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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进行友好往来，会互相赠送贵重礼物，包括美锦、白璧、黄金、装饰华美的马车等，这些东西可以说是价值连城，尤其是名贵的玉器。人们非常崇尚玉器，玉器在当时是非常贵重的物品，各诸侯国为了争得一块宝玉，甚至连年征战，或者割地。正是因为玉器的地位如此重要，玉器饰品的加工工艺也有了更快的发展，逐渐发展成为“相玉有专家，治玉有专工”的一整套玉器饰品加工制作体系。
那么，为什么玉器价值这么大呢？使玉风行的重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周代存在关于玉器的神秘理论，到了春秋时期，玉器又被赋予了更深刻的道德含义。《仪礼·聘礼》中记载了孔子和他的弟子子贡对玉包含的精神所进行的探讨，其内容详细而精辟地表达了儒家用玉的道德观念。可以说，儒家道德中的“仁、义、礼、智、信”都可以涵盖到玉器中，人臣君子都可以通过佩戴玉器来表达自己的高尚情操。
第二个原因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周代的严苛礼制观念发生动摇。玉器价值贵重，本来只能由贵族佩戴，身份地位低的人是没有权利佩戴的。而到了动乱时期，一些身份较低的士庶也能够佩戴玉器了，到了后来，甚至连婢女、小妾、乐工等人都能够佩戴玉器而不受限制了。由此可见，玉器在当时受到各阶层的喜爱。
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这也刺激着玉器饰品的制作造型变得丰富多彩，样式活泼生动，工匠们不再按照商周时期的古拙造型制作玉器饰品，而是开发了更为自由灵活的雕刻技法，出产了曲线复杂、镂刻精美的雕刻玉饰。
玉佩还可以用来作为礼物相互交换，人们可以把它送给亲朋好友，以示情义。《诗经·国风·秦风·渭阳》描写了外甥送别舅父的情感，其中“何以赠之，琼瑰玉佩”反映了人们对送佩玉以表达情感的方式的重视。除了送给亲朋好友，玉佩还能当作定情信物。《诗经·国风·卫风·木瓜》就是男女互相赠答的定情诗：“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其中琼琚、琼瑶、琼玖都是宝玉、玉石的类型，都是形容赠给女子的美玉。在这类定情诗中，只要男女互相爱慕，男子一般就会赠送给女子佩玉当作定情信物，可以说，这类诗歌是这类风俗的记录。
人们在佩戴玉饰时，一般采用组佩的形式。所谓组佩，就是把各种不同的玉饰按照一定规律，用不同颜色的丝绳穿在一起，佩在腰间。当时，诸侯、高官、士大夫在佩玉方面有严格的制度规定。《礼记·玉藻》中记述了各种佩玉的礼制。比如，君子没有缘故是不能把玉佩脱离身体的，对于君子来说，玉佩象征着他的德行。
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佩戴的玉佩是不同的：天子佩戴的玉佩是用玄色丝绳串联而成的白玉。所谓玄色，是指天青色，是一种比黑色稍微浅一些，像天空一样深远的颜色，表达的是对上天的崇拜，白玉在所有颜色的玉佩中是档次最高的。公侯的地位较低，所以要佩戴由红色丝绳串联而成的青黑玉，青黑色是像山一样的颜色，因为在古代文化中，山自然要比天的地位低得多。大夫佩戴的玉佩则是使用纯丝绳串联而成的苍黑水色玉；世子佩戴的玉佩则是使用杂色丝绳串联而成的似玉美石；士人佩戴的玉佩则是使用赤黄色丝绳串联而成的一种称为“瓀玫”的似玉美石。
串联玉佩的部分叫“绶”，是用丝缕编成的绳带，也可以称为“组”。绶在服饰、房屋、车辆等方面运用得很广泛。人们所佩戴的玉饰，大多是使用组绶系上的。河南信阳楚墓曾出土彩绘木俑，木俑的腰间就佩戴着由组绶系在一起的一组玉佩，玉佩的上部露出了一截朱红色的组绶，呈现的是丝绒线扭在一起的样子。由于当时的人们经常在身边佩戴印玺，上面留有孔隙，可以用组绶穿起来，系上绳带，佩戴在腰间。可以说，这算是古代版的钥匙链了吧。
古代佩玉制度存在标准和既定的规格，但大概只限于在礼制上使用。当时战火四起，诸侯国众多，衣冠服饰的风格各不相同，各个国家的习俗也不一样，因此衣饰也都保持自己的特色。照此来看，当时佩玉不可能有太过于正式的标准，可能是在一种大致规范中保持着各自的特征。正是因为如此，在组佩中几乎没有形式完全相同的佩饰。
当人们把用丝绳或丝带串联的一组玉佩挂在腰间时，只要一走路，玉佩相互碰击会发出清脆的响声，非常有节奏感，而且很好听。玉佩发出的声音是否有节奏，反映了人们的步伐节奏，如果玉佩发出的声音比较乱，说明走路的人没有掌握好节奏，走得有些着急，失了礼仪。由此可见，佩戴玉佩在当时除了装饰作用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那就是礼仪约束。因此，这种玉佩又被称为“节步”。一个人走路快慢不同，所佩戴的玉佩也是有所区分的。正所谓“改其步履之急徐长短，改其佩玉之贵贱”。当时地位越高的人，他们走路的步伐就要越慢越短。为了显示他们的高贵身份，他们的佩玉一般长度更长，做工更加复杂精致。到了后来，人们不再受到礼制约束，玉佩彻底成为高贵人士显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