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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7年的一天，为忏悔在“塞勒姆女巫案”审判中犯下的错误，地方法官塞缪尔·休厄尔（Samuel Sewall）静默地站在波士顿的老南教堂里，教堂里正大声宣读着他的忏悔词。在此案中，他对塞勒姆“女巫”的指控有误（他指控的“女巫”最终被处死了），而塞缪尔是本案众多法官中，唯一一位敢于站出来接受民众惩罚的人。四年之后，还是这位塞缪尔法官，他在一个特别吉利的时刻，给上帝送上了最欢乐的一场戏。塞缪尔雇了四名吹鼓手，在天将破晓时，于波士顿公园吹奏并宣告“18世纪的到来”，还请了镇里的公告传报员诵读他写的《新世纪之诗》。这首诗开篇的第一节与今日很相衬：第一，诗中描写之景与今日颇相似（我在波士顿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值1月，天气阴沉寒冷，室内温度为-2℃）；第二，诗中所述的老旧家长主义，凸显出我们的历史上既值得赞美又具有争议的一面。诗文开篇第一段如下：
“再一次！上帝将光亮赐予人间，
驱走这片土地上的寒凉。
公正之光请快快洒下，
结束这漫长的黑夜。
赐予印第安人一双眼，
来看那生命的光，让他们走向自由。
自此人们只应信仰基督之神，
再也无须崇拜虚缈的偶像。”
我举这个例子，并非想要提及他那惨痛的过错，让这位好法官尴尬不已，也不是为了赞扬他那值得称赞的勇气，只是想聊一聊从休厄尔之意图中得以窥见的某些现象。毕竟逐渐临近的千禧年终究会将我们所在的时代推向高潮，休厄尔故事中的某些问题也愈发凸显起来。休厄尔选择在1701年1月1日那天雇用四名吹鼓手宣告新世纪的到来（而非1700年1月1日），由此在世纪之交的争论中，休厄尔做出了明显的表态，1701年1月1日即是他心中新世纪之火点燃的那一天。自休厄尔此举之后，每逢世纪交替，辩论便愈发激烈起来（见我撰写此文时主要的参考来源《世纪末》，这本书由希勒尔·史瓦兹所著，是本十分严谨而伟大的历史书）。这一激烈的辩题即为：一个世纪的结束点到底是何时？是以数字99结尾的年份（大众普遍认为如此），还是以数字00结尾的年份（某些特定群体的狭义逻辑抱以这种看法）？
尽管离世纪之交尚有几年时间
，但这辩论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激烈，主要的两个原因显而易见。第一，我们身处的时代混乱不堪，迅速发展的新闻业为这荒谬又频繁出现到令人作呕的辩论提供了许多机会。我们不正是因为总是关注此类鸡毛蒜皮之事，进而忽略了真正应当关注的问题吗？第二，于此时而言世纪之交，确实可称得上是件头等大事。这可是“千禧年”，对于人类而言无疑是重大且绝无仅有的（或许这世间有少数几棵长寿的树，一两个菌类曾经历过千年交替，但绝对没有哪种此时还存活在世间的动物有过如此经历—见文章26）。
1993年12月26日，《纽约时报》曾刊登一篇文章，劝阻人们放弃疯狂的圣诞购物，以迎接马上到来的新年。为了给世纪之末做好商业上的准备，文章开头写道：“千禧年自是有钱可赚……×999年时，市场阴郁的气氛蔓延。大肆宣扬末日论的人或许是没有感知到大众营销策略的到来。”千禧年的商业热潮已开足马力：立场坚定的基督教末日论小团体、勤勤恳恳外出赚钱的普罗大众，报纸、笔记本，一反主流的新世纪水果蛋糕，还有日常不可或缺的咖啡杯和T恤，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商业热潮的影响。这篇文章甚至还提到了一家咨询公司，其成立的目的便是为了帮助他人在千禧年中分上一杯羹。由此，我们或许正目睹一种曲折循环盈利模式的诞生，这种模式可称为“变相投机”。在商业投机情绪趋热的大环境下，无数想要赚钱的人在寻求着赚钱的点子，而此类“变相投机”的人则向遍寻点子而不得的人兜售建议，进而牟取暴利。
恕我无法苟同这种观点，按现在的话来说，即我无法“顺应潮流”。在此，我不得不提到两点，或许能为这种甚嚣尘上的观点泼盆冷水。第一，虽然我不想过度强调专业术语，但千禧年并非指一千年结束时的过渡年，而是指持续了整整一千年的时段，因此我总认为“千禧年”这个词的用法并非十分准确；第二，如果人们坚持要庆祝一个千年的结束，无论用什么词来表示这个千年的终点，决定庆祝的时间是必不可少的。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为了向读者解释，为何上述的第二点至今依旧悬而未决（这问题虽悬而不决，却极具启发性，我们不应觉得沮丧）。英国诗人丁尼生（Tennyson）的诗告诉我们，宁可失去爱情，也好过从未经历爱情。虽然我们不知道究竟哪一年才是一千年的终点，但知道无法得出答案的原因要比面对大众焦躁着分为“1999”派与“2000”派时毫无头绪好得多。至少，当你能理解争议双方的矛盾无法解决却又合乎情理的理由时，你可以平静地选择两边皆庆祝，当然也可以选择完全不庆祝，前提是你既刻薄又自命不凡，人人皆知你自以为是。
先来说说“千禧年”这个词。从语源学角度来说，“千禧年”指持续整整一千年的时段。这个概念并非出自实用历法或时间量度领域，而是来自末日论，也就是认为时间必将走向神圣之终点的观点。千禧年一说植根于《圣经》中有关天启的两个部分—《旧约·但以理书》及《新约·启示录》。具体来说，千禧年在基督教传统中代表着持续整整一千年的未来新纪年，千禧年的终点，人类将迎来末日之战与末日大审判。在《启示录》第20章中，圣约翰在神谕的幻象中看到撒旦被扔进无底的洞穴中囚禁千年，耶稣将回归，并携着复活的基督殉道者一起统治千禧年。而后撒旦得到释放，他自无底洞而出，带领歌革（Gog）与玛各（Magog）及一众坏人发起末日之战。上帝与好人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恶魔则被掷入充满火焰与硫黄的湖中，所有在战争中死去的人都复活了。在千禧年的末日审判中，人类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与耶稣一起活在人世间，要么投向另一边，和历史上绝大多数有趣的人物一起在这火海中走向灭亡。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恶魔，也叫撒旦，把它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歌革和玛各，叫他们聚集战争……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黄的火湖里……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启示录》20:1-15）
“千禧年”的原意是代表未来基督的统治时期，它又是如何转变成如今众人口中用以代表千年交接的历法概念的呢？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个词语的含义容易混淆，在流传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忘记其在基督教中代表天启的原意，更不用说现今越来越少的人会去读《圣经》了（尽管至少在某些圈子里，阅读《圣经》依旧盛行）！但在末世学说中，“千禧年”一词意义的转变确实是有据可依的，特别是在尝试判定地球年龄这一方面，这个问题也是末世学说与我的专业—地质学存在交集的部分。
《圣经》中的许多篇章都曾经提到过，上帝的一日即地上千年。《彼得后书》3:8中有云：“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种类比单就字面理解，让不少释义者以为，上帝创世花了七日的时间，那么地球自诞生到最终审判毁灭之时最多也只有七千年的时光。按此法计算，世界最后一个纪元，也就是第七个纪元，正是上帝辛苦创世六日后选择休息的第七日，第七个纪元将会是整整一千年的极乐纪元，是传统千禧年中伟大的安息日。如果科学与圣经注解学均无法判断地球诞生的确切时间，至少我们还能得知地球毁灭前极乐纪元的开始时间
。
如果单就圣经诞生的时间与其他古老资料来计算，绝大多数对地球寿命的计算都将上帝创世的时间定在公元前3761年（犹太历法）至公元前5500年（希腊语版《旧约圣经》）之间。由此来看，进入千禧年或许已迫在眉睫，又或者按照你喜欢的算法，我们刚刚已经进入了千禧年。确实，无论人们推测创世的时间是什么，都没有理由将“千禧年”重新定义为“写作‘×000’年的过渡时期”，但至少我们能够理解，为何大众会将“整整持续一千年的未来极乐纪元”与“在千年的时段中计算历史性时刻的某种算法”两种概念混为一谈。
下面我们再来谈谈正确的时间。本人身高低于平均水平，我很乐意告诉大家，为我们带来这“世纪末之难题”的罪魁祸首是公元6世纪一位名叫狄奧尼修斯·伊希格斯
的修道士，历史也称之为“小个子丹尼斯”（Dennis the Short）。小个子丹尼斯受命为教皇圣约翰准备一份年代表，于是他决定将年代表的起始点设为罗马帝国建立的那一年。但为巧妙平衡其世俗之心与宗教信仰之忠诚，丹尼斯又以耶稣诞生之日重新划分年代表。经计算，他认为耶稣出生于罗马建城后的753年（A.U.C.）
12月25日左右，因此，丹尼斯将新年代表的起始时间设立在耶稣诞生日之后的几天里，最后确定为罗马建城后的754年1月1日，这一天并非耶稣的诞生日，而是耶稣诞生第八日进行割礼的庆祝日，这一天同样也是罗马历法及拉丁基督教历法中的新年第一日。
狄奧尼修斯的历法并未给世人提供多少便利，倒是造成了许多麻烦。首先，他完全算错了日期。希律王死于罗马建城后750年，如果耶稣诞生时希律王尚在人世，那么耶稣应该出生于公元前4世纪，甚至更早（如果耶稣诞生时希律王已经去世了，福音书的内容可就与现在完全不同了）。若按狄奧尼修斯的算法来看，耶稣在诞生之前就已经活了好几年了！
但和狄奧尼修斯的第二个错误决定相比，算错耶稣的出生日期算不上什么大问题。狄奧尼修斯将罗马建城后754年1月1日设定为公元（A. D.，即Anno Domini的缩写，又称“有主之年”）1年1月1日，而非公元0年（如果狄奧尼修斯真将罗马建城后754年设立为公元0年，我们现在能省去很多麻烦）。
长话短说，狄奧尼修斯因疏忽而做出的错误决定将现代历法弄得一团糟。耶稣本该一岁的那年，狄奧尼修斯的历法系统却显示耶稣已经两岁了（婴儿还没有过第一个生日之前都应该算作零岁，而现代历法却显示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就已经1岁了）。公元0年的缺失同样也意味着在不进行纠正的前提下，在公元前与公元后的过渡期内，我们都无法计算年份。公元前1.5年至公元1.5年实质上为一年，而非三年。
世纪之交的问题也正是因狄奧尼修斯的这个错误决定而起。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十年期必须是整整十年，一个世纪必须为整整一百年，那么公元10年也就是历史上第一个十年期的终点，公元100年是第一个世纪的终点。如此看来，这个问题永远也无法得到解决。无论大众怎么想，每一个以00结尾的年份必须算作该世纪的终点，也是该世纪的第一百年。单纯按照狄奧尼修斯历法系统的逻辑计算，1900年应当是19世纪的终点，2000年则应算作20世纪的终点，而非下一个千禧年的起点。如果丹尼斯这个没什么远见的修道士没有遗漏公元0年，那么逻辑与常识便可相吻合，我们就能在2000年1月1日时听到庆祝千禧年的钟声从四面八方响起，可惜他遗漏了公元0年！
逻辑与感觉即使对不上了，两者又会自然而然地对人们的抉择产生影响，这些关于世纪之交轰轰烈烈又反反复复的争论自是无法简单解决的。部分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因为人们可获取的信息能够引领我们得出某种特定结论。地球确实是围着太阳转的，进化论也确实操控着生命的历史（尽管我很怀疑，我们永远也无法调查出开膛手杰克的真实身份了）。然而许多激烈的辩题是因分析的价值取向或者方式不同造成的，无法依靠已知信息解决（比如，是否应该禁止堕胎，在哪些情况下应该禁止堕胎，上帝是否真的存在）。这些总是无法解决的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大多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却总能掀起风浪来。最让人沮丧的是，这些问题往往与事实及世间的现象无甚关联，而是关乎个人的阐释及思想体系，故而基本无法找出解决方法，世纪之争即属于此类问题。
狄奧尼修斯武断的历法体系逻辑让世纪之交落在××00年与××01年之间。但共同的感觉却引领人们走向另一个结论：我们想让两个世纪间的过渡期与人类官能上明显可感知的程度及强度相吻合。世纪之交落在1999年与2000年间明显更具说服力，因此我们将这4个不同的时间点均设置为千年之交的节点，而不是简单地将千位数上的变化视为千年的交替（在这里我用了“共同的感觉”，却没有用“常识”一词，是因为上述的理由全依赖于人类的审美与感知，而非通过逻辑推导而出）。
有人或许会争辩，人类是有理智思维的动物，自是愿意将感性置于理性之下的，但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同样也是一种感性动物。因此，关于世纪之交的争论愈演愈烈。举个例子，希勒尔·史瓦兹在1900年时向报社致信两封，作为感性派中的一员，她在信中写道：“我蔑视那些呆板至极的人，我们都已经度过了1900年的12个月，他们却还想在1901年挑起人们对于世纪之交的激情。”100年是世纪的象征，更是唯一且非常世俗的象征，它在人类心目中的地位惊人的重要。带着唯一见得着的象征，迈入融洽的新世纪，除此之外，怕是没什么能比之更合情合理了。
我爱极了人类这小小的缺点。在艰难人世间，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事能引人一乐呢？问题越是细小琐碎，人们就越是无从解决，并且争论越是激烈，争论的各方就越是言辞犀利，振振有词（想想大学停车场里为停车位而起的场场极具学者风范的辩论吧）。同样的争辩每隔100年即出现一次。一位参与了1800年对阵1801年辩论的英国人曾写道：“近日，无数人受到了这场无用辩论的影响，人们十分看重这个世纪的开端。”1801年1月1日，《康涅狄格报》刊载了一首诗，道出了辩论双方的种种苦恼（但这诗明显偏袒狄奧尼修斯）：
“昨夜12点整，
18世纪翩飞而来。
无数人埋头计算，
绞尽脑汁，奋笔疾书，
只为通过形而上的方法证明，
100年其实只有99年；
他人却怀疑这一结论，
决定再添上一年以凑满整整一百年。”
一个世纪之后，同样的闹剧再度上演。《纽约时报》早已料到这场辩论会再度出现。1896年，《纽约时报》刊登文章写道：“临近本世纪终点，一场每个世纪都会出现一次的辩论近在眼前：新世纪到底何时开始？毋庸置疑，有人认为新世纪的开端当是1900年1月1日，另一派人则认为应当是1901年1月1日，而辩论双方给出的理由都十分充足。”但一位德国评论家则写道：“在我这一生中，我见过许多人因许多事情争执不下，但人们对‘本世纪何时结束’这种学术性问题的狂热则甚是少见……辩论双方做着最为复杂的计算，同时又坚称这实属世界上最简单的问题了，连小孩儿都能理解。”
你问我到底支持哪一派？好吧，在公开场合，我自然是哪一派都不站的。就像我在上文中提到的那样，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在这迥然不同却又均合情合理、完全可证的问题里，辩论双方坚守着自己的论点。但在私底下，只有你我的时候，我会这样告诉你：我认识一位年轻人，因天生心智不足，认知存在严重问题。巧的是，我这位朋友在双历计算上颇具天赋（他能即刻说出某一天的具体日期，无论那一天是在千年以前还是千年以后。过去我们称这种人为“低能特才”，值得开心的是，这种称呼现已很少用，但我同样也不喜欢如今用来替代这种称呼的委婉叫法—学者症候群）。他非常了解这场世纪之争，毕竟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事情能引起他的兴趣了。近日，我问他千禧年到底是自2000年开始，还是自2001年起，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自然是2000年，第一个十年其实只有九年。”
这种解决方法多么巧妙啊！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这种方法来解决这场辩论呢？毕竟，那个时候活着的人可一点也不关心他们辛苦奔波之时是公元0年还是公元1年，也不会在意第一个年代到底是整整十年还是只有九年，更不会关心第一个世纪是整整100年还是只有99年。用公元前与公元后来划分时间的历法体系直到公元6世纪方问世，欧洲直到11世纪才勉强接受了这一历法体系。因此，我们何不干脆宣告，第一个世纪其实只有99年，毕竟那时活着的人绝不会知道，也不会关心这个关于时代的错误在未来会越来越严重。如此一来，世纪交替的节点便能与大众的感知相吻合，我们便能抛开狄奧尼修斯的武断，随性地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让争执不断的双方重修于好。这个方法可谓干净利落，但我认为人们依旧会狂热地争执着这些琐碎却又无解的问题，不然，大家便会将这浑身无处可卸的精力用在真正的战场上，说不定还会闹出人命来。
我们还能从这不断重演的无解争辩中得到些什么？讽刺的是，此类无解的争论恰恰为洞察某些社会学问题提供了可能。因为人们无法从自然或者逻辑之类的“外部因素”中获得答案，从人类观点之转变便可看出“纯粹”的人类看法转变路径。由此，我们便能不受“想要找出真相”之类的因素所困扰，进而描绘出社会演变的趋势图了。
我本打算只花费几个小时来研究这个问题，但在搜索世纪交替的文献时，我发现了社会学领域中几个有意思的现象。出乎意料的是，人们在“世纪之交”问题上分出的两个派别（在本文中，我一直将它们称为“逻辑派”与“共同感知派”）竟也与社会学存在着明显的逻辑关系。“逻辑派”认为一个世纪必然是一百年整，又因为狄奧尼修斯没有将公元0年纳入其历法体系内，故而世纪交替必然落在00年与01年之间。这种说法大受学者、掌权之人（特别是出版业与商界）的欢迎，此类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高知”。“共同感知派”则认为世纪之交必然落在99年与00年之间，因为这是人们最能感受到变化的时间点，这一派别的人也不会因狄奧尼修斯缺乏远见的错误而感到困扰。这一派别最受另一神秘派别的青睐，过去我们称之为“布衣百姓”，如今则称其为“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
两个派别之间的差异还要从这场反复出现的世纪辩论的起点说起。希勒尔·史瓦兹逐本溯源，她发现关于这问题，第一场声势浩大的辩论发生在1699年至1701年间，也正是这场辩论促使了塞缪尔·休厄尔决定雇用吹鼓手在波士顿吹响号角，昭告新世纪的到来。有趣的是，这场辩论将部分火力集中在了一个始终让人困扰不堪的问题上，即第一个千禧年的交替（999—1001）是否在一段时间内引发人们的恐慌，因人们认为天启即将到来，世界末日就在眼前。有这种想法的人将其称为“极度恐慌”。众人对此看法不一，有人大肆渲染这种想法，比如理查德·爱尔多斯就曾写过一本毫无观点可言的书，书中尽是将此言论的点点滴滴放大、夸张的论断。也有人坚决地拆穿这一说法，如前文提到过的那本希勒尔·史瓦兹所著的书。而我，请原谅我的无知吧，我追随着法国历史学家福西永
的步伐，站在中立阵营（见其书《1000年》）。
福西永认为，天启当然会掀起人们的恐惧，至少在10世纪中期时，法国、洛林及图林根的人们确实为这一问题所扰。但同时福西永还发现，他找不到任何证据可证明，1000年本身曾引发过任何大范围的恐慌，教皇诏书中不曾记载，在教皇、领主或国王的记录中也寻不到丝毫证据。
而在对立的阵营中，有一位著书颇多的修道士，名为拉乌尔·格拉贝，他是“千禧年引发恐慌”一说的绝对拥护者。他在书中写道：“因千年之期已满，撒旦即将得到释放。”虽然没有任何文献与考古记录能够支撑格拉贝接下来的这个观点，但他还是坚称，当人们最终发现，跨过1000年后，末日决战迟迟未至，他们便会大兴土木，修建新教堂的浪潮随即而至。格拉贝写道：“1000年之后再过上三年左右，世界将被纯白色的教堂所覆盖。”
格拉贝的故事诠释出“观念僵化”的危险。1033年时，格拉贝尚在人世，他依旧鼓吹着即将到来的千禧年。尽管他承认，自己犯了错，不该以耶稣诞生之日作为千禧年倒计时的起点。格拉贝后来认为，天启必将出现在1033年，而非千禧年中耶稣的受难之日。格拉贝将那年的一场饥荒理解为天启到来的明确迹象，他说：“人们还在相信，世界依旧为自然之法所统治，四季依旧按照顺序交替变换，但这世界却已重新陷入永久的混沌无序中，人们不禁害怕，人类的末日来到了。”
我很怀疑，我们对格拉贝的赞誉是否过高。据其他文献记载，格拉贝是个狂放不羁的人，其一生波折坎坷，曾多次被驱逐出修道院。我个人更倾向于站在“极度恐慌论批判家”的阵营里。为何1000年能够在当时引发如此大的反应？要知道当时狄奧尼修斯的历法体系尚未被人们广泛接受，不同的文化对于新年起点的算法也不尽相同。我怀疑，对那个时代错误的解读，再加上少数几个合理的观点，才会引发人们“极度恐慌”的概念。
质疑公元999—1001年“极度恐慌”是否真实存在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对这场惊天动地的恐慌的记载，唯有16世纪红衣主教切萨雷·巴罗尼奥在他的著作中曾提过一笔。17世纪60年代曾有过一场关于世纪终点的争论，争论时回溯第一个千禧年定是不可避免的。公元999年或1000年末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出现过“极度恐慌”？有趣的是，高知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区别也能在这场“年代错误的重建”中觅得踪迹。学者们认为1000年时曾发生过极度恐慌，而大众则更倾向于公元999年。希勒尔·史瓦兹写道：
“新年前夕到底是99年还是00年的辩论尖锐而讽刺，有时又充满激情。这场自17世纪90年代起便反复出现的辩论所带来的困惑，已蔓延至千禧年的计算方法上。对于红衣主教巴罗尼奥与那个年代极为稀少的中世纪文献而言，关于千禧年之争的全部激情都集中在1000年末，事实上在‘极度恐慌’的传说当中，999年末才是更加重要的一年。”
在这一问题中，高知文化与大众文化对阵的模式屡见不鲜。辩论于17世纪90年代兴盛起来，18世纪90年代，这场辩论占据了费城与伦敦各大杂志的大幅版面（1799年末，华盛顿总统逝世，全美都陷入哀悼中，此事让这场辩论变得更加尖锐），19世纪90年代时，全球都陷入了对这一问题的狂热讨论中。
在诸多场辩论当中，最能体现高知文化与大众文化区别的，莫过于19世纪90年代那一场了。1899—1900年，有几个高知文化的观点与大众文化一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公开表示，20世纪的起点为1900年1月1日。有几位因学识渊博而被授以男爵头衔的学者，包括如弗洛伊德和威廉·汤姆森在内的那些研究领域与这场争辩毫不相关的学者也同意威廉二世的观点。但大体而言，高知文化还是比较认可狄奧尼修斯武断的看法，即世纪之交应当落在1900年至1901年之间。曾有人甚是勤勉，就此事做了一次调研。调研结果显示，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达特茅斯大学、布朗大学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均认为世纪之交处于1900年至1901年之间，整个常春藤盟校都是狄奧尼修斯的忠实拥护者。既然如此，区区一个威廉二世又有何可担忧的呢（尽管瑞典的国王也与威廉二世处于同一战线中）？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在对这一问题影响力举足轻重的论坛上，“1900—1901”阵营赢得很彻底。实际上，从全球来看，在所有迎接新世纪到来的庆典中，每个重大的庆典都于1900年12月31日举办（连德国都是如此），大家一起迎接1901年1月1日的到来。此外，基本上主流的报刊都选择在1901年1月1日正式发表其迎接新世纪的贺词。我依据主要文献做过一次调查，发现主流报纸及杂志均是如此，无一例外。《19世纪》是英国一本著名的杂志，在发布其1901年1月第一期杂志时，杂志社将名字改为《19世纪及以后》，当然，改名也是仅此一期而已。在这一期中，杂志采用了新的徽标—双面雅努斯（雅努斯是罗马的门神与守护神，为起源神，前后均有一张脸，故而又被称为双面神），一张老者的脸向下回望19世纪，另一张年轻的脸则向上张望20世纪。如《农民年历》和《护民官年历》此类可靠的标杆式年历都将1901年出版的年历称为“20世纪第一本年历”。1899年12月31日，《纽约时报》通过讲述一个故事来回顾19世纪。报纸写道：“明日，我们即将迈入19世纪的最后一年。19世纪，无论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是取得长足进步的一个世纪，人类在这个世纪取得的进步，过去任何一个世纪也难以望其项背。”1901年1月1日，《纽约时报》头条写道“20世纪吹着号角来到了”，并如此形容纽约市的迎接新世纪庆典：“光彩四射，群众哼唱着歌，停靠在港口的船只齐声鸣笛，钟声四起，礼炮声声如雷鸣，烟花腾空绽放，新世纪吹着号角来到了。”与此同时，可怜的凯丽·纳辛（美国著名的禁酒运动激进分子。在当时，酒馆在美国堪萨斯属于非法场所，但凡有地方售酒，纳辛便会手持斧头砸掉卖酒的场所）却没能看到这场烟火，甚至不能端起酒杯庆祝。《纽约时报》当天的头版页面上还刊登了另一则短新闻：“凯丽·纳辛—因砸毁堪萨斯的酒吧而遭到逮捕，并于狱中染上天花，她表示自己能挺过这一切。”
在上一次世纪之争的较量中，高知文化占据主流地位，连属于大众文化的《农民年历》也将新世纪的起点划分为1901年，毫无疑问，《农民年历》的发行人定是认为自己属于精英阶层。随着我们临近千禧年，或许是时候考虑一下高知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区别了。这次世纪的交替要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重要，然而这一次，大众文化将赢得全面的胜利，无人可质疑这一点。亚瑟·克拉克
和斯坦利·库布里克
在他们的书与电影中公开支持狄奧尼修斯的算法，即新世纪的起点为2001年。但除此以外，我几乎找不到其他认为2000年并非为新世纪开端的资料。大多数文学书籍的标题都采用了大众文化认可的版本，即2000年为开端的版本。此类书籍包括本·波瓦的《千禧年：一本关于1999年人类与政治的故事》、J. G.德·波斯的《我们是否应当庆祝2000年》、雷蒙德·威廉姆斯的《2000年》，还有理查德·尼克松
的《1999年：不战而胜》（
1999 Victory without war
）。普林斯当时发布的专辑主打曲《1999年》中也采用了大众文化的观点。
文化历史学家常说，大众文化的扩张（包括大众文化的方式与影响力）是20世纪的主流趋势。从本尼·古德曼
到小号手温顿·马萨利斯
等音乐家，他们在爵士乐队与经典管弦乐队中登台演奏。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最终还是上演了《波吉与贝丝》
，且演出广受好评。学者们则开始执笔书写关于米老鼠的学术论文。
这种明显的变化有大量记录可证，在当时还引发了大范围的讨论。但迄今为止，对这种变化的所有评论均遗漏了一点，即这场伟大的世纪交替之争。1900年，高知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区别依旧明显，通过强行向世人灌输“1901年1月1日才是新世纪起点”的观念，高知文化在1900年大获全胜。大众文化（或者说大众文化已为决策者所接受）或许在千禧年的问题上已然获得胜利，因为大多数人都抛开了狄奧尼修斯的观点，从骨子里认定2000年才是21世纪的起点—为此，请允许我再次为这一变化喝彩。我那天赋异禀的年轻朋友曾希望通过规定一个世纪只有99年的方法来解决人们的争论，而现在，普通人也能为其他的解决方法说上一二。而由高知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现象已开始随着大众文化的扩张而转变，人们可以通过宣布20世纪只有99年的方法来解决这一古老的争辩！
这多好呀！围绕这一无法解决的问题所展开的长时间的辩论，已经让人们精疲力竭，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也让我们无法集中精神来关注真正重要的问题。我提议，不要继续这智力层面的斗争了，人类虽然无法建立那天赐的千禧之年（我怀疑人类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但至少我们能在这绿色而又可爱的星球上好好建起我们的“耶路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