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平等是国内平等的敌人吗？

丹尼·罗德里克

过去25年里世界是否变得更加公平？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这取决于观察者是从一个国家还是从全球的视角去思考。从国家内部来看，不管是穷国还是富国，不平等问题都在加剧（拉美国家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却是世界上唯一显著逆转不平等趋势的地区）。评论家在讨论不平等状况时会提到这些问题。不过看待不平等问题还有另外的方式，那就是忽略国别，而关注世界上所有家庭的收入分配。从这个视角来分析，这一时期全球不平等逐渐缩小，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世界两大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和印度的飞速发展。实际上，这两个国家转变的势能如此强大，以至于全球收入分配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收入分配中的这两个波峰反映了近年来全球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世界曾经被划分为富裕的少数人和贫穷的大多数人这两个截然对立的部分，而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消失，全球新兴“中产阶级”填补了波峰和波谷之间的空白（图1）。

当前全球收入平等的问题主要受制于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不是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例如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对全球平等问题有着积极的影响，尽管在这些国家内部不平等急剧扩大，正如中国实际上所发生的那样。

为了解释清楚不同国家之间收入差距的重要性，有时我会问我的听众：假设只考虑收入和购买力的问题，你愿意成为穷国里的富人还是富国里的穷人？我将用以下的标准对富裕和贫穷进行定义：

在一国中：

·富人：在一国收入分配中处在前5%的收入水平

·穷人：在一国收入分配中处在后5%的收入水平

在不同国家之间：

·富国：人均GDP排名在所有国家中处在前5%的水平

·穷国：人均GDP排名在所有国家中处在后5%的水平

令人惊讶的是，大部分人，包括对发展中国家有相当了解的人，都选择了错误的答案。他们认为在世界最穷的国家中当巨富比在富裕国家中当穷人要好一些。实际上，在富裕国家当穷人要比在贫穷国家当富人好得太多。表1展示了相关的计算。在“中等程度”的富国中，穷人的收入（用购买力平价调整基数）要比穷国富人的收入高出近5倍！ 这和许多人的直觉相反，其原因是：富人们只占穷国前5%人口的一小部分，并且如果按照富国的标准来看，其中绝大多数还没有达到富裕的标准。

各国间的收入差距对全球不平等的影响并非始终如此明显。至少在19世纪初，一国之内的不平等是全球不平等的主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革命的成果不断扩散，导致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增长速度也出现了差异，但全球不平等的状况并未改善，而是延续至今。2008年之前，全球不平等的3/4是由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造成的，而一国之内的收入差距导致了1/4的全球不平等（图2）。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才有所好转，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迅速的经济趋同。

贸易与中国冲击

本文开头提出的两个趋势：全球不平等状况有所改善与国家内部不平等加剧，二者是否有联系呢？也许有联系。因为两者都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正是这一联系的例子。中国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的推动下快速增长：这种模式为城市工厂提供了数以千万计的高薪酬、高产出的工作岗位，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中充斥着这些工厂生产的产品。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到市场导向型经济体制的转变，使中国社会内部的收入差距加大。

与此同时，正如标准的贸易理论所预测的那样，从中国进口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严重冲击了发达国家的工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对发达国家中处于收入分配底层的人群会产生负面影响。但同时，劳动力市场和宏观平衡却并不具有贸易理论所描述的弹性，中国的冲击给进口国带来了巨额的贸易赤字和劳动力市场的持续失业，也让其他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就业前景变得晦暗不明。

美国正是出现这一现象的典型国家。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每年的最惠国待遇之争给中国带来的不确定性从此消失，中国获得的出口和外包订单蜂拥而至。这对中国的工人是个好消息，但对美国的工人及其生活的社区却是个坏消息。奥托等人（Autor、Dorn and Hanson，2016）对中国对美国的冲击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们发现，在最受“中国冲击”影响的地区出现了工资下降和长期失业。

在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中，我们也许能发现这一现象：发达国家内部的平等和整个世界经济体内的平等之间存在着冲突。但值得关注的是，这个问题正在缓解。首先，印度在这一时期内同样发展迅速（虽然不如中国那么快），但印度遵循的是更少依赖贸易的另一种发展模式。印度更擅长于服务出口，例如信息技术等。将外包转移到印度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美国软件工程师和放射科医生的工资，但从平等主义的立场来看，这几乎不成问题。

其次，尽管中国毫无疑问地受益于全球化和美国市场，但自身的迅速发展也让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变得水到渠成。始于1978年的体制改革放飞了中国这条巨龙，2001年下半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已经有大约4亿人脱离了极端贫困状态（按照世界银行每天1.3美元的贫困线标准）。虽然此后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但2002年以前的增速也相当高，仅比2002年之后的增速稍低（二者分别是年均8.2%和9.1%）。如果中国对美国消费者的依赖程度没那么高，其经济增速可能会更高。

无论如何，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相应地，中国在全球贸易中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其他一些小的国家或地区，例如韩国、台湾地区，或者新加坡，都成功地推动了出口导向型工业的发展，但并没有像中国那样，对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产生显著影响，并且中国现在正在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路径转变为强调消费和国内服务的经济模式。中国制造的出口产品已经逐渐变得更加精密，技术密集度日渐提升。虽然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将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中国冲击可能会渐行渐远。

当然，如果有足够多的发展中国家打算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超越中国，这些国家产生的总体影响也会和中国的影响大致相似。目前低收入国家有6亿多人口，大约是中国人口的一半。由于中国经济正在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拉动，也许该轮到这些发展中国家接力来实行工业化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由于发达国家制造业工人的就业已经下降到较低水平，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也许不会产生中国那样的巨大影响。如今在美国，制造业企业雇用的工人在劳动力中的占比不到9%，远低于1970年的25%，现在雇用的工人大部分是熟练工人。

但目前制造业领域出现的一股逆流让情况更加严峻——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化道路似乎已日渐式微。即便是低收入国家现在也在削减工业生产能力，我将这一进程称为过早的“去工业化”（图3；Rodirik，2016）。这一进程似乎是被淘汰低成本劳动力的科技创新所驱动，甚至一些曾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开始受到波及。例如，现在可以用机器人和3D打印来生产鞋子，这对于一些拥有较多低技能劳动力的穷国来说绝非好事。实际上，传统制造业生产过程中的比较优势已经逐步从发展中国家中消失。因此，中国的发展模式，或者是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等的发展路径已经越来越不可能被其他国家或地区复制。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中国贸易扩张带来的国内不平等和全球不平等之间的冲突不太可能在未来数年成为突出现象。不从穷国进口对发达国家产业工人的替代效应将逐步减弱。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消除国内不平等和全球不平等之间的矛盾，而是说发展中国家可能无法继续快速向发达国家趋同。

国际劳动力流动

但是，关注贸易也会掩盖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当我们把全球化的概念狭义地理解成产品的贸易，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可以通过所生产的产品与发达国家的工人进行竞争。但如果工人也可以像资本一样从穷国转移到富国，那就有可能产生另一种更直接的竞争形式，并且发展中国家工人收入的增长将会更多。

货物贸易实际上包含了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服务的贸易。因此可以说，实现货物贸易的同时也完成了劳动力流动这一目标。确实，在某些条件下，货物贸易会在贸易伙伴中形成要素价格均等化（Samuelson，1948）。但在真实世界中这些条件却难以存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成为提高穷国工资水平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在没有资本积累和科技进步的情况下，同时也会降低富裕国家的工资水平）。首先，要素价格均等化要求专业化生产不够完善，或者说，进口国和出口国持续地生产同样的商品。假如美国不再生产足球了，那么从巴基斯坦进口足球就不会对美国的工资水平有直接影响。

但更根本的是，要素价格均等化需要富国和穷国都拥有相似的生产函数。这意味着不仅需要有同样的技术（例如“设计图”），还需要拥有同等质量的公共制度予以支持。实际上，穷国之所以穷的根本原因就是它们的制度很糟糕：腐败、产权保护和合同执行不力、政局动荡、基础设施和公共品供给不足，等等。如果一个巴基斯坦工人搬到美国，他的工资将提高很多倍，原因就是美国的社会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对于不同国家中具有同样技能的工人来说，单纯的货物贸易无法使他们的工资达到相同的水平。

克莱门斯等人（Clemens、Pritchett and Montenegro，2010）定义了“所在地溢价”（place premium），并提供了一些具体的预测，他们定义“所在地溢价”为一个工人迁移到美国以后理论上的收入增加额（也可参见Rosenzweig，2010）。他们发现，如果控制诸如教育等可观测的特征，一个巴基斯坦工人的收入可以增加6倍。显然，工资增加的幅度取决于工人原来所在国的工资水平，变动范围从多米尼加工人的2倍到也门工人的15倍，中位数和均值是4和5。克莱门斯等人发现，即使经过多种调整，这些估计的差距依然成立。例如，即使我们假设巴基斯坦的大学学历仅相当于美国的小学学历，巴基斯坦工人流动到美国后，工资仍然会增长3倍。

这些巨大差距反映出某些重要壁垒对目前国际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假设不考虑交通费用和文化差异，一个巴基斯坦工人到美国后获得6倍工资，这意味着劳务签证限制的等价值为原工资的5倍。或者可以说，假如巴基斯坦工人可以自由流动，但一旦进入美国后，挣得的劳动收入需要缴纳5倍的税。如果将这种情况和美国对产成品征收的平均关税进行比较（美国对产成品只征收平均3%的关税）；或者与美国对糖类产品的进口壁垒进行比较[制糖业在美国是受到高度保护的工业，美国的糖价比国际价格平均高80%（Riley，2014）]，那么，自由状态下的货物贸易和受限制情况下的劳动力服务贸易这二者之间的不对称会变得异常清晰。金融资本和实物资本在大部分情况下是自由流动的，并不需要纳税。

公共财政理论提出，税收效率的成本随着税收增加以平方上升。小额税收造成较小的扭曲，大额税收造成与税费不成比例的较大扭曲。从全球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目前对自由贸易和跨境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是非常糟糕的。如果商品交易与效率、整体经济规模的逐渐增加严格相关，贸易谈判代表们（trade negotiator）就会放下其他事情，致力于达成一份协议，根据这份协议，穷国的工人们到富国的劳务市场务工。

这样的协议看起来会是什么样的呢？我曾经在其他论文中建议过临时工作签证计划，根据母国的特定额度进行双边管理（Rodrik，2007，2011，第12章）。为了使母国得到的收益最大化并使更多人从中受益，这一工作签证应该是固定年限的，例如3—5年。并且，工作签证不可能使外籍劳工获得务工国公民身份，但这些工人会受到务工国国内劳工标准的保护。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可以确保务工人员在签证到期后回到母国。比如说，务工人员的一部分工资会被扣除并存入一个强制储蓄的账户中，这部分强制储蓄仅当回国时才能取出。通过调整对母国务工人员数量的限额，可以促使在外务工人员回国。这一做法可以推动母国出台鼓励在外务工人员回国的条例，就如同它们对外资和有技能侨民所采取的激励政策。

再分配和效率

显然，这一劳工流动协议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来说是好事。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一协议对全球收入分配有最积极的影响，比货物贸易的影响更大。对富裕国家的低技能工人又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又如何评估全球平等和国内平等这两者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呢？我将在下面讨论这一问题。但是，首先我从效率和国内平等两个角度论证支持国际劳动力流动的理由。

首先，让我们将在国内劳动对国内资本的收入再分配中纳入外籍劳工视为既定。正如货物贸易会增加国内收入，但也会导致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同样假设政策制定者喜欢由此带来的效率收益（efficiency gains），但不喜欢再分配，尤其是从穷人手中转移到富人手中。我们可以用一种启发式的方法，即计算“政治成本收益率”（political cost-benefit ratio，PCBR），来描述其中的得失权衡（Rodrik，1994）。政治成本收益率是政策变化导致经济中的再分配总值与净效率收益的比率。在一个局部均衡的假设中，开放贸易的政治成本收益率（货物和服务贸易都开放）可以简单地表示为1/μεt，μ表示国内消费中进口货物或服务的比例，ε是进口需求的价格弹性（绝对值），t是贸易壁垒的大小（以百分比计）（推导见Rodrik，1994）。

应当注意政治成本收益率如何随贸易壁垒的增加而减少：贸易壁垒越高，为增加1美元效率收益所需要的再分配收入就越少。这是因为尽管再分配效应是线性的，但减少贸易壁垒带来的效率收益是壁垒的平方。对消费者和生产者来说，商品价格下降10%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不管最初的税率是10%还是500%。图4显示了不同贸易壁垒下的效率和再分配效应的相对大小。

这就意味着对外开放劳动力服务的政治成本收益率非常低，远低于为改善现有货物贸易制度而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的结果。让我们利用政治成本收益率公式，用数字来进行这一比较。假设货物和服务的进口需求弹性ε是-1.5，货物和服务最初的国内消费份额μ分别是0.20和0.05，进口商品的税率为10%，进口劳动力服务的税率为400%。可以算出，贸易自由化情况下的政治成本收益率为33，而劳动力流动没有限制时为3。也就是说，与标准的贸易自由化情形相比，如果稍稍放松对劳动力国际流动的限制，每1美元的国内效率收益所需要的再分配将会减少10倍。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异，使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显得非常诱人。然而，正如图4所示，这一巨大的差异并不体现为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更少，而是体现为贸易壁垒高度给定的情况下所产生的效率收益更大。

第二点与劳动力流动的相对优势有关，但它可能涉及社会倾销问题。与低收入国家开展贸易更容易引起争议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这种贸易可能会违反发达国家对国内劳动者权益以及环境或健康安全的相关标准。假设一家美国公司将自己的一些生产线外包给了孟加拉国的公司，在这个公司里，劳动者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并且忽视基本的安全预警措施（比如可使用的紧急出口等），工作环境十分恶劣。这就好比这家美国公司告诉它的员工：如果你想和孟加拉国的工人竞争，你就必须牺牲自己来之不易的集体谈判权和安全的工作环境。

发达国家的国内法规限制企业以雇用未成年工人，让员工12小时倒班或者剥夺员工的集体谈判权等损人利己的市场竞争。但是当企业将生产向国际外包时，却忽视了这些规则，并损害了市场应有的公平和合法性的价值。实际上，通过国际贸易，国内的劳工标准正在逐渐受到侵蚀。当然，为什么孟加拉国的工人相对美国工人更具竞争力，可能还有其他原因，而并非由于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基本劳工权利。由于经济中生产率较低并且存在很多低技能的工人，孟加拉国工人的工资很低。然而，这样的情况无法掩盖员工权利受侵犯的事实，也引发了贸易公平等严肃的问题。

假设短期内孟加拉国的工人可以到美国工作，美国法律会要求这些孟加拉员工与美国本地员工享受同样的劳工标准。不过，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事实上，外籍劳工也有可能不受美国劳动法的管辖，比如在墨西哥湾沿岸各州的外籍劳工。但是我认为，发达的民主国家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如果外籍劳工也适用同样的法律，那么侵犯外籍员工权益的情况无疑是存在的。但是，企业如果仍然决定雇用外籍劳工，也是因为基本的经济原因而非监管套利。国内员工仍然会面临工资竞争，但不会出现劳工标准的竞次（race to the bottom）。社会倾销也就可以避免。

我们需要有世界大同观吗？

上述这些考虑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对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劳动力敞开国门，很可能对发达国家一部分最贫穷工人的收入产生负面影响。这些影响究竟有多大？在讨论移民的经济影响时，这一直是热议的内容。我并不担心移民本身，而是担心国际劳动力流动对劳动市场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乔治·布加斯一直认为，与这些移民具有相似技能特点的本地劳动力（主要是高中辍学者）的收入会显著下降。在近期的论文中，他和穆拉斯着重分析了四次不同的“难民救济冲击”对工资的影响：1980年从马里埃尔港到迈阿密的古巴人流入；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之后被遣送回国的法国人及阿尔及利亚在法国的侨民；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苏联解体后犹太移民回到以色列；1991—2001年的巴尔干战争期间难民大量离开前南斯拉夫。他发现，在每次冲击中，“外生的供给冲击对难民流入国的当地人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机会有负面影响”，而通常“对补充劳动力有积极影响”（Borjas and Monras，2016）

其他研究者认为，基于多种原因，可能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影响不会很大。国内工人一般比移民更有技能，因此通常不会与他们正面竞争。移民可能为国内劳动力提供服务，他们可能增加对国内生产的商品的需求。并且从长期来看，更多的移民可能刺激创新，提升资本积累率，全面提高工资水平。在这些因素的叠加影响下，乔万尼·佩里认为：“进一步开放移民政策，允许不同教育背景及技能水平的移民平稳流入，对国内劳动力很可能并无负面影响，而工资可以与生产率的增长保持同步”（Peri，2014）。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佩里更乐观的结论中，全球平等和国内平等之间的矛盾也没有完全消失。允许“不同教育背景及技能水平的移民者平稳流入”可能使他们对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最小化，但也更难以实现改善全球收入分配的目标，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劳动力的技能水平非常低。

当潜在的移民工人比发达国家的工人更穷，甚至技能水平更低时，我们是否还应该关注这个矛盾，这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很多经济学家倾向于世界大同观，这可使国界的概念最小化，他们也会得到一些道德哲学家的支持。阿玛蒂亚·森认为在考虑公平问题时，国界无关紧要（Sen，2009，第143页）：

认为国家（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分歧某种意义上是根本性的，进而将政治分类不仅看作是亟待解决的现实约束，而且也是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基本分歧。这样的观点带有思想的暴政意味。

彼得·辛格（Singer，2002，第12页）阐述了一个观点，认为应该从世界大同观，而非国家角度来看待伦理学：

如果一个群体定义自己是一个部落，或者一个民族国家，那么其道德观就是部落性的，或者国家性的。然而，如果沟通方式的革命创造了一个全球受众，我们或许要向全世界证明我们的行为是正当合理的。这一变化为新的伦理学创造了物质基础，这个新的伦理学将服务于全球每个人的利益，而尽管之前的伦理学对此说得很多，但都不曾这样做。

如果大家相信世界大同主义伦理学，那么国际劳动力流动就不会造成严重挑战。

另一方面，有令人信服的哲学论据认为，应当从现行政治结构出发来考虑公平问题（例如Nagel，2005）。除了基本的人道主义援助，一国的公民对其他国家的公民并不亏欠什么。实际上，我并不确定，世界主义的设想能够在发达国家的公民那里畅行无阻，尤其是现在的世界又重新强调国家主权，而全球化似乎开始逆转。

讨论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式就是调整分析框架，从规范分析转向实证分析，并提出如下问题：相对于外籍劳动力，我们对本地劳动力的偏好程度达到什么水平时，才能证明当前限制劳动力国际流动的壁垒是合理的。更具体地说，在社会福利函数中，用φ代表国内公民的效用相对于外国人效用的权重，当φ=1时，我们具有完全的世界大同主义，并认为国内公民与外国人没有差别，当φ→∞时，即使外国人饿死我们也不关心。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假设有一项政策允许额外的6000万劳动力从穷国流向富国，这会使富国增加大约10%的劳动力。与克莱门斯等人（2010）一致，我认为移民劳动力将获得4倍的工资。其次，布加斯（2015）假定工资对劳动供给的弹性系数为-0.3，富国和穷国的初始工资分别设定为每月3000美元和500美元。富国的社会福利将增加国内公民和外国工人的效用，权重分别为φ和1。最后，效用是收入的对数函数。

因为这项政策会降低富国的社会福利水平，φ必须大于4.5。换言之，赋予国内公民的效用的权重必须至少是外国人的4—5倍，因为在世界大同观下，φ=1。

对于国内公民而言，450%的福利溢价是否过度？认为一个外国人不值国内公民的22%是否合理？这是道德和价值观的问题，经济学家无法给出答案。如果参考显示偏好就会发现，我们大部分人赋予直系亲属的比重很高，比本国人高很多倍，更不必说外国人了。

在一个非常类似的分析中，科普祖克等人（Kopczuk、Slemrod and Yitzha-ki，2002）的结论是，按照基于外国政府对穷国援助水平的推算，美国公民的价值是外国公民的6倍多。对于特别贫穷的国家，比如埃塞俄比亚，这个倍数增加到了2000。然而科普祖克等人（2002）指出，这个非常大的估算值也反映出，可能大部分外国援助被浪费了，或者最终落到了腐败的政府官员手中。

从现实中形成的这些观点并非规范（normative）的结论，但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不断增加的全球劳动力流动需要劳动力流入国拥有最温和的世界大同观。将扩大或者限制劳动力流动视为国家平等主义和世界大同主义之间的选择，没有抓住要害。重要的是全球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潜在的边际收益，我们对此可以有明显的本土主义偏向但仍然能支持放宽全球劳动力流动壁垒。如果我们考虑其他本地人（例如资本所有者）的收益以及通过创新和引导资本积累可能产生的长期回报，支持劳动力全球流动的理由就更有力（即φ有更高的上限）。

我们能走多远？

我们暂时先接受先前分析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放宽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有利于实现全球公平的目标，同时也并不会有损国内的公平标准。然而更困难的问题是：“一定程度”指的是多高的程度，我们又能在完全自由的方向上走多远。

只要我们一直不愿意坚持完全的世界大同，支持劳动力无障碍地在国际上流动的理由就是无力的。首先，随着国际工资水平差距的缩小，从国际劳动力流动中获得的边际收益会越来越小。其次，完全流动使成千上万的人从低收入国家流动向高收入国家。布加斯（2015）估计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工人总数95%的26亿工人，将会通过移居来拉近全球收入水平。格伦·威尔指出，对劳动力流动非常开放的地区，例如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各州，有着“惊人的不平等”（Weyl，2014）。各个社会愿意面对的国内不平等也许是有极限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要想保证国内制度的有效性，就可能需要严格限制国际的劳动力流动。开放的国界可能会降低国家公共品的供给水平，同时削弱自由和民主。当下民粹主义者的影响，以及欧洲的极右翼和反移民政党的兴起，都显示了可能会出现的消极后果。

太多的外籍劳动力会腐蚀信任系统及社会合作机制，从而降低务工国的公共制度质量吗？这个担忧的实证基础是，国家或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与种族、语言或者文化异质性（REF）呈负相关。尽管其具体原因尚待进一步讨论，但是存在这样一种假定，异质性使得有效率的社会公共制度所需要的合作和信任难以维系。制度得以保持依赖于两类因素：要么通过团结（我关心你，所以我愿意与你分享）和社会信任（我信任你，我也知道如果我为你做了什么，你也会为我做什么），要么通过强制力（政府强制，因而合法）。所有这些很可能都被更强烈的异质性和国内的不平等所削弱，特别是涉及的外籍劳动力数量足够大。

鲍德温和休伯（Baldwin and Huber，2010）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献，他们一方面区分文化和语言学的异质性，另一方面区分群体间收入不平等（be-tween-group income inequality，BGI）。后者提及了不同民族和文化族群的平均收入差异。他们认为，一旦控制了群体间收入不平等，民族或者文化的异质性与国家的公共产品供给之间就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负相关（见图5、图6）。然而，群体间收入不平等本身与公共产品呈强负相关（图7）。大量穷国工人的出现可以显著扩大发达国家内部群体间收入不平等。

这项研究的负责人保罗·科利尔（Collier，2013）警告说，如果没有“有效的控制措施”，人口迁移达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不良影响。布加斯（2010，第968页）就担心移民会将“不好的组织方式、社会模式和文化也一并带来，而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母国糟糕的经济状况”。另一方面，克莱门斯和普利切特（Clemens and Pritchett，2016）回顾了相关的实证研究，并提出，对母国制度的任何有害影响将会导致更多的移民迁入，比我们现在可观察到的数量要更多。布加斯（2015）、克莱门斯和普利切特（2016）从不同的角度都强调了，在现代发达国家，我们对吸收大量外来劳动力所带来的长期制度影响知之甚少。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从旧世界到新世界大量移民的经验也许可以提供一些思路。根据杰弗里·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8）及其同事们的估计，从1870年到1910年之间的移民导致新世界的劳动力增加了49%。但这一进程最终导致了强烈反应，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的移民法明显收紧。但是，这一历史经历是否有损于美国、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的长期制度发展？这个问题很难讨论出结果。这种比较其实意义不大，原因至少有二。首先，新世界的土地资源仍然很丰富，因而吸收新移民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其次的原因和我们讨论的问题十分相关，在出现大量移民的时候，美国仅能提供有限的公共产品。税率很低且非累进制，福利国家制度尚在襁褓之中，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匮乏。政府支出占GDP的平均份额曾经不到10%，而如今占到了50%（图8）。继大量移民之后，公共部门也开始扩张，以更好地应对20世纪的负面冲击（特别是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显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大量移民的经历与这种发展并不排斥，但我们并不清楚，对于一个已经拥有大量公共机构的国家来说，大量移民会导致什么结果。

由于数据的限制，实证文献并没有区分移民和外籍劳动力的区别。后者是一国暂时性的居民，并不享有公民权利。因此，这两者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和供给带来的影响存在着区别。例如，如果一个外籍劳动力没有退休金，无法享受教育的优惠（但他们在居留期间仍然能付费进入学校系统），他也许会加大对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险的政治支持力度，资助这些项目或者是给这些项目提供资源。此外，如果当地居民并不喜欢与来自不同背景、不同社会地位、长相也与当地居民不同的人共享公共基础设施，反而可能形成对公共产品的不利影响。

这些担心并非完全是猜测。大部分分析认为，在当地社会最终将外籍劳动力转变为本地居民之前，一个社区能吸收的外籍劳动力数量是有上限的。既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一上限在哪里，那么对于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放松最好以一种谨慎的方式逐步进行。然而，如果对制度的侵蚀是一个长期且不可逆的过程，逐步放松劳动力流动限制并不是一个好方法。当不利影响能够被人们所察觉的时候，可能为时已晚。在欧洲，反对移民和难民的声浪四起，这不仅会对欧洲一体化造成意想不到的结果，对欧洲民主来说亦是如此。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本土主义者并不清楚劳动力和人员自由流动可以带来的好处，但他们依然极力反对。这种行为对改善结果并无作用。

不完全的劳动力流动真的会导致趋同吗？

劳动力流动在什么程度内才能既满足政治要求又具有可持续性，前面的讨论对此并没有给出太多的指导意见。但从中得出的一个关键含义是，只要世界仍然是由不同国家组成，国际劳动力流动就一定是不充分的。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全球收入不平等中的国家因素。

如果按照本文开头所讨论的思路，设想一个扩大临时工作签证的全球计划。这一计划能够实现多大程度的全球趋同呢？毫无疑问，能够参与此项计划的工人生活条件会更好，并且会越来越好。但是剩下的那些仍在等待参与此项计划的工人会怎样呢？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工人从穷国迁移到富国后工资上涨，将会导致穷国的劳动力减少，相对于富国来说出现不足。这种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穷国大量移民之后出现过。根据威廉姆森（1998）：

1870年之后的大量移民使1910年新世界的劳动力增加了49%，使欧洲外围的移民国家在1910年的劳动力减少了22%。对于移出国和移入国来说，大量劳动力供给变化的影响都很容易转变为对实际工资的冲击。我的同事们和我在一系列论文中分析了这一影响，并提出：对可观察到的19世纪后期大西洋沿岸国家实际工资趋同的现象，仅大量移民这个因素就可以解释其中的70%。

引述这一段是想说明，劳动力流动同样可以对穷国的工资水平产生有利影响。因此，也会对国家间工资差距的缩小产生有利影响。

然而，最近却出现了一些不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对于有大量劳动力流出的穷国来说，虽然劳动力流出对外汇和直接消费会产生有利影响，但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图9总结了墨西哥、尼加拉瓜、萨尔瓦多三国的表现。前两个国家的移民率是10%左右，而萨尔瓦多的移民率达到了20%。正如图9所示，这三个国家没有一个与美国的工资水平趋同。图9也包含了中国，中国实施的是国内生产多样化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此处暂且先不讨论移民战略存在的问题。

正因为国家经济落后，类似萨尔瓦多这样的国家已经出现了向海外的大量移民。在文章开始我描述过临时工作签证计划，这个计划可以激励大部分出国务工人员，因而整个计划可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有利影响。劳动力回国后可以给母国带来存款、知识技术和与国外人员的关系网，也可以在母国发展新产业。

然而，事实上这种工资趋同因国家而异。由于向新世界进行了移民，旧世界会经历工资上涨，但是一国的经济发展最终仍以坚实的国家制度和政治体制为基石。如果像东欧一样，制度没有改善，经济仍会落后于人，就会产生更多的移民。同样地，无论是否限制劳动力流动，如果发展中国家缺乏鼓励经济增长的合适措施，我们也很难看到意义深远的工资趋同现象的出现。

结语

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是世界经济中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最大障碍。从国家平等主义的角度来看，在短期内消除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的障碍，其成本是很高的。从世界大同主义看，国境线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即使劳动力流入国不给外籍劳动力提供正当的政治和社会权利，外籍劳动力也应该有被雇用的机会。从制度主义的角度来说，如果穷国的劳动力从母国糟糕的制度中逃离出来，却损害了务工国的团结、信任和公共产品部门存在的合理性，那么其结果就得不偿失。以上每一点都提供了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每一个本身都并不充分。

文章标题中的“敌人”一词也许太强烈，但我在文章中讨论的国家平等和全球平等却存在着实实在在的矛盾。迅速并大量地减少全球不平等，就需要富国放松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然而，这却会破坏富国的劳动力市场，甚至可能造成严重的制度和政治上的损害，降低富国的生产率。

临时工作签证有着胡萝卜加大棒的作用，保证了外籍劳工的回国率，对参与这份计划的国家来说有实质性的作用。正如我在上文中阐述的一样，这份计划不需要富国的选民都是世界大同主义者。并且，这一计划对现在的贸易协定来说有着明确的优势。对劳动力流入国来说，此项计划阐述的效率收益比再分配成本要高很多，同时也减缓了在国际贸易和外包中一直存在争议的社会倾销问题。还有，有限的劳动力流动会不会对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尚不清楚，但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正是全球不平等的主导因素。

民族国家不是全球平等的敌人，因为国家层面的有效增长战略仍然至关重要。最终只有发展中国家飞速发展之时，全球不平等才会缩小。好的方面是，20世纪最后25年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因为穷国实行了更好的政策，使全球不平等缩小的趋势有可能出现。虽然出口主导型的工业化曾经导致了快速和持续的发展，但目前似乎已经落后于时代发展了。许多落后国家在前几十年中没有实现工业化，现在已经逐渐显现出颓势（Diao、McMillan and Rodrik，2017）。可以替代工业化的其他发展模式是否存在仍然存疑。

我认为，全球不平等和国内不平等之间的矛盾不会消失。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尝试着通过实施某些政策来缓和这个问题。此外，我们可以尽力寻求对全球穷人和富裕民主国家中的穷人都有利的政策建议。这类政策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例如，增加总需求和就业政策（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实施产业政策和其他能够提高总体生产率的政策提供更大的政策空间；为了减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富人偷税漏税，提高全球银行业的透明度，对短期跨境资金流动实施监管，提高宏观政策的效力，减少金融动荡；全球合作以支持全球公共产品，例如全球性的传染病防治、阻止气候变暖等。这些政策措施需要的不仅仅是开放经济边境。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些政策措施在协调全球平等和发达民主国家内部的平等方面有更大的潜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李影雯　译　广州外语外贸大学　张涵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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