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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城市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城市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给后世的城市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当时各国都城大变动，数十或数百个都城并存，都城的数量和规模都不断扩大。各个都城在形态、功能上都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得到空前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发展自己的都城，想尽办法采取迁都的方式。各诸候国都有自己迁都的原因，这些原因总结起来就是寻找更加良好的生存环境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弱小国受到强国威胁，为了躲避危险，保全自己而迁都，等等。
各诸侯国把都城放在一个更加有利的地理位置上，因为这样可以为都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那么，这种有利的地理位置到底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水是生命之源，人类要想生存，必须要有水资源。因此，这些国家大多会把都城选在两条河流的交汇之地。都城临河，这样水源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不仅如此，两河交汇之地一般多平原，有利于农作物的种植，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有了粮食作为基础，都城才有强大的后盾。
《管子·乘马》中曾写道：“凡是营建都城，如果没有建立在山脚下，就应该建立在广袤的平原上，而且高低须适宜，在高处不能缺水，在低处不能出现排水困难的情况。在建造都城时，要充分依托客观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城市不一定非要方正规整，道路也不一定非要整齐笔直。”
迁都的过程是尝试寻找最佳发展区域的过程，许多著名的都城都是经过一系列迁徙而最终确立的，比如齐国的临淄、晋国的新田、赵国的邯郸、楚国的郢城、秦国的咸阳、吴国的吴城等。很多当时的诸侯国都历经两千年仍然存在，继续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其中也包含着都城选址与建造的合理性。
这些诸侯国迁都的原因，大都是想要寻找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利于其势力的发展和领土的扩张，这样迁都才能够使自己得到更好的发展。列举其中几个典型的诸侯国。比如，秦国在咸阳建立都城，目的是想要控制肥沃的平原，向东方发展，一步一步地实现其雄霸天下的宏图大业；魏国在大梁建都，尽管有避开秦国威胁的目的，但也是为了拓展发展空间，控制平原；齐国的都城淄博，土地非常肥沃，适合农耕，渔业也比较发达，齐国选择这里建都，目的就在于控制财富；楚国的都城选择在郢城，主要是因为郢城处于长江中游地带，又紧挨江汉平原，物产丰饶。
各诸侯国无论是在处于盛世的时候迁都，还是在处于衰势的时候迁都，都会影响本国的命运，它在客观上也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多民族融合。因为每一次迁都都必然带动人口和文化的大交流，于是便拉近了各民族之间的心理和空间距离，文化认同感也逐渐增强。
随着都城转移，很多封国或者部族也随之转移，就这样在多次的迁移过程中被大国兼并，融合在华夏民族中。整个华夏民族就是这样不断吸收文化并创造文化，逐步形成汉民族共同体。
许多诸侯国的都城慢慢成为本国的一级城市，并与其他城邑一起发展，构成了完整的国家城市发展体系。众多诸侯国的城市体系结合在一起发展，就构成了华夏族的城市发展体系。
各诸侯国的都城是本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随着商业的发展，还在城内设有市场，带来经济的繁荣发展，因此这些都城也成为全国性的经济中心。比如，周王朝的都城洛邑交通发达，发展成为贯穿齐、秦、楚、赵的交通枢纽，是一个“往东可以与齐鲁做生意，往南可以和梁楚做生意”的大型商业都城。
据考古资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发展在形态上以方形为主，突出宫城的主体地位，宫殿建筑大多是高台，整体以中轴对称布局，用城垣作为屏障。这种布局较为规整，但是有的都城因为受地形条件的限制而呈现出不规则的形状，这说明城市的规划不死板，以实用为主。
在城郭布局上，以内城外郭或小城连着大郭最为普遍。不过，这一时期的城郭布局非常灵活，许多都城的城郭布局是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而在老城区之外扩建形成的。
城郭制度在城市的发展历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郭的出现是对等级制度的突破，也是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的结果。郭具有两种职能，分别是军事防御和经济中心。随着经济不断发展，郭的规模日益扩大，其经济中心的作用就越发明显。这样一来，作为政治中心的城与作为经济中心的郭相结合，城市由单纯的政治中心开始转变为多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布局初步奠定了未来的都城分布格局。夏、商两代都城沿黄河中下游两岸发展，周代都城沿渭河—黄河一线发展，空间上构成都城发展的东西两极格局。而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除了呈东西轴线发展之外，也呈现出向南北两个方向发展的态势。
总的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发展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高峰，这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有很大的体现，对后世的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后世城市的规划布局以及功能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