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中国在2010年经济总量排名达到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这样的成绩来自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的改革开放。其中果断地加入WTO，与全球化进程同步、嵌入经济发展的轨迹，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然而，当今世界全球化发生诸多问题，且有逆转之变局，如何因应，本辑《比较》围绕全球化这个主题，为读者们提供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开篇罗德里克的文章主要分析全球不平等和国内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过去三十多年，因为国际贸易和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显著缩小了全球不平等，但是这些经济体内部的不平等并没有缩小，而是有加剧的趋势。而且从全球来看，虽然出口主导型工业化导致了快速和持续的发展，但其力量正在减弱，可替代的新发展模式仍未出现，因此全球不平等反而有可能扩大，而不是缩小。罗德里克认为，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是导致全球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他建议应当在有偏向本国的情况下放宽全球劳动力流动壁垒。但即便能做到这一点，全球不平等和国内不平等之间的矛盾也不会消失，某些常规政策依然可以用来缓和这个矛盾，如增加总需求和就业的政策，为发展中国家推行有利于增长的政策提供空间，提高宏观政策效力，各国相互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等。

方晋的文章旨在分析当前逆全球化趋势背后的根本性因素。他认为，基于产品、服务和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全球化会对一国经济产生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当国内供给能力较弱的时候，国外要素、产品和服务的输入会带来互补效应，在提高多数人福利的同时并不损害其他人的福利。国内供给能力强的时候，国外要素、产品和服务的流入导致了对国内一定程度的替代，致使一部分人遭受损失。这两种效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强弱不同，但是随着技术进步和国际分工水平的不断深化，替代效应总体上呈现增强的趋势。特别是这轮全球化以新兴经济体加入国际分工体系为特点，对发达国家的低技能劳动力产生了很强的替代效应。尽管发达国家总体上获益，但由于内部分配机制不完善，使得全球化的受损者通过投票选择逆全球化。在当前的经济、技术和政策环境下，以替代效应为主的全球化将可能回归到以互补效应为主的全球化。

中国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并利用“人口红利”和低工资优势，实现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但随着工资快速增长和劳动人口数量下降，目前中国已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未来的增长需要更多地依靠提高生产率，而创新是提高生产率的主要手段。魏尚进、谢专和张晓波的文章运用研发投入、专利申请、专利授权及专利引用数据，评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过程。作者们发现，融入全球市场和劳动成本的快速上升使中国企业的创新呈现快速增长之势。无论从专利数量或质量来看，中国经济已经在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但是，中国的创新领域依然存在资源错配：虽然国有企业获得更多的补贴，但是它们在产生专利的效率方面低于私有企业。如果能通过改革减少这种资源错配，中国的创新能力可以实现更快的增长。

受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历史债务未能清偿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财务可持续性面临巨大挑战。汪德华和孟红的文章提出以社保增值税替代部分养老保险缴费、重构中国养老保障体系筹资模式的改革思路和具体方案。两位作者还基于若干参数假设，对改革成本和改革后的收益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相对于维持现有体系，以社保增值税筹资的新体系资金来源更充分稳定，资金缺口明显缩小，财务可持续性明显增强。此外，本文提出的改革思路还具有一个优势：避免现有改革思路的重重阻力、快速实现养老保障全覆盖、刺激就业、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诺奖得主梯若尔及其合作者贝纳布的文章总结了“动机信念”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影响。该理论将信念视为常规的经济物品和资产，也就是说，人们会消费信念，投资于信念并期望从中获得回报，还会运用所获得的信息来生产信念。信念反过来又会影响信息获取和决策过程，使人出现过分自信、偏听偏信、自我欺骗等行为，导致作茧自缚的效率损失。而当信念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时，集体的信念扭曲会相互放大，使企业、组织乃至国家对现实和风险视而不见，造成集体偏见、极端主义、金融危机等严重后果。动机信念理论可以突破传统效用理论过分简化的局限，拓展人类行为的目的性，并用目标导向的个人行为来解释我们看到的许多不同于标准理性的现象，给我们带来更多新的洞见。

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保罗·罗默去年9月推出了“宏观经济学的困境”一文，其要点虽已广为传播，但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他的观点，经他授权后我们还是做了全文翻译。文章认为，宏观经济学在过去三十余年不进反退：首先，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明显与事实相悖，20世纪80年代沃尔克时期的经济波动说明，货币紧缩政策可以引致经济衰退，而宏观经济学却无视这一影响，用一些虚构因素来解释宏观经济波动。其次，在经验研究的识别问题上，宏观经济学家避重就轻，用各种讨巧方法来逃避识别问题，甚至还常常根据理论来挑选事实。其三，在宏观经济学界，出现了崇拜权威、为朋友护短的现象，甚至连卢卡斯、萨金特和普雷斯科特等大人物也不能例外。罗默认为，凡此现象说明，宏观经济学违背了自启蒙时代以来的科学精神，退变为一门“伪科学”。罗默的批评也许过于尖锐，但也有助于鞭策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

“法和经济学”栏目是经合组织经济学家伯廷·马腾斯《线上平台经济政策面面观》一文的下篇，着重论述线上平台的中介责任和数据使用问题。在平台的中介责任方面，虽然线上平台充分利用其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投入巨大努力来提升自我监管，但这同时也可能引发新型市场失灵。对此，需要有政府的监管介入，但不应保护现有商业模式，而应支持能够改善福利的创新活动。在数据使用方面，尽管平台无止境的个人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使用户获益匪浅，但丧失个人自主性、信息不透明、问责不足以及数据可能被滥用等问题也日益凸显。对此，作者建议，一方面，应当加强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和数据保护等监管当局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应当鼓励拥有专业数据分析人员和基础设施的独立数据管理机构，根据现行监管框架和法律授权开展工作，协助监管机构。

钱颖一的文章纪念不久前去世的经济学大师肯尼斯·阿罗教授。文章回顾了阿罗的重要创见和他对现代经济学的重大贡献，特别警示国内经济学研究中常见的两类误区和软肋：一是急于求成的心态和经验主义传统的影响，忽视甚至鄙视理论，从而无法摆脱浅薄的陷阱；二是缺乏经验上升为理论的科学研究路径，难以获得重要的理论突破。而阿罗恰恰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科学研究路径应该激发和引导中国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并获得深刻的学术思想和洞见。

“比较之窗”栏目是欧阳俊和邱琼编译的美国国会政府问责局的报告“食品安全：解决联邦监管碎片化问题亟需国家战略”。文章提供了美国食品安全状况和食品安全监管系统的最准确的数据和情况，综述了多位权威专家对美国联邦食品监管部门存在碎片化问题的意见，表明了相对中立的美国国会机构对完善联邦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态度。这对我们深入思考如何更好地提高中国食品安全水平和完善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有借鉴意义。

“新书架”栏目，是德国经济学家海因茨·库尔茨在熊彼特的经典著作《经济发展理论》出版一百周年之际而写的评论。全文聚焦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并将之与马克思、瓦尔拉斯、庞巴维克和凯恩斯的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是一篇令人耳目一新的经济思想分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