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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后方知甜滋味。”相信大家都知道这句格言，但清楚其出处的人，怕是寥寥无几。这句话出自一首致酒神巴克斯的赞歌，战士们庆祝战斗的胜利时便会唱起这首歌：
酒神巴克斯，永远美丽，永远年轻，
下达第一个命令，我们要开怀畅饮；
巴克斯的祝福是财富，
畅饮是众士兵的快乐……
苦后方知甜滋味。
这几句歌词出自约翰·德莱顿创作的《亚历山大的晚宴》，讲述了音乐调动情绪的力量。《亚历山大的晚宴》是德莱顿写给音乐守护神圣塞西莉亚的一首颂词，前后曾有数名作曲家为这首词谱曲，供合唱队和管弦乐队使用。1736年，也就是德莱顿逝世36年后，亨德尔将这首词改编为清唱咏叹调，该咏叹调至今依旧是合唱文学中的主要作品。亚历山大大帝一只手端着酒神巴克斯的杯子，身旁站着一个女人。他看着提莫塞乌斯演奏七弦竖琴，心绪随着提莫塞乌斯的双手翩飞：
“在乐声的抚慰下，国王开始浮想，
所有的战斗再一次打响，
他三次与敌人狭路相逢，
又三次痛杀该死的敌军。”
在我们的生活与文化中，重新演绎古典音乐的现象屡见不鲜，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会听音乐的人多如牛毛，而好听的曲子却太少。A.N.怀特海称整个欧洲的哲学思想都是由对柏拉图思想进行研究的脚注构成的，他这么说并不意在批评他的同行（又或者是批评他自己）过于愚蠢或是剽窃他人的作品。怀特海之所以做出如此评论，只是为了指出，真正重大的问题往往十分明显，而且数量有限。在一个领域中，第一位拥有大量记载且思虑周全的思想家往往能恰当地记录下该领域中真正重大的问题（前提是他没能解决）。就像亚历山大，尽管他喝得醉醺醺的，情绪不太受自己的控制，甚至美化自己的战斗故事，但他还是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的。
比德莱顿的故事更具讽刺意义的事情往往来自人们毫无意识地再次发现，特别是当人们因自己的发现而兴奋沉醉，以为自己是历史上第一个发现某个古老真相之人时。最近就有这么有趣的一个例子，出现在英国顶尖科学杂志《自然》的“读者来信”栏目中。
1992年1月16日，剑桥大学动物学系的扎卡瑞亚·艾辛克里格鲁致信《自然》杂志的编辑，言辞激烈地控诉其在文章中错误且造成不良影响的用词：
“科学界最荒唐，却也是最屡见不鲜的词语误用，便是用“古老的”描述百万年前曾繁盛于地球上的物种……事实上，很久之前便存在于世上的有机体与某些如今依旧生活在地球的生物相比，是相对‘年轻’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动物都不能算作‘古老’的物种。在地球尚属年轻时，它们便灭绝了。为何如今我们还要坚持使用这种错误的表达方式呢？”
拉尔夫·伊斯特灵同年于2月20日出版的杂志中回应了这封抱怨信（英国的期刊杂志确实有个习惯，总是花费大量时间去争辩有些古怪却不怎么重要的问题。尽管有些人认为这有些怪异，但我却觉得这令人着迷）：
“人类总是偏爱用坐标系来看待此类问题。三叶虫与亚里士多德一样；他们出现的时间早（比我们早），比我们要年轻。但我们习惯以当前的时间为坐标原点往回看，从这个角度来说，三叶虫与亚里士多德都是古老的，比我们都要老。”
我不反对伊斯特灵多元的评论，也同意艾辛克里格鲁最后的结论—在选择用词时，既不要过于考虑细节，也不可太武断：“我们是否用‘古老’一词来形容早期出现在地球上的生命真的重要吗？用‘古老’一词完全是出于我们的用词习惯，在这种问题上斤斤计较纯粹是迂腐的表现。但我不这么认为。词语能够对人的思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科学中，任何会将我们的思想引入歧路的词语都应当被替换成其他更恰当的词。”
我提及这场争论只是为了表明一个历史观点，并不是要做什么评价。这场争论的立意虽说是好的，却是在谈论一个老套的话题。争论的主角不过是碰巧又发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或许我应该用“年轻”？）的语言学争论，这个问题也是文学传统上十分经典的一个悖论。弗朗西斯·培根在其1605年出版的《学术的进步》中用拉丁语发表了一个经典的论点：Antiquitas saeculi, juventus mundi（大意是“过去美好的时光曾是世界的青春”）。后来，培根又将该主题拓展为《新工具》中的格言84（《工具论》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论文集。《新工具》是对亚里士多德之观点的再讨论，展现了培根在自我提升方面特有的天赋）。
“对我们生活的时代而言，‘古代’只是一种时间属性，并非特指祖先曾生活过的那个早期时代。此外，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那个时代是‘古老的’；而对于世界而言，那个时代尚属年轻。”
培根对于年代“古老”及“年轻”的定义成了英国17世纪思想与辩论的主要话题，对于该观点的讨论多集中于科学家，掀起讨论的原因也颇有趣。学者们将培根关于年代“年轻与否”的观点称为“培根悖论”。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其著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最早出版于1965年，此后不断被加印）一书中追溯了“培根悖论”的历史及对这一“悖论”的种种应用。默顿认为，培根对这个问题的描述可谓经典，单从乔尔丹诺·布鲁诺的作品到伪经《以斯德拉记》的拉丁通俗译本中都能寻得与“培根悖论”相似的只言片语。默顿在书中记录了每一个与“培根悖论”相似的言论，他发现，每一位阐释类似观点的人都宣称自己是历史上第一个发现此悖论的人。这不，艾辛克里格鲁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信又为默顿长长的清单添上了一笔。举个例子，杰里米·边沁在他未完成的论著中便提到了与“培根悖论”相似的观点（该文章于1824年出版，那时边沁已经过世了）：“那些时光里的智慧能被称为‘古老’？是白发的智慧吗？不—那是摇篮的智慧。”
培根的论点确实说不通，我也无法就他的论点做出合理的解释。17世纪学者们的辩论是对的。培根的发现实属悖论，也就是说，他的观点看起来荒谬或自相矛盾，但论点却是正确的。我们从两个合情合理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个问题，往往会得出两个不同的答案。三叶虫既“年轻”（地球诞生已有46亿年了，而多细胞生物的诞生也不过才16亿年左右）又“古老”（从1992年来看，16亿年前确实是个古老的年代）。两个角度都是正确的，却也互相矛盾。和所有让我们着迷又抓狂的悖论一样，培根悖论体现了人类复杂生活固有的模糊性，让我们感到既兴奋，又畏惧。《自然》杂志刊登伊斯特灵的回信的一周后，也就是1992年2月29日，我们迎来了意大利音乐家罗西尼200岁诞辰，这也是他第48个生日（没错，是第48个生日，而不是第50个生日。因为按照我们目前使用的格里高利历计算，1800年及1900年均非闰年）。海盗学徒弗雷德里克（生于1876年2月29日，为音乐剧《彭赞斯的海盗》的主角）在生日方面与罗西尼有着同样的困惑（他在88岁之前一直面对着被约束的困扰。88岁时，弗雷德里克度过了他人生的第23个生日，因为1900年不是闰年）。《彭赞斯的海盗》作词人吉尔伯特在创作弗雷德里克的台词时，巧妙地点出了弗雷德里克在这方面的窘境：“悖论多么奇怪！她总是欢乐地嘲弄着世人的常识！”
那么，为何我们要纠结于这个故事呢？难道我在上文中做出的所有评论和对错误认知的纠正都只是在卖弄学问，玩些“破解”古老谜团的游戏吗？如果培根悖论在科学史上从未占据过如此重要的地位，如今已不再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们还会费心评判这个故事吗？默顿为何要费心追溯“培根悖论”的历史，“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就是默顿那本著作的书名）到底是什么意思？默顿的这本书里记载了许多对历史上稀奇古怪之事的研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出自法国沙特尔宗教学校的校长老伯纳德（Bernard of Chartres）于1126年说的一句箴言“我们都是蹲坐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但大众却认为这句话出自艾萨克·牛顿写给罗伯特·胡克的一封信：“如果我见到了上帝，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默顿在书中写道，牛顿从未说过这句话是他原创的，牛顿只是认为这句话太过出名，人人可用，因而无须在书信中标注来源罢了。默顿穿梭于几个世纪间，搜寻一句话的出处，除了能够享受智力上的乐趣外，还有另外两大原因。第一，默顿将其职业生涯的很大一部分时间花费在研究科学发现的“重叠效应”上。传说总是偏爱孤独的天才，但历史上最重大的科学创新常常会出现“多人同时发现”的情况（比如牛顿与莱布尼兹同时发明了微积分学，达尔文与华莱士于同一时期提出了进化论）。“想法满天飞，几个聪明的家伙同时伸手将这些点子从空中拽了下来”这种例子用以说明某个时期里社会向学气氛浓郁，岂不妙哉？一句传世名言，大众皆以为它出自某位天才之口，孰知这名言却是千年来一句普通的习语罢了，这世间可有比这更妙的例子？
第二，默顿对17世纪的一切了如指掌。那是一个让人着迷的世纪，现代科学便于那时迈出了第一步，进步的观念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了西方文化的主流及推动西方文化发展的动力。几个世纪以来，“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矮子”这句话一直被视为谦虚（或者是虚伪的谦虚）的说法，但牛顿和他17世纪的同行让这句话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也让它成了传世的名言。这句话成了所有学者矛盾心理的缩影—生活在这个不断进步的时代中，我们该如何在承认自身优越性的同时敬畏过去呢？就这层含义来说，“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矮子”可谓再贴切不过了：我们既能赞扬先人优秀的思想，又能坚定地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层次更高。
当然，培根悖论展现的是这个意象的另一面—默顿也认为表达形式只是“矮子与巨人”意象的次要方面。在某些方面而言，如果在面对巨人（即古代人）所谓的智慧时，你想要捍卫“矮子”（即现代人）的权利，培根悖论中“古老与年轻”的意象要更加尖锐。如果那些巨人在地球年轻的时候还只是个孩子，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那么聪明卓绝—生活于世界老年期的现代人，才是积累了智慧的宝库。
作为一名科学家，我发现这两对意象（矮子和巨人、地球年轻的时代和现代人所认为的古代）既相互竞争又互相关联。正是因为科学帮助构建了现在的世界，世界才会生出这两对极具说服力的意象。在历史相对论及进步的概念在西方传统中发展至顶峰前，关于“过去与现在，哪个时代更具价值”的辩论从未成为主流的话题。这个极具创新性的点子起于17世纪，那时现代科学与现代贸易刚刚起步，稳定的前景与不可阻挡的进步成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时间在柏拉图千年中周而复始地循环，世界根本没有进步与退步之分，那么去辩驳过去究竟算是“老”还是“幼”又有何意义呢？只有在科学构筑的世界里，培根悖论才具意义。
17世纪，一场激烈的争论让上述所有纷繁复杂的问题成了尖锐的焦点。如今，这场争论只是稍稍变了形式，现在又再度淹没了整个学术界。这场争论便是—“书本之战”，也可以称为“古代与现代的知识与文化孰更优越”的战争（17世纪，这是一场亚里士多德对阵笛卡儿的战争；如今，这是一场“作古的欧洲白人男性”与现代更加多元之文化之间的斗争）。想象一下在17世纪的背景下，这场“书本之战”的真实情况：拉丁语与希腊语组成了学科的基石；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成了所有后来出现的文化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山（请记住，“文艺复兴”这个名字代表着“重生”，当时的人们尝试重新塑造而非超越那个辉煌的古典文明）。
因此，“书本之战”最初是拥护古希腊罗马经典课程的人和现代主义者之间的战争。现代主义者希望能予以现代文学、哲学与科学和古希腊罗马经典一样（甚至是更高）的地位。培根本人站在现代主义者的阵营中。通过把时间的推移与随着人类年龄增长而逐渐累积的学识进行鲜明的对比，他的培根悖论帮了现代主义者阵营不小的忙：
“我们寻求与人类有关的更伟大的知识，也需要对古代人有一个比现代人更成熟的评判……同样，对于我们的年代来说……能够期待的事物要比古代多得多，因为现在的时代更加先进。”
为了进行对比，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反对派乔纳森·斯威夫特于1704年所著的一篇著名讽刺文章，体现了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维护之情：“上周五于圣詹姆斯图书馆，古典书籍派与现代书籍派爆发了一场斗争，我对这场斗争做了完整而真实的记录。这场斗争通常简称为‘书本之战’。斗争的双方最终签署协定，两派的书本都能放到合适的位置上。但图书管理员摆放书本时却不怎么讲究，各式书籍混着排放，无端生出不和谐来。斯威夫特的讽刺作品多针对当代某些具体的现象，他很少会关注从古至今均存在的明显现象。斯威夫特的一位同事声称许多出自《伊索寓言》的故事实为当代人创作而成的，由此他认为《伊索寓言》当归于现代书籍一类。在这篇文章中，斯威夫特也就此事做了评价。在重新摆放书籍时，图书管理员总是出错。他将笛卡儿放到了亚里士多德旁边，可怜的柏拉图不得不挨着霍布斯……而维吉尔则被德莱顿包围了。”（我这篇文章正是以德莱顿的诗句开场的，这位不怎么受斯威夫特喜欢的同行在斯威夫特这篇文章中成了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在文章的开头，两派均使用培根悖论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斯威夫特在文章的边注里插入了培根悖论的观点，将培根悖论置于早期学术与近期学术之争的背景中。）斯威夫特写道：
“根据现代悖论，双方愈辩愈热烈，唇枪舌剑，敌对的情绪也愈发高涨。一本古籍孤零零地夹在一整层现代书籍当中，它也扬言要加入这场纷争。这古籍说，它有理由证明，它存在时间长，故而拥有优先权……但现代的书籍拒绝承认古籍的理由，它们感到惊奇，这古籍怎敢冒充古董，很显然，两者之间，现代书籍才是古老的那一方。”
斯威夫特在文章中花费了大量笔墨描述“书本之战”的真实情况，字里行间也完全不掩饰他对古典书籍派的同情。在下面这段文章中，亚里士多德原本意图攻击创造出“现代悖论”的培根，却失手杀了笛卡儿（最伟大的当代法国人陷入自己创造的理论的旋涡中）：
“亚里士多德看见培根怒气冲冲地向他走来，他抬起手中的弓，将准星对准培根的脑袋。弓箭飞驰而出，却没有击中勇敢的培根，而是越过培根的脑袋，击中了笛卡儿。弓箭的铁头迅速射穿扉页，穿过皮革与厚纸板，直直地射中了笛卡儿的右眼。折磨的痛苦如同影响力无边的星星一样缠绕着勇猛的弓箭手（即亚里士多德），直至死亡，他被拖入自己一手创造的旋涡里。”
文中，斯威夫特用对话开幕戏的方式介绍古代派与现代派之间真正的斗争。这仅仅三页长的瑰宝成了西方文学史中篇幅最长的隐喻：蜘蛛（代表现代派）与蜜蜂（代表古代派）之间的斗争。在图书馆里，有一只蜘蛛栖居于“一扇大窗户上最高的角落里”。蜘蛛圆滚滚的，日子过得相当称心。“吃，是他一生中的头等大事。在吞食了无数只苍蝇后，他的肚子胀到最大了。苍蝇的残骸横七竖八地躺在他宫殿的门口，仿若巨人洞穴口前堆放着的人骨。”（我猜斯威夫特一定不知道，大多数结网型雄性蜘蛛的个头都很小，而且一般不结网，他笔下的蜘蛛显然是雌性。这么想来，斯威夫特笔下勤勉的小蜜蜂是雄性的。）
斯威夫特比喻的对象显而易见。蜘蛛仅靠其内在构造便可编造出如此精细复杂的蜘蛛网（完全无需外界的帮忙），定是现代科学派：
“通往城堡的大道上设有收税关卡，沿途还有栅栏环绕，这些设施全部都是仿照着现代的防御工事而造的（斯威夫特在原文中将这句话标注为斜体字）。穿过数个庭院后，你便来到了城堡的中心。在这里，你能看到巡防员端坐于他的屋子里，屋子的窗户朝向每条大道。屋子还设有不同的门，用以捕猎或是自我防御。在这座城堡中，他享受着富足与宁静。”
一只蜜蜂从一扇破了的窗户飞了进来，“正巧落在城堡外部的墙上”。蜜蜂压破了蜘蛛编织的网，蛛网抖动造成的混乱惊醒了正在熟睡的蜘蛛，蜘蛛惊慌失措地跑了出来，还以为“别仆西带着他的军队兵临城下，要为那些被蜘蛛杀死吞尽的无数子民报仇”。（写得真是精妙呀！别仆西即指“魔王”，字面意义为“苍蝇之王”。）但是，蜘蛛只看到了一只蜜蜂。蜘蛛不禁咒骂起来，他的措辞方式非常具有斯威夫特的风格，自那之后，人们将这种骂人的方法称为“斯威夫特式”：“你这个挨天谴的……狗娘养的蠢货……难道你不看路的吗，赶着要去投胎吗？你以为我成日无事可做（以恶魔的名义），有大把的时间跟在你屁股后面修修补补？”
冷静下来后，蜘蛛终于又拾起作为现代角色的理智，用现代派的主要观点严厉地训斥蜜蜂：你，古代的拥趸，从不会创造，成日只会可怜巴巴地嗡嗡乱飞，从他人陈腐的观点中搜寻营养（田间的花朵，包括荨麻和任何公认的漂亮花朵）。我们现代人从我们自身的聪明才智与各种发现中构建出新的知识构架：
“而你，一个没有房子，没有家，没有存货或遗产的流浪汉，又能算作什么呢？生来一无所有，除了一对翅膀和一根口器。你全然依靠找自然打秋风来过活，流窜在田野与花园中的强盗。你掠夺荨麻就和掠夺紫罗兰一样容易。而我，则是居于室内的动物，仅凭体内天生的存物便可进行创造。这座大城堡（显示我在数学方面的进步）是我靠双手建造出来的，所有的建造材料都是从我体内提取的。”
蜜蜂的回答与所有醉心于古典知识的人一样：我虽借，却并未给其他生物带来任何伤害。更何况，我将借来的转变成了更美好更有用的新东西—蜂蜜与蜜蜡。而你，吹嘘着一切的建材都来自你本身，却为了产出原材料而屠杀了大量的苍蝇。除此之外，你夸下海口的蛛网不堪一击，持久性差，一段时间后便会消失不见。如此一来，蛛网所谓的数学美又有何意义呢（古典知识的精华却能流传万世）？最后一点，这些蛛网虽是用你自产的材料建造的，却涂满了你的胆汁，带有毒液，给其他生物带来毁灭性的伤害，这种蛛网，你怎能赞颂它有美德呢？
“确实，我拜访了田野与花园里的所有花朵，从它们身上借了花蜜来滋养我自己，却从未给它们的美丽、香气与味道带来任何的损害……
确实，你吹嘘无须仰赖于其他生物，仅凭自己便可编织蛛网。如果评价一瓶酒要看它倒出的液体如何，那你肚子里倒出的便全是污垢与毒液。我无意诋毁你贮藏的任何东西，但我怀疑，为了保证贮藏之物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你还是接受了一些外界的援助……总而言之，问题便由此而生：我们之间谁更高尚？到底是如你囿于四寸之地，懒于思考，因可以自给自足而过于骄傲自负，排出的只有粪便与毒液，最后只能造出灭苍蝇的毒液和蜘蛛网；还是如我长途跋涉，经过漫长寻找，仔细研究，认真判断与区分事物，最终将蜂蜜与蜜蜡带回了家。”
近三百年来，从未有人能像斯威夫特一样，在探讨“古代”与“现代”孰更优越的问题上如此卓越。多数善思考的人处于蜜蜂与蜘蛛之间，而两个派别中极端的人则依旧在用同样的论据争论着。目前，属于蜘蛛一派的人认为传统学术中的“宏伟著作”（现在这些“宏伟著作”还包括如斯威夫特及其《格列佛游记》在内的早期现代作品）对现代的学生来说，不仅没什么关联，而且难以理解。不如将古典文学丢到一边（或者只保留少数摘录，给学生进行简单的阅读与欣赏），让学生直接接触现代文学与科学。最坏的情况便是，他们或许会蔑视这些古典文学中的中流砥柱，将它们视为充满偏见的白人男性写作的一本本满是偏见的书。
蜜蜂一派的人总是说些诸如要维持标准，保留那些经过时间与动乱考验之普世经典的陈词滥调。这些论点原是好的，却常常具盲目性，或者对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的那些错综复杂的科学与政治抱有敌意，这些科学与政治恰恰是所有受过教育的人为在职业生涯中保持高效与思虑周全而必须掌握的。此外，常常为“经典书籍”发声现在已成了政治保守主义与老旧偏见的烟幕弹（特别是像我一样的人—年过五十岁的白人教授，不容许他人有任何重要或经久不衰的思想出现）。
我们如何在年轻的时代里解决这个古老的纷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问题永远无法得到解决，因双方都有绝佳的论点，培根悖论正是双方旷日持久之争的缩影，至少两方都不能宣称完全的胜利。虽然如此，但眼前便有个现成的解决方法，只要我们能克服一切能导致双方加深分歧与偏见的小肚鸡肠，这个问题或许便能得到解决。解决该问题的方法自亚里士多德时代就披着“中庸”的外皮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每当理智用它那沉静而细小的声音调和双方的分歧，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至双方完美的论点上时，这解决方法便替我们说出心声。埃德蒙德·伯克（1729—1797）在这场斗争中曾归属于现代一派，如今却是一名年老的白人保守派，他的一句警世名言便道出了这个解决方案：“确实，所有的政府，人类所有的利益与享乐，每一个美德，每一个谨慎的行动都建立在妥协与商讨的基础之上。”我们必须将蜘蛛与蜜蜂混合在一起，然后按照达尔文提出的好方法，按照严格的优育（即教育）措施选择杂交父母双方的优良特性。蜘蛛当然有权利赞颂所织之网体现出的技术美，当代人也有必要去了解蜘蛛网结构的力与美。但蜜蜂坚持认为，田野间尽是等待着我们在不伤害它们的前提下能够提炼的智慧，供我们享受，给我们启发，如果就此错过如此丰富的宝库，我们人类未免也太傻了。蜜蜂的观点也没错。
我能将双方的优点一一道来，但鉴于我存在于科学的世界中，每日都能感受到科学的狭隘性，因此更愿意推广蜜蜂的观点。用“提炼”一词或许显得有些偏见，但任何流传了千百年的事物（这些理念的部分，至少是依靠人们发自内心的欣赏而非因强迫学习得以流传的），必有某种价值。没有哪个人能比像我这样的进化主义生物学家更爱多样性的了。上百万个品种中的每一个甲虫都是我们的爱物，每种甲虫不同的大小，背壳颜色的每一点不同，我们都爱不释手。但若缺了共同之处，我们便无法交流。如果无法交流，我们便无法商讨、妥协、理解对方。如今在上课时，我已不能引用莎士比亚著作或是圣经中最普通的话语了，大部分的同学无法与我产生共鸣。我担心，在近十年里，流行文化中的共同话题会变成摇滚乐。并不是说我认为这种文化天生不具价值，问题在于，流行文化更替速度快，或许会让导致每一辈人之间沟通不畅的鸿沟越来越宽。我担心，对自身文化的历史与文学不甚了解的人最终会变成以自我价值观为准的人，就如同科幻小说里描写的那样，成了住在一维世界里的欢乐傻瓜，以为自己无所不知，因为他自己便是自身宇宙的全部。从这一层面来看，蜜蜂对蜘蛛的批评是恰到好处的—一个“四英尺大小”、转瞬即逝的蜘蛛网不过是我们这个宏大而又美丽的世界的小小一部分。一般来说，我无法与不懂多元变量统计和自然选择逻辑的学生沟通，虽然我能培养出优秀的技术专家，但我无法将一个只阅读自己本专业学术杂志的人培养成一名优秀的科学家。
最后再来说说斯威夫特。当蜜蜂与蜘蛛结束争辩后，伊索站了出来，对双方均提出了表扬，称他们均清晰地阐释了双方的论点，正反两面的论点阐释得明明白白。接着，伊索又表示，站在他的立场上来看，他支持蜜蜂的观点。忽视知识积累的人最后会毁灭在自己贫瘠的蜘蛛网上：
“你可随心使用任何方法或技巧来完成你的计划，但如果那材料全是从你自身内脏中喷射而出的污垢（现代人大脑的本质），再雄伟壮观的建筑也不过是张蜘蛛网而已，存活于世间的长度也和其他的蜘蛛网一样，取决于它是否会被遗忘、忽略、或是隐藏在墙角了。”
伊索最后表扬了蜜蜂，他创作出一句谚语，其中的两个元素可谓是英语中最可爱不过的组合了。在本文的开头，我曾粗略地提到了“甜蜜”，现在，我将用“甜蜜”一词最著名的修辞来结束这篇文章。你知道吗，“甜蜜与光明”其实指代的便是蜂蜜与蜜蜡。斯威夫特借伊索之口，用“甜蜜与光明”一词为经典派辩护，进而扩大了装着人类伟大思想传统的蜂巢。也正是因这句话的经典，它才能最终保留在我们的词典当中：
“我们这些古老年代的人，同意蜜蜂的观点，假装除了我们的翅膀与声音以外（也就是除了我们思维的路径与语言外），我们一无所有。至于剩下的，无论我们最终获得了什么，那都是经历了无尽的辛劳与搜寻，飞越了自然的每一寸角落后获得的。蜜蜂与蜘蛛的区别就在于此，我们选择用蜂蜜与蜜蜡填充我们的蜂巢，而非污垢与毒液。这样便可给人类带来两项最崇高的事物—甜蜜与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