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毛茛植物追着蜜蜂跑,
若船在地上游,教堂坐落于海上,
若小马儿骑着人,若青菜以牛儿为食,
若猫儿被老鼠赶进了洞里……”
“那么整个世界便颠倒了”—查尔斯·康沃利斯 在约克镇向美国投降时,命令乐手演奏了这首小曲,那时他心里定是这么想的(美国则演奏《扬基歌》作为回应)。
此类颠倒的自然秩序质疑着人类千百年来“习以为常”的设想,因而总能激发人们的兴趣。我有一份“颠倒自然秩序之现象”的档案,其中记录着肉食性植物、吃青蛙的虫子,还有一种海洋性浮游植物,这种植物能够释放毒素毒死鱼类,并且会吸收自死去鱼类身上脱落的身体组织。我写此文时恰逢另一件“颠倒自然秩序”之奇事的百年纪念日。这件奇事虽说发生在社会学领域,其源头却是英国科学界的中心。《19世纪》评论报刊或许可以称得上同时代评论报刊中的领头羊。1892年10月,桂冠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 与世长辞。一个月后,《19世纪》刊登了一系列对丁尼生先生的赞词。第一篇赞词便是由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以诗歌的形式创作而成的。这篇赞词在韵律上并无出彩的地方,但每每想到英国最顶尖科学家们以诗歌的形式赞颂一名诗人,我便心生愉悦。赫胥黎在赞词中谈及其他和丁尼生一样埋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人时,毫无疑问,他定会提及老朋友达尔文:
“让他轻轻地躺下,
沉睡于举国的敬仰之中,
千秋万代赞颂的人之中,
从不受到错误折磨的人之中,
他是人类智慧之仆人,
他是披着思想长袍的领袖。”
但为何赫胥黎要悼念丁尼生?他们的交情并不算深厚。赫胥黎和丁尼生二人均属维多利亚时代知识分子的精英俱乐部—玄学会,但丁尼生在聚会时几乎从不发言。丁尼生欣赏赫胥黎,但从历史记录来看,他仅去赫胥黎家拜访过两次。丁尼生过世后,赫胥黎曾致信给英国皇家学会(英国科学家协会中的领头羊)的秘书长,强烈要求皇家学会派遣一名官方代表出席丁尼生的葬礼。由此可见,赫胥黎悼念丁尼生完全是出于尊敬,而非私人情谊:
“他(指丁尼生)是当代唯一的诗人,事实上,我认为他是自卢克莱修(古罗马时期的诗人与哲学家)之后唯一一位不辞辛劳地去理解科学成果与科学发展趋势的诗人。”
或许读者读到这里的时候会心生疑惑,我写的这一系列文章,主题均与进化论有关,为何单单这篇要选择纪念丁尼生逝世一百周年这种老套的话题呢?丁尼生对科学的兴趣显然不足以让我选择这一话题,特别是考虑到1892年还发生了许多其他值得纪念的大事情:格罗夫·克利夫兰当选美国总统、海尔·塞拉西一世诞生(埃塞俄比亚前皇帝)、莫奈开始创作他的名画《鲁昂大教堂》、拳击手吉姆·科比特击败世界重量级拳王约翰·L. 沙利文、流行曲《Ta-ra-ra Boom-de-ay》问世并第一次登台亮相。
我之所以选择丁尼生作为写作话题(事实上,数年来我一直都想用上这个借口),是出于很明确却不怎么宏伟的理由。许多事物都有固定的描述语,只须听个只言片语,你便可本能地联想到该事物,反应速度就像接受心理医生的词语联想测试时一样快。这就好像,如果我说“佐治亚水蜜桃”,你便能立刻回答“泰·柯布”(如果你了解棒球的话);如果我说“大苹果”,你立刻就能回答“纽约市”(只要你有常识)。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有固定的描述语,即是一句诗:“腥牙血爪的大自然。”
每一位进化论主义者都熟知此句,就连写新年祝词的人都发誓不再引用这陈词滥调,但它依旧在一个又一个讲座、一篇又一篇文章中反复出现。对该诗句的模仿亦是层出不穷。我的同事迈克尔·鲁斯写了本有关达尔文及其同伴智力角逐的书,并将书的副标题命名为《科学的腥牙血爪》。
只要你是进化论主义者,就该能正确地引用这句话(我们总能找出不会正确引用的骗子);每一位进化论主义者都认为,这句诗描述了进化论重构的生物世界;几乎每一位进化论主义者都知道,这句话源自一首诗,而诗的作者便是丁尼生。我甚至怀疑,有近一半的进化论主义者知道,这句诗出自丁尼生的《悼念集》。但我敢押上1000美元,赌所有的进化论主义者中,真正读过这首诗的人尚不足百分之一(直到上周,我还属于那99%的行列)。先别因没读过这首诗而感到羞愧。总体而言,《悼念集》可不是只有17个音节的俳句,也不是只有14句的十四行诗。《悼念集》长度惊人,光我数过的章节便高达131句,剩余的我也懒得再数(我阅读的版本整整有80页)。再者,即便是这首诗出自思想最为高深严肃的学者,维多利亚时期的长诗在现代也并不流行。因此,出于探索之意,我决定在丁尼生逝世一百周年之际写出这篇文章,也是想要告诉我的同事与读者,我们口中常念却毫不了解之句的来龙去脉。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涉及的范围将会比我开篇探讨的内容更加广泛,也更加有趣。
丁尼生诞生于1809年,恰与达尔文同岁。丁尼生于剑桥圣三一学院读本科时,认识了亚瑟·哈勒姆(没错,就是历史学家亨利·哈勒姆帅气的儿子)。两人诚挚热烈的友情无疑是丁尼生一生中至关重要的情感经历。(我不会推测二人感情的实质,因缺乏证据,文献在这一方面也保持着谨慎的沉默。哈勒姆的父亲销毁了丁尼生寄给哈勒姆的所有信件,丁尼生的儿子之后也烧掉了哈勒姆寄给丁尼生的所有信件。亚瑟·哈勒姆逝世之前,还与丁尼生的妹妹有婚约,因此丁尼生与哈勒姆的关系真的是错综复杂。但如果说两人的关系没有任何受压迫的同性恋情基础,我会倍感惊讶。)
1833年10月1日,丁尼生收到一封哈勒姆的叔叔—亨利·欧登寄来的信,读后,丁尼生的精神世界崩溃了。欧登的来信中写道:“先生,您的朋友,我挚爱的侄子—亚瑟·哈勒姆离世了。上帝将他带离了他曾生存过的第一个世界,送他去了上帝创造的更美好的世界。在从多瑙河东岸回到维也纳的途中,亚瑟因突发脑中风不幸早逝。我相信,他的遗体正从的里雅斯特港经船运送回来。”亚瑟·哈勒姆死时年仅22岁。
在1850年出版的《悼念集》中,丁尼生为这段超凡的友谊创作了许多悼词,也探讨了失去这段友谊背后的情感、宗教及哲学层面的意义。〔丁尼生最初匿名发表了《悼念集》,但是其极具个人特色的写作风格骗不了任何人。《悼念集》初版时全名为《悼念集—悼念亚瑟·哈勒姆(于1833年逝世)》〕。《悼念集》一出版便大获成功。丁尼生于1850年(上一代“桂冠诗人”沃兹华斯逝世后)被授予“桂冠诗人”的称号,《悼念集》居功甚伟。维多利亚女王及其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尤其喜欢这本诗集。1861年,阿尔伯特亲王逝世后,维多利亚女王将《悼念集》作为无尽哀伤的慰藉。“除了《圣经》,”维多利亚女王表示,“《悼念集》便是我的慰藉。”她甚至将《悼念集》中的一首诗替换成了自己的版本,将诗中所有的“鳏夫”替换为“寡妇”,将“他”替换为“她”,如此改动,这诗便成了阿尔伯特亲王的悼念诗:
“当寡妇看到,
睡眠揭开了她失去的一切,
她挥动着双臂,深切地感受到,
他的位置空了,
她的眼泪就这样流了下来。”
1862年,维多利亚女王曾邀请(我记得有人说是“下了命令”)丁尼生前来觐见,后来,维多利亚女王在日记中写道:
“我走下去看了看丁尼生,他样貌独特,个子很高,肤色偏黑,长得不错,头发黑长,留着胡子。丁尼生的穿衣打扮有些奇怪,不过也无损于他的魅力。我告诉他,我非常欣赏他卓越的诗句,就像是为了悼念我亲爱的阿尔伯特而作的。我告诉他,《悼念集》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安慰。”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便对丁尼生写下其著名诗句“腥牙血爪的大自然”的情况略知一二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进化主义论者对这句诗的理解有误,它既不是对达尔文世界的预示,也不是对达尔文世界的描述。这种误解并非完全是进化主义论者自己造成的,很抱歉,我这么说听起来像是摆出了辩论的架势。(进化主义论者总说,是达尔文的新理论启发丁尼生写出了这句诗,但最基本的事实会让进化主义论者发现,这种说法实在愚蠢。《悼念集》出版于1850年,而那时达尔文还没有公布其理论成果,《物种起源》直至1859年才面世。)长久以来,传统文学批评总是将《悼念集》中与生物有关的篇章和生物进化论联系在一起,将查尔斯·赖尔 的地质均变论与丁尼生笔下和地球及地质变化的诗句联系在一起。荷兰科学历史学家尼古拉斯·A. 鲁普克在其重要的著作《历史之链》中列举了大量同类的文学作品:
“在书中读到此类言论已是习以为常……《悼念集》中不仅写有有机生物的进化论,还有赖尔的地质均变论……因为《悼念集》中与有机生物进化相关的篇章写就的时间……要比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时间早上许多……部分文献将《悼念集》中与生物进化相关的部分视为诗人凭其天才的直觉对有机生物进化理论做出的预测,达尔文在丁尼生之后,经过一番分析方才得出同样的结论。”其中一位批评家问道:“诗人如何做到在科学领域里比科学家还抢先一步的?”
如果说《悼念集》描述了一个男人寻求平和、超越、重拾信心、下定决心、接受现实的过程或其他心灵历程(读者列出的主题要比我在此罗列的还要多),那么科学在这条探索的道路上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要知道,丁尼生拥护科学,他并不是那种大众心中充满偏见的典型诗人—多愁善感、反对科技、充满浪漫思想。《悼念集》中最知名的诗篇便与科学有关,最重要的评论也认为,与科学相关的诗篇是《悼念集》中丁尼生不可或缺的探索。
有人说:“世界因科学的发展而丰富多彩,在这样的世界里,怎么还会有人如此悲伤?”这种由残酷之人编制的诡辩之言无疑让悲伤之人更添一层悲痛。丁尼生最先驳斥的便是这等言论。
“这是一个叫人恶心、昏厥的年代,
连科学之神也伸长手臂,
去感受这个世界及魅力,
让月亮吐露秘密。”
丁尼生用两句极富感染力的诗歌回答这个问题,同时,诗中也运用了大自然的意象。提出这种问题的人怎么能将我的孤寂与世间普遍的快乐相比较呢?
“瞧瞧吧,你们说的都是废话,
你们从不认识那些作古的人,
我只因需要才放声歌唱,
犹如红雀啼叫般吹响口哨:
有的红雀如同放歌般欢快,
因她的孩子已经到处飞翔。
有的红雀如同哭泣般悲鸣,
因为她的孩子被偷盗。”
《悼念集》54—56节(整本诗集靠近中部的位置)中,丁尼生一直在认真探求一个问题—自然能否给人带来慰藉?在第54节中,丁尼生用前四个诗节描述了在他上一辈人中盛行的“自然神学”观点,即自然邪恶的表面之下必然藏着善美。第54节全文如下:
“无论如何我们依然相信,
邪恶的目的地终将是善良,
不论是信仰危机、血的污迹、
自然的苦难和意志的罪恶;
没有什么事会走无目标之路;
当上帝造物完工之时,
没有生命应当被毁灭,
或是如垃圾般投入虚空。
没有一条虫会被白白斩断,
没有一只飞蛾会盲目追求,
在没有结果的大火中销毁,
或是替别人火中取栗。
或是只为了他人的利益而服务。
看啊,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我相信善终会降临,
最后,最后,对于所有人来说,
每个冬天都会变为春天。”
说得真好,但在最后一节诗中,丁尼生笔锋一转,将“自然神学”这一传统信念定义为人们虚妄的幻想:
“飞翔吧,我的梦,但我究竟是谁?
当婴儿在夜晚哭泣,
当婴儿把光明呼唤,
没有语言,只有哭声。”
叙事者必须诚实地审视自然,正如丁尼生在第55节中写的那样。在《悼念集》最知名的诗句中,丁尼生阐述的主题对达尔文而言至关重要(虽然该思想很可能并非丁尼生原创),同时也是对《悼念集》中叙事者无尽悲伤的嘲讽:为何自然一方面维持着物种的稳定,另一方面又允许个体的陨落及过早死亡的存在呢?
“上帝和自然处于冲突中,
大自然带来的是否都是噩梦,
她似乎只关心物种,
对个体的生命毫不在乎。
我到处探寻,
自然行动的奥秘,
发现在那五十颗种子里,
只有一颗能够长大成形。”
丁尼生由此进行了大范围的探寻求证。或许个体的死亡(如哈勒姆的死亡)总体而言有利于世界的永存:
“我伸展着伤残的信念之掌,摸索着,
收集着灰尘与谷壳,大声呼喊,
呼喊我心中的上帝,
模糊地相信世间依旧存在着希望。”
但丁尼生并非一个乐观的人,他在心里早已有了“了无希望”的答案。接下来便要说到《悼念集》中我最爱的一句诗了,丁尼生用一句与地质学相关的诗句开启了第56节。在第55节中,大自然嘲笑着观察自然的人,它告知世人,在漫漫时间长河中,甚至连“物种”都是必须死亡的。“一切皆会消逝”,短暂的苦痛证明,这世间没有什么是永恒稳定的:
“我应当关心物种吗?不!
在岩石和化石中,自然如此叫喊;
灭绝的物种成千上万,
我丝毫不在乎,一切即将结束。
你向我呼喊,请求我的仁慈,
我让万物生,也可让万物死,
灵魂仅仅意味着呼吸,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
我们终于说到了“腥牙血爪的大自然”这句诗。大自然或许会屠尽个体,最终抹去整个物种的存在,但人类依旧心存希望。大自然对个体的抹杀是否能够成就人类的高尚与灵魂的亘古不灭呢(虽然这个观点看上去有些矛盾)?丁尼生用了足足四行诗句来提出这个问题,接着他又兀自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并就此写出“腥牙血爪的大自然”这经典的意象。丁尼生甚至还在诗中斥责他笔下的叙事者,嘲讽他竟对贪婪的大自然报以如此幻想:
“人或许是自然最后创造的最美的作品,
人的眼中闪烁着光芒,
建立起用来祈祷的神堂,
将赞歌送上天堂。
他相信上帝即为仁慈,
他相信爱是上帝造物的法则,
全然不管腥牙血爪的大自然,
在反对着他的教义。
他曾为真理与正义而奋斗,
他也受过无尽的折磨,
他或许将被风所吹散,
他或许将会被掩埋在群山之下。”
在后面的诗篇中,叙事者渐渐走出了那浓厚的悲切,而在对地质历史进行层层推断的过程中,丁尼生也寻得了慰藉。在第118节的开篇,丁尼生写道:“请仔细审视时间的所有工作。”或许,过去的死亡预示了更美好的事物的降临:“但请相信,如今我们称为‘死物’的/在遥远的过去也曾鲜活地存在着/它们的逝去是为了更崇高的使命。”丁尼生笔下的地质学历史是这样的:“地球表面最早覆盖着一层流动的热气……直到人类的诞生……一个地位更高的物种。”在这一节的最后,丁尼生呼吁人类要更加奋进:“向上攀爬/摆脱兽性/让猿与虎死去。”(我认为,丁尼生此处所说的猿与虎是指人类心中代表着兽性的猿与虎,而非鼓励人们去狩猎!)
丁尼生以一首欢快的祝婚词作为《悼念集》的结尾(第131节)。在祝婚词中,丁尼生将主题重新引回历史的进步上,并将夫妻婚后产下的孩子的成长与物种的发展相比较:“生命摆脱了较低级的阶段/人类诞生/出生便会思考。”在整首诗的最后,主人翁从大自然中寻得安慰。这种情节在现代人看来未免有些矫揉造作,但《悼念集》中的主人翁之悲切如此深重而又绵长,我会尊重任何能让他在情感上寻得平静的理由(尽管整个理由不太能让人感到信服)。丁尼生认为,现代人正朝着更高层次的方向发展,在发展期间遭受的一切痛苦都能够推动人类的进步。哈勒姆便属于更高层次的人类,他只是过早出现于人世间罢了。
“不再与野兽相似,
正是因为我们的思想、爱与行为,
所有的希望以及苦难都是种子,
能够繁育出花朵与果实。
那个人曾与我一起踏足这个星球,
他是如此高贵,
在时机尚未成熟前便过早地降临,
他是我的朋友,现在他与上帝在一起。”
人们几乎总会弄错《悼念集》中关乎“自然”之篇章的思想源头,因为我们总会铭记敬重所谓的“赢家”,却自动忽略了事实—人们敬重的部分科学家,其观念从现代的角度来看是错误的。人们常常认为,丁尼生所持的生物学理论是一种“进化论”,并认为他的地质学理论追随的是赖尔的均变说。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鲁普克解释得十分清楚(任何充分了解英国18世纪地质学发展情况的人在阅读《悼念集》时应该都能明白),丁尼生在自然历史方面的观点承袭于两个截然不同的派别—革新论及18世纪早期的主流思想灾变论(丁尼生于剑桥大学求学期间曾拜师于伟大的哲学家与科学家威廉·惠威尔门下,惠威尔本人便支持灾变论,英文“catastrophist”一词便是惠威尔创造的—见文章13)。
在现代,很多人或许从未听说过巴克兰、塞奇威克、孔尼白等灾变论学家,但在丁尼生年轻时,这些人都是地质学界的大家。当时的灾变论学家认为,生物的演变实非进化,世界不断诞生更加完美的物种,历史便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定向发展的。而每隔一段时间,地球上便会出现一次大灾变,每逢灾变,必有物种灭绝。丁尼生常在诗句中直接引用这种观点。在第118节中,丁尼生在描写地球诞生之景时便引用了星云假说(从太阳分离出来的热气环在太空中相互融合,进而形成了地球—见文章3)。星云假说正是灾变论的核心理论(生命滚滚向前的历史之所以能够展开,地球冷却下来是关键所在),但赖尔并不认可星云假说。他认为,地球自始至终都处于恒温的状态中,而丁尼生则认为:“地球表面最早覆盖着一层流动的热气。”丁尼生笔下与物种灭绝有关的著名诗句(“自梯级悬崖开始……一切都会消逝”)正是在描写一场地球大灾变。在第56节的后半部分,丁尼生甚至在诗句中引用了他最喜欢的灾变论研究案例—白垩纪“海怪”(即鱼龙与蛇颈龙):“远古的巨龙/在泥沼中相互撕咬。”
由此看来,我们不能将丁尼生视为早期的进化论主义者。他在诗句中反复提及生命史的演进,而“生命的连续诞生推动生命历史的前进”这一观念正是灾变地质学说的主要特点。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前,人们已经大范围地讨论过一个问题—或许丁尼生确实赞同部分进化论的观点。或许丁尼生也认为,人类精神层面的演化史是逐渐且从未间断的。但《悼念集》中和生物学及地质学相关篇章的主要思想来源于灾变主义革新派别,而非达尔文后来提出的进化论。
有句老话说,每个时代的人阅读经典著作的方法截然不同,经典著作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能经受住众多不同的解读。与丁尼生处于同一时代的人认为,《悼念集》是本伟大的宗教诗集,诗文哀伤而悲切,是对无情又无理的死亡发起的一场拷问,阅读时宛如经历了一场重拾信心的艰难旅程。伟大的自由主义神学家查尔斯·金斯利是《水孩子》及《向西去啊!》的作者,同时也是赫胥黎的好友。他曾为《悼念集》写过一篇书评,并且评价颇高(这篇书评刊登于1850年9月出版的杂志《弗雷泽》中)。金斯利在书评中写道:“丁尼生是位沉着而又积极的基督教拥护者。”他还认为《悼念集》是“英格兰近两百年来最崇高的基督教诗歌……诗篇表达的是更加真挚的正统学说,因为本书是翻越了质疑的深渊才创造出来的”。
1936年,T.S.艾略特就《悼念集》写了一篇颇负盛名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对丁尼生的评价与金斯利截然相反。艾略特写道:“丁尼生是自弥尔顿之后,最善倾听的英国诗人。”艾略特赞同维多利亚时期人们对《悼念集》的主流的解读方式:“与丁尼生处于同一时代的人认为,《悼念集》的出现向人们渐渐消失的基督教信仰传递出希望与令人心安的信号。”随后,艾略特又出言反驳,从现代的角度支持《悼念集》中的宗教元素:
“我认为,《悼念集》理当被视为宗教诗歌,但我的理由与丁尼生同时代之人的理由不尽相同。《悼念集》之所以是宗教诗歌,不在于其中和宗教信仰相关的特性,而在于其发出质疑的特性。《悼念集》中的宗教信念内涵并不丰富,但它提出的质疑却给人带来强烈的体验……丁尼生似乎也和《悼念集》一起走到了精神发展的终极,他没有妥协,也没有做出任何决断。”
从一名完全单纯的读者的角度,我再次通读了整首诗。在重新阅读过程中,我的方式并非原创,而是当代人典型的阅读模式。我发现,对于哈勒姆的死亡及死亡的意义这两个关键性问题,全诗并未给出任何智力层面或哲学层面上的答案。整首诗充满了矛盾与游移不定,就像丁尼生对历史发展观点游移的态度一样(在诗集的前一部分,丁尼生不认为主人翁能从历史发展论中寻得安慰,但当他将哈勒姆视为一名过早出现的高层次人后,又接受主人翁确实能从中获得安慰的说法。)
在我看来,《悼念集》中对于深重的悲伤情绪的描写真实而绝妙,在阅读时,许多地方都能唤出我的泪水。你的挚爱年仅22岁便离开了人世,你遍寻解释而不得,内心的悲痛也得不到调和,留给你的只有悲伤。基本上,除了等待以外,你别无他法。漫长的情感疗伤阶段就此开始,我认为,我们内心深处固有的某些东西或许会在这漫长的疗伤过程中消失殆尽。如果你成功摆脱了悲伤,不再夜以继日地沉湎于绝望悲痛,最终,你会重建自己的生活。虽然你没有找到这件事为何会发生的答案,但你接受了现实,因为这就是现实,你必须接受,最终你将放下悲痛,生活还要继续。对于我来说,《悼念集》就是一场探究绵长之悲伤的征途。对于《悼念集》,我更惊讶于丁尼生花费了17年的时间,随性地创造出了131节诗篇,而串起这131节诗的线索又如此真实、自然,整首诗简直就是一本关于悲伤的备忘录。丁尼生是如何完美地捕捉记录下这一系列情感变化的?他又是如何将愤怒、绝望、空虚、寻觅答案、寻得暂时性安慰的狂喜(第106节:“敲响吧!疯狂的钟!响彻那狂野的天空!”)、意志再度消沉及在没有得到最终答案的情况下认命接受现实等一系列感情整合在一起的?
除此之外,我还很欣赏丁尼生在对待科学与人类价值观的关系上的态度,我相信他在对待二者之关系上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态度在现今这个时代依旧重要(甚至可能变得更加重要)。《悼念集》的主人翁通过多种途径探寻答案,而科学显然也在其列。丁尼生展现了自然的数种不同的特征,某些特征自相矛盾—比如大自然的腥牙血爪,大自然是所有物种的死亡之地,却也是一个经由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场所。但丁尼生不认为大自然的不同特征能够作为他对道德及情感之探寻的答案。
显而易见,主人翁肯定会拒绝将包括科学在内的任何客观原因作为解答自身痛苦的答案,外在的知识又怎么能消除人内心的痛苦呢?但丁尼生进一步解释道,从原则上来看,科学无法为关乎生命意义的道德问题提供答案。丁尼生是科学的拥护者,而不是贬低科学的外行人。丁尼生赞叹科学的力量,它帮助人们建立起串联全球的铁路网络,让人民能够填饱肚子,解答了经验主义曾就宇宙提出的许多问题。但丁尼生知道,科学无法解释,为何人会在如此年轻时便踏入死亡的国度,也无法教会悲伤的爱人如何缓解自己的伤痛。
丁尼生坚持认为,科学与道德的知识当分离开来。他表示(这是丁尼生的儿子透露的,丁尼生将他的儿子起名为哈勒姆—无疑为这个悲伤的故事更添一层哀伤):
“我们不应该从自然或世界中寻得缓解悲伤的信念。如果单独审视自然,我们会发现自然中充满了完美与不完美。自然告诉我们,上帝是疾病,是凶杀,是掠夺。我们只能从自身,从我们内心最崇高的地方寻得缓解悲痛的信念。”
《悼念集》也蕴含了丁尼生的这种思想。在第3节中,丁尼生曾仔细思考过,最终拒绝将自然视为道德指南的源头(“我内心天生的善良”):
“我难道应当如此盲目地接受,
拥抱她,将她视作我天生的善良吗?
还是应当在我心灵的入口,
如同血腥的罪恶,将其粉碎?”
在后来的第120节,丁尼生认为,“人类的本质便是我们的肉身”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想,人类可不仅仅只有脑子/多么有魅力的笑柄。”之后,丁尼生又用一个绝妙的对句,承认科学或许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的,但科学并不能对人类伦理道德上的斗争做出任何指导:“让科学来证明我们是谁/还有/科学对人类又有何意义?”
厘清问题的正确逻辑并不能保证你能寻得答案。丁尼生认为人们在探寻道德与伦理时应当将科学因素分离出去,这一点我接受。但现代人很少有人能对丁尼生的这种说法感到满意,特别是他在尝试摆脱哈勒姆之死带来的痛苦时使用的方法。根据丁尼生自己的言论及其朋友的回忆,我们能够了解到,丁尼生痴迷于人类死后灵魂的归属问题。赫胥黎与丁尼生进行过寥寥几次长谈,在其中一次长谈结束后,赫胥黎说:“丁尼生狂热探究的数个信条中,不朽是其中一个。”丁尼生自己也曾说过:“基督教中最核心的观点便是人类死后依旧有灵魂。”《悼念集》由此得到了精神层面上的结论,丁尼生起初质疑宗教,最后又坚信,在他死后,他终将与哈勒姆再次于天堂相遇,为此,丁尼生开始庆祝这段心灵的历程。至少对于现代的读者来说,丁尼生用来结束悲痛的理由实在没有信服力。
“我这自身暗淡的生命当教会我,
生命将永存,
否则地球的核心便只有一片黑暗,
充满灰与尘。”
此外,所谓灵魂的不朽必须是针对个人而言的。将哈勒姆的灵魂融入普世的善中是远远不够的:“当我们相遇时/我当能认出他/我们将一同参加那永不散去的盛宴/分享彼此的美德。”
丁尼生个人消除悲痛的方法并没有违反此前“科学与伦理道德应当分离”的原则。事实上,丁尼生对科学与伦理道德均报以尊重,他知道“美好的生活”或许是陈词滥调,但人们不正是在追求“美好的生活”吗?而想要得到“美好的生活”,科学与伦理道德的融合是必不可少的。赫胥黎的世界与丁尼生的世界是全然不同的(赫胥黎和丁尼生一样,认为在合理的生命中,科学与道德同样重要,但两者必须分离开来。详见赫胥黎著名的作品—《进化论与伦理学》)。丁尼生认为“美好生活”的两个源泉便是知识与尊严,具体表现为个人的理智与灵魂:
“让知识越积越多,
但尊严也当长居于人们的心中;
理智与灵魂和谐相处,
如以往一样,两者共谱一曲美好的乐章。”