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怪物的人性

拉丁古语曾告诫过：“当心只读一本书的人。”自1931年的《弗兰肯斯坦》到最近大火的《侏罗纪公园》（见文章17），好莱坞在制作怪兽电影方面，也只会拍摄一种主题—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万不可超越上帝或自然为世间定下的原则。无论违反原则的人出于何种善良的目的，如此无妄的自大只会引来会杀人的番茄、长着獠牙的巨兔、洛杉矶下水道里的巨型蚂蚁，甚至是不断生长、最终能吞噬整个城市的巨型魔球。然而此类电影的原著通常要精妙得多，只是一经改编，主题便面目全非了。

拍摄怪兽电影的潮流自1931年的《弗兰肯斯坦》而起，该片为好莱坞历史上第一部有声怪兽电影（尽管电影里卡洛夫先生饰演的怪兽只会发出咕哝声，而柯林·克莱夫扮演的弗兰肯斯坦则全程一副激情澎湃的样子）。好莱坞为了给怪兽电影的主题定下基调，几乎用尽了所有能想得到的策略。在影片尚未开场时，舞台上出现了一位穿着考究的男子，他站在悬垂的幕布前，向台下的观众做出两点警示：一、电影内含有骇人的场景；二、影片更深层次的主题是“一位科学家试图在不借助上帝之力的情况下，根据他自己的想象创造出一个人”。

电影中，弗兰肯斯坦所在医学院的教授魏德曼博士曾如此评价他的学生：狂热地追求创造生命。弗兰肯斯坦创造出“怪物”后激动地狂呼正印证了魏德曼博士之言。他说：“我创造了生命！我用从坟墓里、绞刑架和各种地方寻来的尸体亲手拼凑出了它！”

1935年拍摄的《弗兰肯斯坦的新娘》是“弗兰肯斯坦”系列电影中的最佳续集。这部影片的开场援引了《弗兰肯斯坦》作者玛丽·雪莱（玛丽于1818年出版了《弗兰肯斯坦》，那年她只有19岁）与其丈夫帕西·雪莱及好友拜伦对话时说的一句话，这也让整部电影的主题更为明确：“此书描写了一个道德上的教训，胆敢效仿上帝的凡人必将受到惩罚。”

《弗兰肯斯坦》原书主题丰富，但在读完全书后，我却找不到足以支撑好莱坞版电影主题的内容。《弗兰肯斯坦》既不是一本渲染科技之危险的书，也并未警告读者拥有破坏自然秩序之野心的可怕后果。在书中，我们并未发现任何描写人类忤逆上帝的词语。再者，玛丽·雪莱和她思想开放的朋友也不太可能写出这样的内容（帕西·雪莱本人因在出版物中为无神论辩解，于1811年被牛津大学开除）。在小说的背后，我们能看到，《弗兰肯斯坦》的主角维克多·弗兰肯斯坦（不知为何好莱坞要在电影中将其改名为亨利·弗兰克斯坦）犯了道德伦理上的大错，但指责他利用科技破坏自然秩序显然是不妥的。

原书的确有几个段落描写了科学令人敬畏的地方，但用词并没有消极否定之意。比如，书中的魏德曼教授是个让人同情的角色，他曾说：“科学潜入自然的休憩之地，向人们揭示自然运作的方式。它升入天空，它发现血液的循环模式，它发现我们赖以生存之空气的本质，科学习得了最新的也近乎无所不能的力量。”我们知道，不具怜悯之心与道德考量的热情会招致麻烦。但玛丽·雪莱认为，这一点不仅适用于科学发现，在每个领域均是如此（她举例说，几乎所有形式的政治都有这一特征）。书中，维克多·弗兰肯斯坦说道：

“一个完美的人应该永远保持平静、祥和的心态，永远都不能让热情和一时的冲动破坏内心的宁静。我想，即便是为了探求知识也不能违背这个原则。如果你为之奋斗的工作会削弱你对别人的感情，阻碍你去体会生活中简单质朴的快乐，那么这种工作肯定是不符合道义的，也就是说，是不适合人类的。如果人人都遵循这个原则，没有人让任何贪欲影响他最本质的人性的话，那么希腊就不会被奴役，恺撒就会放过自己的国家，对美洲的入侵就会更加平和，而古时的墨西哥和秘鲁帝国就不会被消灭。”

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的个人动机是全然理想化的：“为了追求这些，我甚至还想到，如果我能够将生命力注入没有生命的物质，那么，今后我也许还可以让已经开始腐烂的身体重新恢复生机。但是，现在我发现这是不可能的。”故事的最后，当维克多奄奄一息地躺在北极之地上行将就木时，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发出振聋发聩的忏悔，道出了科学野心的危险。然而维克多的遗言只是在反思自己的行为，承认自己的过失，他还指出，还会有后人走上他的老路。维克多对着找到他的船长道出了遗言，他说：“永别了，沃尔登！你要在平静的生活中寻求幸福，尽量避免野心的诱惑。即使那些看起来是无害的，想在科学和发明创造中一展才华的雄心壮志也得避免。可是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呢？我自己就是毁在这些远大的抱负手里的，但是不断会有人步我的后尘啊。”

但好莱坞抛去原书寓意深远的内容，将主题简化为“人类绝不可违抗上帝与自然的计划”（在此类形式简单的古语中，我不得不使用有性别偏见的老旧语言）。自第一部《弗兰肯斯坦》电影问世起，这一主题便延续至今。近期上映的《侏罗纪公园》则是该主题的又一体现。只是影片里的怪物不再是用肉块东拼西凑出来的卡洛夫（即饰演弗兰肯斯坦之怪物的演员），而是用远古DNA重新复刻而出的迅猛龙。纵然创造怪物的形式变了，但这也无碍于我们的结论。

卡洛夫出演的那一版《弗兰肯斯坦》对原书其中一主题的扭曲要更为严重，而我认为，该主题恰恰是玛丽最想要告诫读者的。又是一个可悲的例子啊！好莱坞认为，美国大众根本无法忍受思考，哪怕稍稍需要动脑子的活动都不能出现在观众眼前。这一主题即为何怪物是邪恶的？玛丽在书中给出的答案很是精彩，对我而言，这就是原书最核心的主题。好莱坞在拍摄电影时选择将主题简单化，这样一来，电影的主题变得恰恰和玛丽的原意背道而驰了。《弗兰肯斯坦》的电影已不再以叙述寓言故事为主（尽管站在幕布前做开场白的人及续集中出现的玛丽·雪莱都声称这是一部寓言电影），而是正如制作人所希望的那样，变成了一部纯粹的恐怖电影。

1931年版《弗兰肯斯坦》的导演詹姆斯·惠尔为了让开场时间够长，景色更加壮丽，越发违背玛丽的原意，而电影制作商显然认为詹姆斯做出的改动是必要的。电影开场即在墓园中，哀悼者各自离去，亨利与他温驯的仆人—邪恶的驼子弗里茨将尸体从墓地里掘出，搬上推车偷偷运走。随后，二人又从一绞刑架上切下吊死者的头颅，头颅落地，亨利上前一看，惊呼道：“脖子断了！这么一来脑子就没用了，赶紧得寻另一个脑子来。”

画面一转，歌德斯达特医学院映入镜头，魏德曼先生便在此教授临床解剖。此时，魏德曼教授正向学生对比“保存绝佳的正常大脑”与“典型罪犯的畸形大脑”之间的区别。他将罪犯堕落的原因归结于其大脑天生的畸形上。“人体之构造即为人之命运，”魏德曼教授说道，“注意，罪犯大脑前额叶皮质的褶皱不足，中额叶则有明显的退化迹象。躺在我们面前的这位罪犯一生劣迹斑斑，他野蛮、凶残，是个杀人犯。而其器质上每一个退化的特征均能神奇地与其上述特点相吻合。”

学生离开后，驼子弗里茨闯了进来，偷走了正常的大脑。铃声突然响起，弗里茨吓了一大跳，手一抖，那宝贵的大脑便一咕噜滚了下来，放着大脑的存储罐摔得四分五裂。弗里茨无可奈何，只好拿走了罪犯畸形的大脑，但他从未将此事告诉过亨利。怪物之所以邪恶，正是因亨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用邪恶的脑子创造了他。电影的后一部分，亨利看着怪物暴虐的性格，不禁道出了他的困惑。魏德曼教授理清了怪物性格恶劣的原因后，他告诉亨利：“弗里茨从我的实验室里偷走的脑子原属于一个罪犯。”亨利这才恍然大悟（这大概是电影史中最大的一次觉悟了），最终只好无力地反驳道：“好吧，不过是个死掉的器官而已。”“但这器官造就了邪恶，”魏德曼教授答道，“你创造了一个怪物，他会毁掉你的。”确实正如魏德曼所言，至少在续集里，怪物确实毁掉了亨利。

卡洛夫饰演的怪物天生便被断定为邪恶的，这种生物决定论不仅可悲，且极为错误，它同时也禁锢了数百万的生命。这些生命并未犯任何过错，却因种族、性别或是社会地位而被判有罪。卡洛夫在剧中用肢体语言演出了怪物内心的状态。在电影中，怪物勉强能发出几声咕哝声，在《弗兰肯斯坦的新娘》中，怪物甚至从一位见不到他丑陋脸庞的瞎子那儿学会了几个单词，虽然只会说“吃”“抽烟”“朋友”“不错”几个词。与之相反，玛丽笔下的怪物是个文化素养颇高的家伙。有几个月，他一直躲藏在一落魄贵族家的小茅舍里，在此期间，他通过模仿学会了法语。怪物最爱的三本书放到现在，也是大学英文教授发自内心喜爱并要求学生至少读上一本的好书。这三本书分别是普罗塔克所著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弥尔顿的《失乐园》（显然，玛丽的小说便是对这几本书的改编模仿）。原书中，怪物极具震慑力的威胁要比卡洛夫在电影中哼哼唧唧的咕哝更具魅力，怪物威胁道：“我要填满死亡的胃，直到用你所有朋友的鲜血将它喂饱。”

玛丽笔下的怪兽并非天生邪恶，他尚未经后天的锻造，性子里透着人类的天性，故而也不会那些必须经过后天教育与培养方能学会的行为举止。在经过启蒙前，他是个心怀希望的人，一心向学与充满同情的心或许能将他引向善良与智慧。在启蒙后，他却变成了邪恶又悲观的人，因自他出生便与他为伴的朋友的残忍拒绝将他引向了愤怒与复仇（即便最后怪物变成了杀人犯，他也是有选择、有目的地去杀人。亨利·弗兰肯斯坦是他的愤怒之源，因此怪物只会杀死亨利的朋友与爱人，他们的死能给亨利带来巨大的痛苦。怪物从来不会像哥斯拉或巨型魔球一样，在城市里横冲直撞，肆意破坏）。

在写到怪物之邪恶时，玛丽谨慎地选择措辞，试图在天生之邪恶与后天之邪恶的细微区别间寻得一恰当的分界点，而好莱坞却选择一股脑地将怪物的邪恶归结为“天性如此”。电影将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塑造成一个因内在构造不佳而天生邪恶的生物，好一个仁慈的“天性使然”论呀！但要是从电影相反的角度考虑，所谓“先天邪恶”与“后天邪恶”的解释其实无甚区别。怪物他生来便可有向善的能力，甚至可能有向善的倾向，他后天身处的环境都可以唤醒他的善良。在书中，怪物在前往北极自焚前，他向沃尔顿船长忏悔道：

“我的心曾经很容易被爱与同情所触动。但因饱受不幸，我的心转而被罪恶与仇恨所填满，变故接踵向我砸来，我的心遭受的痛苦，你根本想象不到。”（在该选段中，玛丽措辞相当谨慎，字里行间显示出怪物走向邪恶的可能性或倾向，而非用“天性”这种决定论来解释怪物的邪恶。）

他之后又说道：

“曾经我的幻想中也充满了美德、名誉与喜悦。曾经我也错误地幻想过会遇到一个不介意我外表的人，她会因我能养成的各种美好品质而爱我。我的心中还一度充满了崇高的荣誉感和奉献精神。但现在，我的恶行让我沦为低贱的畜生……每每回想起我犯下的那些可怕罪行，我根本不敢相信，这是那个曾经追求善良与美、充满崇高思想与远见的我所做出的事情。但事已至此，从天堂堕落的天使已变成了邪恶的魔鬼。”

那么为何他会从心怀善良之人堕落为邪恶的怪物呢？玛丽在书中给出的答案很有趣。从表面上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琐碎而浅显，但细细品读玛丽关于人性的总体思想，我们便能看出她笔下的深意。怪物之所以变得邪恶，当然是因为人类对他如此不公，对他的拒绝又如此残暴决绝。怪物之所以变得邪恶，全在于那无法忍受的孤独。怪物说道：

“我究竟为何物？我到底如何而来？又是谁创造了我？对此我一无所知。但我知道，我身无分文，孤苦伶仃，一贫如洗。除此之外，我生来面目可憎，令人作呕……每当我环视四周，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竟寻不到一个喜欢我的人。难道我是个怪物？是人们避之不及、恨不得立刻丢弃的污点吗？”

但如果怪物一心向善，行为举止处处透着善良，何以众人不愿接受他呢？显然，怪物也曾试着做些善行，躲在落魄贵族的小茅舍时，他曾试着帮助那一家人（虽然是偷偷地帮助）：

“我曾习惯在夜间从他们的店里偷些东西来吃，但当我意识到我的所作所为给这家人带来痛苦时，我放弃了，改从小茅屋旁的林子里采摘浆果、坚果与植物根茎食用。我还发现另一种可以帮他们做些体力活的方法。我发现，这户人家的孩子每日总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林子里拾柴。因此，每至深夜，我常会拿走那孩子的工具（我很快就学会怎么用了）去林子里帮这户人家拾柴，每每都会拾取够他们用上好几天的分量。”

玛丽在书中告诉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出于本能地拒绝怪物，只因一个简单粗暴的理由：怪物长得实在是丑陋骇人。一方面，这理由如此不公，让人痛心；另一方面，在生物学的准确性与人性之意义的哲学洞见方面，这理由却又极为深刻。

按玛丽的描述来看，怪物的容貌不具任何吸引力。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创造出怪物时，他是如此描述怪物的容貌的：

“面对如此灾难，我该如何描述我的感受？又或者说，我该如何描述创造这怪物时我经历的种种痛苦与付出的努力？他的四肢尚成比例，我也是按照美的标准为其挑选样貌的。美！我的上帝啊！他黄色的皮肤勉强能遮住皮下的肌肉与血管；他的头发乌黑油亮且顺滑；他的牙齿如珍珠般洁白。但这些美丽的外表与他水肿的双眼搭配在一起，显得更加骇人。他的眼窝几乎与眼珠一样惨白，他脸部的皮肤褶皱枯萎，嘴唇平直，发黑。”

此外，怪物足足有2.4米高，在NBA里都算是个高个子。这么大的个头让见到他的人都不免胆战心惊。

很快，怪物便意识到，人们对他的恐惧始于一种并不公平的理由，于是他开始有策略地尝试消除人们初见他时的厌恶感，用善良去赢得人们的喜爱。他最初从躲藏之处走出来，在小茅舍那瞎了的老父亲面前露了面，给那老父亲留下了好印象。怪物希望能以此得到那老父亲的信任，进而让老父亲将他介绍给其他目可视物之人。但在他享受被接受的愉悦时，怪物忘记了时间，他待得实在太久了。老父亲的儿子回了家，赶走了怪物。人们第一眼见到怪物时的恐惧感战胜了任何想要倾听怪物正直内心的欲望。

怪物终于意识到，他是不可能战胜人们对他丑陋外表的恐惧的，现实带给他的绝望与孤独驱使他走向了邪恶：

“我心怀恨意，因我经历悲惨。难道这世间所有人都恨我、躲着我吗？……若那人蔑视我，难道我还要对他抱着敬意吗？若人们能怀着好意与我交往，我非但不会伤害他们，我还会因他的大度接受而热泪盈眶，回敬他我能给他的一切。但这是不可能的了，人类的感觉成了我们相处中不可翻越的壁垒。”

想要对人性下一个仁慈又精准的定义，最困难的便是在错误又无趣的两个极端—先天与后天培养之间寻得一个妥当的落脚点。以好莱坞版天性堕落的怪物为典型代表的纯粹天生论发展出了残忍又不准确的生物决定论。正是因为生物决定论，数百万人因性别、社会地位、人种而遭到歧视，他们命途多舛，连希望都被剥夺得一干二净。但纯粹的后天培育主义也可以和先天论一样残忍，一样错误。过去弗洛伊德大行其道时，恋父或恋母被社会视为精神疾病或是生长迟缓（所谓的生长迟缓在当代看来，患者全身包括大脑在内的所有器官都存在基因上的缺陷，是一种天生的疾病）。

那时，几乎所有头脑健全的人都认为，想要治疗这种疾病，必须要让患者天生的性格倾向与其后天之人生经历的打磨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方可成型。这种治疗方法颇具成效，但先天性格与后天培养在治疗过程中占据的比例不可简单地以百分比计之。诸如“智力的高低80%靠天生，20%靠后天教育”或“同性恋有50%是天生的，还有50%是后天学会的”等其他上百种有害的言论常爱用百分比的形式体现。当天生性情与后天经历结合在一起后得到的成品不应该只是两个元素生硬地杂糅在一起（就像是把两副不同牌背的牌洗在一起一样，一眼望去依旧能清晰地分辨出二者之间的不同），而应该是一个全新的，更加高级的个体，二者融合后当是不可分割的（就像是在面对一个成年人时，你看不出他到底哪些部分是受父亲的遗传，哪些部分又是受母亲的遗传）。

先天与后天的融合若想要达到最佳的状态，则必须明白，总体而言，天性通常非常强大，支配着一个人的行为准则与性格倾向。后天经历则会强化个人的天性倾向，引领天性走向无数的潜在结果。面对天性时，我们又犯了典型的“分类错误”，将许多的性格视为天性，比如流行的社会学便将诸如强奸和种族歧视等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结为“基因问题”，又或者将深层次架构视为纯粹的社会架构—正如早前提到的那样，在众多文化中，语法并不具有普适性，其出现纯属偶然。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便是现代理念对天性与后天巧妙融合之理念的绝佳范例。乔姆斯基认为，人天生便具有语法概念，但这些语法概念又具有地域特征，因为语言是个人生长地域与文化环境的产物。

弗兰肯斯坦创造出的生物最后之所以变成了怪物，正是人类天生根深蒂固的生理倾向害了他，人类对严重畸形的个体有着与生俱来的厌恶感。（康拉德·劳伦兹 是上一代人中最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他大部分的理论均建立在该特征之上。）如今，我们会对人类的这种生理倾向感到震惊，但震惊之感是后天进化而来的，是人类用意识压制哺乳动物之天性而来的产物。

每个人在见到畸形之人时，其心里定然会在那一瞬间产生厌恶感，但请记住，天性只能创造出人类的性格倾向，文化才是塑造一个人之性格的决定因素。由此，我们终于能理解玛丽想要向读者展现的问题了—弗兰肯斯坦之怪物的悲剧的真正原因是弗兰肯斯坦自己犯下的道德错误。通过学习与理解，人能够克服对丑陋的厌恶感。我相信，每个人都曾训练过自己，让自己习得怜悯这种最基本的人性，每个人通过努力，也都能克服对于丑陋的厌恶（诚实地说，每个人在见到丑陋之人的瞬间，心里都会产生厌恶感），学会不以貌取人，而是透过一个人灵魂的品质对其加以评判。

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外表虽然丑陋，但内心却善良纯真。他的同伴本可以通过自我教育来接受他，但维克多·弗兰肯斯坦—怪物的创造者，本该肩负起这一责任，他却弃责任于不顾，在看到怪物的第一眼便决定放弃。维克多的过错不在于滥用科技或是狂妄自大地模仿上帝造人，在玛丽的书中，以上两点并非小说的主题。维克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放任自己跟随人类的天性（即出于本能地对怪物的丑陋外表产生厌恶感），并没有肩负起创造者或是父母应当承担的责任—承担自己的责任，教会他人如何接受自己的孩子。

他本可教化他创造出的生物（这样一来，怪物便无须在躲藏期间通过偷听与偷书来学习语言了）；他本可以向全世界宣告他的成就；他本可以将他那仁慈又有教养的怪物介绍给世人，让世人看到怪物的优点。但维克多仅看了怪物一眼便永远地逃离了怪物。换句话来说，维克多屈服于人类共同的天性，并没有想过后天教育或许能够让我们担负起道德上的责任：

“我辛苦埋头工作了近两年，便是为了向已然死去的肉体注入灵魂。为此，我日夜不眠，弃健康于不顾。我渴望这实验能成功，这渴望甚至有些过了火。最后，我确实成功了，但伴随成功而来的，却也是美梦的破灭，唯一剩下的，只有那让我喘不过气的恐惧与充满了整个心房的厌恶。我无法忍受我一手创造出来的怪物，我冲出了房间……就算是木乃伊复活也不可能比我创造出的这怪物更加可怕。在我尚未完全成功时，我曾凝视着他的面容。那时他虽然丑陋，但我何曾能想到，当他的每一寸肌肉，每一个关节能够自如活动后，他竟变得如此可怕，连但丁都想象不出比之更丑陋的生物了。”

世人常常会误解《弗兰肯斯坦》一书前言的第一句话：“本书中所述之事，达尔文博士与其他德国一些作家也曾描述过，这不见得是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人们常认为，此处的“达尔文博士”便是提出“进化论”的那位大名鼎鼎的查尔斯·达尔文。但查尔斯出生于1809年，与林肯为同一年生人，玛丽著书时，查尔斯尚不及十岁。玛丽提到的“达尔文博士”指的是查尔斯的祖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 ，英格兰著名的物理学家。伊拉兹马斯是位无神论者，认为物质才是生命的基础（见文章32—34）。（玛丽在这句话中提到了伊拉兹马斯的理论。伊拉兹马斯认为，如电流一类的物理能量能激活无生命的肉体，因生命内部并没有灵魂一类的物质存在，或许向无生命的身体注入足够的能量，说不定能重新激发起生命力。）

本篇文章的结尾，我想再度引用查尔斯·达尔文的一句话，这也是在各种与道德有关的言论中我个人最爱的一句话。查尔斯·达尔文和玛丽一样，认为人们应当通过接受后天之教育来培养人性中的良好品质。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是个关乎道德的故事，其主题并非关乎科学技术之傲慢自大，而是在告诉读者，要对所有生物的感情负责，更要对我们一手创造出的产物负起责任。怪物的悲剧源于人类在道德上彻头彻尾的失败，而非源于其内在或与生俱来又无法更改的身体问题。查尔斯·达尔文后来提出了与玛丽相似的人性论，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人类皆兄弟的责任：“如果穷人的悲苦源于我们的社会，而非因自然法则造成的，这便是我们滔天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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