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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德尊者
的圣躯如今安葬于英国杜伦大教堂，若这世上有“墓志铭最简洁”奖，他的墓志铭当受之无愧。在比德尊者的墓碑上刻着一句富有韵律的拉丁文打油诗：“Hac sunt in fossa, Baedae venerabilis ossa”翻译出来便是：比德尊者的圣躯安葬于此（拉丁文“fossa”的字面意思是沟渠、水槽，但翻译时还是略微文雅一些吧）。
小时候学习西方历史时，我还记得比德尊者被划分在“黑暗时代”。先是庄严的罗马帝国时代，中间我们经历了中世纪，西方在度过了漫长的恢复期后，我们终于又迎来了散发着新生光辉的文艺复兴时代。从罗马帝国至文艺复兴这段漫长的时光里，比德尊者如同一道稀有的光，在“黑暗时代”里散发着神圣的光芒。比德的名望源自他对《圣经》的阐释及他于公元732年完成的《英国教会史》（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要想将历史说得清清楚楚，必然离不开年代表。比德在创作其著作前曾就时间的计算与排序写过两本专著，分别为公元703年所作的《论时间》（ De Temporibus ）及公元725年所作的《论时间的计算》（ De Temporum Ratione ）。
如今使用的这套不太方便的历法体系（见文章2）之所以能够流行开来，比德的年代表功不可没。这套历法体系以发明者推论耶稣诞生的日子（如今来看，基本可以断定推论是错的。按照这种计算方法，希律王在公元前后的转折时期内就已经过世，他便不可能见过东方三博士，也不会在公元1年屠杀无辜之人）将时间划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在年代表中，比德尝试将基督教的历史事件按时间排序，但他这么做的初衷则是为了解决一直困扰着其计算的特殊问题—教会成立的具体时间，也就是复活节的真实日期。复活节时间的定义相当复杂—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想要弄清复活节具体的日期，我们需要掌握大量的天文学知识，尤其需要清楚地知道月球和四季的准确变化。
计算复活节具体日期需要掌握关于宇宙的理论，比德清晰地表达了他关于地球的经典理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拉丁文为orbis in medio totius mundi positus，即地球是位于宇宙中心的一个球体）。仿佛是害怕有人误解他的意图，比德还详细地解释称，在三维中（而非平面），地球位于宇宙中心。此外，比德还补充道，地球之圆可谓近乎完美，在直径如此之长的球体上，连最高的山峰也不过是大海中近乎不可察觉的微小涟漪。
我也知道，在愚昧的“黑暗年代”，许多神职人员驳斥亚里士多德的地圆说，他们将地球描绘为一个平面，至多也只是轻微弯曲的平面。我们不都听过哥伦布在西班牙萨拉曼卡的传说吗？据说，哥伦布尝试说服学识渊博的牧师，让牧师相信，他能够抵达印度，并且不会从大地的边缘掉下去。
人类的大脑在运作时就像是个分类机器（甚至可能像是法国结构主义者们设想的那样，是个使用二分法进行分类的机器，常常将世界一分为二：食物一般只有生的和熟的、自然与文明、男性与女性、物质与灵魂等等）。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也有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为我们带来不少麻烦，特别是当我们需要分析组成周遭世界的许多连续体时。罕见的是，连续体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平顺、渐进的特点。因此我们很难找出某个特定的节点要比其他节点更加有趣，或者某个节点在连续体变化的过程中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因此，人们错误地将某些决定性的时间点定为时代分类的界线，以人类的思维习惯掩盖自然的连续性。
我们将连续体分裂开来，对其分门别类，这种做法本身便具有其狡诈阴险的一面。将连续体进行分割本身就是一种非自然的做法，是某些持特定观点的党派为了某种目的而划分的。此外，鉴于许多连续体均具有暂时性，而我们又总是可悲地将自己所处的时代视为历史中最好的时代，在对历史进行分类时，不可避免地便会为以前的年代冠上贬义的名字，再用光明与进步这类词语修饰我们这个更加现代的纪元。最明显的例子便是，许多人（事实上也包括读者您自己）都认为，欧洲的中世纪大教堂是人类所造建筑中最好的（对我来说，作为一名人类学家与无神论者，我认为沙特尔大教堂实在太过完美，是个集神秘与魔法于一身的建筑，简直不像是真实存在于世间的建筑）。我们称中世纪的欧洲大教堂为“哥特式”—这个词本身便具有轻蔑意味（根据《牛津英语词典》来看，“哥特”一次最早出现于17世纪，为贬义词）。“哥特式”教堂便是一些思想较为老派之人提出的，他们认为中世纪只是希腊、罗马一类传统时代与文艺复兴之间的野蛮插曲罢了。毕竟，这些大教堂不是公元3世纪至5世纪之间，由鼎盛时期的日耳曼部落所建！在征服衰落传统帝国的几个部落之后，野蛮人特别是哥特人与汪达尔人便成了粗鲁或刻薄的代名词。“barbarian”（野蛮人）最初来源于拉丁语，其拉丁原意即指“外国人”。
对西方历史传统的划分方法满是错误的分类与轻蔑的称呼，这两个错误往往成对出现。我知道，职业的历史学家已不再采用这种划分方式，但大众对历史的印象依旧深受这种划分方式的影响。他们认为，传统时代（希腊的光辉与罗马的壮丽）之后便是令人乏味的黑暗世纪、略有进步的中世纪和在文化上大获成功的文艺复兴时代。如果仔细思考上述两个轻蔑之词的来源，分类学与怀有偏见的发展理论之间的联系便显而易见了。
历史学家J. B.拉塞尔（J. B. Russell）和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于1340年提出“黑暗年代”的说法，用以称呼经典时代至他们那个“现代”社会之间的时代。“中世纪”则用以称呼经典时代衰落后至文艺复兴开始之间的日子，这种称呼源于15世纪，但直到17世纪才流行开来。有些人认为罗马帝国的陷落与文艺复兴之间是“黑暗年代”，有人则认为这段日子应该称为“中世纪”。还有人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划分，以查理大帝统治时期或公元1000年的过渡期为界，将这段时间分为黑暗世纪早期与中世纪末期。在划分年代时能够出现如此之多的不确定性，足见在连续体内进行固定分类的做法有多么愚蠢。无论如何，划分“黑暗年代”和“中世纪”的目的显而易见。人们认为，西方历史拥有过古希腊与罗马的鼎盛年代，经典时代的衰落是个悲剧，直到文艺复兴时代开始，西方历史才得到了拯救。
此类关于救赎的传说充满偏见，需要人们创作许多故事来支撑这种传说。这类故事大多集中于艺术、文学或建筑领域，甚至包括科学领域。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便是来说说在极具偏见的各种故事传说中，最负盛名的那个。今天大多数人都认为，黑暗年代与中世纪的人都相信地球是一个平面，这种说法纯属杜撰。这种无稽之谈源于19世纪，在追根溯源的过程中，我们能更加领会到分类错误的危险性，这一点也是我创作这篇文章的第二个主要目的。只有当人们持有偏见，认为如灯塔一般散发着光辉的经典时代和文艺复兴之间存在着一段黑暗年代，地平说这种无稽之谈才能说得通。同样，该无稽之谈恰好又能印证另一个充满偏见的故事，即传说中宗教与科学的冲突。这种故事传说不仅有害，充满了争议，而且还与“历史进步”紧密相连。
当然，传统学者从不质疑地圆说。地圆说是亚里士多德宇宙论的中心论点，公元前3世纪，“地理学之父”埃拉托色尼
丈量地球周长时也曾提出过“地圆”的假说。相信地平说的人总说，当欧洲迈入被愚昧神学笼罩的中世纪时，前人关于地圆说的成就便湮灭于历史的尘埃中了。在中世纪的那一千多年中，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地球是平的。引用《圣经》里的比喻，地球就像地板一样平坦，苍穹如帐篷一样覆盖着地球。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人们才重新拾回“地圆”的概念。直到勇敢的哥伦布与其他伟大的探险家勇敢地驶向“地球的边缘”，游遍世界后却从另一个方向重返家园，地圆说才得到了证实。
学校里教学用的版本非常激励人心，故事的主角便是哥伦布。哥伦布在西班牙萨拉曼卡牧师的诽谤声中从国王费迪南二世与皇后伊莎贝拉那里赢得出海的机会。再想想众人口口相传的版本，拉塞尔在1887年时曾从小学课本上摘抄下和哥伦布传说相关的内容，那时，哥伦布的传说才刚出现不久（但也和我小时候，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时读过的版本没什么两样）：
“但如果世界是圆的，”哥伦布说道，“那么被布满风暴的大海的那一端就不是地狱。那一端定是亚洲的东方—马可·波罗口中的中国。”在女修道院的大堂里集聚了穿着长袍的光头僧侣和身着鲜红长袍的红衣主教，他们气势汹汹。“你认为大地是圆的……难道你没感受到，上帝对这种观点的谴责吗？你的这种观点纯属异端。”听到红衣主教称其为异端，哥伦布穿着靴子的双腿说不定也在微微打战。毕竟在那时，被指责为异端的人会被施以断骨、夹肉、钉手指、绞脖子、火焚等一系列酷刑。
哥伦布的传说听起来充满了戏剧性，但确实纯属人为编造的。在古代，几乎没有哪个年代的学者会将“地平说”当作共识（无论在哪个年代，或许有没接受过教育的人认为地球是平的，我们需要先将这些人排除在外）。古希腊的“地圆说”从未失传过，中世纪几乎所有重要的学者都将“地圆说”视为宇宙学的基础。虽然国王费迪南二世与皇后伊莎贝拉确实向格拉韦拉带领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提过哥伦布的航海计划（格拉韦拉是皇后伊莎贝拉的忏悔神父，西班牙战胜摩尔人后，格拉韦拉便成了西班牙的格拉纳达大主教）。西班牙皇家调查委员会确实曾在萨拉曼卡召开过会议，委员会也确实曾严正地驳斥过哥伦布，但委员们都认为大地是圆的。委员会对哥伦布的航海探险最大的质疑点在于，他们不认为哥伦布能在其自己计划的期限内抵达印度，毕竟地球的周长实在是太长了。更何况，委员会的质疑完全是正确的。哥伦布在叙述中曾“剪裁”过数据，让地球看起来小得多，这样一来，在限定时间内抵达印度在计划里便是件可以完成的事情了。当然，哥伦布最终并没有抵达亚洲，事实上，他也无法抵达亚洲。更是因为哥伦布的错误，美洲原住民至今依旧被称为“印第安人”。
中世纪几乎所有重要的学者都承认，大地是圆的。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我向诸位读者介绍了公元8世纪比德尊者的观点。12世纪，很多古希腊作品和阿拉伯作品被译成拉丁文，在自然科学界广为传播，受到了学者们的追捧，特别与天文学相关的作品，地圆说也由此更具信服力，也更广泛地传播开来。通过学习亚里士多德及研究亚里士多德学说的阿拉伯学者之著作，罗杰·培根
和托马斯·阿奎纳
更加相信地圆说，中世纪末期包括约翰·布里丹
和尼古拉斯·奥雷斯姆
在内的伟大科学家亦是如此。
既然主流的学者都承认地圆说，又是哪些人在讨论地平说呢？坏事总该有坏人来做，拉塞尔发现，伟大的英国科学哲学家威廉·休厄尔
在其1837年出版的《归纳科学的历史》中提到过两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拉克坦提乌斯（245—325）和科斯马斯·印第科普莱特斯，他们曾在公元547—549年间出版过一本名为《基督教风土志》的书，书中首次提到了地平说。罗塞尔在其书中评论道：“休厄尔认为，‘中世纪的人都认为地球是平的’这个谣言最初便是从这两个人笔下传播开来的，后代历史学家若是提到地平说，沿用的便是这两位的版本，毕竟历史学家们也找不到更多地平说的相关记载了。”
人们曾经认为，地球另一侧的人走路时都是头下脚上，稻谷向下生长，而雨则从地下落向天空。这种陈旧的观点正是自拉克坦提乌斯而起的。科斯马斯也确实坚信《圣经》里的隐喻，即地球如矩形般平坦，而天空则如拱顶一般笼罩着地球。但无论是拉克坦提乌斯还是科斯马斯，二者在中世纪的学术圈里地位均不高。科斯马斯目前为人所知的著作也只有三本全本的中世纪手稿（还有五六本残卷），且均用希腊文著成。直到1706年，科斯马斯著作的第一版拉丁文译本方才问世。由此可见，在科斯马斯的那个年代，因其著述皆由希腊文著成，中世纪的读者（中世纪的通用语为拉丁语）很有可能连科斯马斯是何人都不知道。
大肆宣传地平说故事的那些人找不到法子可否认比德尊者、培根、阿奎纳和其他学者对地圆说的论证，他们只好说，这些学者都是中世纪黑暗迷雾中闪烁着勇敢之光的灯塔。略加思考便会觉得，将这些学者称为“闪烁着勇敢之光的灯塔”实在有些荒谬。是谁制造出地平说让世人皆以为中世纪的人如此愚昧无知？是拉克坦提乌斯和科斯马斯这两位无名小卒。在勇于打破大众观念方面，比德尊者、培根、阿奎纳等学者可不算勇敢。确实，他们为地圆说打好了基础，他们提出的地圆说被世人认作权威，而拉克坦提乌斯和科斯马斯的观点则完全被边缘化了。只因阿奎纳促进了地圆说的建立，便称之为勇敢的革新者，这种做法十分荒谬。难道世人会因一位叫做杜安·吉什的二流神灵论者在同年写了本名为《进化，化石说不！》这等无足轻重的书，便将费舍、霍尔丹、莱特、杜布赞斯基、麦尔、辛普森和20世纪其他伟大的进化论者称为激进的改革者吗？
那么，中世纪信奉地平说的故事究竟从何时而起又因何而生的呢？拉塞尔的编年史帮助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答案。不是18世纪伟大的反教会理性主义者（包括孔狄亚克、孔多赛、狄德罗、吉本、休谟及我们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内）指责学者相信地平说，尽管这些人本身便毫不留情地蔑视中世纪的基督教义。为地平说的盛行添了把柴火的是一个名为华盛顿·欧文的人。他于1828年出版了一本有关哥伦布的历史书，书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纯属虚构，但欧文的故事版本并没有流传至后世。19世纪时，地平说的故事逐渐流传开来，但在小学生读物和导游词这类关键领域中，地平说的故事尚未变成主流。拉塞尔针对19世纪中学历史课本展开了一场有趣的调查。他发现，在1870年之前，中学历史课本几乎没有提到过地平说，但自1880年后，几乎所有的历史课本都印上了地平说的故事。由此我们可以确定，正是在1860—1890年间，地平说的故事侵入了大众文化中。
还记得这篇文章想要探讨的第二个因分类而产生的第二个错误认知吗？1860—1890年，基于第二个错误认知，一场思想运动悄然传播开来。人们总是将西方的历史描绘成科学与宗教间的斗争史（科学与宗教还称不上是“一场战争”），结局总是科学大获全胜，宗教节节后退，社会方才得以进步。这种类型的思想运动若是想要宣扬他们的观点，总是少不了替罪羊与各种传说。拉塞尔认为，将西方历史简单地视为科学的胜利和宗教的败退，这种错误的二分法成就了地平说的故事在初等教育中的权威地位。在诸多凭空捏造的“科学”故事当中，没有哪一个能比得上地平说的故事。宗教的黑暗摧毁了古希腊的文化瑰宝，用教条与反理性、反经验交织而成的恐怖之网，将我们牢牢地禁锢于其中，我们的祖先便日夜活在紧张恐惧之中，受着无理性之权威的桎梏，害怕对权威地平说的任何质疑都会将他们从地球的边缘推入永恒的地狱中。地平说的故事便是出于某种目的炮制的极其荒谬的传说，中世纪时，几乎没有哪个学者曾经质疑过“地球是圆的”这一观念。
我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因为科学和宗教对立冲突的传说是19世纪的主旋律，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我们的时代。科学与宗教对立冲突的观点主要受两本书的推动，巧的是我不仅有这两本书，还因其绝对的理性而对其格外推崇（尽管书中的历史二分模式不仅大错特错，且影响恶劣），书的作者还与达尔文学说有着有趣的渊源。（我常说，我是以一名商人而非博学家的心理来撰写这些文章的，向读者兜售的商品便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拉塞尔认为，地平说的故事便是源自这两本书：约翰·W.德雷伯
于1874年出版的《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史》及安德鲁·迪克逊·怀特
于1896年出版的《基督教神学论与科学的斗争史》（这本书是在1876年出版的《科学的战争》一书的基础上扩充而来的）。
德雷伯生于英格兰，于1832年移民至美国。在美国，他最终成了纽约大学医学院的院长。其1874年出版的《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史》一书是19世纪最畅销的书籍之一，在50年中加印了50次，是《国际科学系列》中最畅销的一卷，也是19世纪科普文学中最成功的一本书。
德雷伯在《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史》一书的前言中阐述了他的论点：
“科学的历史并不仅仅局限于记录下人类每一个孤立的发现，而是应当记录下两种势均力敌之力量的斗争—一边是人类愈发强盛的智力，另一边则是传统信仰的压抑与人类的利益……信仰就其本质而言便是固定且无法改变的，科学就其本质而言则是不断进步的。信仰与科学终将渐行渐远，二者的关系无法调和，必有一争。”
德雷伯对地平说的故事之争的赞誉颇高，认为它能充分说明宗教的束缚性与科学的不断进步：
“环形的地平线隐入海洋，远方海面上的船只忽隐忽现，聪明的水手定能从这种种迹象中看出，地球是圆的。伊斯兰教的天文学家与哲学家就‘地圆论’写了不少著述，且普遍为西欧所接受，但不出所料，宗教对‘地圆论’嗤之以鼻，很是厌恶……据《圣经》记载，教皇政府无论是在传统还是在政策上均禁止承认除‘地平说’以外的任何学说。”
对德雷伯广为流传的《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史》，拉塞尔是这般评论的：
“《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史》其重要性自是无须赘述，因该书影响深远，且为历史上第一本明确表示科学与宗教正处于战争当中的书，这本书之成功也是其他书无法望其项背的。《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史》将‘科学即自由与进步，宗教则代表迷信与压迫’的观念植入受教育之人的思想中。书中的观点成了普世的传统观念。”
安德鲁·迪克森·怀特在美国纽约州雪城长大，1865年创办了康奈尔大学，是美国第一批公开进行世俗高等教育的大学之一。怀特写下了他与其主要赞助人—埃兹拉·康奈尔
的共同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在纽约州建立一所进行高等教育与研究的学校。在这里，无论是纯理论的科学还是应用型的科学，其地位都能与文学齐肩；在这里，无论是研究古代文学还是研究现代文学，都能尽可能地自‘卖弄学问’中解放出来……我们尤为认可的观点是，教育机构不应置于任何政治或单一宗教团体的控制之下。”
怀特表示，决意创建一所世俗的大学并不是想要站在宗教的对立面上，而是为了培养出普世的宗教精神：
“当然，我们从未想过做出任何反宗教或反基督的举动……我自幼接受的教育是让我成为一名牧师，最近我被选为一所教会大学的牧师及另一所教会大学的教授……我个人生命中最大的乐趣便来自教堂建筑、宗教音乐及各式虔诚的宗教诗歌。创办世俗大学的目的并不是想要破坏基督教精神，相反，我们的目的在于促进基督教精神。我们并未将宗教与宗派主义混为一谈。”
但保守的牧师对怀特的诋毁让他感到沮丧，进而激发了怀特的斗志：
“反对之声瞬时而起……反对我的主教声称，所有的教授必须由神职人员担当，毕竟只有教会方有权利来‘教化万民’。狂热的牧师发表了对我的控诉……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基督教学者来到康奈尔大学，只为教育这些‘无神论者’……一位杰出的圣人在城市间奔走，谴责世俗教育是无神论与泛神论。还有一位热心的牧师在宗教会议上称阿加西在教育机构中传播达尔文主义与无神论，事实上，阿加西是位虔诚的一神论者，也是达尔文最大的反对派。”
这些痛苦的经历让怀特对“科学与神学之间的战争”这件事有了不同的看法。德雷伯在反对有神论者方面天赋异禀，但他将怒火完全集中在基督教会的身上，他认为，科学能与更为自由的新教教义共存。怀特对宗教并无仇视之意，他只是反感任何一种教条主义。怀特痛苦的经历教会他，新教和其他任何一种宗教一样，会阻碍科学的发展。怀特写道：“虽然我十分欣赏德雷伯对问题的处理方式，但他与我看待历史的方法并不相同。德雷伯认为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战争。我相信，现在也十分确信，与科学相斗争的不是宗教，而是教条主义神学。”由此，怀特认为，在科学与教条主义的斗争当中，真正的宗教能从科学之胜利中获得的益处绝不会比科学本身少。怀特将这一观点以斜体的形式写在其书的引言中：
“在整个现代历史中，一方面，宗教因其可能的利益干预科学，无论这种干预是出于多好的理由，都对科学与宗教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后果，这一规律自始至终未曾变过。另一方面，无拘无束的科学研究，不管在其中某个阶段会为宗教带来多大的威胁，但这些研究却终究为宗教与科学带来极大的好处。”
尽管他们在这些方面的观点有所不同，但在对待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的问题上，怀特与德雷伯的观点并没有很大的分歧。他们在写作时都讲述了一个科学不断引领社会前进的故事，两人都用同一个故事传说来佐证他们的观点。显然，他俩对地平说的故事深信不疑。拿科斯马斯的地平说理论为例，怀特在其书中写道：“教会里部分重要之士为支持地平说，撰写各种新的文本。为让地平说显得合理，他们还为其披上神学的外衣。无数基督信徒都认为，地平说是上帝直接赐与人间的礼物。”
怀特与德雷伯还有另一个有趣的相似点。二者都有“科学对战神学”的基本观点，由此便很容易看出，怀特与德雷伯都曾经历过当代一场极具开创性的斗争—进化之战（特别是进化论，达尔文基于自然选择观建立的观点，与神学背道而驰）。自伽利略后，没有哪个观点能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一般，自深处向人类生命之意义发起挑战。也没有哪个理论能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样对宗教发起质疑（见文章25）。毫不夸张地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对19世纪在西方历史中兴起的二分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正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人们才将西方历史视为宗教与科学的战争史。怀特在他的论述中还明确提及了阿加西（我目前工作的博物馆便是由阿加西创建的，他还在康奈尔大学担任讲师），此外，怀特在其著述的第一章中探讨了有关进化论的争论，第二章则以地平说的故事为引。
德雷伯对达尔文学说更是崇敬了。在其著作前言的最后一部分，德雷伯列出了历史上科学与宗教的五场战争：古典文化的衰落与黑暗时代的降临；早期伊斯兰学派下科学的兴盛；伽利略与基督教会的斗争；宗教改革（对如德雷伯这类反基督教的人而言，宗教改革简直是件天大的好事）；达尔文主义的挣扎。在这个观点上，恐怕没有人能比德雷伯更具说服力了。在并非自愿的情况下，德雷伯见证了历史上极负盛名的一场斗争—达尔文与神权的公开斗争（有些人认为，这场斗争是德雷伯煽动起来的）。我们都知道威尔伯福斯主教与T.H.赫胥黎于1860年在英国牛津那场关于进化论的大辩论（关于这场辩论的详细情况，我在此前出版的《为雷龙喝彩》文章26中曾描述过）。但有多少人知道，这场舌战并不是在进化论大会上发生的，而是在官方为这场辩论会之后举办的自由辩论演讲会中发生的。巧的是，演讲会主讲人正是德雷伯先生，他的题目为“达尔文先生的观点如何引领欧洲智识的进步”。我个人特别喜欢这种类型的巧合。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因人类的关系网络十分密集复杂，你想联系世上任何一个人，你与他的距离绝不会超过六层网络关系。但德雷伯与胡克、赫胥黎及威尔伯福斯等人仅隔着一层网络关系，每思及此，作为一个常常漫游于庞大关系网络的作家，如此简单的关系简直就是神的祝福。
这篇文章讨论了人类编年中的两个谣言：一、人们用地平说的故事来支撑对西方历史年代存在的偏见。西方历史自古典时代衰落后便坠入黑暗年代与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的到来，西方历史方重现辉煌。人们无法接受这种局面，便将地平说的故事当作救赎。二、人们创作出地平说的故事以支撑西方历史中错误的二分法—将西方历史视作科学战胜宗教的进步史。
如果上述两个谣言只是过去不恰当的观点，我的反应也不会如此激烈。但这两个谣言对现代社会已产生了实质的影响。现代人依旧认为，西方历史是宗教与科学的斗争史。宗教与科学是两个全然不同的领域，在人类生命历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而上述的两个谣言却一直阻碍着宗教与科学的调解与融合。两个完全不会互相妨碍的领域怎么会爆发冲突？科学的主要作用是发现与解释经验世界中的事实根据，宗教则是对伦理与价值观的拷问。
当然，我能理解，如今将科学与宗教划分为敌对阵营的分类方式也是时代的选择，而现今在调整科学与宗教之界限时，过去的分类方式的确带来了不便及冲突。毕竟，如果科学弱到无法与宗教共存时，宗教确实会将一些在现代被认为属于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东西纳入其势力范围。但我们能够责怪宗教的过度扩张吗？作为具有思考能力的生物，人类自内心深处便无法停止思考人类起源或人类与地球及其他物种之关系一类的大问题。对于此类找不到最终答案的问题，除了忽略以外，我们别无他法。如果某些问题从科学层面上找不到答案，它们便无可避免地落入宗教的领域（尽管这一点让人感到不舒服也不合适）。没有人会自愿让出自己的地盘。科学后期开始发展壮大，渐渐开始夺回暂时被宗教接管的领域，那时确实掀起了一些冲突与斗争。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紧张态势在某些历史时期确实有加剧的情况，比如达尔文果断而勇敢地提出自己的唯物主义论时，当时的罗马教廷被19世纪最具魅力、最神秘莫测的人所据，这个人就是强大、饱受磨难且愈发保守的教皇皮欧·诺诺（庇护九世）。
在某些历史时期中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调整尽管充满痛苦，却也不能轻易地将历史简单归纳为科学与宗教的斗争史。在揭露“地平说的故事”这个谣言后，我们除了知道“地平说”的说法为谬论，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不可一概而论。非理性与教条主义一直都是科学的敌人，但二者也并非一直与宗教为伍。科学知识一向有助于宗教形成更为开放包容的观点。举个例子，教会学者对地球形状的古典认知，满足了制定更加精准的日历的宗教需求。
在本文的开篇，我讲述了比德尊者利用天文学编纂年代表以确定复活节日期的故事。本文已至尾声，我想用同一类型的故事来结束这篇文章。下面让我来说说另一个能说明科学与宗教错综复杂又有趣之关系的故事。在我前往杜伦大教堂探访比德尊者之墓的前两日，我游览了巴黎的圣叙尔比斯教堂。教堂里矗立着一座精巧复杂的天文仪器，我见之大为震撼。教堂南部十字形翼部（南耳堂）的地板上镶嵌了一条铜制的子午线，一直延伸至北墙地球仪的方尖碑上。每至正午，阳光自教堂南耳堂顶部的小洞中射入，都会照亮地板上的铜制子午线。
子午线与方尖碑的摆放位置甚是巧妙，仅通过正午阳光照射的位置，人们便能准确地判断出每日的至点与昼夜平分点。教堂内为何要放置此类科学仪器？方尖碑上的铭文道出了答案，铭文写道：“为确定复活节时间而立。”原来，如此精妙的天文仪器是为了让人们能够精确地计算春分时间的。有趣的是，作为进一步论证科学与宗教关系之复杂的证据，圣叙尔比斯教堂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据称是代表着人文主义的神殿，教堂内大多具宗教意义的玻璃与雕像均被砸毁。方尖碑上曾经刻着法国历代国王与王子的姓名，在大革命期间也被完全抹去了。但狂热的改革分子留下了教堂里美丽的蓝色大理石栏杆，因为铜制子午线正好从栏杆上穿过，改革分子不想毁掉如此精密的科学仪器。
我不想活在除当下以外的任何一个时代。医学的进步增加了孩童生存下来的概率，仅从这一点而言，其他时代对我而言便不具吸引力。但如果我们由着自己的坏习惯，非要为历史这种连续体进行分段，居高临下地认为当今时代总是比过去更具价值，怀着偏见看待过去，我们便永远也无法理解历史。在古生物学中，对过去抱以偏见的错误屡见不鲜，现在人们采用的编年史也存在这一问题。读书之时，每见有书将恐龙比作被淘汰的物种或失败的生物，我对此都会觉得很痛苦，仿佛恐龙是被进化抛弃的物种一样。“恐龙”一词当是褒义的，而非耻辱的代名词。恐龙称霸地球超过1亿年，它们的灭亡并非这一物种的过错。智人统治地球的时间至今不过100万年，随着地质年龄的延伸，未来智人命运究竟如何，完全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尊重历史的外在价值。杜伦北部的约克市还有另一座大教堂。杜伦大教堂用诙谐的拉丁语向比德尊者致意，而约克市的大教堂则献诗一首，向世人阐明，什么叫作“为了理解历史，我们必须尊重过去”。约克大教堂的牧师会礼堂的墙上刻着这样一首诗：
“正如玫瑰为花中之花，
这座礼堂亦是房中之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