系当中。上述因素使得全球化的替代效应显著增强。
其中最主要的替代效应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对发达国家劳动的替代。部分发展中国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均是互补关系为主。而另一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劳动力资源丰富，他们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之后，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由于全球生产链的出现，他们甚至可以从事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中的劳动密集环节。这方面竞争力最强的先是亚洲四小龙，然后是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东亚经济体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不仅对发达国家的低技能劳动力造成了替代，甚至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低技能劳动力也造成一定替代。本来，发达国家制造业流失的低技能劳动力可以转向服务业就业，特别是不可贸易的生活服务业，但这些服务业的工资一般都低于制造业，
而且这部分就业机会也因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合法与非法移民的涌入而逐渐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劳动者成为反全球化的新生力量，并且爆发出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轮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替代效应，特别是对部分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带来了替代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整体利益受损。实际上，全球化带来的福利改善仍然是成立的。发达国家资本、技术和高端人才相对丰裕，这些要素流动性比其他要素更强，恰恰是本轮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何况，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由发达国家所主导，他们建立的规则往往都有利于其自身。比如说，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具有比较优势，但农业是多数发达国家保护最严重的部门，因此全球化的好处并没有惠及这部分发展中国家。此外，美英为首的发达国家力推金融全球化，从中获取巨大利益，却给很多国家带来了金融危机。
因此，发达国家整体上依然是全球化的获益者，只不过其收益在内部没有合理分配和使用。理论上而言，让全球化的受益者补偿受损者，实现帕累托改进，这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强化社会安全网、投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法，让全球化的受损者特别是失业的劳动者有所保障，并获得重新就业的能力和机会。但美国和英国信奉自由放任的政策理念，反对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在这方面做得不够。
此外，美国为了维持自己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多次发动对外战争或进行武力干预，也挤占了本可以用于提升公共服务和加强社会安全网的财政资源。
此外，所有国家的消费者都从更多的进口产品和服务中获益。而且，有研究表明，低收入群体从更便宜的进口产品中获益最大。
但具体到个体而言，物价再低也不能弥补因失业带来的收入损失。由于消费者更分散，获益也更分散，而失业者集中，受损也集中。在这种情况下，反全球化的力量更容易动员，其影响也就更大。例如，有研究表明，美国对糖种植业的保护相当于使美国消费者每年损失35亿美元，平均到每个美国人身上是11美元。
如果美国政府撤除这一保护，美国4000多家甜菜和甘蔗农场可能因此破产。农场主为了保住饭碗，有很强的动力组织起来要求继续保护。而美国的消费者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动力为了节省11美元组织起来支持糖的自由贸易。
劳动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是抽象的，但在现实中其拥有者是活生生的人。对于大多数中低收入群体而言，劳动仍然是最主要的谋生手段。一个劳动者一旦失业，不仅本身的生计会成问题，整个家庭也有可能陷入困境。虽说失业之后可以再就业，但劳动者原有的技能可能无法适应新的工作岗位，收入水平也会因此下降，特别是年纪较大、学历较低的劳动者学习新技能再就业往往比较困难。尽管发达国家的社会安全网已经比较健全，但仅仅依靠社会保障难以维持工作带来的体面生活。
即使有工作的人，面临进口产品和移民的竞争，就业机会也受到威胁。因此，因全球化而被替代或面临替代威胁的劳动者成为反全球化的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发达国家，由于实行代议民主制，劳动者可以通过投票选举反全球化的政治家来实现自身的诉求。而全球化的受益者，如资本的拥有者和知识精英，尽管可以通过操纵舆论和提供资金来影响选举结果，但他们毕竟是少数，在一人一票的制度下，如果受损者是多数，他们将会取得胜利。这就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所提出的国家主权、民主政治和深度参与全球化的三角悖论，即三者不可兼得。一国如果想保持民主政治和国家主权，就不能深度参与全球化；或是一国想要保持民主政治并深度参与全球化，就不得不让渡国家主权；或是想维持国家主权，又想参与全球化，那就不能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罗德里克认为，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民主制是不可动摇的，因此只能在国家主权和全球化之间权衡。英国为了拿回加入欧盟时让渡的国家主权，毅然选择“脱欧”。同样，特朗普退出TPP，在边境修围墙，也是要实现“美国优先”。
因此，全球化实际上就是一个替代效应不断增强的过程。之所以到现在爆发出来，一方面，是因为量变导致质变；另一方面，是因为过去经济繁荣时期，创造出来的新增就业机会可以吸纳因全球化受损的群体，而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低迷，新增就业机会减少，已经不足以弥补全球化的替代效应。回顾历史可以发现，经济不好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最容易抬头。19世纪70年代以及20世纪30年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全面上升，都与当时西方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有直接关系，今天也是如此。事实上，中国参与全球化同样面临替代效应，同样存在受损者，但因为改革开放释放的增长潜力足以弥补这些损失，所以反全球化并未成为主导力量。如果有一天，中国经济增速显著下降，参与全球化造成的替代效应更加突出，反对开放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强。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么全球化调整方向就比较清晰了，那就是从替代型的全球化回归互补型的全球化。带来互补效应的全球化还会坚持，因为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还是很明显的，没有人会完全关紧国门，走向封闭和孤立。但是，产生替代效应的全球化政策可能会被收紧，尤其是对劳动替代效应强的政策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调整。不同国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以美国为例，其农业有一定国际竞争力，将会成为未来美国打开其他国家市场的重要领域，美国政府也会继续补贴和支持这一行业。而美国不会对自然资源的贸易实施太多限制，因为总体上互补效应仍占主导地位。而在制造业，美国会采取更多的贸易保护措施，以维护和扩大就业。比如说，对进口产品征边境税，迫使其他国家汇率升值，惩罚将本国工厂搬迁到海外的企业等，同时吸引资本回流和欢迎外来投资。在服务业，可贸易部分美国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美国将继续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不可贸易部分，为维护本国就业，将采取严格限制移民的措施。但是，美国会继续吸引高端人才，因为其互补效应仍然明显。为什么特朗普退出TPP，却提出今后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主？因为在多边贸易协定中，为了降低谈判成本，兼顾多方利益，必须建立统一的贸易规则和框架，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单个国家的利益难以完全体现。而在双边贸易协定中，无论是在贸易伙伴的选择上，还是在具体领域的开放上，双方都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互补效应，减少替代效应。
英国体量比美国小很多，农业和制造业都不发达，因此非常依赖国际市场。这就是为什么英国虽然“脱欧”，但将继续维持和欧盟国家的自由贸易关系。同美国类似的是服务业，英国将继续推动金融全球化，但将严格控制移民。在此基础上，英国提出成为“全球的英国”，意味着该国将和欧盟之外的其他贸易伙伴积极开展双边合作，甚至是自由贸易关系，其目的同样是要最大化互补效应，最小化替代效应。法国大选中，极右翼候选人勒庞的竞选纲领也类似，如关闭边界，退出欧元区等，目的也是要拿回国家主权。
但是，上述措施是否真能达到理想效果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这是因为，逆全球化违背经济规律，即使短期内能取得一定效果，但长期内将损坏经济效率，最终可能无法持续。而且，贸易保护会导致贸易伙伴采取贸易报复，上述措施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总体而言，贸易保护是治标不治本，要想真正解决全球化带来的替代效应及其他一些不利影响，可能需要建立全球化受益者对受损者的补偿机制，确保全球化能惠及最广大的人群，使全球化能健康、可持续地向前发展。在一国之内，识别全球化的受益者，以及建立和执行补偿机制，只能是具有立法、执法以及在不同群体之间实行转移支付能力的政府来完成。具体的做法可以是根据受益者参与全球化的程度和获益情况征税，当然，这种征税必须考虑可行性的问题。比如说，对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额以及海外投资收益征收一次性总赋税，
对短期资本流动征收托宾税，对出入境旅客和移民征收离境税或入境税等，力争实现“谁获益、谁付费；获益多、付费多”的原则。正如税收是为了维护一个文明社会所付出的代价一样，对全球化活动征税，也可以说是为了让全球化收益在更大范围内的共享，并因此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对全球化的受损者可以采用普遍和特定两种方式予以补偿。普遍方式指的是普惠性政策，但客观上使受损者获益。一方面，政府应该加强有利于人力资本提升的公共服务，比如说教育，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还有培训，如失业培训、在职培训等，建立终身学习系统，提升国民素质，使其能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竞争。另一方面，加强社会安全网建设，使全球化竞争的失利者有所依靠。特定方式指的是仅针对全球化受损者给予的补偿措施。这里需要建立一个专门机构，对全球化受损者身份、受损事实和受损程度予以认定。基本上每个国家都有劳动仲裁和贸易仲裁机构，适当改造就可以成为履行这一认定职责的机构。一旦认定，既可以在上述普惠性政策中叠加对全球化受损者的支持，如培训和失业救济时限可以延长，也可以将从全球化受益者中征税所得成立专门基金，直接对受损者予以现金补偿。此外，常规贸易救济手段也可以合理运用。需要说明的是，补偿不是补贴。全球化竞争的失利者获得补偿的另一个前提条件是不得从事原来的工作，否则补偿就变成补贴没有竞争力的劳工或企业，这是必须反对的。
不同国家，可以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发展阶段、政治体制，确定参与全球化哪些方面产生了互补效应，哪些方面产生了替代效应，互补效应是否应该鼓励，替代效应是否需要建立受益者对受损者的补偿机制。对于多数国家而言，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且存在互补效应，特别是长期投资和专业人才，对于这两种要素流入会继续鼓励，对流出可以征税，用于补偿中低技能劳动力被全球化替代的损失。对中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应通过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加以控制，除非是劳动力缺乏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对于短期资本流入和流出仍然要加以管控。
如在自然资源、初级产品领域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参与全球化互补效应显著大于替代效应。但从长远来看，资源可能会有枯竭的那一天，因此应善用资源收入，除了做好投资实现资产保值增值，应大力投入公共服务，提升人力资本，吸收外国资本和高端人才，发展初级产品加工业和现代服务业，提升产品附加值，塑造新的国际竞争力。如果是农业领域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还应该敦促其他国家开放农产品市场，减少对农业的补贴等。而对于在中低技能劳动力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参与全球化可以吸引资本和技术，同时扩大就业，提高收入，因此也是互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
全球化调整的幅度还取决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交通和通信技术能够出现重大突破，大幅降低全球化的成本，那么贸易保护的作用会被抵消，替代效应仍然会不断增强。如19世纪末期主要发达国家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关税水平大幅上升，但由于同期爆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交通运输成本显著下降，抵消了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全球化仍然实现了大发展。
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人类发明了新的交通运输工具，从北京到纽约的飞行时间从12个小时减少到2个小时，那么再严格的移民政策也挡不住人员的跨国流动。目前，有不少人在讨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可能性。总体而言，交通技术还没有显示出革命性的前景，而信息技术仍然在不断发展，智能制造、3D打印、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强化全球化的替代效应，特别是在原来一些不可贸易的服务业部分。
但是，上述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有可能提升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竞争力，缩短全球供应链。因此，信息技术进一步发展对全球化的总体影响还不确定。
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更容易抬头，而在经济繁荣期，对全球化的反对不会那么强烈，因为进口竞争带来的压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国内的经济增长所抵消。在短期内，经济增长会呈现周期性的波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逾十年，不排除当前世界经济出现周期性的复苏。但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取决于技术进步。尽管当前信息技术发展很快，但也有学者认为，总体上技术进步的速度在放慢，信息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远不能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及第二次工业革命相比，因此，西方国家将陷入长期的低增长期。
如果这种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回归互补型全球化的趋势仍然成立。
回归互补型全球化，意味着“二战”后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也会出现调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多边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将进一步弱化。国家主权将重新获得尊重，大国协调将成为解决国际事务的主要机制。多边贸易谈判已经多年没有取得进展，今后可能也很难取得突破。在美国放弃TPP和英国脱欧之后，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也会放缓。在互补效应明显的贸易伙伴中，区域和双边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还有可能。对金融全球化的支持会越来越弱，对跨国移民的控制将日趋强化。
近四十年来，中国抓住了这一轮全球化的契机，积极参与全球分工，不仅从外部获取了宝贵的资金、技术、人才和市场，也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总体而言，中国参与全球化产生的主要是互补效应，替代效应当然也存在，但由于中国自身存在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和规模优势以及政府坚定不移地融入全球经济，这些替代效应更多地起到了对中国发展的促进作用，即使有负面影响，也因为经济的飞速发展而不显。毫无疑问，中国从参与全球化中获得巨大收益，但随着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并成为净对外投资国，我们也为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面对全球化可能出现的调整，我们要认清这一变化。在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下，全球化向前发展的大趋势是不变的，但在一定时期内出现调整也是正常的。要充分认识到全球化调整可能对我们产生的不利影响。一方面，发达国家不再积极推动全球化，削弱了对这一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和维护；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重要伙伴，其政策调整直接影响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收益。对此我们要做好准备。
但是，我们仍然要坚定信心。一方面，我们不怕封闭。全球化的倒退是多输，没有赢家，但受资源禀赋和技术条件限制、更加依赖于国际市场的小国损失更大，而像中国这样国内市场需求大、产业门类齐全的国家损失相对小，美国这样的大国也同样如此。如果全球化真的出现大幅倒退，中国是最有条件适应这一变化、将损失减到最小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我们更不应该惧怕开放。不能因为我们对国际市场依赖相对较小，内部回旋余地大，就可以对全球化的退潮和调整无动于衷、无所作为。自助者，天助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推进对外开放，更深更全面地融入全球经济当中。过去近四十年的实践表明，越开放，中国就越发展，国际竞争力就越强。事实上，由于中国的开放远远没有到位，进一步对外开放将更多地给我们带来互补效应。即使存在替代效应，我们也能够像习总书记所言，“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1．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7年1月7日。
2．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论》，廖丽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11年10月。
3．弗雷德里克·米什金：《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姜世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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